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3日星期四

民族自治,大象与老鼠

王力雄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夏,我去欧洲时专程到慕尼黑,作为新疆问题的长期观察者,我希望能访问“世维会”的核心人物,面对面地了解他们的想法。我打通了电话,对方让我发邮件,我发了邮件,对方不回复,明显是拒绝和我接触。我当时不太理解,我在汉人中算是与维吾尔走得近的,我同情维吾尔人,写书批评中共的新疆政策,曾在新疆被捕入狱,何况还有朋友事先介绍,为何连个面都不见?
刚发生的维吾尔人在昆明砍杀汉人平民事件,引发不少汉人的反维吾尔情绪,包括平时批评当局的知识分子、甚至中共政权的反对者,也有类似态度。这不奇怪,以往每临重大民族议题总会出现相同景象。这次,中国自由派的重要人物刘军宁发表文章《从昆明事件反思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首载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14年3月4日),重复体制内学者马戎几年前提出的观点,把中国民族问题的恶化归咎于民族划分与民族区域自治造成的待遇差别,隔阂固化,认为这是促使民族敌意和冲突不断升级的根源 ,并且也提出和马戎教授一样的建议——取消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
在少数民族人士来看,就算民族划分和自治有强化民族意识、固化民族边界的问题,把中国民族关系的恶化归咎于此,也是明明房间里有头大象,却单指着墙角里的老鼠说事。其次,现行的民族自治虽然虚假,但是至少可以用当局之矛攻当局之盾,让少数民族有个保护自己的说法,取消民族自治则是推倒了这最后一道屏障。马戎教授提出的观点在体制内外受到多方赞许,长期被当做热门话题。如果说那时只是让少数民族人士担心政权会由此产生何种动作,现在由汉人自由派重要人物同样提出,则会进一步让他们把汉人看做无论其他分歧怎样,在民族问题上却是一致的整体。
不错,美国没有民族划分,这被马戎教授当做取消民族的支持论据,然而这同样是选择性地回避了主要方面——美国有对人权的保护,而有人权就会有民族权,因为民族无非是人的集合。没有民族划分的美国,却有最丰富多元的族群,恰恰是因为人权的保障。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源首先是缺乏人权,却要归咎于民族自治,这种避重就轻药不对症,丝毫不能实现民族关系的改善。
在这一点上,我当然不认为军宁和马戎一样。军宁提出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基于人人平等、全面自治的联邦制。但是我想说,即使是在具有充分人权保障的民主社会,也不能完全不考虑对少数民族的特殊保护。举例说,汉人的民族性是逐利,藏维蒙等民族更多追求信仰与快乐,非让他们和十几亿汉人搅进同一口市场经济的大锅,如同逼迫僧侣与士兵比武,后果只能是藏人慨叹的:我们失去了本来拥有的,去追求我们本来不需要的。因此,民族区域自治若能真正落实,对于控制移民、保护生态、维护本民族生活方式,延续文化传统和保护宗教信仰,是可以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的。这个世界不应只有一种活法,也不能只剩一种文化,没有民族区域自治的屏障,中国任何民族都难免不被千百倍于自身的汉人冲刷无痕。
还有,一旦取消民族自治,达赖喇嘛主张了几十年的中间道路——即由藏民族在藏地实行高度自治——也不再有立足之地。而离开中间道路,未来靠什么消解专制压迫制造的民族仇恨,达成和解,建立共同国家呢?自由主义不能只有理念和远景,也必须考虑操作与步骤。没有民族划分的美国,不是也有印第安保留地吗?
军宁的文章虽只是个人意见,但我担心容易产生让少数民族人士把汉人看作一体的效果。他们会认为不管是汉人政府,还是汉人知识分子,或是汉人民主派,都有同样的大汉族立场,即使不是有意也是本能地忽略少数民族的诉求。我也因此对在慕尼黑所受的冷遇多了一份理解。海外维吾尔人认为,他们不断重复的历史教训,就是跟无论如何不同的汉人打交道,最终都是维吾尔人吃亏,因此干脆就不再和汉人打交道,尤其要警惕那种打着民主旗号的大中国主义。目前海外维吾尔运动选定利比亚、叙利亚模式,就是完全不指靠汉人,只靠维吾尔人自己,把中国的高压统治当做激发民族反抗的要素,不惜为此付出巨大牺牲,以流血唤醒国际社会关注和同情,等待未来中国发生内乱无暇西顾,那就是实现新疆独立的历史时机。
上述海外维吾尔人的态度,是今年一月被警方抓捕关押的维吾尔教授伊力哈木给我做的分析。在我接触的维吾尔异议人士中,他是唯一公开表示不求独立,只求在中国框架下实现民族自治的。他本该成为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的桥梁。他选择的道路是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维吾尔版,但是其他维吾尔运动人士却普遍拒绝。他们认为事实已经证明,达赖喇嘛除了让西藏人民浪费了三十年时间,什么结果都没得到。伊力哈木的被捕和他被扣上的“分裂国家”罪名则再次证明了中间道路只是一厢情愿。

