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1日星期六

内蒙古“拒考事件”折射“官僚冷漠”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呼和浩特1月6日电(记者贾立君)今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一位考生因持临时身份证,在呼和浩特市某考点被监考人员拒在门外。临时身份证该不该被拒,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拒考事件”折射出的“官僚冷漠”,着实令人心寒。
  之前,这位被拒考生因身份证丢失,特意去公安机关办理了户籍证明,以及有效期限至2014年2月28日的临时二代身份证。4日上午,顺利参加首场考试,下午提前赶到考点准备参加第二科目考试时,被监考人员以“临时身份证不符合要求”的理由拒之门外,从而中途被迫痛失良机。
  为何上午参加考试符合要求,下午却“苦苦哀求”不准入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居民身份证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临时居民身份证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法律效力”;第十四条规定,“公民从事有关活动,需要证明身份的,有权使用临时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拒绝。”这表明,持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参加考试,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
  尽管准考证上的“考生须知”要求,“考生凭准考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入场。但并未说“必须是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也没强调“持有临时身份证不准参加考试”。大门入口处也未设可以扫描带有电子芯片的二代身份证微机确认系统,查验考生身份依然靠人工作业。
  考场监考人员教条地只认“第二代身份证”,不认临时身份证,显然是典型的形式主义;而上级考试中心的值班领导接到考生电话反映问题,又没有及时处理问题,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思想在作祟;主考方负责人和监考人员,发现有争议的突发情况,没有从考生角度考虑和解决问题,暴露出人文关怀的缺失。
  其实,监考人员完全可以先让其参加考试,事后若查出作弊行为或确实违反规定,再按考试监督程序取消其成绩也不迟。再者,考试期间,各地都应当设有应急领导小组,可以启动应急预案处理突发情况,甚至可以为考生开启“绿色通道”,先保证其顺利参加考试。而内蒙古相关考场的做法,却致使这名考生痛失良机、败在考场之外。
  “拒考事件”不仅表现在相关部门剥夺“临时身份证法律效力”的无知,从中折射出的“官僚冷漠”,更令公众感到愤怒和悲哀。

