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31日星期一

中国关于民族政策发生内部争论

上周,那位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暗中监视一位知名政治犯女儿的中国男子或许没有想到,他会被逐出该国际组织。
但联合国取消了他作为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代表的通行证。该协会与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联,被认定为非政府组织参加人权理事会(Human Rights Council)的这次会议,也正是在会议期间发生了这件事,但此人的所作所为并不符合多数人眼中非政府组织的形象。他拍了王天安(Ti-Anna Wang)的照片,还有她笔记本电脑的屏幕,联合国官员称这一行为是“恐吓和骚扰”。

这一间谍行动近乎业余,使用的是此人藏在外套里的摄影器材。王天安到日内瓦是为了给她正在服刑的父亲王炳章作证,她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一行为让人害怕但也很傻。一位知名的西藏问题学者认为,此事件反映了统战部所面临的深层问题。一直以来,统战部在制定西藏和新疆等地区的少数民族政策上拥有重要发言权,但随着当地暴力冲突的升级,它正逐渐失去影响力。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现代藏学研究项目(Modern Tibet Studies Program)主任罗伯特·J·巴尼特(Robert J. Barnett)说,“这具有象征意义,但常常是一些具有象征性的问题,在决定中国政策和政客命运起伏时会起到关键作用。”
巴尼特说,“2008年和2009年在西藏和新疆发生了灾难性的事件,如今昆明也出了事。我认为,这一系列事件后,统战部承受了许多来自内部的压力,其形势岌岌可危。”
他这里指的是两次涉及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的暴力冲突,以及今年2月发生在一座火车站的持刀袭击事件,29人丧生。政府说袭击者来自新疆。藏区发生的大量自焚事件,以及新疆维吾尔族人和安全力量之间不时爆发的冲突,呈现出了占人口多数的汉族和两个政治上最为敏感的少数民族之间,关系不断恶化。
那么这些事件是否已促使中国领导人质疑当前的少数民族政策呢?
是的,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政治历史学家和种族问题专家詹姆斯·莱博尔德(James Leibold)在采访中说。
“对于不断升级的少数民族问题,已有一种认知,”他说。并且在习近平的新一届政府领导下,“在民族政策方面正在上演某种地盘争夺战”。
巴尼特说,“我们知道领导层正收到来自众多幕僚的建议,他们说,‘你应该这么做’,一场讨论正在发生,而这在之前是不曾发生过的。”
以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为主的一种声音主张融合:取消身份证上的民族识别,停止在教育和生育指标上的优先待遇,让所有人都是“中国人”,就如同美国的所有人都是美国人一样。巴尼特说,这种思路是:美国的黑人并没有呼吁要独立。这种观点主张:政府太慷慨,导致了暴力的出现。
莱博尔德说,“看起来习近平如今正试图采取意识形态手段”,强调“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重要意义”。
统战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担负着为共产主义事业争取“中间力量”的任务。而少数民族曾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它也曾负责识别“顽固势力”,即共产主义的敌人。王天安公开主张释放她的父亲,她也可能会被认定为共产主义的敌人。
随着统战部的弱化,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政策制定上可能会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但学者们表示,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3年,习近平任命俞正声为中共西藏和新疆事务“领导小组”组长。
莱博尔德说,“真正的决策权只会在一些人和他们背后的庇荫网络中流动,而不是官僚机构中,这就意味着民族政策方面的地盘争夺战仍将继续。”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曹莉

2014年3月30日星期日

内蒙警催促处置二十万册存书 哈达妻开书店弘扬文化梦难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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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达的妻子新娜打算恢复蒙古文化书店,图为她家库存的书籍。(新娜独家提供

蒙古族异议人士哈达的妻子新娜打算恢复蒙古文化书店,频遭自治区公安厅一警官催促将其库存的近二十万册书籍及工艺品处理掉。新娜表示,她近期向当局透露恢复书店,继续弘蒙汉扬文化的意愿后,警方多次要求她处理,意思是不让她开店,她称,将不会放弃继续经营书店的愿望。

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被判刑15年,2010年12月刑满释放至今,仍然被囚禁在呼和浩特市郊,并有便衣及武警看守。本台记者星期三多次致电哈达与外界通话的手机,但对方很快挂断电话。哈达的舅舅曾告诉记者,这部电话由警方控制,他获准每月与亲人通话一次。哈达的儿子威勒斯本月中旬获准探视父亲,之后要等下一次探视通知。

哈达的妻子新娜及儿子威勒斯上周及本周通过本台发表给习近平的公开信及给中共内蒙古政法委官员的信,表达要重开书店及弘扬蒙汉文化的愿望后,新娜星期三(3月26日)告诉本台,自治区公安厅的一位警官前一天来电话,要求她迅速处理库存的书籍,实际是不得继续经营书店:“昨天公安厅国保的林科长,就是常与我们接触的又来电话,而且又谈在库房的书,东西让我们搬走。我说别人如果不知道,你最清楚,原来书在库房的时候,我们求爷爷告奶奶问能不能把书拉走,能不能变卖成钱,你们不同意,最后我们费了很多周折,处理的处理,扔的扔,在库房也放了一些书,是公安厅找的房子,现在你们又突然提出要让我们拉走书,你说我们往哪里拉?”。

蒙古文化书店是哈达于1989年创办,自哈达1995年被判刑后,由新娜继续经营,但由于她接受国际媒体采访,2010年12月3日被当局以“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后被判刑三年,缓刑五年。

新娜说:“这是2011年9月27日,威勒斯从看守所出来,我当时被关押期间,国保、武警,带着威勒斯,去他们找到的一处房子,把书存放在那里,他们现在就要我们拉走,两年多了,这房间是公安厅国保的人找的,这件事实际上回应了我儿子给(3月24日)他们的信,我们要他解决问题,他们现在继续坚持错误,不给解决问题,他表面上要你拉走东西,实际上不让你开书店,他们明着不能说不让你开店,但用另外一个方式,你只能处理吧”。

新娜还说,公安又称存放书籍的是私人物业:“现在又说和公安厅没有关系,这位林科长说,他的朋友要结婚”。
记者:您库存有多少书?
回答:多了,我没有细算,这么多年,书店几起几落,(价值)没有一百万元,也有八九十万,还有货物等东西,很多,而且有工艺品,还有货架,还有我们做蒙族文化圈的设备。

新娜认为,包括警方早前提出协助购买一百多平米房的房屋,给他们一家三口居住,现在看来也非善意:“什么房子问题,哈达没有他们买房子还回不了家住?现在房子就是小,那我们也能活,在监狱都能活,还有哪里不能活的,这些都是假惺惺的。”。

哈达的儿子威勒斯称,目前库存的书约二十万册,分五部分:“新娜被判刑是因为非法经营蒙语盗版光盘,实际上书店分工艺品、音像、书、文化衫,四到五个部分组成。单独书的部分有一、二十万册。

威勒斯也认为,当局对他家设立各种禁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想让你说话,想让你‘老实’,你不要向国际社会反映问题,我们(公安)才可以考虑让你平静的生活,如果你不按照我们(公安)的既定方针办或者‘不听话’,你的书店问题也好,哈达问题也好,你就不要考虑,更可能抓你”。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ql-03262014094807.html

2014年3月28日星期五

谷歌开始为中国国内网民搜索文本加密


与百度相比,谷歌在中国搜索市场的份额很小。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国际搜索引擎谷歌已经开始为中国网民的搜索文本加密。
此举被广泛视为该搜索引擎的用户在他们上网时躲避官方审查的一种方式。
谷歌说,他们现在给世界各地的所有“默认”搜索文本加密。同时,它也被视为对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持续监视互联网用户网页浏览习惯的揭示做出的一种回应。
在其他国家的用户,例如美国和英国,从2010年起就已经有为搜索文本加密的选择了。
谷歌公司的发言人尼基•克里斯托夫在一份声明中说:“去年夏天的这些揭示提高了我们加强我们网络的必要性。”
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泄露的文件显示,国家安全局能够经常接触到谷歌和许多其它互联网公司运营的数据中心。
在中国,公民的互联网浏览和社交媒体习惯一直受到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的监视,其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人们发现或分享有关一些敏感话题的信息。
克里斯托夫说,为搜索文本加密只是谷歌公司在过去几个月里采取的许多改进措施中的一种,目的是帮助用户保持他们的隐私。
谷歌在2010年减少了在中国的运营,因为它与中国政府就是否允许审查搜索内容或将用户转到政府批准的网站的问题发生冲突。
这意味着谷歌在中国国内的搜索市场所占份额大大缩水,只占中国所有互联网搜索业务的大约5%。
大多数中国网民都倾向于使用国产的搜索引擎百度。百度提供的搜索服务完全符合官方的审查要求。

在欧洲,谷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说它未能采取足够的措施来保护用户的隐私。

2014年3月27日星期四

视频讲谈:新娜谈中国当局 长期迫害她一家人的情况(2)