王力雄,作家、民族问题专家,著有《黄祸》、《天葬:西藏的命运》、《我的西域,你的東土》、《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等。

2014年3月12日星期三

"代表提议给牛羊上保险——牧民们的心声"

深知边疆、牧区自然灾害频发、重发,牧区的生产环境恶劣、抗击自然灾害能力薄弱的两会代表们提出了《关于在边疆、牧区开展财政补贴牛、羊保险》的建议。 详见《内蒙古日报》(蒙文)2014年3月8日三版




2014年3月11日星期二

成吉思汗的成功靠了“天气的帮助”

蒙古骑兵
好天气向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提供了帮助”。
科学家说,成吉思汗在13世纪初期的崛起并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帝国,是依靠了“好天气帮忙”。
美国研究人员在研究了蒙古中部一些古老树木的年轮后发现,成吉思汗的成功恰逢1000年来最温和、最潮湿的天气。
成吉思汗在统一了蒙古之后,又马不停蹄地攻占了现代版图上的整个朝鲜半岛、中国、俄罗斯、东欧、印度和东南亚。这种气候有利于青草的繁茂生长,为以骑兵为主的蒙古大军的战马提供了丰富的饲料。

气候变化

科学家说,在成吉思汗统治之前的1180-1190年间,蒙古曾经遭受了严重的干旱。
但在成吉思汗帝国扩张的1211-1225年间,蒙古出现了罕见的频繁雨水与温和的气候。
西弗吉尼亚大学研究树木年轮的科学家赫塞尔说,这种从极度干旱到极度潮湿温和气候的转变,无疑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了某种重要角色。
她说,当然,成吉思汗的成功不会只是因为天气变化一种因素,但天气肯定为他提供了关键的帮助。
赫塞尔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树木年轮研究学者皮德森是在研究了蒙古杭爱山区的一些古老树木后发现了这种气候变化的。

该地区生长着一些千年古树,其中最古老的树木已经存活2700多年。

内蒙古书记答记者:有雾霾系因内蒙古树多挡风

来源: 人民日报

“刚才,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许多代表提到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到内蒙古考察,请问自治区如何落实总书记的指示?”
“内蒙古的清洁能源发展战略怎样实施?”
3月7日,内蒙古代表团开放日,气氛热烈。就记者的提问,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代表坦诚介绍情况,现场的话题集中到了环保、生态等方面,共同探讨如何把北部边疆风景线建设得更加亮丽。
“我们将大力推广圈养和放养相结合的养殖模式,使天然草原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态加快恢复。”自治区主席巴特尔代表介绍了一系列新的生态保护政策和措施。
自治区发改委主任梁铁城代表说:“国家给我们新批了4条特高压电力外送通道,我们还上马了一批煤制油、甲醇、二甲醚等项目,我们在风电、光电方面有优势,这些清洁能源项目既能推动经济稳步发展,又有利于保护生态。”
“亮丽风景线工程是个系统的工程。”王君说,“我们要围绕新目标,谋划新成果。在内蒙古打造出经济繁荣的亮丽风景线、民族团结的亮丽风景线、边疆安宁的亮丽风景线、生态文明的亮丽风景线等一道道亮丽风景线。”
“内蒙古和雾霾天有关系吗?”
谈起这个问题,王君幽默地说:“有个段子说,因为内蒙古树种多了、草长多了,挡住了西伯利亚的大风。因此,废气刮不走了,才产生雾霾。不知道这个说法有何科学性?不管怎样说,我们内蒙古一贯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严格落实这方面的政策措施。我们一定把环保工作做到全国前列,当好环境保护的排头兵。”
内蒙古三北防护林建设情况如何?绿色农畜产品生产输出基地怎么规划?沙漠治理有何举措?开放日活动结束了,记者们的问题还有一大串。