2014年1月10日星期五

房价跌至3折 鄂尔多斯“鬼城”崩盘

来源:中国企业报

图 
  身处风暴边缘的鄂尔多斯(600295,股吧),正遭遇着与温州版本不同的地产借贷恐慌。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一条爆料信息:鄂尔多斯新城康巴什楼市全面崩盘!据一位长期生活在鄂尔多斯的人士透露:继高利贷危机之后,康巴什楼市大面积降价,从去年的均价10000元暴跌至现在3000多元。
  以当地“金信翰林苑”项目为例,其二手房价此前都在10000元左右,而现在市价仅3750元。消息人士还详列了康巴什多个楼盘的价格。
  “房子卖不出去,开发商扛不住了。”上述该消息人士说。
  因为从银行无法获得贷款,从民间借高息借款进行房地产开发是鄂尔多斯许多房地产商的通行做法。
  “几乎所有的高利贷都和房地产有关。”鄂尔多斯当地一名企业家告诉记者,“前段时间中富公司的事情是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危机的典型代表。”
  新城却是空城
  康巴什新区位于鄂尔多斯中南部,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腹地,距东胜25公里、阿镇3公里,与东胜区、伊金霍洛旗的阿镇共同组成鄂尔多斯市城市核心区,是鄂尔多斯新的政治文化中心、金融中心、科研教育中心和装备制造基地、轿车制造业基地。
  2004年以前,那时的整个鄂尔多斯一度是内蒙古最为贫困的地区,而康巴什还是片荒漠,只有两个小村庄,不到1400人。
  直到有一天,这里发现了四大“宝贝”:特有的阿尔巴斯白山羊绒被誉为软黄金;煤炭探明储量1676亿吨,占全国总量的1/6,鄂尔多斯如今是中国产煤第一大市;稀土储量65亿吨;天然气探明储量8000多亿立方米,占全国总储量的1/3。
  2007年年底,中国城市竞争发展力排名显示:鄂尔多斯增长竞争力全国第一;人均GDP1.0451万美元,超过北京、上海。手中有了钱,政府便开始拓建新的城市发展空间。2004年,政府在荒漠中开始兴建新区,建设总投资达50多亿元。
  康巴什新区在规划的设计上,采用开放的思维,大范围选择国内外具有优秀业绩的甲级规划设计单位,邀请来自中国工程院、建设部、同济大学等机构资深专家评审把关,编制完成各层次规划,形成了完整配套的规划体系。
  新区城市建设坚持舒展、生态、宜居的思想,充分体现地域特色、民族风貌,草原文化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结合逶迤起伏、依山傍水的地形,突出了城市唯一性。
  据康巴什新区政府网站数据:截至今年6月18日,康巴什地上项目总建筑面积322万平方米,预计到2011年年底,新区本年新增竣工面积达到350万平方米,总竣工面积672万平方米。
  然而,空旷的大街上几乎没有人,仿佛刚刚经历过巨大的灾难。
  按规划,康巴什新区二期建设为70平方公里,包括县(乡)在内的康巴什总体面积为352平方公里。
  康巴什新城里,高楼鳞次栉比,居住人口却相对稀少,曾被媒体冠以“鬼城”名号,但现在,这座新城仍是“空城”。
  据了解,老城区东胜23平方公里上拥挤着30万人,康巴什新区就是为百姓投资建设的,面积达32平方公里。目前,据2009年8月出版的《康巴什》季刊统计:新区人口情况2008年为28000人,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为2.86万人。
  康巴什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曾向媒体表示,二期建设并不是此前媒体报道的352平方公里,而是70平方公里;其中只有10%是建设用地,其余90%是绿地和公园用地,“352平方公里是包括县 (乡)在内的康巴什总体面积。”
  即使是总体面积,352平方公里相比新区一期的32平方公里,亦将是目前规模的10多倍。
  房地产泡沫典型案例
  “煤矿稀土最富有”是鄂尔多斯留给人们最多的想象,即使去过鄂尔多斯的人也差不多是这种印象,然而没有人真正能够看得懂鄂尔多斯,这是所有来到此地的人对鄂尔多斯房地产市场的评价。
  据当地媒体报道,全市共有房地产企业442家,几乎每家能源企业都有房地产开发业务,“在鄂尔多斯做房地产业务的公司很正常,相反,不做房地产业务的公司就不正常了。”一位知情者说。
  房子卖不出去,同时,加上外地房地产商也不断进入鄂尔多斯。滞销之中,房价纷纷下跌,降价成为许多房地产商的选择。
  据一名长期观察鄂尔多斯房地产人士说,今年以来,房地产早已有价无市,打折促销不断。“最典型的是绿城项目。”当地一位长期观察房产的人士刘先生说。
  刘先生告诉记者,2006年,鄂尔多斯房地产的均价在1200元每平方米左右,到2007年时均价达到5000多元。2009年,房价再次大幅上涨,达到7000到8000元每平方米;2010年房价小幅上涨,普遍涨幅为600到700元每平方米。“当时,一些高档住宅或商业地产售价已达到2万到3万每平方米”。
  由于地产供给过剩,加之配套设施不完备,这里就少有人住,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老城区东胜。政府投资了那么多的钱,但是百姓不需要,康巴什这座空城已经成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最佳展品”。
  美国《时代》周刊2010年4月5日发表文章,原题为《鬼城》。没有比这个问题更让众多经济学家、投资者和银行家们夜不能寐的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充斥着泡沫吗?
  多年来,中国各地上马大量房地产项目,吸引了私人及公司的购买者。随着房价持续上涨,更多投资者变成投机者,他们买入崭新房屋只有一个目的,等高价时抛出。
  自美国房地产业崩盘变成全球经济衰退催化剂以来,很多人士担心这一幕在中国重演将是灾难性的。事实上,供给过剩的证据到处都是。
  在北京,一幢幢商业楼盘空置着。但如果深入中国内地,会有更加怪异的情景让人无法乐观:为数百万居民建造的城市耸立着,却成为了一座“鬼城”。
  最初为100万人居住、生活和娱乐而设计的这个地方却几乎没有人居住。只有几辆汽车驶过多车道公路,白天有些政府办公室开门办公。偶尔出现的行人,看起来就像幻觉,孤独地沿着人行道走着,仿佛恐怖电影中大灾难过后的一名幸存者。
  尽管“鬼城”康巴什震惊了不少人,但还是希望这是中国一个最特殊的例子,但愿别成为中国的一个普通缩影。 

2014年1月8日星期三

为争取土地所有权奔波的克什克腾旗牧民被政府以诈骗罪起诉

克什克腾旗牧民,当地老百姓去年选出的嘎查长,带领老百姓讨回林业,外地公司,铁矿等多家单位侵占的草场。去年夏天被捕,当地检察院以诈骗政府数额特别巨大起诉。

原题目“维权村长闫军被诉案,背景资料”

