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30日星期一

南蒙古代表参加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第56届大会

蒙古新闻
11/30/2915
美国
特约记者查合台发自瑞士


恩和巴图(Enghebatu Togochog), 道力干(Dolgion Hatgin)在会上

南蒙古人全信息中心主任恩和巴图(Enghebatu Togochog),内蒙古人民党主席道力干(Dolgion Hatgin)参加了在瑞士日尼瓦举行的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第56届大会。

这次大会 “对中国履行禁止酷刑的国际公约情况进行审议。委员会的九名国际专家对中国团的答询表示质疑,人权团体认为中国代表团的说法不诚实”。(美国之音)

南(内)蒙古、西藏和维吾尔人应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邀请参加了此次会议。代表们在发言中就各自的国家遭受中国政府系统的人权迫害和对政治犯实施酷刑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表述。11 月16 日,以上三个地区代表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社会关注该区域的人权状况。声明强调了在南蒙古、西藏和维吾尔都普遍存在对政治犯实施酷刑的事实。
以下是联合声明中有关南蒙古的部分。

我叫Enghebatu Togochog ,来自南蒙古人全信息中心。我们关切有关中国当局对反对他们的持不同政见的蒙古人、活动人士及他们的家属进行系统的迫害和实施酷刑。我们特别关切包括哈达、胡琴夫、巴图章噶等在内的政治犯的案件,他们在狱中遭受了残酷的酷刑和非人道待遇,自从拘留期开始拒绝给予他们适当的药物治疗。
我们还想提出蒙古牧民的案件,他们因为保护自己的土地而被拘留和遭酷刑。仅在过去的一年,至少有400 多名蒙古牧民因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被逮捕、拘留和遭受酷刑。

2015年11月28日星期六

内蒙牧民维权代表被拘留 一牧民六千亩草场被强占

蒙古新闻
11/29/2015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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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中旗牧民维权.(牧民独家提供/记者乔龙)

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牧民维权代表敖登格日勒,11月25日被当地公安从海流图镇的家中带走,公安稍后对其家人称,敖登格日勒与人“微信聊得太多”,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此前,这位牧民维权的组织者,曾多次因要求当局归还被占领的牧场而被传唤。此外,巴音乌兰苏木牧民财兴嘎也向本台投诉近六千亩草场被占。

总部在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11月27日发消息称,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牧民抗议地方当局强征草场的行动仍在继续,而带领牧民的一名维权领袖敖登格日勒(Odongerel),于11月25日被警察从其位于海流图镇的家中带走。两名公安人员26日通知她的母亲德基德玛(Dejidmaa)说,她被拘留10天,原因是她曾使用微信与人聊天。德基德玛27日在电话中告诉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说,她当时质问公安,微信不就是让人聊天的吗。公安回答说,她聊得太多了。该信息中心说,目前敖登格日勒被关押于巴彦淖尔市公安局拘留所;没有律师;家属也不被允许探望。

旅居美国的一位蒙古族知请者28日告诉本台事发经过。他说:“10天拘留。她25号被带走之前的三天还是四天,被带走问话,四个多小时。放出来后,她给我做了一个小视频,然后我帮她放到YouTube网上边,但是现在当局根本就不提那个视频。把她带走的那一天,她妈妈给公安局的副局长打电话,副局长说她(熬登格日勒)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但是过了两个小时,有两名警察到她妈妈的家里,跟她说,你女儿需要被拘留10天,我们明天会过来给你拘留证”。

这位知情人士称,第二天公安再次上门,却未给拘留证:“昨天有另外三名警察,又来见她的妈妈,把拘留证带来,对她(妈妈)读了一下,然后让她在什么文件上面签给一个字,就根本没有给他拘留证。他们说,这个(拘留证)不需要给你,已经给你女儿了。他们(警察)说,你的女儿在微信上说话,是她的罪行,是最近11月1日开始实行的一部法律,她违反了法律”。

中国刑法修正案(九)于今年11月1日正式实施,其中将传播网络谣言入刑。其中提到,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乌拉特中旗牧民因草场被强征,曾举行多次维权行动。2013年,敖登格日勒组织17位当地牧民到北京上访,呼吁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敦促国家信访局和农业部约束地方政府官员和矿工,归还非法占用的牧场。但当局始终没有解决。

11月3日及19日,旗公安局至少两次登门传唤敖登格日勒,指她在网上“造谣”。据了解,有冤无处伸的内蒙古牧民,除了互联网并无其他申诉渠道。

此外,中旗巴音乌兰苏木乌兰伊日根嘎查牧民财兴嘎28日对记者投诉,他家承包的近六千亩草场被强占,现苦于投诉无门。他说:一个叫苏三明的伪造牧场转让协议:“目前5995亩牧场,1999年被苏三明写了一份协议,其他什么的也没有,去畜牧局变更(承包者),他是2006年9月26日补充的一份申请书”。

不过,该转让草场申请书并无财兴嘎的签名。该申请书显示,财兴嘎“因草原恶化,养育成本逐年加大,现无法经营草牧场,自愿将承包的5995亩流转给牧民苏三明”。对此,财兴嘎说:“草场转让申请书和我没有关系,是他们背后找关系开出来的,那上面我也没有签字,那是苏三明嘎查和苏木领导通过关系开出的申请书”。

财兴嘎还说,他就此多次上访及上告,但无人理会。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ql1-11282015100051.html
 