2014年3月10日星期一

英媒:中共应改变其少数民族政策

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说,“在中国发生一起残酷攻击之后,共产党需要改变自己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
文章说,一伙显然来自中国西部的穆斯林3月1日在中国西南城市昆明火车站持刀砍杀29人,砍伤140人,震惊中国。
但是,共产党必须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以镇压、发展和汉族移民相结合的手段把动荡的西部地区纳入中国的现行政策,并没有让当地少数民族相信中国统治的好处。这起屠杀无辜的严重犯罪无可辩解,立即受到中国政府的谴责,也受到美国政府的谴责。
文章说,不论这些攻击者发动攻击的动机如何,毫无疑问的事实是,维吾尔人正在采取越来越极端的行动。
中国目前在西部部署了大批的军事力量。政府似乎相信,如果不以武力控制维吾尔人和藏人,中国将失去西部地区。
中国的确面临着这样的危险。但是,镇压只能导致愤怒,从而增加这一危险,而不是减弱危险。
文章最后说,唯一的出路是向维吾尔人和藏人展示,他们能够在中国内部和平与繁荣地生活。
共产党需要走出的第一步是解除对宗教和文化活动的限制,给维吾尔人和藏人更多的保持自我的空间,在不受中国社会偏见影响的情况下向前发展。

2014年3月8日星期六

习近平强调民族工作的政治方向

更新时间 2014年3月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1:04
习近平
习近平讲话同他上位以来强调“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的提法相吻合。(图为习近平最近在内蒙古视察)
3月1日在昆明火车站发生了严重暴力袭击事件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呼吁民族团结,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认同。上周六在昆明火车站发生的严重暴力袭击案件导致29人死亡,143人受伤。媒体报道指那是新疆分离主义分子发动的恐怖攻击。
习近平在正在召开的全国政协分组讨论时发言指出,民族工作关乎大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目前做好民族工作的政治方向。另外他还说要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让民族地区群众不断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两种思路

习近平讲话同他上位以来强调“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的提法相吻合。习近平去年初提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相互否定。中共掌握国家政权60多年中的前30年的毛泽东时代是政治挂帅的30年。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后30年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前30年中共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可以用马克思的语录概括:“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在强调超越民族的马列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时代,没有少数民族民族情绪的表达空间,也没有汉民族主义的言论空间。
在改开的后30年当局的政策重心由“政治挂帅”转向“经济挂帅”,复杂的民族问题似乎越来越被简化成了经济问题。当局在20年前提出“开发大西北”,就是通过增加对包括新疆等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投入,缩小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同时也缩小少数民族地区同中国内地的差距,促进诸如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的稳定。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几代中国领导人都强调把民族边疆地区的经济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主要途径。

怀柔、同化?

近年来随着新疆民族暴力事件频发,中国舆论出现越来越多关于民族政策的讨论和对当局的不满。不少人认为中央政府对汉族不公平,少数民族在包括计划生育、升学、就业和晋升等许多方面受到了优待。
许多人认为新疆和西藏的民族问题加剧,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负有很大责任,认为胡耀邦优待少数民族,歧视汉族,因为他授意出台了所谓“两少一宽” 允许刑法对少数民族网开一面的政策,以及其他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
曾经担任过中共统战部副部长,现任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的朱维群建议要淡化少数民族意识,强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国的智囊学者胡鞍钢也建议“效仿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不容许任何一个族群生活在一块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实行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 。
但“第二代民族政策”在中国民族问题专家当中引起反弹。他们认为建议改变民族政策的人不了解复杂国情和缺乏民族问题知识,加强同化政策会导致大汉族主义猖獗,破坏多民族国家的基础,甚至违反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

