周惠，江苏灌南人。曾任湖南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1978年，时任交通部副部长时受华国锋同志的派遣，来内蒙古接替军管领导人尤太忠，出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履职初期，在纠正文革中的极“左”错误方面试图有所作为。但不久，缺乏民主制度的环境和本人的政客本性，暴露出其专横跋扈、见风使舵的投机作风，制造出滕海清挖“内人党”后的又一起大冤案，将内蒙古再一次推向了冤假错案的深渊。
学生事件时期的周惠秘书、后来窜升至新华社社长的田聪明，在周惠死后的2005年，以新华社社长之大笔憔泪著文，发表在《百年潮》杂志上。文中表周惠庐山会议上的求实精神，更歌颂他从内蒙古实际出发……云云，字里行间传递出其在内蒙古的施政是针对或抵制胡耀邦主持制定的西藏问题31号文件之信息。显然，周惠当时已闻出了胡耀邦被排挤的气味，见风使舵之嫌。这是他的拿手作法。
《新湖南报》出版的一本紫红色厚书专门控诉周惠任湖南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时大打出手，创全国报界打右派记录的恶行。书中王澍白、朱九思等当事者揭穿周惠在庐山会议上的丑态和湖南工作期间所做的“亏心事”。其中《反思历史还要反思自我》的文章中写道，1957年反右时，第一书记周小舟“思之再三，只有退避”；而周惠则赤膊上阵，带着个人成见，在《新湖南报》145名编辑记者中打出54名右派。1959年周惠从庐山回来，召集“反党右派集团”的要犯，勒令他们写揭发周小舟的材料。他训话：“你们都是右派，是彭、黄、张、周的墙角，我要挖他们的墙角……”说到得意之时，双脚蹬在沙发上说：“我和周小舟斗了好几年。他学得乌龟法，在常委会上慢慢伸出头来，我就敲他一下。现在好了，从高处跌下来，连乌龟壳都打碎了”。
当彭德怀事件平反以后，他却摇身一变，把自己说成“军事俱乐部”成员，受“反右”之害架势自我吹嘘开来。
当年在庐山会议上，周惠通过拥毛和反咬同伙立功，才得以使毛泽东从“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名单中把他名字删掉，免遭被打倒。仅从这一点上来讲，毛泽东就已是周惠的恩人了。不料，拨乱反正时期，他在内蒙古看风向有变，就带头搞起了“非毛化”，指令砸毁不少毛泽东塑像。他是托老熟人华国锋主席的关系来内蒙古当书记的。因此，一到内蒙古就说他是“英明领袖华主席派来的”，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不久华国锋失势，他又是另一副面孔，大骂华国锋：“他妈的，他是个什么东西，他是个造反派”。可见周惠其人的风派品质和有奶便是娘的政客作风。
在内蒙古学生事件中，周惠的所作所为也充分暴露出他的政治投机的恶劣行径。
（一）“盲流”问题在内蒙古是个老大难问题。周惠刚来内蒙古，在各盟、旗调查、巡视中了解到这一情况，非常气愤，把它称之为牧区“三大灾难”之一，明确表态赶走盲流。
在那些饥荒年代，盲流人员从内地流向边境地区是普遍现象。当时黑龙江省强行驱赶二十多万盲流，被1980年10月号大《内参》上报道叫好。
在这种氛围下，锡盟盟委根据周惠指示和有关规定，将民愤大，有罪行的盲流遣返几个，以期造成“堵”盲流的声势。为了顺利遣返回籍并妥善安置，当地政府给被遣返者提供钱粮、耕马、路费，并用汽车送，可谓负责到了家。不料，在上述所提到的，有个叫冯玉根的盲流，扬言中央有他宗亲大干部，要去上告。果然他的“宗亲大干部”——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得到他的告状，便向周惠转来内蒙古“反汉排外”、“驱赶汉人”的信件。周惠出于私心，将自己讲过的“清理盲流如有问题，区党委承担责任”的话也不算数，解脱自己，把责任诿过他人。如果他稍有正义感和对事负责精神，就正面解释盲流人员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情况就不会180度转弯，也不至于盲流问题上引起蒙古民众的怨恨。