按照现在“体制内”、“体制外”的划分,林业是体制内的,牧业是体制外的。相对而言,牧民没有组织,没有靠山,是弱势群体,为自己的权益奋斗更加艰难。但是也有牧民进行了这方面尝试。
克什克腾旗吉日嘎查土地72万亩,挨着黄岗梁和白音敖包两个林场。这两个林场都是50年代进入克什克腾旗的。首先进入的是防火队,防火队进入后,开始养牲畜。当时防火队没有自己的草牧场,牲畜草料不够时,他们要向牧民买草。后来林场建立以后,开始阶段,没有明确的土地范围,只是模糊地规定,生长森林的地方归林场管,不长树的地方牧民使用。从那时起,牧民逐渐放弃在林区放牧。
吉日嘎查的草场中间有一道山梁,游牧的时候,牧民每年春天般到山梁东边出场,冬天回到山梁的西边的冬草场。到了八十年代,当地开始推行定居放牧,定居放牧以后,吉日嘎查在山梁的西边建立了定居点。由于当地的水草条件很好,牧民多年没有再去山梁的东边出场。随着时间推移,十几年后,1999年,定居点附近草场退化已经比较严重了,牧民饲草料不足,于是到山梁的东边去打草。这时牧民发现,山梁下的草场上已经种上了大片的人工林。而林业部门称他们已经办理了林权证,不允许牧民到这边来打草。在以后的几年里,牧民开始向林场买草放牧,这让牧民感到非常不平衡。林场用挖掘机钩断了翻越山梁的道路,使牧民无法翻过山梁出场或打草,只能沿林场设有岗哨的柏油路进去这个地区。
黄岗梁林场和白音敖包林场两个林场圈占的土地面积总计近50万亩,占整个嘎查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二。99年起,牧民开始向政府反映此事,并且在打草时和林场工人发生械斗。
2008年吉日嘎查牧民闫军从农电系统辞职回来放牧。发现出去20年,老百姓生活一年不如一年了,这个原因就是一个就是天旱,再一个就是可利用的草场面积越来越少,嘎查的大片土地被林业给占了。他想:“为啥咱们自己不找政府,通过政府渠道把这个地方给拿回来呢?”他和牧民百姓商量这件事,老百姓都觉得这个事儿是不可能的事儿,是拿不回来的。从08年开始,闫军就自己出钱,让老百姓跟他一起申冤。他和村民们约定,如果赢了,村民或者把他出的费用补给他,或者把要回的土地给一块让他经营,如果输了的话,自己认了。这些年他们人大、政府、法院都找过,取得了一点点成果。
“过去老百姓找乡政府,也找旗政府,去找一次,人家一驳回,这个事儿就绕回来了,没人坚持这件事。我们现在坚持这都三年多了,这才刚出现在这样一个不太满意的结果,假使不坚持呢?你找两天不找了,政府谁在后面跟着你管你的事儿呀?就给你扔下了。”
从08年到2011,闫军共垫进去40多万,主要是车钱、旅店钱、饭钱,闫军相信这个官司能赢:“我就以为这么大的事儿肯定是能成了,能赢了,所以不害怕,总有赢的那一天。很多人都害怕了,说是赢了是成了,赢不了呢?他们害怕这个,所以不坚持。”
通过牧民不懈的努力,林场这两年在谷地中造林停止了,也允许牧民拉草,今年黄岗梁林场正式承认其中的11万亩土地是牧民的。另外嘎查里还有被一个外来的中人公司占据8000亩土地,牧民也通过法律途径证明占地合同失效,准备收回土地。
闫军带我们看了植树造林区。造林的主要树种是落叶松和樟子松,以落叶松为主。当地的天然林长在山的阴坡,树种丰富,针叶阔叶混交,但是人工林种在山脚的平地,全部是落叶松树种单一,整齐划一。有成林的,也有相当一部份没有成林。地面上有很深的沟槽,拨开草,里面有种了五年左右的小松树,还没有长出沟。两年前,林场最后一次开沟种树,开沟使用的是大型耕犁,勾了4000多亩,和农耕一样破坏表土和地表植被。在牧民的强烈反对下,林场没有在这个沟里撒种。
2011年夏天,林场承认山间的草场是牧民的土地,但是,在他们提供的地图上,这个地区标记为天然林、人工林、湿地,留下的草场面积极小。牧民用GPS重新测量了天然林的面积,又测量了人工林的坐标,自己标出来一个地图,两张地图差别巨大,从图上目测看,应归还的草场面积相差在3-5倍之间。牧民仍在进一步与林业交涉之中。
闫军在村民的蒙古包中对比林业提供的地图和他带领牧民用GPS测量的草场边界
闫军说,要回林间草地是第一步,而后他们要确定嘎查的土地所有权,土地权利确定后,再确定上面的人工林的权属,树既然是林场种的林场当然应该有收益,但土地是嘎查的,所以要和林场协商利益分成的方式。
全文《内蒙古的森林和草原——手心手背不一样》: http://user.qzone.qq.com/908707923/infocenter?ptsig=2HsR8ua1-31RrTD7rL7c-9rpEarWdelu*eKpXXisu5o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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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因土壤污染失去大片良田

黄安伟

湖南衡阳,一名农民在制铅厂的阴影笼罩下劳作着,学者们说湖南的土壤污染问题格外严重。
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湖南衡阳,一名农民在制铅厂的阴影笼罩下劳作着,学者们说湖南的土壤污染问题格外严重。
 