视频讲谈:新娜谈中国当局 长期迫害她一家人的情况(1)



视频讲谈:新娜谈她和儿子维乐斯以及丈夫哈达的情况(2)

视频讲谈:新娜谈她和儿子维乐斯以及丈夫哈达的情况(1)

呼和浩特人均少“吸”污近1公斤

来源: 内蒙古日报

 “一个人烧3台锅炉?姑娘,你真是个女汉子!”女锅炉工张建秋的脸刷地红了:“不是你想的那样……”
  电脑,鼠标,洁净的制服,秀气的女锅炉工……若非亲眼所见,简直难以相信这儿是一座采暖锅炉房。3月20日,记者在呼和浩特市委供暖所十车间看到了这一幕,它是该市66座经过燃气化改造的燃煤锅炉房之一。
  2013年以来,呼和浩特市投入近2亿元,首次对分散供热锅炉实施大规模拆并改造,相继安装了88座燃气锅炉。一个采暖期算下来,减少燃煤用量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8万吨;改气后燃料成本提高了,市财政为每立方米天然气补贴0.8元,这项开支至少需要1453万元。两项相加投入达到了2亿多元。
  呼和浩特是北方典型的煤烟型污染城市,约80%的大气污染物源于燃煤,一到采暖期,燃煤锅炉“集体点火”。但是这个采暖期里,呼和浩特大气里却能减少2064吨的污染物,人均可少“吸”污染物近1公斤。自治区环科院研究人员分析,如果把这些污染物平铺在170多平方公里的呼市二环路内,就是2厘米厚的一层。
  十车间主任赵利在介绍,改造前,4台燃煤锅炉常冒黑烟,周边居民频频投诉。3台燃气锅炉取代了燃煤锅炉后,污染排放少了,供热能力增了,劳动强度也大大降低了。毕业于内蒙古工业大学数据控制和自动化专业的张建秋说:“要像以前,煤堆得山一样高,风一吹,煤灰到处飞,我肯定不来这儿。”

  “今年又制定了138座燃煤锅炉房的改造计划,保底数是110座。”呼和浩特市公共事业管理局的王平主任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是,到2017年底前,实现二环路内供热“无煤化”。(黄永锐)

2014年3月26日星期三

哈达妻致函习近平吁释放丈夫 哈达囚禁处首次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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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的妻子新娜和儿子威勒斯。(乔龙提供)

图片:新娜的家门口到处是摄像头。(乔龙提供)



































出狱多年但仍被囚禁的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的妻子新娜,日前致函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丈夫刑满释放后继续遭到法外羁押已三年多,呼吁国家领导人立即释放哈达,并对肇事者立案调查,追究决策者的刑事责任。本台获得多张照片,囚禁哈达三年多的建筑物首次曝光,另一张照片则是新娜站在公安的监视器下。

被内蒙古当局以分裂国家等罪判刑15年的异议人士哈达于2010年12月刑满出狱后,继续被当局囚禁在呼和浩特郊外的一座建筑物内,他的妻子新娜今年被当局禁止探望。本台日前获得署名新娜的一封给习近平的公开信,指内蒙当局继续关押哈达是非法拘禁的犯罪行为。公开信称,哈达被非法拘禁又快四年了,他前后已坐了十九年的大牢。十九年过去了,厄运并未结束且蔓延至今波及妻儿,以前只是给哈达一人治罪,现在不仅我被诬为“非法经营”被“判三缓五”,我儿子威勒斯也被诬为“非法持有毒品”被“免于起诉”,我们一家三口全被诬为罪犯。

公开信说,这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内蒙古当权者所导演的一幕惨烈悲剧!这也是对依法抗争的蒙古人所进行的令人发指的迫害!这更是对中国少数民族人权的粗暴践踏!在此,向习近平呼吁,要求及早结束对哈达的非法拘禁,并追究其决策者的刑事责任;立即停止对我们母子俩的政治迫害和司法诬陷,还我们的清白,对迫害和诬陷者立案调查,以及严肃处理内蒙古政法系统的违法者,彻底肃清内蒙古在民族问题上的左倾余毒,堵死投机者利用民族问题快速升迁的捷径。

本台获得的多张相片显示,新娜靠在有摄像头的监视器下,她和儿子威勒斯在书架前合影,母子表情沉重。而另一张显示一片建筑工地的照片上,其中两栋蓝色屋顶的建筑物格外显眼,拍摄者告诉记者,那是囚禁哈达的房屋。

本台周三多次致电新娜及她的母亲、还有哈达的儿子威勒斯,但均显示停机或无人接听。哈达的舅舅哈斯朝鲁周三告诉记者,自2月20日接到哈达电话后,再也没有新消息:“他基本上一个月给我打一次电话”。

记者:威勒斯有没有跟您打电话?
回答:好长时间都没有了。

记者:警察说他吸毒。
回答:不可能,他用什么钱去吸毒,。

记者:说新娜非法经营。
回答:没有那回事,那是扣帽子。

哈斯朝鲁说,已经很久没有跟新娜联系,而他家的电话也时常打不进:“跟新娜好长时间没有联系,哈达出狱以后就没有联系,已经三四年了”。

新娜的母亲今年2月21日接受本台采访时曾透露,女儿新娜在春节期间,没有见到丈夫哈达,跟她一起过年,但警方的车辆停在家外监视,直到新娜离去。而外孙威勒斯外出打工,遭到警方干扰:“威勒斯今年都三十岁了,他出去打工,公安局就跟着去,到打工的饭店,就跟人家说,他(威勒斯)是倒毒品的、抽烟的,你要是用他,你这个经理就别当了,涉毒品罪,谁也不敢用他”。

哈斯朝鲁说,哈达上次曾告诉他,计划对当局采取法律手段,但不知进度如何:“上次给我来电话说了,当局告诉他,可以用法律手段解决,意思是让他告(政府),谁知道他怎么告,我也不知道,政府方面的人带着任务,谁知道怎么告,看他告吧”。

记者多次致电新娜所在地派出所多部电话,但都无人接听。新娜的母亲曾告诉记者,当记者采访她后,将会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无法联系到她,她举例说:“一车一车的公安局来人,什么亚洲台、自由台(自由亚洲电台)也给我来电话,新西兰就有个王宁(记者),如果他今天来电话,明天就有公安来两车人,一个个都像土匪,进门的霸道劲,给我写几条罪状。我说我犯什么法,我说法律上我可以通信、接电话,美国的席海明也来电话(问候),我就实话实说,(警察)车就来了,一帮人,今天还没有来。你这个电话来了后,明天就有人来了,会问你为什么跟他们通电话。我就是这句话,你们爱怎么做就怎么,我也87岁了,进监狱算了”。

哈达于1989年在呼和浩特市创办蒙古学书店,努力恢复弘扬蒙古本民族的文化。后与朋友成立“内蒙古民主联盟”并担任主席,他主张内蒙古高度自治,1996年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刑15年,2010年12月10日刑满后,他的人身自由继续受到限制。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林迪/申铧)

附件:新娜给习近平先生的公开信

习近平先生:
您好!

十九年前(1995,12,10),我丈夫哈达因民族问题被内蒙古当局以"分裂国家和间谍"的罪名重判十五年并关进监狱。我不仅是哈达的妻子,还是一所中专学校的政治教员,便用法律武器为丈夫喊冤叫屈:代他写上诉材料,给相关部门写申诉信,希望能引起各方关注,以求公正。多年来,我的呼吁从未间断,为此内蒙古当局对我的打压在哈达入狱的十五年间也从未停止,我还为此两次被抓,在看守所里被羁押了三个多月。

2010年12月3日,在我丈夫哈达刑满释放前夕,我又被内蒙古当局以"非法经营"的罪名再次被抓,我们一家赖以生存的书店也再次被封,我儿子威勒斯在我被抓后在网上给时任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写公开信抗议并向外界透露"父亲出狱前母亲又被抓"的消息也被抓起,编造的罪名竟然是莫须有的"非法持有毒品"。我们母子俩在看守所里被关押一年多后虽相继获释,但至今仍受到当局的多方掣肘,公安如影随形,犹如狱外囚徒。

2010年12月10日哈达本该刑满释放,但当局又以"剥夺政治权利"为由,再次关押他四年。稍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剥夺一个人的政治权利并不等于剥夺其自由,所以当局的借口是站不住脚的,哈达刑满不释放是非法拘禁的犯罪行为。

一晃时间又过去了四年,现在是2014年春,哈达被非法拘禁又快四年了,他前后已坐了十九年的大牢。十九年过去了,厄运并未结束且蔓延至今波及妻儿,以前只是给哈达一人治罪,现在不仅我被诬为"非法经营"被"判三缓五",我儿子威勒斯也被诬为"非法持有毒品"被免于起诉",我们一家三口全被诬为罪犯。

这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内蒙古当权者所导演的一幕惨烈悲剧!这也是对依法抗争的蒙古人所进行的令人发指的迫害!!这更是对中国少数民族人权的粗暴践踏!!!