（二）28号文件精神引起内蒙古的动荡，大学蒙古族学生代表到自治区党委请愿，请周惠解释28号文件，直至发展到大型示威游行。在整个过程中，周惠躲避与学生正面接触，把接触学生和解决问题的工作全推给第二书记廷懋、副书记云世英、党委秘书长宝音图等人。这些人为了维护党委第一把手周惠定的调子，说些言不由衷的话，成了学生的直接对立面，最后还被周惠怀疑成学生后台，一一被排挤掉领导岗位，真是两头收了窝囊气。这里固然有“民族问题由民族干部出来说话”的潜规则，更重要的是周惠开始拿不准这次事件的性质及发展结果，又不敢面对现实。自治区首府发生这么大事件，他却到各旗县悠哉“巡视”。
9月10日上午周惠从乌盟凉城回到呼和浩特，晚上又坐火车去张家口参观华北军事演习。对此，廷懋事后埋怨：“学生闹起来之后，他要去看军事演习。他是兼职政委，不是军事干部，可以不去，他要去嘛！然后他又跑到昭盟去开盟市委书记会，跟我招呼也不打。”
周惠虽然貌似在下面转悠，其实一直背着廷懋等人遥控指挥其可靠“属下”收集各种传单呈送他。其间又亲自去找胡耀邦总书记报告说，内蒙古学生闹事反28号文件的行动是乌兰夫派云北峰去煽动起来的，学生闹起来之后又派他女儿出现在内蒙古大学校园里。学生出面闹事，幕后有民族分裂集团在操纵。胡耀邦找乌兰夫谈话，并汇报到军委主席邓小平，而邓指示：“乌兰夫这面民族旗帜还是要保的。我相信延安派，不相信挎洋刀的”。11月5日，胡耀邦对内蒙古学生事件做出批示：“对内蒙上访的，要采取严厉的立场，并限期离京，不能采取含含糊糊的软弱态度。这同新疆的民族纠纷不同。否则，我们要上当。”周惠听到中央的这个明确定性表态，吃了定心丸，像打了兴奋剂一样振作起来，于11月6日回到呼和浩特，11月7日召开常委扩大会，传达总书记对学生事件的批示，然后公布了他从赤峰会议带回来的“反动”传单。他接着讲“学生幕后有个庞大的民族分裂集团，有组织、宣传、理论和情报班子”，学生事件是“反革命民族分裂事件”。但他又不敢把矛头直指乌兰夫，又想找出一部分人，出出几个月以来的恶气。
（三）学生事件暴发之初周惠如果听取廷懋、宝音图等蒙古族干部的意见，与学生接触，解释其中的认识差异，完全能缓和解决问题。然而他，一是回避问题；二是摆官架子，说什么“接见学生高看他们了，他们会更闹的厉害”等；三是，想尽办法将学生的注意力和火力转向中央，从而得到中央对他的认可。学生事件发生后，决定以政府名义发布《关于人口管理问题的指示》，刊登在内蒙古日报九月二十九日头版头条这个作法就是矛盾上交，转移火力的毒辣手段。其中制定和下发《21号传真电报》是事件升级的关键。
《21号传真电报》中给学生扣上了“对抗党中央，严重违背了党和国家的民主和法制”的帽子，还杀气腾腾地规定“对于已经出现的传单要立即收缴登记，并抓紧查明究竟，速报上级。对于重大谣言必须抓紧查清，视情节轻重严肃处理”，“今后决不允许搞‘四大’。不许任何形式的串连，不许张贴大字报、大标语，不许散发传单、海报。已经发现要立即制止。大字报、大标语要取掉，传单要收缴。对进行这类活动的人员要进行劝阻登记，并通知所在单位领导进行教育。不听劝阻和无理取闹的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各级党政机关、学校、群众团体及企业单位不许为印发传单提供纸张、打印机、油印机、印刷机等，否则一定要严格查究”等，为此后报复算账埋下伏笔。