蒙古以每公斤1.2万图古力克(约1.1美元)的价格向内蒙古出口肉类

蒙古新闻
11/28/2015
美国

蒙古新闻网2015年11月19日讯蒙古国家大呼拉尔全体会议正在继续召开。会议就通过政府批准粮食和农业政策的国家大呼拉尔决议草案进行初步讨论。
   在此期间,由粮食和农业部长R.布尔玛就议员们感兴趣的问题作出了如下答复。“如果说去年向俄罗斯出口肉类的仅有两家加工厂,今年已经增加到26家。目前,向越南出口绵羊、山羊肉的有8家,向中国出口肉类的有12加工厂。已经取得了向中国出口热处理肉类的许可证。并已谈妥从西部五省向南方邻国出口肉类。但是,因巴彦乌列盖省出现口蹄疫而产生了问题。今年十月份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的蒙、中世博会期间,肉类协会签订了向中国出口8亿美元的肉类协议。向内蒙古出口肉类价格为每公斤1.2万图古力克。”
(新浪博客)

第二届“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在科隆召开

蒙古新闻
11/27/2015
美国

在科隆召开的,为期三天的第二届“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十一月二十七号,星期五中午,已经正式启动,关于这次会议,记者采访了正在机场接机的筹备者潘永忠先生和先期到达的西班牙的王策博士。

由著名蒙古族维权领袖席海明先生发起的第二届“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十一月二十七号到二十九号在科隆召开。第一届研讨会,二零一一年在科隆召开,研讨中心题目是纪念三十年前发生的内蒙古高校学生争取蒙古族民众权利的运动。现在由于时下中国大陆的民族问题日益加剧,因此第二届会议以“民族与民主问题为主题”,它不仅吸引了蒙汉两民族人士,而且也吸引了很多藏族、维吾尔族维权人士的参加。

记者获悉,这个二十七号开始的研讨会二十七号中午已经正式启动,有的代表已经到达,有的正在途中。为此,二十七号中午十二点半,记者电话采访了正在机场接机的会议组织者之一潘永忠先生。请他介绍了正在启动的会议的情况。对于即将召开的会议,潘永忠先生介绍说,“第二届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按照我们的计划正在顺利地往前推进。各个地区的朋友正在陆续到达。我现在正在机场里面,我身边的是西班牙来的王策博士和李立。美国来的杨建利由于误点,正在飞机上,我们正在等待。现在在机场里面已经接到的还有从意大利来的朋友,从香港来的、台湾来的、挪威来的、瑞典来的、匈牙利来的,各个地方来的都在陆续往德国这里云集。”

关于会议及其筹备情况,潘永忠先生进一步说,“我们这次会议的计划都安排和运行的很好。会议的文件都准备好了。大家都很热心,都在等待明天的会议的开始,有信心把会议开好。也借这个时机告诉国内的朋友们,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事情,民族问题的事情要靠全体人民来关心和关注。”

已经从西班牙到达德国的王策博士,是夏威夷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中国共和党主席,尽管近年来身体不好不能够做更远途的旅行,但是还是坚持来德国参加会议。关于他将在这次会议上演讲的题目,他在机场对记者介绍说,“我将演讲的题目是关于西班牙民主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如何解决民族分裂问题。因为西班牙也有三个地区,三个地区也都有独立的倾向,它们在民主化的过程中采取了和解的方法,高度自治,民主制度。我将谈这对于我们中国未来的启发。因为中国现在也面临着新疆、西藏、蒙古这些地方高度自治还是独立的要求问题。”

为此王策博士最后说,“中国政府现在采取的方法是一味地打压,动不动就说是分裂,甚至把人民并不是恐怖的活动扭曲成恐怖活动。这样做法反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策略,把人越反越恐。通过这个对比我想说明,中国将来也必须走和解的路线。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就是一个很合适的路线,很像是西班牙所采取的措施。”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gr-11272015100732.html
 

2015年11月27日星期五

牧民抗议活动组织者因在微信上“ 聊天” 被拘留

蒙古新闻
11/27/2015
美国
SMHRIC 英文稿,B.图门乌力吉翻译


敖登格日乐讲述她被公安恐吓的过程(本月处)


南(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牧民敖登格日乐(Odengerel)被当地警方拘留。长期以来,敖女士组织和领导反对当地政府侵占牧民草场的维权活动。2015年11月25日,当地公安把她从乌拉特中旗政府所在地海柳图镇的家里带走。第二天,当地公安局把这一消息通知给了敖女士的母亲德吉德玛(Dejidma)老人。她接受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电话采访时说:“ 两名公安人员来家里通知我将把我女儿拘留十天。公安告诉我,敖登格日乐是因为在微信上和人们交谈而遭到逮捕和拘留的”。
德吉德玛老人还说:当我问公安“老百姓能否在微信上聊天”时,他们回答说“敖登格日乐聊的太多了”。 据德吉德玛老人的叙述,当公安局的人让她在家庭成员一览里签名时给她宣读了居留证,但拒绝留给复印件。
目前,敖登格日乐女士被拘押在巴彦淖尔市政府所在地临河市的公安局拘留所内。不但家人不能探访也不能请律师。
一周前,敖登格日乐曾经被乌拉特中旗公安局拘留了几个小时,罪名是“在网络上散布信息和批评当地政府的腐败”。

2013年11月,敖登格日乐组织了十七名牧民从乌拉特中期到北京上访,他们利用十二天的时间把上诉材料递交到中央政府,敦促中国国务院信访局和农业部阻止当地政府官员和开矿者非法占用他们的草场。当这些牧民被遣送到家乡后,当地公安既不让他们回归牧民中间,也不让他们和更高的政府部门沟通。

2015年11月3日,敖登格日乐涉嫌“散布谣言”和“携带传染病动物的血样”被拘留。其实因为她试图披露当地政府借控制传染病炭疽的幌子屠宰牧民牲畜的真相而遭恶运。
2006 年,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曾经收到敖登格日乐等牧民的申述材料,根据这个材料牧民抗议的主要有三项: 一、 当地政府官员非法没收和倒卖土地给中国人。 二、 中国采矿人员和军事基地破坏草场。 三、 政府没有给受损的牧民适当的补偿。 由于敖登格日乐是这些抗议和请愿的主要组织者,她被乌拉特中旗公安多次逮捕、拘留和关押。