中国陈家湾——在中国,从农田到餐桌的过程始于像陈家湾这样处于农业中心区的村庄。葛松青(Ge Songqing,音译)和邻居地里长出的农作物,最后不是进了他们的厨房,就是送到本地市场,然后再从那里运输到其他省份。这些是中国烹饪中用到的主要作物:大米、白菜、胡萝卜、萝卜和红薯。
但他们的农田被工厂环绕,灌溉使用的是工业废料污染的水。这里的废水中有毒重金属的水平是全国最高的,居民担心土壤也遭受了类似的污染。虽然没有科学证据,但他们怀疑接连发生的癌症死亡事件跟这种污染有关,而且儿童血液中的铅水平也让他们担心。
 
“我当然害怕了,”60多岁的葛松青指着农田附近的烟囱以及水质污浊、长满藻类的灌溉沟渠说,她和孙女以及当过兵的孙女婿同住的房子周围都是这种沟渠。“但我们没有做过体检。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患上癌症,只会给孩子们添负担。”
随着中国对环境严重恶化的意识不断提高,在过去一年里,对于农业中心区的土壤污染及其对食物链的潜在影响,普通中国人和一些官员的焦虑感急剧增加。近年来,政府已经进行对中国各地的土壤进行了大范围检测,但却拒绝公布调查结果,这不仅加剧了人们的恐惧,也让普通中国人更难判断自己吃的究竟是什么,更难识别出存在违规的工厂了。
本周一,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略微透露了一点官方调查结果,数字非常惊人。他在北京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有5000万亩耕地已经受到中重度污染而“不宜耕种”了,面积相当于美国的马里兰州。
今年5月,一个危险信号从遥远的南方传来:广东省的官员说他们从市场、餐馆和仓库中发现了155批次的镉含量超标大米。其中89批次来自湖南,葛松青的农田所在的省份。
这份报告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恐慌。今年6月,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发表社论说,“土壤重金属污染侵蚀了国家粮食安全基础,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公共健康危害问题。”
中国环境保护部今年发行的一本书称,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六分之一。这本书名为《土壤污染与人体健康》,它写道,每年收获的农作物中,有逾1300万吨被重金属污染,约9万公顷农田受到农药影响。
但政府一直拒绝透露污染的详情,让农民和消费者无从得知食物链中的污染物水平。2010年完成的土壤调查报告已被作为“国家机密”锁了起来。
“我们认为,公众有权利知道情况有多糟,”绿色和平东亚分部(Greenpeace East Asia)的权益倡导者马天杰说,他正在研究有毒耕地的问题。“中国公众可以接受环境遭到污染这个事实。最重要的是给他们提供质疑制造污染者、改善环境的手段,而不是让他们不知情。”
高层也有一些官员承认出了问题。今年1月,国务院宣布到2015年将建起一个全面监测土壤污染的系统,推广治理修复的试点项目。
学者们指出,在中国的粮仓湖南省,土壤污染问题特别严重。一家市场调研公司的资料显示,2012年湖南出产了1700万吨大米,占全国总量的16%。
湖南也是中国出产有色金属的大省。因此,根据总部设在北京的研究团体公共及环境事务研究所2011年收集的数据显示,它的镉、铬、铅和非金属砷污染也排名靠前。
对工业废水进行镉检测显示,2011年全国的镉污染有41%来自湖南省;这个数字自该组织2004年首次收集数据以来,就一直没有低于30%。废水被排放到河里,然后流入灌溉沟渠。
“中央财政对湖南施加压力,让他们保持高水平的水稻产量。”绿色和平项目经理马天杰说。“另一方面,种植水稻带来的那种GDP增长永远没法跟发展工业比。”
湖南拥有丰富的金属原料,因此省内的共产党领导人大力推动矿业发展,也让官员们陷入了马天杰所说的两个当务之急的冲突:“他们必须用湖南的大米养活这个国家,但他们也要发展自己的经济。”
渗入湖南农作物的重金属中最糟糕的一种可能是镉,科学家们说,较高的镉含量会导致脏器功能衰竭、骨骼弱化和癌症。
“镉会积聚在肾和肝里,”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学者陈能场说。“积累到某个程度,就会给这些器官带来严重的健康风险。”
积聚在水稻植株里的镉不仅进入了中国人餐桌上的大米,也渗入了家畜的肉中,因为农民用稻壳来喂家畜。但是,没有公开的数据显示食物中的镉污染水平。
中国的新闻机构对一系列癌症高发村庄进行了越来越多的报道,提出了癌症和各种形式的污染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一些科学家目前正在进行研究。
7月,中国疾病和污染控制中心公布了一项研究,其中有多项发现表明,流经中国中部几个省份的淮河遭受污染,跟岸边居民癌症高发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在湖南,尤其是衡阳市管辖的这个区域——包括葛松青所在的村庄——患上癌症不算什么稀奇事。
刘家村的一名妇女说,她的丈夫患上肝癌,不到60岁就去世了。“他没有做重体力活,也不抽烟,只喝一点点酒,”这名妇女只是说自己姓李。跟附近的其他村庄一样,这里的农作物也出现了枯萎现象,村里的水井也被绿色淤泥堵住。李女士说,跟她童年时的情况相比,现在的变化非常大。陈家湾2007年时有100人,目前只有20人还住在这里,大多数是老年人,葛松青说。她还说近期有许多人因癌症过世。
没有公开数据把这些死亡和农田附近的工厂直接联系到一起。但2009年发表在一份中文期刊上一项研究说,该地区的主要农作物存在“重金属污染的高风险”,等级可以被评为“安全”或“好”的农作物还不到一半。
中国农民“跟土地的联系很深”,广东土壤学家陈能场说。“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让人难以搬迁到其他地区,他们有一种宿命感,接受他们遇到的任何事情。”
这种认命的心态在整个湖南省中部蔓延。在衡阳的某个地方,工业废水毁坏了附近的农田,愤怒的村民在互联网上对此进行了指责。但村民们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对政府采取行动不抱期望,因为附近工厂都跟当地官员有关系。
“因为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这些工厂绝不会关停,”农民王先生说,他不想透露全名,因为怕遭到报复。
对于湖南官员来说,衡阳周围的矿山和工厂就是维持湖南有色金属生产大省地位的中流砥柱,这些有色金属对一些基本需求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汽车蓄电池需要的铅。“很难说服他们关停这些公司,”权益倡导团体绿色潇湘的发言人孙成说。
湖南官员还盼望着扩大有色金属行业的规模。在2015年结束的一个五年计划中,政府官员们承诺要提高该行业的营收,实现18%的年增长率,并且已经批准了总投资为8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150万元)的80个新项目。对于省里应该把什么事放在首要位置,农民是没有发言权的。
国务院公布的土壤污染全面监测和治理目标目前还没有付诸行动的迹象,在湖南农村,农民们仍然忧心忡忡,但是他们认命了。
“你在这片土地上出生,你在这片土地上长大,这个事情你没有办法,”葛松青坐在一条小巷里,身边放着一桶胡萝卜。“体质最差的人已经死了。我们还要在这里耗下去。”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Patrick Zuo自北京和陈家湾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31231/c31soil/