政治信任

此次习近平讲话强调民族工作的政治方向是否预示着当局今后会从改革开放前的30年历史中借鉴某些成功经验,诸如扩大对少数民族干部和官员的信任并且让他们发挥更大作用,尚有待观察。
中共在夺取政权前后,在争取少数民族方面,因为其反传统的激进性质而具有某种优势,那就是批判和否定中国旧政权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和大民族沙文主义。
中共的反传统属性有利于争取少数民族的统治精英,例如在新疆和内蒙古的激进派民族精英和在西藏的传统的民族上层,同他们达成妥协。这些妥协导致后来的民族自治区成立以及西藏“和平解放”等协议。
当时同中共合作的少数民族领袖人物和官员在新制度中是本民族利益的代表,也是多民族国家合法性的象征。但在中共建政的60多年历史和历次政治运动后,少数民族领袖和政治精英几经蜕变成了现在的民族干部。
有藏人学者评论说,新一代的民族官员在维护本民族所在地区的利益的时候比当地汉族官员的顾虑更多。因此他们同早期的民族干部相比已经丧失许多代表性和合法性。现在各大民族自治区都是由内地的汉族官员担任党委书记一把手,但在改革前30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民族自治区的党政一把手大多由当地少数民族官员担任。

2014年3月7日星期五

视别人为弱者其实是弱者的表现 ——记蒙古国一得

何建明

在我们的印象中,邻居蒙古国实在是不值一提:二百多万人口,几乎听不到任何可以像一部“韩剧”就叫我们十三亿人昏头昏脑那样的事情,更不用说像日本那样天天跟我们较劲比胳膊和肌肉,也没有像印度那样太在乎在军事的航母和导弹的远程上超过我们,自然也没有听说它像越南或偷偷摸摸或明目张胆地在海上抢走我们几个宝岛那样的喋喋怪事。它与我们的边界线长达4000多公里,却一直安分守己地做着自己的事、吃着自己的饭,平静得好像我们没有这样一个邻居似的。

二百多万人,没有航母,更没有原子弹、远程巡航导弹,与拥有庞大的军队、原子弹、巡航导弹和高铁及十三亿人的中国相比,蒙古国太弱,弱得常常被我们忽略……
在计划访问俄罗斯前,我对作协外联部的刘宪平主任建议,能否安排一次到蒙古国的可能?宪平办事干脆利索,竟然办成了,太不容易!外事上的事情难的时候,越一寸都如跨越泰山巅峰。

蒙古国能独立成国并且有今天,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痛,但痛之后我们就不宜一直想着那些不愉快的以往了。

我们一行六人除了刘宪平曾经途径过这个邻国之外,都是第一次来。自然我很关心这个人口只有北京东城区那么多、安心得从不跟我们叫一声劲的邻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他们生活得如何?作家同行们又过得咋样?一切的一切,我都很好奇。

我总以为,落后有落后的好看一面,中国发展的太快,快到今天根本挡不住一天比一天多的雾霾,我们想逃出首都其实比躲过雾霾还要难——你不可能丢下工作和事业以及你的家庭,于是只能与雾霾为伍,以缩短寿命为代价。
富有一些之后的人,内心深处有一种自大和高傲,总以为自己比别人强什么,总以为那些不跟你出声的人好欺。

我们就是带着这种好奇心,掠过冰天雪地的内蒙古,来到蒙古国国境——飞机上看到的几乎都是一样的景象:白白的雪地与赤露的戈壁,不见任何建筑,也没有像中国大地有那么多城市与村庄。两个多小时后,我从飞机窗口看到一片格子形的建筑——在一片弯曲的大山沟谷内,旁边有河流与森林。我想这可能是蒙古的首都,又觉得似乎小了一点……犹豫之间,飞机已经落地。