由于敖登格日乐组织牧民到当地政府前抗议和进京请愿,于2012年11月,被判处一年半劳教。


2013 年4月,敖登格日乐被逮捕并在一个军事基地被关押了十天,原因是她组织了牧民抗议军事基地非法占用草场。这个军事基地近靠在独立的蒙古国边境线。



内蒙古牧民领袖因使用微信被拘留

蒙古新闻
11/27/2015
美国

内蒙古草原
内蒙古草原 
美国之音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星期五发布的通报说,在中国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的牧民继续抗议地方当局非法征用牧场之际,当局在11月25日拘留了牧民抗议的领袖鄂东格勒(Odongerel)。当地公安机关把鄂东格勒从她在海流图镇的家中抓走。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赫巴图对美国之音说,他的中心从乌拉特中旗当地牧民和当地的消息来源获悉,当局将鄂东格勒的抓走之后第二天通知了她的母亲,说是她的女儿将被拘留10天。
鄂东格勒的母亲德吉玛说,当局抓捕她女儿的理由是女儿用微信与他人进行了交谈。她说,“我问公安局的警察说,微信不就是让人用来交谈的吗?他们说,鄂东格勒交谈得太多了。”

一个星期前,鄂东格勒曾经被乌拉特中旗公安局拘留几个小时,理由是她“通过互联网散布信息,批评当地政府贪污腐败。”
两年前的11月,鄂东格勒曾经带领一些乌拉特中旗牧民到北京上访,向中国中央政府和农业部投诉地方官员和内地矿主非法霸占牧场草场。

 

2015年11月25日星期三

试析大一统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河边

蒙古新闻
11/25/2015
美国


编者按:这篇文章的最后观点是赞同和维护大一统,其实就是给他的中国政府献策献力。但是一些提法和例子有启发性和资料性。因此在此转发。--- 蒙古新闻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显然很艰难。对此,各种看法都有,总结起来有几点: 
1、统治阶层不愿放弃权力,继续坚持专制体制。 
2、民众的觉悟就是这个水平,加上经济体制的作用,大家向钱看。 
3、民主的要求日益高涨,在现行体制下终将爆发,最后是另一场暴力革命。 

前一段时间万、冯两位先生的文章贴出后,至今没有见到将讨论继续下去的文字。我其实是政治门外汉,但自认多少还有点分析能力。这里想“漫谈”一下我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困难的分析,希望见到批评,因为只有批评才能扩展我们对问题的认识。 

一、中国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本质区别 
这个问题似乎问得多余,因为中国的历代专制和现代文明的民主制度是明摆在那里的事。这话没错,但说的是现象,不是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我以为是大一统文化。这个大一统文化一方面塑造每一个中国人,一方面影响着每个中国人对于现代化挑战的反应方式。对于执政者来说,这个问题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人的行为是对于文化的反映,不考虑这一点而期望执政者按自己设想的行为方式对历史负责从而青史留名,那就脱离了现实。 

1、大一统的形成 
大一统的形成据说在春秋战国之前就有,不过是西周衰落以后才有诸侯纷争,历经500多年到秦再次统一中国。但是这种看法缺乏文献的支持,也缺乏说服力。因为大一统的维持是代价高昂的工作,需要很高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才有可能。我不知道西周当时的政治经济水平有多高,疆土有多大,只是冒昧估测,西周当时既没有统一的文字,也没有战国以后形成的政治学理论,所以即使是一个统一的王朝,其疆域和集权的水平也远在秦之下,恐怕称不上是大一统。希望见到内行的指教。 

因此,大一统的形成应当是自秦王朝已降。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大一统指的是一个有序的文化的形成,即社会的组成通过政府的管理使社会运行按照一定秩序进行。这样才有分工的可能,才有进一步的经济发展。秦王朝实现这一点除了拥有暴力手段外,还借汉字的非语音文字的特性得以在原本语言和文化不同的几大民族间实行了书同文来达到政令的通行和对于大一统的认同。虽然秦王朝因为强征暴敛二世而亡,但是秦王朝毕竟在中土建立了一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这是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一种所谓“东方专制”,即皇帝不止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拥有“天下”的所有资源,从人到土地,并将这种绝对所有权向子嗣传递。 

2、大一统的好处 
大一统的好处在传统的看法中不外是大一统促进技术传播,生产力发展等,同时,也承认大一统下面最后出现了技术发展变得缓慢,并把这种现象归于西方的侵略,然后进一步推论,如果不是西方的侵略,中国的大一统最后自己也会发展出现代工业。常用的例子就是引用“李约瑟之谜”-----李约瑟的发现是:一直到17世纪前的1000多年中,中国的技术发明占全世界的50% 以上,17世纪后才急剧下降到只占0.4%,并认为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我以为这种说法其实是偷换概念。因为17世纪以后是世界工业化的年代,当然几乎所有的技术发明都不会来之于与之无缘的中国。所以,问题其实应当转换为: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这样问下去,问题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归集到有关社会制度的发展和转型上去。 

3、大一统的问题 
在中国的大一统下面,皇帝的绝对所有权不是通过法制明确的,而是通过“教化”明确的。任何试图打破这个制度的企图都首先在所有人的心里违背了教化的道德伦理。教化的道德伦理作为制度设立的依据依赖的是主观判断,当然无法具有统一标准。于是要用“天意”作为最后的权威,即天子“奉天承运”,道德就此变成了强制性的东西,但是又不进入法律。从此意味着皇帝的权力完全是在法律之外,是理(这里指道德)所应当、不受质疑的。由最高权力授予的各级权力也就只能通过最高权力才可以受到监督。因为对于权力的制约的想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此无法通过质疑的形式而产生。其结果就是对于权力要么是绝对服从,要么走上“造反”之路,即“成王败寇”是关于权力问题的唯一解。这是中国古代权力设计的独特之处。 