2014年1月7日星期二

草原是有文化的(王力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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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在草原上放牧的藏民。(参与网)



上节说到的“藏人整体迁移出所有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区”,眼下正在西藏高原广泛地实行。中国当局把江河上游的生态破坏归咎于藏人“过度放牧”。按照他们的直线逻辑,既然“过度放牧”,生态的敌人就是牧民,而理想的草原应该是没有牛羊的,只要把人和牛羊赶出草原,生态就会万事大吉。牧业的作用不就是为了得到肉奶产品吗?现代的工业化饲养足够提供相应产品,因此就不再需要那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了。

把牧民迁出草原,当局采取物质吸引的手法——由政府免费提供如军营般一栋栋整齐排列的住房,每家一年还给几千元生活费。这种诱惑开始很起作用,牧民纷纷卖掉牛羊,进城当城里人。而牧民面对市场,如同小孩子进超市,什么都想拿。进城后的牧民买汽车、买电视,学城里人用手机、用化妆品,下饭馆,进娱乐厅,很快就把卖牛羊的积蓄花光。他们学会了在城市花钱,却不会在城市挣钱。他们接受了市场的规则,却没有能力在那规则中竞争和取胜。除了有些人做点小买卖,或是买辆便宜汽车拉活,很多人只是晒太阳,打台球,看电视,睡懒觉,一天天周而复始。原本勤劳的牧民变成了城镇里的二流子。

接下来发现,对于什么都要钱的城镇,当积蓄花光,政府给的一年几千元根本不够生活。何况政府的钱不会一直给下去。而放弃了原本熟悉的生产方式,牧民在市场上只能找到挖沟填土那类最低等的工作,不可避免地沦落到社会底层。他们的子女因此得不到好的教育,从而将会继续留在底层,当构成这种循环,问题就更加严重,成为日益彰显的危机。

其实,藏人祖祖辈辈在草原放牧了几千年,为什么过去生态没有破坏?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就得由牧民承担这个责任?我听过藏人环保人士描述国外专家做过的科学实验——用光照模拟阳光和气候变化,用割草模拟牛羊吃草,长期的观察对比显示,有放牧的草原比没有放牧的草原更有利生态的多样化,因此放牧对草原生态应该是有利的。