我们到了乌兰巴托。
蒙古国的作家朋友来接我们。看一个国家穷与富,看路景就行。年初时我曾到希腊,一出雅典机场往酒店走,公路两边的广告牌上竟然没有一个有内容的,我立即意识到希腊的贫困,后来我把看到的这一景写入《我想托起您的眼泪》的诗中,居然让希腊同行感动得热泪盈眶。

蒙古的公路,窄而坎坎多,首都的主要马路也不宽……但我绝对不敢以看希腊那样来对邻国蒙古下判断——完全的反差:大街上的蒙古人那么有朝气、那么有教养(乘坐公交车排队整整齐齐,完全与中国城市里那种你争我抢的乱哄哄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那么充满自信和活力,而且小伙子个个帅气十足,年轻的姑娘们竟然那么美丽!呵,为什么会是这样?不是他们很穷嘛?不是他们很“蒙古”嘛(坐着马车、赶着牛羊……)?

一路上,我注意到:只有一处临街上的一张椅子上坐着四位长者,他们像排列的雕像,整整齐齐地一字形地坐在那里,脸上虽没有表情,但眼神里是幸福和安宁的。

我真的大吃一惊:原来蒙古国的人民完全不是我们想像中的那样,他们其实并不比我们差什么,相反却比我们多了不少修养、不少时尚、不少精神的充实与自信,更比我们多了几份对待生活的平静态度和独立、坚韧的民族力量。我特别地注意到,在首都乌兰巴托的大街上,年轻人特别多,而且从他们的表情看,很少有那种颓废的、消极的、不满的和欠营养的,相反都是些充满朝气的、活跃的、快乐的、积极的和颇有修养的平静的表情,这与我们中国城市大街上所看到的众相比较,真的让我感觉健康和精神得多!这令我十分吃惊,因为看一个民族是否强大、是否有知识和修养,从他们的表情和衣着及其走路的姿势就足矣了。蒙古大街上这一幕幕清晰而明了的活力与修养水准告诉我: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是有修养的,心灵是非常积极向上的,从他们平静和坚定的步履中可以看到他们对时下和未来充满了信心与自豪,他们有说有笑的表情更说明了内心的真实的幸福感……所有这些让我联想起自己国家的首都大街上看到的那种拥堵、那种互不相让、那种一张张毫无表情的脸,即使有点儿表情的脸上也充满着冷漠、焦虑甚至仇视的情形,相比之下,我感到内心的紧张和担忧。这不是简单的问题,反映了一个国家在一个时代里暴露出的问题,就像人的身体一样,当你有病甚至病入膏荒的时候,脸上和肤色可以清晰的显现这一切。中国社会的当下,从大街上我们看到的种种表情是很好的说明。我们当警惕!尤其是那种冷淡、焦虑甚至是仇视的表情,它的背后可能是一个个即将发生的悲剧与燃烧的火焰。一个没有修养的国民和一个没有发自内心微笑与步履轻松的民族,其实是非常压抑和危险的。

乌兰巴托大街上深切美好和健康表情的一幕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驻蒙古国大使王小龙先生听了我的这一印象后,眼睛亮堂地惊诧道:你竟然发现了这个?到底是作家!

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个非常明显的现象与差异。中国与蒙古国是近邻,强弱的差异性似乎也很明显,人口的差异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常常感觉别人不如我们,与我们差得十万八千里,哪知仅大街上我所看到的人家的修养和健康的表情,就足够我们学习三十年了!我没有看到在乌兰巴托大街上的公交车站上有人在抢队、插队——他们都自觉地整整齐齐地排在那里等候着车子。再看一眼北京大街上的公交车站上的那一幕幕争抢上车的情形……简直就如噩梦!