在法制方面,由于皇权的绝对性,所有的私有财产因此都可以视为从皇帝那里的租借。所以尽管历朝历代可以制定法律实行土地私有,或对于私有形式进行修改,抑制过分的土地集中等问题,但是因为无法质疑皇帝的绝对所有权,皇帝可以任何时候随意赏赐或剥夺私人土地,因此不可能发展出“产权不可侵犯”这样的概念。历代的所有改革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这个设计。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皇朝政治是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或类似的制度。 

大一统可以减少对于权力的挑战,避免了很多这种挑战可能引发的战争。 但是大一统在中国这样有众多不同语言的广大地域上进行治理只有教化还不够,还要尽力愚民来避免人民对于政治现实的理解而发生的“造反”行为。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缓慢进步可以满足皇帝传旨的需要,但是显然在长时间内不能满足学术的需要。中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统治者企图改变这种情况的努力。所谓的“文明古国”其实满是文盲,文化创造难以用文字传承。通过学习文字获得知识只是为了服务朝廷,所以虽然有3500年之久的文字史,拥有最多的人口,但是文字带来的好处难以为普通人所得到。结果虽然文化的发展比周边一些国家突出,但陷入停滞,除了技术上有所贡献外,对于世界文明的进步的影响远远落后于其他同期的主要文明。 

所以,我以为,中国二千多年前开始形成的大一统文化,一方面是通过专制发端,一方面又逐渐形成了依赖专制得以维持的恶性循环。它借助汉字的特殊功能来取得本来语言和文化差别较大的不同民族对于大一统的心理认同,通过道德教化民众实行愚民。大一统本身的内在逻辑使其缺乏在制度上进行改进的功能,遂导致权力无法制约,形成一种治乱交替的文明和发展停滞的文化。历代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都曾经做过不同的努力来改进这一制度,但是都没有成功过。



二、辛亥革命和北洋政府时期 
无须说,两千多年来,凡是和权力有关的问题的解决都是通过屠杀。大一统的权力制衡问题是一个在大一统下面无解的问题。因为中国文明在大一统的形成过程中已经将问题本身归结为一个伦理问题,通过教化灌入人心,是无形的,代代相传的,唯有上天可以向执政者问罪。法律是有性的,可以修改。大一统是一种教化,如同宗教信仰,是不可质疑的。所以,只有到了活不下去时,才有人出头“替天行道”(当然是铤而走险),向权力挑战。在这过程中,只要大一统没有重新恢复,参与夺权的人就始终存在着来自内外的恢复大一统的压力。因为对于民众和参与夺权的人来说,教化的信条同样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礼记》),所以权力一旦受到挑战时,参与的人都有同样的内外两面的压力,文化本身没有提供关于妥协的通道,即使权力争夺者想妥协,也会受到各种压力继续争斗,直到大一统再次形成。我觉得这才是大一统不断打破又恢复的动力。当然这个看法值得质疑,因为我们毕竟看到大一统的唐朝有过的繁荣,但我们也看到两宋时期繁荣。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西方文明带来的挑战瓦解了清王朝。比较言之,这一次的权力转移所造成的流血比之过去的王朝交替都要平和地多。但是,国人在文化上受到的冲击却是从没有过的强烈。中国人第一次见到了不止是换个皇帝的变化,而是要将自己的全部文化重新调整,即今日所说的“文明转型”或“现代化”。这意味着将自己的文明进行割裂。如果我们相信人的行为都是个人对于文化的反应,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困难。正因为是文明的割裂,所以这种困难才是针对所有中国人的,完全不同于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朝代的交替,第一次把所有的人都卷进去了。 

如果没有西风东渐,清王朝会垮台吗?我想总有这一天的。西风东渐的意义不仅仅是加速了清王朝的垮台,更重要的是将中国文明推入和世界文明的整合,同时要求中国文明进行转型,而不是把原有的文明继续发展。文明是关乎制度的文化,转型就是要对制度重新设计,而不是在原来的制度上进行修补。所以转型是革命,而过去历代权力交换只是动乱,不是革命(因为并没有产生新的制度)。换言之,如果秦王朝实现的大一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关于制度的革命,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清王朝垮台则是两千年来的第二次革命。这个革命的结果是北洋政府的建立(1912-1928)。 

在考虑辛亥革命时,我觉得有以下几点不能忽视。第一,虽然辛亥革命的口号是“驱逐鞑虏”的反清口号,但是本质上是少数人发起的由西方文化推动的革命。所以西方对于这次革命的影响不止是通过金钱,还有思想、技术等。北洋政府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制度,这个制度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无法在既有的文化资源里找到可以支持的思想,所以对于民众的影响远不同于过去的该朝换代。 

第二,北洋政府建立的时期正值西方的帝国主义时期,很快有第一次大战,不久又有共产主义在俄国的建立,加上日本的影响,西方因此对于向其学习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充满冲突的模式。对于以西方为榜样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自然跟着发生了思想上的冲突。这和40年前清朝开始向美国派留学生学习时的情形大不一样。 

第三,革命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大一统的解体,这是中国人必须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以上几点合在一起所发生的作用,对于中国解决大一统问题起了重大影响。首先是中国重新统一问题处在西方影响之下。中国已经储备了一批受过西风熏陶的人才,他们对于中国重回老路走通过武力统一再造大一统表示反对。这中间的重要人物是陈炯明。陈大力提倡“联省自治”,希望学习美国的联邦制,通过分权统一的现代模式来打破中央专制的历史循环。但联省自治受到孙中山和其他希望再造现代中央专制达到他们所理解的民主的人物的反对。而俄国此时已转变为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给孙中山等提供了另一种西方模式。加上西方的另一端的美国实行门罗主义的不干涉政策,英国更关心自己的香港和通商利益,民众对于大一统的心理追求,所有这些合在一起使得各派力量的平衡趋向支持要求武力统一中国。最后由苏联支持的国共合作的北伐重新武力统一中国,再一次将大一统恢复起来,尽管是换了外面的装束。大一统的本质必然导致国共两党的相互排斥,国、共分裂,北洋政府的16年不稳定的统治被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替代。 