在当权者只看物质的眼中,放牧只是单纯的经济活动,其中没有文化,也没有人,因此随时可以用另一种经济方式取代。然而。牧业首先应该被视为是一种人文生态。当决策者认定工业化饲养可以解决肉奶供应时,也许没错,可人的世界在物的层面之外,还有文化存在。牧业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也是牧民与生俱来的生存方式,草原是牧民的世代家园,是他们感情寄托的地方,也是他们的能力和自信的立足之处。在草原上,他们是顶天立地的主人而非沦落底层的寄生者,这些都比肉奶生产更重要。尤其是,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西藏高原上,牧业是“天人合一”的藏文明的基础,因此对牧业的摧毁,实际效果等同于对西藏的“文化灭绝”。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ueyumantan/wlx-09232013093551.html

2014年1月6日星期一

BBC: 中国公安部长撰文呼吁抵制反华势力渗透

中国国徽与红旗
中共执政面临巨大压力。

中国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郭声琨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坚决抵制西方反华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

他要求各级警方“切实增强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善于研判形势,坚决抵制西方反华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依法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捣乱破坏活动。”


郭声琨警告说,这关系到“政治及政权安全,事关党的执政地位及国家核心利益”。

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红色江山不改变颜色,保证我们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郭声琨还要求“大力加强反分裂斗争,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

他同时还说,要加强对互联网的管控,“以确保网上良好秩序”。

面临挑战


长期以来,中共政权面临越来越多的民众呼声,要求惩治腐败,依法治国,网络要求民主的声音更是日益高涨。

此外,中国民间、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发生暴力抗争事件。

过去四年,已有120多名藏人自焚,抗议北京的西藏政策。

继去年10月底的维人袭击天安门金水桥案之后,新疆最近更是连续发生袭警事件。北京政府将此归咎于“海外疆独组织策划的反华行动”。

中共政权对待来自社会与网络的批评与民主呼声以及民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抗争通常以严厉镇压的方式解决。

郭声琨的文章表明,中共政权将不会检讨是否因为自身制度与政策的失误导致民怨,而将一如既往地对所有“敌对势力”继续进行严厉镇压,以维护其统治。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4/01/140103_peoplesdaily_guo.shtml