蒙古国只有二百多万人口,其中一半在首都——这很独特,有一半人据说还在草原上过着完全游牧民的生活,他们依然住帐篷、喝奶茶、放牛羊。首都附近的山坡上,成片成处的帐篷,是那些向往城市生活又不愿失去蒙古传统的人居住着。首都的房子已经有不少崭新的楼房与大厦,虽然不能跟我们的北京上海比,但如果将它收缩在一个北京东城区,那也算是“高耸林立”了。

住的酒店是“成吉思罕大酒店”,这位在中国也是人人皆知的伟大人物,是蒙古人的祖先与骄傲,乌兰巴托市区内到处都是他的雕像和以他命名的建筑物。酒店设施很好,尤其是里边温暖如春。乌兰巴托唯一有两点不理想:一是冬天取暖烧煤,污染不亚于北京的雾霾,出门很呛人。二是公共设施如道路等很不美丽干净,这与私有化有关,政府能力受到严重削弱,这与公共财富不充裕有直接关系。

第二天上午就有一个我在蒙古国立大学的讲演。有些想不到,能座二百多人的讲堂里满满的挤着一屋子年轻人,甚至连走道上都站满了学生。
我担心用中文讲有多少人听得懂?同学们大声告诉我:听得懂!原来他们学的是中文专业,而且还有三四十个到蒙古国来志愿教中文的中国志愿者。哈,我不用怕没有听懂汉语的了!

第一次在国外著名大学讲演,自然不能用稿子,不过我很满意自己在一个多小时里的讲演。讲得如何,现场的情绪和听众的表情是可以看得出的。之后是近一个小时的提问与对话。蒙古学生们比较关心中国的发展和年轻作家们的创作方向。中国留学生提的问题就像是在国内参加一场文学对话,气氛非常好。

结束讲演,我们就到了首都广场去参观博物馆,长了不少见识,对蒙古的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总体感觉这个民族了不起,尤其是先人成吉思罕。在以马为战器的时代,蒙古人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以及他们的马上兵法,高超神奇,所向披靡,令世人无不敬佩。先人留下的历史版图和勇敢精神永远流淌在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的血脉里,你无法改变这一点。

但苏联人把蒙古国的民族文化来了个彻底的改变——他们把旧蒙文字母全部变成了俄罗斯字母,尽管读音仍是蒙语,但拼写的字母与今天我们在内蒙古看到的蒙文完全不同。虽然蒙古国现在有人力图在恢复旧蒙文,可难度之大很难实现,因为已经有几代人习惯用现在的俄罗斯字母拼写出的新蒙文了。可见,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占领,其实不用枪炮,改变他们的文字就足够了。但在东方世界有些特别,你看看像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用我们祖先创造的文字的国家还少吗?但他们几乎都不太愿意当我们的亲朋好友。东方文化里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反思的阴暗心理,其实很值得研究。

蒙古也有作家协会,主席还是位非常年轻漂亮的女士,叫孟克其其格。她来过中国,我们代表团的徐坤说孟克其其格是长着一双媚眼的美女,我看也是。蒙古作家多数是诗人,他们的生存情况与其他国家差不多,几乎没有人能靠稿费养活得了自己的,更不用说出书挣钱了。一本本精美的诗集,都是由他们自己掏钱出版的。一位为我们开车的男作家很幽默地说:他的女朋友一个个跑了,因为她们都找有钱的人去了,为的是能够给自己出书。很有意思:没钱出不了书,诗人不也白当了吗?难怪我在讲演时讲到中国作家现在有不少进入“富豪”阶层、一年能赚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稿费时,全场一片惊叹的“嘘”声。

我在许多场合讲过,中国的作家真的很幸福,大家都遇上了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带来的太多的好处了!然而有人并不以为然,还天天在骂政府和党,不知他们的良心何在?自然政府的工作中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这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公平客观地看待我们的世界和社会是一个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底线,失去了这一点还叫什么知识分子?


蒙古国的访问是短暂的,然而留下的印象给了我诸多思考,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一句话:强者往往无视弱者的进步和长处,这样的强者早晚是会败在自己身边的弱者手里。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较量,历史已经无数次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今天自认为已经强大起来的中国,切勿小看邻国蒙古国,其实他们许多方面已经远远地比我强大,比如修养,比如心理,比如身体。作为人而言,难道这几点还不足以表现他的强大吗?固而尊重弱者其实就是在尊重自己,更何况人家的骨子里并不比你弱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