北洋政府尽管只生存了16年,但却给中国思想界提供了2000年来从未有过的自由和民主,造就了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个辉煌。此一时期中国涌现的杰出人物所获得的学术成就是国人至今仍然难以超越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也是成绩斐然。同时,虽然国势孱弱,但在外交上还是第一次扭转了清王朝的只输不赢的局面,开始通过使用西方制定的国际规则为自己争取权益(具体例子网上有)。中国的政治面貌在那一时期的真相被后来国、共两个政府全面掩盖了。 

国民党的专制受到苏俄支持的共产党的挑战。因为日本侵华和二战的爆发以及国民党统治腐败,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将中国领向全面学习苏俄的道路;将大一统和计划经济下的专制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一党专制。其间曾有近20年的关闭国门,一直到80年代毛泽东身后开始的改革,脱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重新转向学习资本主义。从此,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转型问题又被提了出来。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冲击迫使中国进行了史上第一次以转型为目标的革命,中国因此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民主自由的北洋政府时期。但是大一统问题的解套未能成功,其中固然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不能否认西方当时自己也尚未在如何实行民主问题上达成共识。由于中国的转型是被动的,自己并无解决问题的内在思想资源,当然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给重新走向大一统专制提供了参照的体系和理由。北洋时期虽然持续了仅仅16年,但从体认中国是从中世纪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得失,以及为何大一统和现代化转型有关,实在值得探讨。 



三、我们能从日本的现代化学到什么? 
前面分析过,现代化对于中国人是文明的转型,必然产生文明的割裂,牵涉到所有的人,因此是极为艰难的事。既然如此,那么,对于其他人来说,例如日本这样的和我们的文明有很多相同之处的民族,应当也是同样困难才对,何以日本的转型是公认的如此彻底且成功(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这个问题值得梳理一番。 

日本接触西方迟于中国,但全面学习西方却早于中国。如果从1854年美国炮舰在江户打开日本大门算起,日本用了不过40年就打败了中国,50年打败了俄国。据研究,中国现在使用的词汇里有1000多来之日语,占我们所有社会学各门类所用词的70%。没有这些词汇,我们的日常交谈都有问题。 

日本影响中国的一条主要途径是通过中国留日学生将日本人理解的西方文明再介绍到中国。留日学生(或有留日经历的)中有很大影响的包括国民党的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传播共产主义的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和陈望道;共产党的陈独秀、周恩来、董必武、彭湃、周佛海等。其他还有鲁迅等为代表的文化人。留日学生和同期留美学生(以胡适为代表)相比,虽然都赞同中国现代化,但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常有很大的分歧,对于中国转型应如何进行因此有激烈的思想冲突。突出表现在辛亥革命的组织推动上,主要是留日学生的参与,对于打断中国由清王朝由渐进方式通过君主立宪进行现代化转型期了决定性作用。由于当时日本自己的转型仍在进行中,日本通过中国留学生引入中国的西方文明一方面加快了国人对于西方的了解,一方面也增加了误解。这里暂不讨论。 

日本文明现在已经转型成为西方文明应当是公认的。但是,日本转型的成功其实并不能从打败中国算起,也不能从打败俄国算起。我认为,日本的现代化转型其实分为两个阶段:1854~1945和1945~至今(称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日本第一期转型的目标和中国一样,都是为了强国制夷。当时日本的文化资源并不比中国更多,也没有能力在思想上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足够的积累(尽管已经非常之快)来支持追赶当时已经转移到以美国领导的演进中的西方文明。日本的优势是没有中国那样的大一统专制,教育远比中国普及(日文自9世纪起就开始了拼音化过程),地域小,人口少,传统文化的根底没有中国那样深,所以转型的社会震荡也小很多,使得日本可以在技术上和表面生活方式上全面模仿西方,在制度上建立现代模式。但是,日本并没有认识到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所以也没有发展出个人解放和民主制度(尤其是权利制衡)。但是这不妨碍日本在技术上的全面进步,同时也不妨碍日本效仿西方的帝国主义。加上当时西方存在的强烈的种族优越感,进一步刺激日本效仿西方的强权政治,最终走上在亚洲的不断扩张,并因为缺乏对于军方的权力制衡而逐步陷入和美国的对抗,直至战败投降,被美国占领。日本战败后经济崩溃,人口损失高达300多万,人民生活水平低于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的第一次转型虽然使日本国家强大,甚至成为世界列强,但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而是导致人民从未有过的牺牲。所以可以说,日本的第一次转型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的文明转型。 

不过日本从此开始了由美国主导的第二次转型。第二次转型通过在制度上进行各种权力制衡设计,在教育中引入批判专制的内容,同时通过提供美国的军事保护压制传统的军国主义,加速融入美国领导的西方(而西方也已过了帝国主义时期),很快获得经济复苏,培育了新一代国民,这才有二次转型的成功。所以,从这个角度分析日本的文明转型,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文明转型其实同样是坎坷的,也是被迫的,是西方主导的,而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和很快就成功的现代化过程。 

如果我们能认识到现代化对于非西方文明以外的所有国家都意味着文明转型的话, 我们就不难理解现代化的困难,同时也不得不惊叹全球化----即西方文明扩展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之快!就中国文化圈的转型来说,台湾的转型没有大一统的问题同时是西方长期施压的结果;南韩的转型也和美国的驻军以及政治施压脱不开关系;朝鲜的转型至今陷在学习俄国和东方专制的结合的路上;新加坡的转型也还处在向民主再跨前一步的位置;香港的转型完全是英国人的作品;越南已转而学习资本主义;中国大陆的转型则处在放弃俄国模式,全面学习西方技术和模仿欧美生活方式,力图全面赶超西方的路上,所以是二次转型。所有这些转型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发生在西方自己逐渐解决了对于所有源自西方的制度的争论,并且避免了相互间的战争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对于学习西方的国家来说,转型的模式比较清晰。试想如果整个西方文明还是处在激烈的冷战中,苏俄式的社会主义思潮仍然对于很多人有吸引力,则其他转型国家自然免不了跟着震荡,加重转型的困难。 