2014年1月5日星期日

寻觅逝去的历史文明 —— 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古遗址揭秘

来源: 通辽日报


南宝力皋吐古遗址
陶鼓腹罐
通辽日报首席记者/郝文秀
记者手记
做这个选题时,正巧赶上 “草原文化遗产日”。
站在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前,我仿佛在穿越漫长的历史文明时空隧道,耳畔响起的是科尔沁草原远古文明的呼唤;眼前浮现的是科尔沁草原上远古先民生活的场景;享受的是科尔沁草原悠久灿烂的文化盛宴……作为生活在科尔沁草原上的新闻人,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是科尔沁文化的歌者。但是,没有发现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之前,与别人谈起科尔沁文化,虽然可以自豪地说通辽是孝庄故里,僧格林沁、嘎达梅林的故乡,但是说到历史源流,就比不上毗邻的赤峰同行底气足。因为他们可以大谈特谈红山文化、牛河梁文化,而我们在孝庄之前还有什么,却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的发现,让科尔沁文化有了可以和红山文化、牛河梁文化相媲美的源头,增添了科尔沁文化的底蕴。文化是历史的传承,文化是发展的软实力。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记录的是一个地区的过去,诉说的是一个地区的现在,预示着一个地区的未来。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对科尔沁文化的影响,对北方草原文化研究的助推,在今后的岁月里会逐渐显现出来。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的发现,给科尔沁文化一个惊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会有更好的消息传来。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值得我们欣喜,更值得我们期待!
8月23日,对于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古遗址来说,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这一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吉林考古研究所、辽宁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博物院100多名考古界的专家学者汇聚扎鲁特草原,一起破解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古遗址之谜,共同寻觅逝去的历史文明。
一处古遗址,因何吸引了中国考古界的目光?就让这些远道而来的考古专家们给我们做一次向导,走进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古遗址这座聚合了多种史前文化形态的历史文明宝库。
石骨朵
石矛
南宝力皋吐遗址传递出多少史前文化的信息
南宝力皋吐遗址和古墓位于扎鲁特旗东南约40公里处的南宝力皋吐村,这里地处松辽分水岭,北依大兴安岭,南望科尔沁沙地和西辽河平原,东与松嫩平原相通,西及西南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相连,是大兴安岭南麓草原与科尔沁沙地的交会地带。
南宝力皋吐遗址和墓葬的大规模发掘工作始于2006年,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通辽市博物馆、扎鲁特旗文管所联合进行。至2008年末发掘工作基本结束。此次发掘野外作业历时三年,累计工作量达340多天,共发掘清理395座45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墓葬,出土1500余件土陶器、玉石器、骨角器和蚌器等精美随葬品。
南宝力皋吐遗址随葬品品种之多,数量之大,在以往的考古发现里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完整的骨冠、管状器、带有护刃的骨梗石刃刀等为第一次发现。大量复合工具的发现,为我们了解科尔沁草原史前的生业形态,探寻科尔沁文化源流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认为,南宝力皋吐遗址所体现的多元文化现象可能与扎鲁特旗特殊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有关。“扎鲁特在蒙古语中意为‘驿站’,该地区在史前就可能是交通要道,南宝力皋吐遗存的考古发现恰恰表现了这一状况。”严文明说,根据目前出土的材料来看,南宝力皋吐遗存年代清楚,延伸比较远,是几种文化的融合。南宝力皋吐遗存除了与东北的史前遗址有密切联系,而且南与山东,西与新疆、甘肃,北与俄罗斯等地存在文化交融现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则认为,南宝力皋吐原始生活区具有文化通道的作用。在这里发现的火烧墓和叠肢葬等墓葬形式,出土的蛇纹器皿在同时期的中国西北与河西走廊一带也出现过,因此,两地可能存在某种联系。发现骨管状器在中亚出现过,发现的石骨朵是权杖,产生于两河流域,不断向外传播。中亚、新疆、内蒙古东南、辽东都有发现。陶器和中原文化有联系,人形陶器有自己的特色……南宝力皋吐遗址规模比较大,有明确的时间,人口规模比较大,它的发现在东北地区极为罕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延平说,南宝力皋吐遗址在科尔沁文化中有标志性的作用。东北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编年比较模糊,而南宝力皋吐遗址年代清楚,这在东北新石器时代的考古上有标志性。从发现的文物上看,这里既有小河沿文化的痕迹,又有大汶口文化的影子,更有牛河梁文化、红山文化的因素,来自不同方面的文化在这里汇聚,是一处规格很高的文化遗存。
吉林大学教授赵宾福说,从已经发现的资料上看,南宝力皋吐遗址有6种文化在此交汇,此种文化多元现象在已经有的东北考古发现中绝无仅有。它为中国考古界提出了新材料,新问题,新要求。
南宝力皋吐遗址发掘的领军人、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吉平介绍,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出土的随葬品中,陶器的成份比较复杂:大量绳索状条形堆纹筒形罐独具特色,高领双耳壶具有下辽河以西小河沿文化的特征,叠唇弧腹罐又像是下辽河以东辽宁偏堡子类型同类器皿的再现,还有一些陶器表现出松嫩平原小拉哈等遗存的印记。南宝力皋吐古墓发现的多种文化并存现象,表明中国东北大部分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发生了密切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其交流的程度可能远远超过我们已有的认识。
与会的考古专家们认为,南宝力皋吐遗址发掘墓葬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出土随葬品种类之丰富,在内蒙古乃至整个东北地区都是前所未有的,其多种类型史前文化并处一地的现象也是非常罕见的。这一遗存非常具有地方特色,很难归入已经命名的文化类型。
据吉平介绍,南宝力皋吐遗址和古墓的发掘及文物鉴定工作正在进行,随着出土材料的丰富,该地区原始居民与外界的文化交流状况将被更清晰地展现出来。
南宝力皋吐遗址就像一座史前文化的富矿,已经发现的文化信息是多元的、丰富的,还有许多文化信息等着研究人员去探求、去发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南宝力皋吐遗址将会传递出更多的史前文化信息。
出土随葬品
墓葬航拍图
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文物的魅力何在