在此,我恳切向您呼吁:---
一,及早结束对我丈夫哈达的非法拘禁,并追究其决策者的刑事责任;
二,立即停止对我们母子俩的政治迫害和司法诬陷,推倒强加于我们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还我们的清白,对迫害和诬陷者立案调查;
三,严肃处理内蒙古政法系统的违法者,彻底肃清内蒙古在民族问题上的左倾余毒,堵死投机者利用民族问题快速升迁的捷径。

从我们一家三口的悲惨现状,便可窥见内蒙古所谓"民族问题"的真相,再放眼远望,新疆,西藏的"民族问题"更是惨不忍睹。其实,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左倾余毒一直没有肃清,错误主张占据了主导,所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民族矛盾反倒日趋激化,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也是不争的事实。

回眸过去,五十年代初,您父亲习仲勋主政西北局时对少数民族采取的平等,宽松政策,至今还被少数民族同胞津津乐道,可惜这一历史局面只是昙花一现,后来随着阶级斗争为纲的激进思维得势,民族政策也走向歧途。经过文化大革命,民族矛盾更加恶化。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总书记在民族问题上大胆拨乱反正,提出了一整套方针政策,就是为了缓解以致收拾极左路线造成许多尖锐矛盾的烂摊子,广大少数民族同胞也同样拍手称快,遗憾地是随着胡的下台,他在民族问题上的许多正确主张也烟消云散。

我真心希望您及新一届党中央能正视中国的民族矛盾,珍视习仲勋,胡耀邦等老一辈政治家的政治遗产,反思历史,深化认识,纠正错误,改弦更张,不要再走镇压禁锢且被实践证明是走不通的老路了。

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个人心向背的问题,今天中国民族矛盾的激化,也不是"一日之寒"造成的,在民族问题上说千句空话,不如干一件实事,是非公道自在人心。"民族分裂"和"恐怖分子"并非是少数民族的专利,把激化的民族矛盾归结为敌对势力和翻墙软件,更是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顶层设计者不应是政治低能儿,镇压愈强,反抗愈大,积怨愈深。就我而言,我根本不服对我们一家三口的定罪,更藐视无视法律的"国保",相信未来,依法抗争,恐嚇根本吓不倒已具备现代意识的少数民族大众。统治者对噤若寒蝉的弱小民族,常怀恻隐之心才是上策。

现在,真该是当权者深刻反思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严重失误的时刻了!!!

蒙古族公民: 新娜
2014,3,1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ql-03192014095445.html

2014年3月25日星期二

哈达向北京及联合国提申诉被阻 内蒙政法官员登门恐吓报复新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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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人士哈达在被囚禁期间,脸部抽搐,需要咬上牙签。(新娜独家提供)
Photo: RFA

本台上周三曾报道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的妻子新娜致函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呼吁释放她的丈夫哈达。本周日,内蒙古政法委官员登门新娜家进行恐吓,称她接受境外反动媒体采访并停发她的本月生活费作为报复。此外,新娜透露,哈达曾提出向中国政府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申诉,但被内蒙古公安阻止。

本台上周三报道,出狱多年但仍被囚禁的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的妻 子新娜,周二致函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丈夫刑满释放后继续遭到法外羁押已三年多,呼吁国家领导人立即释放哈达,并对肇事者立案调查,追究决策者 的刑事责任。新娜提供的囚禁哈达多年的建筑物照片,也首次曝光。新娜星期一告诉本台,相关消息自上周报道后,当局采取了报复手段:“昨天下午,内蒙古政法 委的一个主任和内蒙国保找我们谈话,说白了就是恐吓,说我们跟境外反动媒体联系,后果很严重。他明说不能跟自由亚洲电台、恩和巴图(南蒙古观察网站创办人 之一)联系,然后说我们给境外收集资料。我就接着说,我们的照片是我们本人的肖像,那屋子就是关哈达的地方,也是实事求是。如果你们觉得这是问题的话,你 们以前以‘天国的女儿’名义在网上发的东西(“天国的女儿”在博讯网上发哈达出狱照片《自由的哈达》),怎么就没事?完了他还是恐吓,说习近平也知道了。 我说那你就解决吧。如果你说我这是个案,我是非法经营,我儿子是非法持有毒品,那你们为什么在我们被看守所关押期间,你们国保出面、政法委出面?你们(不 管经济、吸毒)出面干什么?他不说话了”。

被内蒙古当局以分裂国家等罪判刑15年的异议人士哈达于2010年12月刑满出狱后,继续被当局囚禁在呼和浩特郊外的一座建筑物内三年多,他的妻子新娜3月18日,通过本台发表一封给习近平的公开信,指内蒙当局继续关押哈达是非法拘禁的犯罪行为。

新娜说:“我们给习近平写的信反响很大,可能上面(北京)说他们(内蒙)了,他们就来恐吓我们。我说我已经向上写信了,我根本不怕你们恐吓,我们有理。他们说后果很严重,想靠个什么给敌对势力提供情报,这个、那个”,

新娜还说,她丈夫哈达曾向公安明确表示要向北京及联合国提出申诉,被阻止:“威勒斯昨天跟他们说,哈达要申诉,不仅向中国政府,还要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他们说不允许”。

新娜周一提供给记者的一张哈达照片上,看到哈达嘴上咬着一根类似牙签的东西,神情木纳。新娜解释:“他的嘴巴咬了根棍,他如果不咬那根棍,面部就抽搐,咬着棍子就不抽搐”。

星 期一,哈达的儿子威勒斯就当局前一天登门恐吓,向内蒙古政法委包主任发出一封信(见附件)作为回应。新娜说,之前公安曾向她家提出愿意为其买房子换取哈达 停止申诉,消息自本台报道后,当局改变说法:“买房子的事现在不说是政府(给钱)了,说是他(国保)个人了,改口了,意思不是用房子来要挟。也把你们的报 道复印给我看,我说我都看了,不用再给我看”。

哈达的儿子威勒斯在写给政法委主任的信中称,“时至今日,父亲仍被非法拘禁,我和母亲因言获罪被软禁家中不许经营书店,却要领救济金度日,难道关押软禁我们并一分不差的执行你们的条件就是解决问题吗?”。

威 勒斯告诉记者,自母亲上周接受本台采访后,每月的生活费被停发,目前他不仅仅担心母亲的安危,也担心自己再被抓进监狱:“昨天代表政府来我家谈话的主任明 确说,习近平同志对内蒙方面做了指示,要解决你们的问题。我就问,难道是习近平同志指示内蒙方面来恐吓我们的吗,还是要解决问题?如果内蒙有关方面还说境 外知名媒体是敌对势力,以这种姿态不让我们发出声音,是违反言论自由的作为。接受完你的采访后,新娜老师的生活费,已经停发了”。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林迪/嘉华)


附件:哈达之子威勒斯给内蒙古政法委主任的信
内蒙古政法委包主任:你好!
通过昨日的谈话,得知关于政府为我父亲哈达协调住房问题,公安厅国保总队方面至今为止未将我们向你反映之协调意见转告,今再次以书面形式向你反映。

年后您与我们的律师见面,告知我们政府要在我父亲出狱前给他解决住房问题。具体细节是要求我们出一百多平米楼房房款的百分之三十,考虑到我们现阶段没有积蓄也不许我们经营书店,你可协调有关方面将我们被公安厅拉走查封的书店货物作价变卖,希望律师转达你的意见。
得到消息后我们询问了父亲,关于政府给他协调住房的看法。他明确提出不需要政府专门给他协调一套住房。关于这个情况我相信您在近期会收到我父亲的书面意见。

二月底国保总队方面来人,询问这一问题的答复。我们提了三条建议,并希望转达给你处。具体如下;
一•我父亲不希望政府专门给他协调一套大住房,因为我们没有实际承受能力。
二•变卖书店财产变成房产,我们不接受,将来我们还要继续经营书店自食其力。
三•如既定方针没有回旋余地,母亲同意将现居住房变卖,用作政府协调给我父亲的住房房款,但因不明原因学校无故扣押房产证不给我们,请帮忙协调,好先解决我父亲出来的生存问题。

三 月中旬,国保总队方面两次来电话要求我们将货物从他们扣押的库房处拉走,我们以为可以经营书店了,进一步询问才得知经营书店问题没有得到具体指示,只是要 求我们尽快腾出库房,别的他们一概不管。陆续接到国保方面的电话后我们很纳闷,你们谈给我父亲协调住房的话题没音讯了,却雪上加霜的提出库房搬迁问题,难 道只能变卖书店才可继续“协调”住房吗?与此同时更有莫名的号码给我母亲发短信警告她要将她收监,这难道不是要挟恐吓吗?我们很无奈......