其实，周惠一开始就对学生事件抱有敌对态度，用强硬手段，甚至试图武力镇压。学生刚开始请愿、上街游行时，周惠就主张抓人和镇压。党委书记办公会研究问题时，其秘书田聪明从一旁站起来，疾言历色叫喊“闹的甚！把带头的几个抓起来……”。看其气势与滕海清的秘书陈晓庄相比，毫无逊色。廷懋回过头对他说“不能抓，抓了反而把事闹大。你没听他们汇报，领头的学生把牙具袋都背着哪，他们叫你抓，好当英雄哪！只能疏导……”。这种场合副书记云世英不表态，具体操作学生工作的秘书长宝音图又无所适从。这样，周惠的主张成了孤立。后来他在赤峰召开盟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又指示哲里木盟委书记阿拉坦敖其尔，叫他把呼和浩特大专院校派人到哲盟串连的那几名学生抓起来。阿拉坦敖其尔认为“看学生群众劲头儿，现在抓了更会激化矛盾，火上浇油。而且是上边去的，盟里不好动手，抓也要由自治区去人抓”。由此看出周惠的武夫暴政心态。
四）周惠把学生事件定性为“民族分裂”的“反革命”事件。他为了找出符合上述结论的“罪证”，查出学生事件幕后策划指挥的“地下黑司令部”、“庞大的民族分裂集团”，采取了各种非法手段。
首先成立了所谓的《政工组》。一开始还装模作样由云世英、宝音图、寒峰、石林等人参与领导。不久周惠说：“宝音图主要抓办公厅工作，别插手政工组工作”，支开了。到了中后期云世英、寒峰也成了摆设，全由田聪明做主，采用秘密跟踪、安插密探、引诱告密等方式，和从前国民党特务的行为颇为相似。他抽调新的人员到各个学校、单位明察暗访，收集情报，探听学生的动向，特别是学生幕后的支持者。这样的做法当然引起众人的不满和议论。有一次党委政研室的周某某在走廊里跟政工组的熟人耿某某聊天说：“外面人们议论，说你们政工组是《滕二办》”。把周惠组建的《政工组》比作挖肃时期臭名昭著的《滕海清办公室》，那还了得？把周某某软禁新城宾馆一周，追查谁说的，党委内部有没有后台？对此，周惠还很得意地说：“这回从窝子里追了一下……”。
其次，在公安厅成立了叫“01”的专案组，作为另一个调查班子。周惠先是指定公安厅长伍彤来负责这项工作，但伍彤不愿意干，推给了副厅长刘志忠，并叫
“01”专案组。周惠交待：要挖出学生后面的民族分裂集团和老民族分裂分子，要以侦破传单为突破口，深入调查，查出学生后台。这个专案组里象征性地让少数民族干部叶希道尔吉副厅长担任了副组长。
田聪明指挥的“政工组”
10月21日下午，内蒙古党委为避免出现被蒙古族学生质问而难以收场的局面，背弃原先要到各大院校给蒙古族学生解答疑问的承诺，改在内蒙古体育馆召开六千人的高等院校师生大会。这本该由周惠主讲的场合，他却简单说几句，由廷懋宣讲中央28号文件和内蒙古党委21号传真电报。会场主席台对面，北台方块是由主管会务的秘书长宝音图安排给蒙生留的。可是“政工组”负责人田聪明暗中通知会场附近的内蒙古医学院，组织动员了几千名汉族学生提前进场，占据了这个方块。等到远道而来、真正要求解答疑问的蒙古族学生进场时，会场座位已满，他们大部分被拥堵在会场外和通道上。这时廷懋的宣讲已经开始。白燎原等蒙古族学生代表向会议主席台递交了要求澄清诬蔑学生的传真电报的请愿书。会议主持人斥责蒙古族学生破坏会场纪律，而田聪明有意安排的汉族学生们有组织、有准备、有领头的做策应，以维护会场秩序名义呼口号、起哄助威。在这种对立状态下，蒙古族学生愤而退场，上街游行。
在激烈的政治风波中，往往出现揣摩领导意图的投机人物。几个院校个别领导人串通后向周惠告廷懋，提出“不怕学生闹事，就怕党委动摇”的建议，还捏造出了所谓学生后台黑七人名单。
在学生事件期间，田聪明把刚从黑龙江齐齐哈尔师范学院毕业、会蒙文蒙语的一名学生留在“政工组”，交代给他的任务就是到各大院校去搞情报，然后直接向他汇报。这个年轻人在周惠、田聪明离开内蒙古之后，向所在单位政研组领导人“自首”，说他给田聪明当了特务，干了坏事。田聪明还向自治区机关工委宣传处长李某某部署，观察搜集宝音图（当时已被调离秘书长位置）动态，向他报告。