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之转型,依我浅见,除了土耳其以外,都不容易。这一点留待以后讨论,下面先比较日本的经验来看中国的文明转型。 

我以为,中、日的转型有一些可资比较的相似之处: 
1、两者都有第一次转型的失败----尽管两者的师承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因为不懂西方文明的优势真正之所在。此项表现说明各自的文化都无法在当时条件下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来认识西方。 
2、中国现在转型所取得的成就基本限于技术领域和表面生活方式的模仿,类似于日本第一次转型的表现,而在制度重建上的创新甚至没有超过北洋时期。 
3、经济发展的成功犹如日本当年的成功而使民族自信大增,觉得西方未必有多厉害,完全可能被我们打败。 

不同的地方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大一统问题。大一统问题是中国特色。(日本当年是分封制,天皇并无绝对的权力。日本后来一步步陷入战争和日皇没有绝对控制权有关,但日皇如果有绝对控制权未必能保证不会走向疯狂。权力的制衡一旦缺乏----不论是对于军权或是君权----权力的扩张必然是一个逻辑的结果。)大一统是高度集权,如果要维持就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分权。以中国目前的发展来看,“集中力量办大事”仍然是放弃学习俄国后未变的思路,这种思路必然导致在目前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下只会进一步拒绝分权,拒绝考虑大一统问题,而只会把大一统视为中国文化的成就,要继承光大。 

对于西方文明在推动各国转型的认识上,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要理解西方文明是一个演进的文明。西方推动各国转型的做法,从西方看过去是文明的传播,从各国看过去是文明的入侵。这就使得西方文明的扩展不得不面临道德判断问题,尤其当西方文明的扩张伴随着武力时。这个问题随着西方文明自身的演进以及各国的转型而变化。问题的症结是: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相比是两个不同质的文明,不像过去中国文明遇到过的其他文明,所以两者的碰撞不是一个简单的融合过程,而是一方的被迫转型。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如果用西方的“民族自决”的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一个悖论:因为大一统,人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自决权利,“民族自决”成了空话;如果由西方推动转型又违反了“民族自决”。这在西方文明的扩张中始终是一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两个途径:要么让人民有权自决,这等同于转型;要么在被动转型后让人民自决,如日本第二次在美国主导下的转型。 

西方文明如今已是世界文明,早已不只属于西方。世界各国不论是西方的直接衍生(如新西兰等)或间接衍生(如日本)都是将自己的制度看作自己的文明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西方文明”一词在政治领域里用的多,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识别。尤其在俄国放弃共产主义后,世界各国文明日益趋向同样的选择。再谈“社会主义道路”,那就首先需要有自己的思想资源和社会实践。当这两方面都阙如时,空谈“社会主义道路”不过是自欺,最后还是要从外面引入思想资源。 

至于大一统,不论我们如何解释它,都不会改变它的内在逻辑。问题只会在新的条件下表现不同。就内部来说,大一统还是会不断增加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增加治理和控制成本。随着民智的不断开启,这种成本会不断上升。对于外部世界来说,中国的庞大经济已经是世界经济的重要部分。中国的内部治理压力所造成的动荡会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冲击,更增加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压力。所以,中国需要重新认识大一统。 



四、转型期的大一统 
中国历史上虽然清朝的版图曾经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但是未必是最大的大一统。因为大一统不仅以版图大小来衡量,还要考量国家的实际控制区域、控制的强度、国民的认同度、统治者的掌控能力等。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当今中国无疑是中国史上最大的大一统。 

自辛亥以来,虽然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是失败的,并且在日本侵华、国共内战、以及后来的愚昧冒进中共损失了恐怕不下于五千多万人口,但是大一统的努力却是成功的。这个成功在经济方面则是在放弃以俄为师,开始第二次转型后取得的。这个成功有下面几个标志:960万平方公里国土、13亿人口、世界第二位的GDP、共产党一党专制。这样的大一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文化的走向产生巨大的影响。忽视这一事实去谈论任何未来中国的转型,无疑会陷入脱离现实的困境。那么,这样的大一统对中国的执政者和国民可能产生哪些影响?下面我试图结合大一统的历史传承分别讨论。 

1、统治者眼里的大一统 
大一统的“家天下”的传承模式除了保证权力继承的血缘垄断,还和中国文化里的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大一统除了通过教化阻断了民众对于权力的质疑,还通过“祖宗的家产”加上孝道的教化督促后人负起对于大一统继承的责任。历史上所有关于改进有效治理的改革,一旦引起对于大一统的威胁,如分权导致的中央权力的削弱,改革便立即流产。丧失祖宗传下的家产,不仅是丧失财富,而且是道德上的不肖。 

在大一统形成和巩固的两千多年里,曾有过相当长的分裂时期。这些都未引发过不同地域的统治者之间进行关于长期分治的安排,而是每一方都将最终在自己的名下实现大一统作为目标。这种行为在很多时候未必符合争战各方的利益,可见其后必然有其他的推动力量。我以为这个推动力量就是大一统。因为涉事各方都假定其他各方都只会朝向大一统努力。(比较欧洲的历史,也能看到为统一而持续不断的争战。不同的是欧洲最终实现的是民主制下的联盟,而非大一统。) 