多方的刺激让我们想起这四年来内蒙当局有关方面对我们一家的多方欺压与刁难,时至今日,父亲仍被非法拘禁,我和母亲因言获罪被软禁家中不许经营书店,却要领救济金度日,难道关押软禁我们并一分不差的执行你们的条件就是解决问题吗?

昨 日,你说我们接受境外敌对势力采访,给习近平主席写公开信是给解决问题捣乱,却避重就轻不谈内蒙有关方面对我们一家的实际犯罪和诬陷,更不提四年来我们一 家多次写信申诉而当局推卸责任和拖延敷衍的实质。在这里我不禁要问到底是谁不想解决问题?谁在捣乱?给习近平主席写信就是要解决问题而非捣乱。
通过昨天的谈话,你四年来首次明确提出我们可经营书店,你还说习近平书记也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希望我们一家的问题在此契机下可尽快解决....
此致
蒙古族公民:威勒斯
2014年3月24日

内蒙当局以大住屋换取哈达案停申诉被拒 妻新娜拟自营书店谋生遭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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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公安监控摄像头下的哈达之妻。(乔龙提供)




蒙古族异议人士哈达15年刑满获释后仍被内蒙当局囚禁,至今已近四年。哈达的妻子新娜星期三透露,近期警方要提供她一处较大的住房,但被她拒绝,因为她不愿放弃为哈达申诉。而此前新娜曾接到公安的收监恐吓。目前,不但哈达获释机会渺茫,新娜也做好随时入狱的准备。
本台周三曾报道,蒙古族异议人士哈达的妻子新娜致函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丈夫刑满释放后继续遭到法外羁押,呼吁国家领导人立即释放哈达,并追究决策者的刑事责任。当天深夜记者终于联系到身在呼和浩特的新娜,她表示:“那封信是我写的。我是 一直想写,因为他们现在恐吓我,我说干脆先写,万一他们把我收监,来不及。所以我昨天(3月18日)把信发了以后,挺放松的”。
她说,儿子威勒斯当天见到了父亲哈达:“我儿子今天去见的。哈达不见我,哈达现在的精神状况有些问题。今天把我儿子赶回来了,他稍微有些问题就生气,。总的来说,哈达精神状况不好,我想这是因为他原来在监狱里15年。刚出来的时候还行,后来他们(警方)当他的面,把我和儿子抓走,我估计对他是个刺激,。而且近四年他是被单独关押,状况很不好。有儿子在,我还能知道一些哈达的情况”。
1995年,哈达被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判刑15年,2010年12月刑满出狱后,被囚禁在呼和浩特郊外一处建筑物内。新娜向本台提供了多张照片,包括哈达被关押的蓝色屋顶的屋子。
新娜说,当局每月给她和儿子提供2600元的生活费,但他们宁愿自食其力。最近当局又有了新动作,警方通过新娜的哥哥带话,要求新娜接受当局提供的一百多平方米的房间,让哈达一家三口居住,被拒绝:“今年过完年突然找我哥哥谈话,说哈达快出来了,给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官方出一大半(钱),你们出一小半。我哥哥当时没有多想,就说‘我出吧’。后来我哥哥跟我说,我不同意。第一我们不能再让你们花钱;第二,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们(警方)合伙,我们自己买房子不就行了。再说我们买小平方米一点的也行,或者不买,现在这个房子也能住。他们的目的是不让我们再开店,而我们想再开店,因为谁知道哪天你不发钱(官方生活费),我们没法生活,我们就受制于他们”。
新娜曾是一位教师,哈达被判刑后,失去了工作,于是自营书店谋生。她曾因接受国际媒体采访,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刑三年,缓刑五年,2012年4月获释。她说:“哈达在监狱的15年,我都是自食其力,我原来在中专当老师,就是因为哈达的事把我赶走。我们第一不要你们的房子,第二,我们遇到的生活问题自己解决,第三,我们要开店”。
2012年10月下旬以来,当局切断了新娜和儿子威勒斯与外界的所有通讯渠道。在当晚的采访中,威勒斯说,没有想到最近外来电话能打入:“我们出门都有人跟着,。照片你也看到了,我们前后楼还有对面的院子里,都有公安常驻的点,估计有十来个人。我父亲关押快四年,一次系统性的身体检查都没有过,关押期间,十个月不给我父亲厕纸,精神折磨他。今天我去看他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的报道我被父亲赶出来了。我跟他讲了,你报道中,我舅老爷接受采访说我爸爸跟他说的事,难道解决了吗?有啥解决?我们都不知道,你难道有消息吗?关押他的国保经常找他谈心,给他施加压力。他说,会解决的。我说,你听到什么消息了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你说话一定要慎重”。
威勒斯说,全国两会期间,他的母亲新娜接到公安发出的收监恐吓:“两会期间,我妈妈接到公安发出的恐吓短信,说很有可能要收监,因为公安给你房子不要,你要继续申诉。从上个星期开始,我妈妈每天在收拾入狱的衣服、鞋,都已经放在编织袋,我们内心很痛苦。我的父亲到今天还在非法拘禁当中。关押他的同时,还给我们施加压力。您不知道,给我们的生活费因为接受过你们采访以后,马上扣除我们一半的生活费,那是(2013年)过年的时候,年过得很惨,他们拿生存作为压力控制我们”。
新娜表示,已经看透当局的意图:“就是我们给你钱,我们养你,就这样控制我们”。
记者:您这个电话是什么时候可以跟外界联络的,最近吗?
新娜:就是最近,我还在说呢,就是前几天。抓我们的时候,公安局长还跟我们说,你们有事找周永康去,跟我的儿子也这么说,。现在等半天也没有周永康的消息,我估计没有周永康,也有李永康、王永康,一回事。

2014年3月24日星期一

克里米亚离乌入俄后 俄蒙族区和圣彼得堡也要公投出走?

 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市中心。(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市中心。(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白桦

大关(Ōzeki)鹤龙(Kakuryu)将晋升成为第71代横纲

琴奨菊(右)を寄り切りで破り、初優勝を決めた鶴竜(23日、ボディメーカーコロシアム)=共同
鹤龙(蒙古名:Mangaljalavyn Anand)将成为继朝青龙、白鹏、日马富士以来连续第4位晋升横纲级别的蒙古相扑选手,现役蒙古横纲也将增至3位。

2014年3月23日星期日

内蒙古斥资809亿建设“大呼和浩特” ,网友评这可能又是一项“吸血工程”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建设大呼和浩特,带动呼包银榆经济区,引领大西北。近日,内蒙古首府召开2014年首府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会议,部署2014年首府的各项城市建 设工作。会议要求:首府城市建设将按照建设“大呼和浩特”的理念,瞄准把城市“做大、做靓、做美”,从打造宜居环境、提升基础设施水平、科学编制规划、推 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做好保障工作5个方面,安排38类工作,年度计划总投资约809.82亿元。
  届时,大呼和浩特将初步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区域性商贸物流和会展服务中心、科教卫生服务中心、民族特色鲜明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国家云计算基地、清洁能源新材料(行情 专区)生产示范基地、晋陕蒙旅游中心城市、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中心城市。
  2013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710.4亿元,同比增长10%。地方财政总收入完成360.1亿元,同比增长13.8%,跃升到全区第二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35629元,增长9.1%;农民人均纯收入完成12736元,增长12.1%。
  今年内蒙古自治区将投资809.82亿元支持建设“大呼和浩特”。自治区人大代表、呼市市长秦义表示,近年来,呼市经济社会建设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一些方面还存在不足和短板,首府的首位度还不稳固。
  针对此,呼市市委、呼市政府提出了继续“打造两个一流,加快推进三个建设,实现两个率先”的思路和目标。
   对于呼和浩特希望自治区参照陕西等地省市联建大西安的做法,区市联建首府城市的建议,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巴特尔说:“一个城 市没有规划就没有发展前程。目前,呼市已经找准了城市发展的方向,自治区将全力支持呼和浩特的发展,支持首府提升首位度。”巴特尔要求首府要认真选定项 目,编写实施方案,自治区将按照项目的可行性、紧迫性等因素,专项研究支持呼和浩特发展的方式。
  省市共建大呼和浩特,为再铸大都市辉煌绘制了一幅崭新、美好的蓝图:
  经济实力实现新跨越。2014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0%。
   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得到新优化。首府新建18个公共停车场;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今年首府将向社会交付公共租赁住房5204套,新建公共租赁住房 3000套,当年完成工程量的60%。在老旧小区改造方面,要整治老旧住宅小区304个。在便民服务设施建设方面,将新建各类便民市场100个;新建18 个立体(或地下)公共停车场;增设绿色免费公共自行车运营网点,投放公共自行车2000辆;新建水冲公厕15座,移动公厕70座(其中在城中村设置大型移 动公厕50座).
  生态建设取得新进展。改善生态环境,计划植树500万株,实施15个行政村村庄改造工程,建设育苗基地2600亩; 在现乌素图水库基础上,建设6000亩杏坞番生态景区;续建哈拉沁生态保护区项目和乌素图召文化保护区项目,在大青山沿线植树造林2万亩;续建5.5万亩 森林公园。完成呼杀高速(呼和浩特至杀虎口高速公路(行情 专区))连接线等出城口绿化升级改造工程5项等。
  城市建设达到新水平。将完成储备土地6000亩,完成整理入库国有建设用地2000亩以上,政府土地储备库储备土地规模控制在18000亩左右。商住用地出让总量控制在5000亩左右。
   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新提高。年内获批新机场立项,实施新机场范围内土地征拆工作。年内获批轨道交通建设项目报批前期工作,并启动1、2号线全线土地的征拆 工作。完成5个交通场站及枢纽站建设,实施全市公交线网整合工程,优化线网结构,新增公交车辆400台。完成快速路南线续建工程,开工建设快速路东线、西 线、北线工程,力争全线开通;新建续建桥梁及通道工程26项;新建道路工程25项;完成续建道路工程32项。改造维修24条小街巷。