在周惠、田聪明时期，凡在学生事件中送过情报的人，都得到相应的回报，有了提升官职的机会。1983年“政工组”收摊关门时，田聪明将其命名为“民族团结的模范先进单位”，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五）发现28号文件存在的问题，并派云北峰到呼和浩特通气的是乌兰夫。周惠的讲话验证了这一点。
28号文件传达后，自治区第二书记廷懋曾说过：“这实际上是周惠一个人的汇报！”
自治区政协主席奎璧在大小会上气愤地讲“什么自治，不堵盲流就不是自治区”，“这文件不符合内蒙古实际，请中央收回！”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长克力更召开人口问题座谈会，讨论研究阻止盲流问题。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院长浩帆广发议论：“什么自治啊！自主权啊!什么都没有了，内地汉人多得无法生活就来内蒙呗!这回不用再研究什么自治了!”。
其中冲锋陷阵的当属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森老人。他在会议上讲的不赞成28号文件的意见没被当回事，于是在办公楼前的蒙古包里请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室主任茂敖海，流着眼泪对他说：“28号文件把我们老蒙古欺负苦了”，“你这个民族理论专家要评它呀!”茂敖海从容表示“是要评一评”。李森当场指定民委干部王见喜负责联络各方工作。对于这个情节，国家民委《民族团结》杂志社编审斯热歌记忆犹新。她利用工作职务便利，连续写了两份内参，反映对28号文件的反应和学生事件的萌芽，递送到国家民委。当时的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亲自将稿件中李森、克力更等具体人员的名字删减后转送给有关部门。这都有案可查。
周惠追查“学生幕后的庞大的民族分裂集团”时，李森老人直接找周惠说：“你不要查了，学生后台就是我！我请茂敖海写的‘评八条’。我派王见喜散发传单的……”
周惠查了几年查出了什么？事后他在一次领导层会上，有气无力，哼哼哈哈地作了结论：“延安来的老同志，老糊涂了，算了……”。
周惠说：“学生闹事是由乌兰夫煽动的”。可是，由于中央表态要保乌兰夫，他奈何不得，触动李森等德高望重的前辈，会惹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他只能把砍刀指向他所不满的中、高层其他蒙古族干部和更弱势地位的学生及基层群众。这又一次证明周惠的政治品质。
（六）1984年夏，以自治区政府名义召开了“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学习和使用蒙古语文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会议讲话都配备了两种语言、文字的传达。先由周惠等三位领导讲话，作了蒙语翻译；人大主任巴图巴根作主题报告，先用蒙古语讲段话。因为，与会者多数是蒙古族干部、知识分子和学生，所以掌声特别热烈、持久。对此周惠嫉妒惊恐，会议结束不参加与会者集体合影就领着田聪明离开，请都请不来。晚宴上中央民委代表团副团长李鸿范用蒙古语发言，引起好多人围聚倾听，欢迎鼓掌。这事传到周惠耳朵，他就下令调查：“讲了什么内容？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
这样一个心胸的人，如此怀疑民族干部，在内蒙古担任第一把手，独断专横七年之多，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什么后果，可想而知。他是内蒙古的真正制造麻烦者。
(Source: inter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