在这个基础上来理解当今的执政者就会看到这样的现实:从邓小平进行的改革开始,目标就是在维护和加强大一统的条件下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谓“人民的儿子”就是指的这一自我规定的责任,不过是传统“治天下”的现代描述。身为邓小平们的后代的当今执政者,他们是父辈所重新建立的大一统的继承者,“将先辈开创的革命事业世世代代传下去”是他们的道义责任;不仅如此,他们也和其他中国人一样,自小就知道自己是5000年伟大的中华文明的后人;他们的父辈曾经惨遭帝国主义的欺辱,从没停止过和帝国主义以及各种各样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的斗争,并且取得了一个一个的胜利;今天的伟大成就仍然是在老一代的杰出代表邓小平等所领导下取得的。不仅如此,他们现在还身受西方给与中国领导人从未有过的礼遇,因为西方正在不断陷入危机,日益需要中国经济的支持。 

除此以外,他们还看到美国的反恐战争,俄国的复兴的努力,不断有新的国家选择民主制度,也不断有国家为选择制度而陷入内部纷争,等等,等等。在这样一幅文化背景下,如果让执政者将西方民主制度和中国大一统进行比较的话,读者以为执政者会倾向于选择以民主制度代替大一统,还是继续维护和发展大一统? 

2、国民眼里的大一统 
我以为,自北洋时期以来,由于有白话文运动的推动,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以及交通日渐发达,普通话教育日渐普及,以及中国工业化过程所提升的各地经济的交流等诸种因素的合力之下,国人(主要指汉族)的大一统意识在过去100年应当是显著加强了。传统中国的经济落后,交通不便,语言众多,虽然有书同文,但是因为文字难以掌握,识字率低,所以人们主要通过地域性的语言认同身份,因此同乡认同(包括乡党现象)非常明显。同乡会馆在如今的中国已经很少见了。 

在对于民众的大一统教化上,国、共两党是一致的,原因在于两党都认同大一统专制。一般民众自小所受的有关大一统的教化如同信仰的灌输,多用“自古以来”这样的词汇,缺乏理性论证。所以民众在大一统心理一旦受到刺激时,就会如同宗教徒的信仰受到批评那样作出激烈的反应。但是民众毕竟是将现实利益的得失考量放在首位,所以当发生地方分权改革时,民众并不反对。 

但就思想认识来说,语同音运动加上统一思想的教育使得普通民众习惯性地跟随官方思维,独立思维虽然随着国家的开放在增加,但依我个人观察,感觉仍然非常落后。如果就国内已有的出版物来看,各种资讯已经非常丰富。但是普通国民对此似乎并不关心。即便以移居国外的人群为观察对象,能够系统理性地讨论大一统问题的也是少数。 

3、对于大一统的挑战 
尽管如此,中国在转型时期总还是有对于大一统的挑战,这种挑战在两次转型初期都比较突出。 

北洋时期的陈炯明应当被视为知识分子中最早对通过分权自治来解决大一统专制有清楚认识的人物。陈是科举秀才,并不是留洋知识分子。著有《建设方略》和《中国统一刍议》,其见解远在当时众多从政的留日学生之上。陈参加过黄花岗起义,辛亥后(1913)任广东都督,后与孙中山合作,但力主“连省自治”,最后因为和孙中山在大一统问题上的分歧决裂,“连省自治”运动也和陈的失败一起被北伐所镇压。这是中国第一次转型期间最有意义的一次民主试验。 

无独有偶,中国自78年开始的第二次转型也发生了胡耀邦支持的地方分权的民主化实验。读者务必留意,地方分权初看不过是提高管理方式的措施,似乎和民主转型离得远了点。其实远不止那样简单。在大一统的集权专制下,地方分权固然有提高效率,改善管理的作用,但其机制是将地方事务的决定权交给地方,如此就会在地方再进一步分权,最终必导致承认个人的选举权,走向民主化。当初陈炯明在广东搞的就是这样的模式。胡耀邦领导下在西藏和内地搞的改革都有民主化的趋向,内在逻辑就在这里。胡被老人政治不容,在我看来还是他搞的一套显然威胁到了共产党的大一统专制。 

上面介绍的陈、胡两位都不是直接在西方学习过的人物,可见西方思想在中国社会的渗透已经有相当深度。目前大陆公开出版的书籍里,有关分权思想的介绍很多。知识精英能否理解分权民主应当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执政者的态度。为什么陈炯明和孙中山、胡耀邦和邓小平对于大一统的看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在我看来是一个谜。希望有网友指教。



五、大一统的前景 

“大一统的前景”和“中国现代化的前景”是同一个意思。分析中国现代化的前景,我以为首先要明白的是,对于中国不同阶层的人来说,现代化的涵义是不同的。对于当今统治者来说,现代化就是一个人民幸福的强大的大一统。至于什么是人民幸福,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幸福就是感觉好:有房、有车、有保险、有面子、国家强大,-----这是求善教育(德育)必然导致的结果。第三部分人则不这样看,会更多地要求个人的权利,要求社会公正。上述第一和第二部分人容易划分,第三部分人则可能在第一和第二部分人中间都有,取决于个人的自由化。意即对于个人权益的理解和要求愈高,就愈容易从第一和第二部分人中分离出来。前面提到过的陈炯明和胡耀邦的例子,我不知道他们为何不同于孙中山和邓小平,但我相信他们必然是属于追求个人解放的人。 

有了上述不同的人群,是否他们之间的互动就决定了中国大一统的命运?当然不是。中国的文明转型现在以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需要来之外界的推动。在展开这个观点以前,先说一个小故事。 

某日我在北京机场候机,一位肤色黝黑的旅客坐到我的邻座,我俩打了一个招呼,然后相互问起从哪来到哪去。原来这位M先生从美国来,并且过去15年每年都来中国采购,这次是完事后准备去昆明转道回母国孟加拉探亲。M先生很快就开始赞叹中国的强大,说美国完了,现在轮到中国当第一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你看,我这么多年来从中国采购的东西越来越多,中国的变化我每年都在见证。现在还有哪一样东西不是中国造的?”我随即问到,过去15年里,他是否从中国买过一本中国人写的书、作曲的CD、拍的电影。他显得有点吃惊,看了我一会,回答说没有。 