2014年3月22日星期六

高速铁路将把中俄两国连接起来

高速铁路将把中俄两国连接起来

© 俄罗斯之声       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的外贝加尔边疆区政府推出在中国满洲里市和布里亚特共和国图尔卡镇之间铺设快铁的想法。预计,这条长达800公里的干线将花费170亿美元,并在3年内建成。

      “贝加尔港湾”是独一无二的旅游区。该区域在地球最大湖泊 -- 贝加尔湖东岸绵延60公里。该旅游区已经建成了所有必要的工程基础设施,旅游项目的建设也已经开始。目前,旅游区基础设施的投资额已超过1.5亿美元。据称,民营投资额也几乎达到15亿美元。
      在“贝加尔港湾”旅游区已经建成首批基础设施,明年旅游区将接待首批游客。其中,高山滑雪集群项目之一 -- “牛山”滑雪区已经准备就绪。拥有总长40公里的29条雪道全天候高山旅游区每年可接待30万游客。据专家介绍,从2016年开始,外贝加尔边疆区和布里亚特共和国每年可接待180多万外国游客。

2014年3月21日星期五

问询牧民草场被占补偿事宜 向政府问事难过找人关

来源: 新华网内蒙古频道

群众来信:赤峰松山区大夫营子乡的移动用户1524764****向内蒙古新华手机报咨询,汇风公司能源公司因建风电占草场,每亩只给4000元补偿费,是否符合标准。
    小编调查:
  2006年5月1日起施行的《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条规定:《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草原补偿费、安 置补助费由旗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草原监督管理机构,按照前五年的饲养牲畜量、草原检测数据和当地物价部门提供的价格数据为依据进行测算。
  3月11日,赤峰松山区政府办公室法制科郭科长在电话里告诉内蒙古新华手机报编辑,土地补偿由自治区国土厅根据不同地区的区块定价,然后由当地 乡镇政府组织实施。编辑致电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一位女工作人员说 :“具体的数据我不清楚,当地政府应该知道。”在多次致电后,大夫营子乡政府办公室的电话终于接通了,但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对此事不清楚,并以“乡长到市里 办事”为由拒绝透露更多信息。接下来的几天,编辑又多次向大夫营子乡政府询问此事,但电话均未接通。截至今日发稿,大夫营子乡对此事仍无明确回应。
  编辑点评:唉!领教了!向大夫营子乡政府咨询一件事情竟如此困难,乡政府的工作人员竟“忙”到连电话都顾不上接。群众问事儿都这么费劲,办事儿是不是更难?

2014年3月20日星期四

互联网审查是可以打败的

埃里克·施密特 

未来十年,大约将有另外50亿人可以接入互联网。人权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称,增幅最大的将是那些审查制度非常严格的社会:在这些地方,点击一篇有异议的文章可能会导致你全家老少都被关进监狱,或者更糟。
具体细节很丑陋。在俄罗斯,政府已经屏蔽了数以万计的异见网站,有时连整个WordPress博客和俄语维基百科都会遭到屏蔽。在越南,一项名为《第72号令》(Decree 72)的新法律把发布反政府的数字内容,甚至是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新闻报导都列为非法。而在巴基斯坦,公众仅仅两年前才能开始访问的一些网站——Tumblr、维基百科和YouTube——越来越经常地被替换成难以令人信服的“安全冲浪”消息。

打压网络自由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深度包检测(deep packet inspection,DPI)硬件,当局用它跟踪所有未加密的电子邮件,人们访问的网站以及发布的博客文章。当它检测到异见活动时,相关的网站或服务就会被屏蔽或者重定向。如果所有其他方法都失败了,政府还可以针对目标用户或社区减缓整个互联网的速度。
还有一些时候,比如在乌克兰,政府可以展开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攻击,向服务器发送大量数字请求,致使网站瘫痪,或者篡改国家互联网系统的路由系统,让整个网站离奇地无法访问。政府还可以屏蔽或者破坏整个类别的内容;我们听说,在伊朗,所有加密连接都会被定期切断并自动复位。
这些做法有多常见?可靠的数据可能非常少。对审查模式进行测量本身就会带来风险:如果你反复检查“异见”内容是否遭到屏蔽,你自己就有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这些打压网络自由的技术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而测量和评估打压工具的活动却只获得了几百万美元的政府和私人资金。像多伦多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这样的学术中心以及私人机构正在开发检测工具,但我们对数字审查范围的了解还处在早期阶段。
当然,检测仅仅是审查反击战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提供工具,来削弱感应器、过滤器和节流装置的作用。
这方面的基础工作同样也在进行之中。从旧金山到北京,来自各地的工程师们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在防止异见者遭受监视的规避技术方面,他们已经开展了多年合作。Tor就是一个这样的规避工具,在世界各地,通晓技术的异见者使用Tor已经超过十年。
我们去过朝鲜、沙特阿拉伯等网络自由遭受打压的国家。在跟异见者和被侵扰的少数民族人士见面时,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中很少有人使用Tor这样的工具。
最根本的问题也许是缺乏信任。在伊朗,有些网店卖家在出售一些承诺让你安全上网的服务。但是也有传言说,这些服务实际上是伊朗政府暗中操纵的,可以随时监控用户的活动或是终止服务。
另一个问题是可扩展性。VPN是一种流行做法,在像叙利亚这种进行打压式审查的国家,VPN使用者可以通过位于挪威等开放国家的计算机,实现“代理”连接。但是,当数以千计的用户连接到同一个地方时,政府就会察觉并封杀它。
最后一个挑战是可用性。工程师可以创建复杂的算法,但是,只有在比方说库尔德人知道如何在自己的低带宽手机上安装它们后,这些算法才能发挥作用。库尔德人是伊朗的少数民族。
所有这些挑战都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但新的契机是我们有可能克服它们——如果我们进行了正确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例如,使用P2P算法的软件,可以让用户不必再使用VPN,就能直接通过另一台计算机连接到互联网,这有助于解决信任和可扩展问题。
这些算法无法彻底解决信任问题。你怎么知道自己连上的计算机真的属于你的朋友,而不是政府特工呢?十年前,这个挑战将会让很多人就此作罢。但现在,人们有可能使用Facebook或谷歌Hangouts等服务来验证彼此的身份,就像我们在线下做的那样。
隐匿技术——让一个东西看起来像别的东西——也是前进的一个方向。一条从伊朗到挪威的数字通道,可以伪装成一个普通的Skype通话。深度包检测无法把这类流量跟真正的流量区分开,而拦截所有流量会造成大量的附带损失,所以政府不会那样做。
最后,用户体验设计方面的进步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即便这一点可能不太明显。互联网正在变得更加易于使用,规避技术也是如此——这意味着活动人士在安全上网方面面临的挑战将会减少。
很多抗击审查的战斗都是由互联网自由运动人士领导的。无论是政策制定者、企业还是个人,都可以加入这个开放的社区。提供资金、编程技能和政府拨款,都有助于让情况出现改观。
从现有的热情和机会来看,打压性的互联网审查可能在十年之内垮台。要想下一代用户能够自由上网,我们就没有其他选择。
谷歌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E. Schmidt)和谷歌智库(Google Ideas)主管杰瑞德·科恩(Jared Cohen),是《新数字时代:重塑人类、国家和商业未来》(“The New Digital Age: Transforming Nations, Businesses and Our Lives”)的作者。
翻译:土土


2014年3月19日星期三

唐世平、吐尔文江·吐尔逊:警惕灾难性的族群政策

来源: 共识网

在我国族群政治问题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面前,我国的民族(族群)政策可能需要一个系统的重新思考,有所调整也已经提上日程。这时候,各种各样的政策建议都会出现。但是,这其中的一些政策建议往往来自于一些并不太了解族群政治,特别是对今天的社会科学就族群政治的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成果并不太了解的人士。他们往往会提出一些看起来简洁有效的政策建议。
 