文物是记录历史文化传承的符号。南宝力皋吐遗址作为一座史前文化的宝库,出土的文物每一件都散发出无穷的魅力。
据考古人员介绍,南宝力皋吐墓地遗址分为A、B、C、D四个地点,它们坐落在南宝力皋吐村西的高地之上,呈西北至东南方向一线排列,各个地点相距约300米至800米不等。A、B、C三个地点为墓地,D地点为遗址。2006年——2008年末,南宝力皋吐遗址共发掘清理古墓395座45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墓葬,出土1500余件土文物,其中以陶器最多。
据考古人员介绍,最早作为盛器出现的陶器是史前人类生活中最常使用的物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陶器易于制作也易于破损,这一特性使生活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文化面貌的族群、部落都可以生产制作陶器,并延续不断。这些看似普通的陶器因为承载了史前人类不同的文化精神内涵,成为今天人们认识和区别不同区域、不同文化面貌史前文化的最佳手段。南宝力皋吐遗址也不例外,其出土的大量陶器是考古人员破解南宝力皋吐遗址谜团,解读史前文化的一把最好的钥匙。
吉平说,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的陶器成份比较复杂,其出土的高领双耳壶、尊形器等陶器显然具有小河沿文化的某些特征,而另外的条形堆纹筒形罐、叠唇弧腹罐等个别陶器又像是辽宁偏堡子类型同类陶器的再现。由此可以认定,南宝力皋吐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距今约4500-5000年。
对于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陶器反映出来的文化属性,考古人员目前没有得出具体结论。因为遗址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绳索状条形堆纹筒形罐、泥质深腹筒形罐以及形态各异的动物造型陶壶等,这些陶器所附纹饰、造型与同时期文化的出土器物有较明显的区别,不像是已知的其它原始文化直接影响的产物。由此专家们认定,南宝力皋吐墓地应是一种具有独特类型面貌的文化。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的三樽龟形陶壶、红陶黑漆彩陶等属首次出土。吉平说,南宝力皋吐墓地除了含有小河沿文化等已知的文化因素外,还含有大量的到目前为止并不为人所知的文化因素,这是需要考古学家进一步解读的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因素。
在众多出土文物中,石骨朵的发现尤其引起专家们的注目。骨朵又称金瓜,是一种长棒状兵器,在其一端缀有蒜形或蒺藜形的头。此前所知骨朵最早出现在东汉以后,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的骨朵用青石制成,头为五角蒺藜形,它的出现使这种兵器的出现年代向前推了几千年。另一件兵器,精美的骨梗双玉刃短剑用骨作剑身,玉为刃,专家认为其可能是青铜短剑的前身。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在南宝力皋吐古墓群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4600年史前人类的帽子——“骨冠”或“骨角质冠饰”。与会的考古专家们表示,南宝力皋吐古墓群遗址骨冠的发现在同时期的史前文化遗址中尚属首例,这也是南宝力皋吐古墓群遗址发掘的最新成果之一。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吉平说,出土时发现骨冠很紧密地套箍在遗骸头颅上,帽子的形状十分明显。经检测发现,组成骨冠的是剖割成弧形条片的大型动物肋骨、獠牙或犄角,每个骨片两端都有孔眼,显然是绳索穿缀用的。骨片长短、弧度非常讲究,每顶冠由十五六片组成。研究人员推断这些骨条表面可能还覆盖过兽皮或编织物。这是迄今为止惟一一次发现的史前时期人类的“帽子”。
吉平介绍,考古人员在清理完毕的史前古墓中,共发现4个完整的骨冠。发现骨冠的墓葬中有3座位于古墓群组的中心位置,随葬品均非常丰富,包括陶器、石器、骨器和玉器等,骨冠佩戴于墓主人头部,可能象征着其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此外,佩戴骨冠的人均为仰身直肢葬,骨骼保存完好,应该是营养状况良好的成年人。这些骨冠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惟一能被称为“冠”的饰物,而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同时期的史前文化遗址中,尚未有类似发现。有的地方曾出土过被称做“束发器”的饰品,但这里发现的骨冠是扣套在整个头颅上部的,与“束发器”明显不同。“这可能与该地区原始族群狩猎的生活习惯有关。用猎取的动物骨骼、獠牙或犄角制作冠饰,有利于长期保存。
吉平说,南宝力皋吐墓地遗址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崇尚美。出土的一件刺猬形罐,整个陶罐造型生动可爱,刺猬面部采用雕塑手法,双耳外突、眼鼻内凹,巧妙地将刺猬的圆嘴作为罐口,周身采用连续刻画的“V”字纹体现刺猬的满身芒刺。据考古专家分析,该陶器应该为玩具或饰品。而在多数墓主人的身上也都发现了用玉、玛瑙、绿松石等做的装饰品。
此外,与会专家还从南宝力皋吐墓地遗址出土的一些文物中判断出当时部落、部族之间战争、械斗频繁。因为墓地遗址除出土了大量兵器外,一些先民骸骨上还发现了刺入的骨刀,有的甚至头骨也不完整,可见当时有猎头的习俗。而猎头的习俗是人类将要进入文明时期的标志。
南宝力皋吐墓地遗址的发掘,其众多首次发现填补了多项我国史前文化考古的空白,将兵器骨朵年代提前了几千年。
2007年,南宝力皋吐墓地遗址荣获“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2008年,南宝力皋吐墓地遗址入围“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提名。
南宝力皋吐墓地遗址以其在史前文明中的独特地位,让考古人员为之着迷,让研究者为之陶醉。
陶刺猥形器
陶人形壶
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当我们苦苦寻找科尔沁文化源头的时候,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它的发现,印证了科尔沁草原文化源远流长的史实;它的发掘,对研究新石器时期的丧葬制度、生活习俗、制陶工艺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内蒙古考古所所长塔拉骄傲地说:“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于区分和建立东北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及同类型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目前,记者从当地政府部门了解到,为了使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避免遭到风、雨等自然条件的风化侵蚀,使其在科尔沁文化大市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内蒙古文物考古所协同通辽市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使用了相应的科技手段对遗址进行妥善处理,并派专人进行看护。与此同时,扎鲁特旗委、旗政府正在积极运作,在就地修建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博物馆。
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属于史前文化,属于今天的北方草原文化,更属于将来的科尔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