  正是在这样的关头,我们要特别警惕简单化的政策建议。这些简单化的政策建议不仅不会有助于改善目前的状况,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族群之间的矛盾,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本文旨在给出一些理解族群政治的基本原则,并提醒我们一定不能犯一些根本性的错误。
 
  理解族群政治:一些基本的事实和原则
 
  首先,族群政治并非中国独有。在现代化的世界里,只要一个国家有超过一个族群,这个国家内就有族群政治。换句话说,族群政治是不可能消除的,只能去尽可能地管理,达成基本的族群和谐。想一劳永逸或者是从长远消除族群政治的思想都是乌托邦式的危险空想。
 
  其次,族群冲突作为族群政治的暴力体现并不是族群政治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世界上绝大部分族群之间尽管有族群政治,但却并不一定恶化成为族群冲突。但是,确确实实,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经经历而且仍在面对比我国更为严重的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统计资料表明,从1945年到2012年,世界范围内的武装冲突中,国家之间的冲突呈稳定下降的趋势。相比之下,国内冲突却在相当长时间内呈上升的趋势。而在国内的武装冲突中,族群冲突又占到了近70%甚至90%比例。
 
  因此,族群政治和族群冲突是当今社会科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已经使我们对于族群政治和族群冲突有了相对广泛而深入的理解。因此,我们已经可以从其他国家管理族群政治的教训和经验中学到许多东西。不幸的是,对社会科学有关族群政治和族群冲突的最前沿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士了解甚少,甚至基本不了解。如何管理我国的族群政治不能只懂得一点中国的族群政治历史(包括边疆史、族群史)。我们必须从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中国近代以前的管理族群政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管理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族群政治尽管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其借鉴作用也非常有限。这是因为,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现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的族群政治和此前的族群政治有根本意义上的区别。一些1789年以前的政策(比如,强制性的族群融合)已经基本不再适用。而因为中国王朝传统中的“天下观”,许多人士对历史上和当今中国的族群政治的复杂性可能都有严重的低估。
 
  群体的社会心理学明确地告诉我们,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族群中心主义者”。而因为“族群中心主义”的存在,不同族群对族群之间的许多问题的主观判断往往会有很大差距,而且这些主观判断可以几乎完全和客观的事实脱节。比如,就族群之间的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来说,少数族群的一些人士总是会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和不公正待遇,而多数族群的一些人士则会认为少数族群获得的特殊待遇太多了。
 
  因此,要更好地理解族群政治,我们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族群政治的研究者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注意控制自己的“族群中心主义”情绪。
 
  族群政治的“象征性”和“情感性”
 
  族群政治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首先,族群政治有很强的“象征性”。这些象征性因素包括族群认同(含语言、宗教和文化因素)、历史记忆、历史神话、少数族群精英能否代表整个国家,等等。任何触及到这些“象征性”问题的讨论和话语,都需要谨慎对待。来自多数族群的话语体系尤其如此。
 
  比如,显然,传说中的“炎黄”的子孙只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绝对不是中华民族的全部。因此,“炎黄子孙”不能和“中华民族”等同。类似地,“龙的传人”也不能和“中华民族”等同起来。又比如,现在的许多所谓“国学”其实主要的研究对象都是汉族的文化思想,而显然汉族的文化和思想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部。因此,要么“国学”真的研究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思想,要么“国学”这一名称就应该被取消。
 
  而正是因为族群政治的强烈“象征性”,在族群政治中,客观的历史很多时候可能并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族群政治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被不断“建构”的“历史”。某些对历史的“建构”有利于族群和谐,而某些对历史的“建构”则有可能加剧族群矛盾。比如,在涉及族群政治和族群冲突的素材时,某些中国的历史影视作品对历史的诠释和建构往往有加剧族群冲突的危险成分。这些危险成分包括过分渲染某些族群对其他族群的赫赫战功或者是伟大征服,而不去反思这些赫赫战功和伟大征服背后的血腥和残酷。
 
  族群政治还有极强的“情感性”:事实上,“族群中心主义”是我们情感的一部分。不仅如此,族群政治还一定会和我们每一个人最最真切的情感混杂在一起:恐惧、仇恨、愤怒(包括暴怒)、尊严都是族群政治的重要构成因素。不能理解族群政治中的情感因素,也就不能理解族群政治。
 
  警惕危险的政策建议和话语体系
 
  当前,在一些公共舆论平台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因而是非常危险的政策建议或话语。为了避免造成更多的族群矛盾甚至流血,国家应该可以考虑,在公共舆论平台限制此类有危害的话语。这些话语尽管可能不会直接导致更多的矛盾和暴力,但却极有可能间接地导致更多的矛盾和暴力。
 
  有的人士明确提倡用更多的暴力来解决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这样的言论,无论是来自多数族群还是少数族群,都是极其危险的。这些人士不明白,更多的暴力不仅不能缓解族群矛盾和避免更多的族群冲突,而且只会导致更多的仇恨、暴力和流血。
 
  有的人士则提出,要“改变某某地区的人口结构”。这些人士根本不明白,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表明,仅仅是提出“要改变某某地区的人口结构”都可能加剧族群矛盾,更不要说是切实推行这样的政策。
 
  有一些人士认为,只要把少数族群地区的经济搞上去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世界各国的历史表明,增加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总量却不能缩小族群间的相对经济地位差距的经济发展政策通常无助于缓解族群矛盾。更糟的是,很多时候,增加少数民族地方经济总量却不顾及少数族群的相对经济地位的发展政策往往会加剧族群矛盾。
 
  有的人士说“要取消民族自治(区)”。这些人士不懂得,只要有了民族自治(区),那任何取消,甚至削弱“民族自治”的口号都会加剧族群矛盾,更不要说切实推行这样的政策:历史不能从头再来。而中国的民族自治区制度尽管和前苏联(以及今天的俄罗斯)的民族自治制度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非常重要的区别。而且,中国和前苏联的民族自治制度所处的制度环境以及其他因素也有非常重要的不同。不能简单地因为前苏联的民族自治制度是导致前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得出中国的民族自治区制度一定会导致中国的解体这一结论。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人士对确立复杂社会结果背后的复杂因果关系的诸多困难缺乏基本的了解。在人类社会这样一个复杂体系里面,一个因素的作用在不同情境下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影响。
 
  还有一些人士认为,为了长期的目标,可以不惜在短期内加剧族群矛盾。尤其在7·5和3·1这样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这种思想会特别流行。这样的政策口号也是极其危险的。短期内加剧族群矛盾通常会不可逆转地增加族群之间的仇恨,进而长久地危及国家更好地管理族群政治的能力。“长痛不如短痛”的族群政策无论从短期还是长远来看,都只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只有能够将短期的目标和长期的目标比较好地结合起来的族群政策才是可取的。
 
  结语
 
  零星的修修补补已经难以从根本上帮助我国管理当前的族群政治问题。我国的族群政策确实需要一个系统的重新思考和设计:在各个不同的族群之间,构建一个稳固的和谐族群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是,任何对我国族群政策的重新设计都必须建立在对族群政治的深入研究和了解之上。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我们的政府和领导人必须慎思熟虑,注意听取那些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族群政治的历史经验有相当了解而且有原创性的理论研究成果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意见。只有基于这样的社会科学知识基础,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我们才有可能设计出比较好的管理族群政治的政策体系。任何简单化的、甚至是粗暴的族群政策都极可能加剧族群矛盾,导致更多的冲突,甚至灾难。
 
  (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主任;吐尔文江·吐尔逊,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内蒙古11159个嘎查村将逐步调整为6000个左右

来源: 北方新报

记 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了解到,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全面深化农村牧区改革加快推进农牧业现代化的实施意见》,2014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内蒙古自治区 将开展新农村新牧区示范工程建设。以旗县为主,科学合理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按照城市吸纳、城镇集聚、中心村发展、自然村合并、空心村拆除、生态转移6个 类型,将全区11159个嘎查村调整为6000个左右,进一步优化嘎查村布局。从今年开始每年分类实施建设850个嘎查村,力争用7年时间完成新农村新牧 区建设任务。

  今后内蒙古自治区将把农牧业现代化作为主攻方向,把富裕农牧民作为核心任务,把农村牧区繁荣稳定作为重要目标。把实施农村牧区十个全覆盖工程作 为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的重点,用3年时间,在全区实现农村牧区危房改造、安全饮水、嘎查村街巷硬化、村村通电、村村通广播电视(互联网)、校舍建设及安全改 造、嘎查村标准化卫生室、嘎查村文化活动室、便民连锁超市、农村牧区常住人口养老医疗低保等社会保障全覆盖。结合内蒙古实际,借鉴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经验做法,以治理垃圾、污水为重点,按照尊重科学、尊重农牧民意愿和政府推动的原则,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推进新农村新牧区规划嘎查村村内自来水、 改厕、垃圾处理和保洁建设,建设一批具有实际示范带动意义的示范苏木乡镇、示范嘎查村,逐步改善村庄人居环境。(记者 李国萍)

2014年3月18日星期二

新疆蒙古师范学校教师抗议不公平对待和民族歧视

新疆蒙古师范学校教师抗议政府的不公平对待和民族歧视的照片出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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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蒙古族社区的语言生活——新疆蒙古师范学校家属社区居民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调查


研究缘起新疆蒙古师范学校是新疆唯一使用蒙古语授课的中等师范学校,位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巴州路14号。其前身是乌鲁木齐蒙古师范学校。成立于1952年9月。之后曾3次搬迁。1962年停办。1982年9月恢复,并更名为新疆蒙古师范学校。新疆蒙古师范学校主要为新疆蒙古族中小学培养师资,并承担蒙古族中小学教师的学历继续教育和在职培训任务。1952-1962年培养毕业生12个班400多人,为新疆蒙古族的文化和教育事业培养了专门人才,为党政机关培养了干部。恢复建校后的15年中,培养了42个班1 440多名毕业生,他们中的多数已成为新疆蒙古族教育事业的中坚力量。学校现有教职工84人,其中专任教师54人。2005年11月,自治区第十届人民政府第21次常务会议决定,新疆蒙古师范学校并入新疆职业大学,仍保留新疆蒙古师范学校名称,机构和编制不撤,经费不减。同年12月,新疆蒙古师范学校正式并入新疆职业大学。乌鲁木齐市共有蒙古族7 713人(2004年底)[1]103,占全市总人口的0.41%。其总体分布特点是散杂居,唯有新疆蒙古师范学校家属院属蒙古族聚居社区,是典型的“都市蒙古部落”。

腾格尔:牧民被赶到城里住 不理解也不习惯

2014年3月16日星期日

中国不妨实行联邦制

斯科特·穆尔 

上周,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开幕。虽然代表和委员们的主要职责是审议批准中共领导人做出的决议,但两会的召开也时常会引发有关政治改革的辩论。
代表委员们在许多问题上展开了讨论,包括最近发生在中国南方一座火车站针对平民的暴力屠杀事件,官方称这与中国西部的一个分离主义组织有关。然而,对中国长远政治改革来说,最有希望的一条发展路径却没有出现在议事日程上,那就是联邦制。

联邦制对中国有诸多好处,但这将需要北京的领导人赋予地方政府真正的政治权力和决策权。在现行的体制下,省级和地方政府的职能仅仅是执行高层制定的政策。迄今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不以联邦制治理的国家中最庞大、人口最多的一个。北京严格掌握着所有政治权力和主要决策权。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委内瑞拉等一些国家已经通过赋予次国家地区极大的自制权,来解决地域辽阔、文化多元区域的治理问题。联邦制的形式多种多样,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联邦制甚至可以与威权主义尴尬地共存。
为了执行中央政府的指令,地方领导人可以在支出方面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多数全国性的法律法规都会设下特定的目标,省级和地方政府必须实现,但地方官员可以用他们视为合适的方式调配资源。例如,中国的能源立法设下了能效目标,每个省负责各自的达标。
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开支占全部政府开支的比重要高过联邦制的美国和瑞士的比例。但这种经济权力的下放并不等同于联邦制:地方政府仅仅执行政策,他们没有决定权。
这种等级结构反映的是在中国存在已久的一种政治思想。从历史上来看,大一统思想是所有政府自然想要实现的目标,并且中国的学者和领导人一直以来也在警告“地方主义”的危害。
但采纳联邦制将帮助现代中国缓解它所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治理问题:事实上,地方官员在执行中央政策时,就算不是全无兴趣,至少也是漫不经心的。受制于这样一个体制,中国的地方官员承担了许多职责,但不向民众负责,他们因而更重视短期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遵从治理污染和改善社会福利等长效目标。结果就是,环境和社会政策的执行常常十分糟糕。如果省级和地方官员在制定政策上有更大的发言权,那么他们与这些政策的执行结果也会有更大的利害关系。
这向来是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中央政府设下一些不切实际的标准,而地方政府在不伤及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实现这些标准。如果地方领导人可以制定适合当地情况的标准,他们就会有更大的责任和兴趣来确保达到标准。
然而,联邦制对中国最大的益处还在于,它也许能够更好地解决中国动荡不安的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诸多问题。
在不分裂国家的前提下,联邦制是响应地方自治要求的最佳方式。在应对西藏和新疆的分离主义组织时,这是最明智的长期战略。从理论上来说,包括这两个地区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为“自治区”。而实际上,北京决定一切,这些地区享受的自治权力与多数联邦制国家的自治权全然不同。这种背离从长远来说不太可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实行联邦制将从一定程度上确保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体制中占有相应的分量,也会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对更大自治权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对于北京来说,要解决存在多年的台湾问题,联邦制是唯一可见的、和平的长期解决方案。中国已经表明,台湾独立是不可接受的,但台北也同样毫不含糊地说,它绝不会接受一个不民主的人民共和国。实行某种形式的联邦制,台湾、香港、澳门和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可以维持极大的自治,是未来最可行的道路。
当然,在中国可行的联邦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实行的联邦制可能不会有多少相似之处。它可能看起来会更接近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的构架,对比西方联邦制国家,它们的中央政府权力更大,许多规定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而设置的。例如,印度的宪法赋予中央政府权力,在国家完整性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对地方政府进行干预。
联邦制带给我们最有价值的经验是,采纳一种更松散的结合方式,国家往往能变得更强大。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想要保障国家长久的和平与繁荣,他们最好开始设计一条走向联邦的道路。
斯科特·穆尔(Scott Moore)是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研究员,攻读中国政治。
翻译:曹莉

2014年3月15日星期六

新型城镇化更应保护农村文化传承

    冯骥才。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李细华 摄
    村头的老槐树还在吗?村中的祠堂还有人去吗?红白喜事还像当年那样热闹吗?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让人们的“文化乡愁”情结越发浓烈。今年春节期间“故乡在沦陷”的话题引起网友热议,人民日报还曾刊发专题讨论。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民俗专家冯骥才认为,“最近十年,我国每天都有不少村落消失;最近三十年,许多不可移动文物被损毁。被切断的不只是一段历史,还有世代积淀在那里的特有的文化与习俗、与生俱来的劳作习惯与天人关系、土地里的祖先及其信仰。”他指出,“此前在许多地方,城镇化被异化为大拆大建大手笔,高楼大厦平地起,传统文化却被边缘化。现在国家领导人越来越重视城镇化的发展方向,让我们看到可喜的希望。”
    “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如果农村文化消失了,那么城镇化将是单调的。”——冯骥才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
    冯骥才说:“我们有56个民族,除汉族之外,绝大部分少数民族的文化主要是在村落,而不是在城市里。如果乡村没有了,这些民族实际上就没有了;如果剥除了他们文化生长的土壤,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可以说就消失了。我们没有权力通过一个很简单的城镇化,让这些民族文化消亡。一旦如此,许多民族就名存实亡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他强调:“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如果农村文化消失了,那么城镇化将是单调的。”同时,他也提到,要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改善水、电、路、气、房,建设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搞好居住环境的绿化与美化。“本着方便生产和生活的原则,合理调整村庄布局。古村落和少数民族村落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体现,需要得到保护,推进城镇化建设绝不能以瓦解农村文明、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我很担心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比如我们绝大部分的文化遗产是保留在各式各样的村落里的,这些村落代表了文化遗产的地域性,如果村落搬走了,那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冯骥才还谈到,城镇化过程可能给农民带来一些问题,“农村文明和城市文明毕竟不一样,如果简单地让农民离开农村,放到一个城镇或城市中去,他失去了自己的文明,也不能马上认同城市文明,就会有文明失落感问题。还有,比如农民已经习惯了农业农耕的生活、生产方式,到了城市他没法耕种,反而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游手好闲,这其中牵涉到很多农民的生活、生产以及精神的问题。”
    古村落保护需启发村民文化自觉
    在冯骥才看来,我国的村落问题与钱钟书笔下的“围城”有相似之处——“外面的人恨不得马上到村子里来开发,而村里的人希望逃出来,因为生活条件太不好了,所以我们需要新的城镇化。”
    冯骥才称,古村落的新型城镇化必须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是保护,保护必须科学,必须要先有认定,不要像我们城市一样,一边在拆,然后还不知道哪个能拆,哪个不能拆,应该对这个地方的文化特色有个认定。比如北京最重要的文化特色是它的四合院和胡同,这些东西支撑北京的文化特色,那是绝对不能动的。应该有一个保护、维修的标准,还需要有一个监督机制。第二,应该把现代文明、科技给人们带来的便捷输入到村落里,让老百姓能舒服地生活。比如现在很多村落里的卫生间和卧室不是连着的,因为卫生间臭,所以一般都搁在院子一角上,所以打工的农民回去以后,半夜要上厕所,回来以后屁股冻得跟冰镇西瓜似的,在被窝里焐半天才能焐热,所以这类问题必须要解决。第三,必须要给这些村落解决生产问题,村民必须有经济来源才会住在村落里,只有他们还在村子里住着的时候,才能把文化保存下来,当然,还要启发他们对自己村落进行保护的文化自觉。”
    冯骥才建议,可以先做试点。广东、江西、安徽、山西等地的村落他都跑过,发现很多地方的村民其实有保护意识,村落的形态也很好,遗存非常丰富,有些已经被国家认定为中国传统村落。“我觉得比如说选它6个、8个、10个,先走出第一步来,如果不走出第一步,我们永远是在这些矛盾纠结的地方坐而论道,但在坐而论道的过程中,村落已经消失了。我觉得只有动手先做,才可能把这个步子走出去。”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周豫

2014年3月14日星期五

新疆问题:中国马尔萨斯陷阱的发散效应

中共18届三中全会期间天安门广场的巨大屏幕、执勤武警和拿着中国国旗的小男孩。维族人民真像屏幕上那么幸福吗?
中共18届三中全会期间天安门广场的巨大屏幕、执勤武警和拿着中国国旗的小男孩。维族人民真像屏幕上那么幸福吗?
何清涟

这次昆明3.1事件发生后,舆论分化非常严重。尽管中国大陆言论几乎一边倒的痛斥疆独的恐怖主义,但也有更多的汉人意识到,这是中共当局在新疆长期高压维稳导致的必然结果。

*新疆问题的源头:“移民实边”*

新疆维族人在集市上烤
新疆的民族矛盾源于多年持续的大规模移民。人口的急剧增长导致新疆资源与人口严重失衡,维族的传统生产与生活方式崩溃。有人认为,这是维族社会无法从传统的手工业社会转化为工商业社会的危机。这种说法显然未考虑到维吾尔族生存的地域特点,即绿洲文明决定了居住的分散化,这种社会注定无法整体进入现代工商业社会。

移民新疆思路的形成有两大来源,一是中共党史上提到过的斯大林建议。刘少奇于1949年6-8月出访苏联时,斯大林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往新疆移民,将汉人的比例提高到30%。此后中国政府新疆设置建设兵团安置军人,并在内地动员不少青年奔赴边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中共自己不愿意多提的另一个源头,实际上来自于汉唐两朝的“移民实边”政策。汉唐两朝鼎盛时期,除了设置都护府与军屯之外,还从内地移民去西域,其目的是为了巩固边疆,加强边疆地区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中共政府不愿意多讲这点,大概是不愿意外界认为中共师法“封建统治术”。

*“马尔萨斯陷阱”效应发散至新疆*

随着汉族人口剧增,新疆地区人口与资源间的脆弱平衡被彻底打破。

据中国官方数据,1949年,新疆433万人口 ,维吾尔族329万,在总人口中占 76%;汉人为29万,约占5%左右。1964年,新疆人口剧增到727万,维族为400万,在总人口中占55%;汉族为232万,占比32%。1982年,新疆人口1,308万,维族人为596万,占比为45.8%;汉人528万;占比 40%。至2010年,新疆人口达到2181万,维族人口1007万,占比46.2 %;汉人为875万,占比为40.5%。

新疆的农业和生活用水主要靠雪山融水,不能指望降雨。因此,当地的居住和农业区是沿河流呈线状分布的绿洲文明,生态支撑力相当脆弱。新疆地区人口的迅速增加,必然导致当地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与大规模的沙漠化,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的恶化便是新疆荒漠化的一个缩影。据官方资料,20世纪50年代,新疆有5平方公里以上湖泊52个,湖泊面积9700平方公里;到70年代,湖泊面积减少至4000平方公里。玛那斯湖逐渐演变为沙漠;博斯腾湖退化为咸水湖;乌伦古湖湖区周围的植被大量枯死;艾比湖演变为第二个罗布泊。湖泊干涸意味着绿洲文明的萎缩,新疆的荒漠化面积扩展到80万平方公里,沙漠面积扩展到全国沙漠的60%,传统农牧业严重萎缩,造成大量失业人口。

新疆维吾尔老
汉人的大量进入,迫使新疆进入一种恶性循环:汉人进入越多,当地的人口与资源矛盾越剧烈,维人的生存空间受到的挤占越严重,维汉两族的矛盾也越激烈。北京曾以“超民族政府”自居,与维汉两族人民共同构成一种三角关系,让自己居于顶部上端的仲裁者位置。但这种关系日渐失去平衡,7.5事件只是中国政府(汉人)与维族人民长期矛盾积累的一次大爆发。

可以说,汉人地区早就进入了“马尔萨斯陷阱”,新疆从1949年以后,被迫成为内地“马尔萨斯陷阱”效应发散的末端,导致绿洲文明萎缩并走向衰退。

*有无可能解决新疆问题?*

同情新疆维族人处境的汉族网友都知道,高压维稳只会导致新疆维汉矛盾越来越尖锐,也在讨论应该如何解决。

一种看法是:认为汉人应该回迁内地,可以从根源上减少摩擦与矛盾。

如果有实施可能,这个办法当然是釜底抽薪之策。但此论注定只能是纸上谈兵。无论从北京的政府立场还是定居新疆的汉人来说,绝不可能接受这个提议。政府不接受的理由有二,从现实来看,汉人移民被当局视为在新疆的依靠力量,即维稳工具,一撤走就会导致维稳系统的崩塌,甚至一开撤都会影响当地汉人的信心,一发不可收拾。更重要的是,北京政府无处安置新疆的800多万汉人。

中共政府从国民政府手里承接江山之时,还承接了大量游民。中共军队的兵源主要来自于游民。内战结束后,中共百万大军当中,除保留部分战力之外,部分上了朝鲜战场,还有部分则由王震带至新疆屯垦。对于遍布大小城镇的失业人口,中国政府采用“低工资、多就业”,“一个人的饭两、三个人吃”的计划安置方式,暂时消化了中国的过剩人口。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城市经济部门的就业机会很少,到上世纪50年代末,就只好采取上山下乡政策,强迫出身不好的城市青年支边或者下乡,这一政策到文革时期,就成了一刀切,大多数城市青年都得上山下乡,通过这种方式被赶出城市的知识青年共有3000万左右。新疆、内蒙与北大荒等地,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一直是中国政府消化内地过剩人口之地。

改革30年,中国是以严重透支生环境的方式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生态破坏相当严重,许多地区已经不适宜人类居住,形成了数量庞大的生态难民。潘岳在2005年接受《南风窗》采访时,已透露全国22个省市形成了1.86亿生态难民,而能够接纳人口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辽宁、 浙江、福建、黑龙江、海南等地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生态难民无处可去。事实上,中国政府不但不能从新疆迁出人口,反而不得不将其当作安置甘肃、青海等地生态难民的主要地区。

新疆汉人在内地其实已经无枝可依。上世纪90年代,第一代支边的人已陆续进入退休年龄,子女不少考入内地大学,他们希望能够留在内地工作,但中央政策规定哪里来哪里去,新疆、内蒙等几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青年必须回去,别的地区不许接收来自这些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后来,这一政策在汉族干部的争取下虽然有所松动,但很快又收紧了,只有少部分“汉二代”能够留在内地工作。对于大部分新疆农垦战士的后代来说,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父母的家乡于他们只是梦中的家乡,那里既没有他们的土地,也没有他们的生存资源,除了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安置机会,否则,离开新疆就等于无家可归。

另一种看法是让新疆人民“民族自决”,投票决定是否独立,但必须将汉人这个异族排除在外。据说其法理依据是联合国大会《关于准许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独立的宣言》(1960年12月14日通过的联大1514号决议),

这个办法实施起来阻碍甚多。首先涉及投票者资格问题,将汉人排除在外的投票不可能被接受;其次,所有民族参加投票这种方式维族亦无胜算。新疆现有维族人1007万,汉人875万,其他少数民族不到300万,如果由当地住民投票,就算维族人全部同意独立,中国政府只要对其他少数民族许以利益承诺,就能以微弱多数获胜。中国当局之所以没走“民族自决”这一形式,乃是因为有香港、西藏、内蒙等地在,不能开这个先例。

综上所述,结论是: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人现有的资源开发方式是地球无法承受之灾,中国30年经济改革,将中国内地折腾成山秃水黑空气污就是明证。这种开发方式“发散”到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就构成马尔萨斯陷阱。

假定中国某年开始民主化,目前成堆的问题当中,能够解决的也只是政治权利,比如选举权、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诸如就业、人口与资源、少数民族地区的原住民与汉人的矛盾等等,绝对不是民主化就能解决的问题。只要中国人不改变现有的资源消耗方式与生育模式(比如农村地区广泛存在的多胎而不是二胎),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的噩梦,还会影响世界。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xinjiang-chinese-migration-20140309/18676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