显然,M先生15年来从中国采购的产品什么都有,独缺精神产品。说中国没有精神产品的输出不符合事实,但是中国输出的精神产品----尤其是和物质产品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中国面对的是世界文明,只有彻底融入这个文明才有可能产生为这个文明所接受的东西。中国实际上一直企图以国际社会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成功:诺贝尔奖、奥斯卡奖、奥运会奖、各种国际学术奖、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数、GDP总量、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以国际标准来衡量,而这些标准几乎全部是缘于西方的。这种“国际认证”努力的意义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要紧的。 

有一位美国大学生用中、美两国政府的构架设置的比较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结果惊异地发现,两国的政府构架竟然惊人的一致:主席--总统,国务院--各部部长,人大--众议院,政协--参议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检--最高检,等等。这里隐含的事实是,中国的当权者认同同样的施政构架,只是拒绝接受全世界日益公认的权力必须由公民授予和褫夺的民主程序。 

当政者是否认同民主理念,除了前面(4)节分析的文化背景所造成的影响,我以为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必须考虑:历史上缺乏解决大一统的成功经验,和西方现在所能给与的示范作用。 

先说第一点。中国历史上的确没有成功解决分权统一的经验。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很可能使中国陷入混乱。不论是陈炯明的努力还是胡耀邦(包括赵紫阳)的努力,都是在皇权被党权取代后(北洋姑且算做一党)没有取得党权一致的前提下进行的,结果导致纷争而失败。所以,我以为,中国要改变大一统,必须要有上层意见的相对统一,在此基础上明确要达成的目标,完成一定的分权设计,然后才能制定推行方案,逐渐完成。以中国现有的发展程度,国民接受这样的安排应当不是问题,问题是缺乏有远见的领袖。习近平的中国农村经历和美国农村的实习或许使他具有亲民特点的同时,也让他严重低估中国大多数人的民主素质,依然相信“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第二点是西方现在的示范作用。中国人第一次转型碰上了西方输出的祸水,这次虽然没有了共产主义,可是不想又遇上了西方的“国家破产”问题。据研究,欧洲自上世纪70年代即开始实行依靠举债的高福利政策;美国克林顿时期通过住房贷款补贴使住房拥有率10年飙升5个百分点,竟至演化出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在处理此次危机以及之前亚洲金融危机的表现,在西方思想界也引发重大争论。例如现在的奥巴马总统和基辛格的分歧,前者被称为理想主义者,后者为实用主义者。双方所代表的观点除了对美国的政策产生影响,自然也会对中国知识界产生影响,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学习西方的态度。美国有研究指出,美国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将不会像父辈一样到中年以后渐趋保守而成为共和党人。但是基辛格仍然在中国领导层广受欢迎。 

执政者当前通过重典治国来把“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做法不过是重韬旧路(尽管配合以“完善党内制度”),而不是在制度设计上解决问题。中国又走入新的一轮转型。如同前面的转型是来之外面的推动所促成,后面的转型还是需要外面的推动,这种推动力所表现的形式是外界的科学技术和生活水平,因为只有有形的物质成就的差别才能在普通人面前体现无形的制度优劣。对于注重实际的中国人来说,要说服他们就不能没有这样的物质比较,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一直不惜花重金取得前面所说的“国际认证”。所以,中国后面的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相对于国际经济的整体水平会再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转型。 

但是,时代毕竟一直在改变着,随着生活的改善,国人也在不断地了解世界。如果以为中国人永远是只关心吃喝的人,那一定是低估了人的重塑性。重韬旧路的做法会再一次把中国的转型矛盾推回到六四以前的程度。自上而下的受控系统改革在我看来仍然是中国最好的选择。但历史会作何种选择却不是听凭任何人的希望。 

这是一个 很大的话题,我的能力不足以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希望其他网友加入批评。 


来源:海纳百川
http://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2840753


2015年11月23日星期一

有感于内蒙古安全厅厅长被抓 韩新娜

蒙古新闻
11/23/2015
美国


近日因呼和浩特的家中无Wi-Fi 上网不便 但昨天好几个网友发给我同一条信息说“内蒙古国安厅长在北京被带走”还有的网友猜测“安全局坑害人肯定不少 内蒙古维权人士平反有望”希望我们家的冤案有盼头 我则回应网友:高兴 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家的案子能翻盘。
如果不看这条消息 我还不知道内蒙古安全厅的厅长叫傅益生 我只知道内蒙古公安厅厅长的名字 因多年来公安厅出面收拾我们一家的时侯多些 原来的厅长叫赵黎平 据说是靠整人上位的 这其中就包括残酷而持久地迫害我们一家三口!赵从副厅长升至正厅长及自治区副主席的十几年间 我们一家的命运愈来愈惨—— 从开始只抓我丈夫一人 后来发展到一家三口都抓起并被判刑!所以我在第三次被抓时在看守所里写信公开骂过赵。 后来内蒙古官场大换班 我天真的以为新人没脏过手 可以秉公执法了 便给新换的相关领导 如内蒙古自治区书记王君 政法委的头儿李佳 公安厅厅长马明 写了一圈信 结果还是无人理睬! 早先 就有人告诉我 你们家的事儿安全厅也介入了。
我一直不解安全厅在我们家的事儿上瞎掺乎啥?有人开玩笑说 你开书店人脉广认识的留学生也多 小心弄你个间谍罪!,,,后来书店也被封了 我也以“非法经营”罪被判刑了 可我发现安全方面还在介入:监控我呼和浩特的家就有俩拨人: 一拨是呼市公安局的在楼前租房子住; 另一拨是呼市安全局的在楼后租房子住 我认出这其中就有十多年前在我书店附近监控我时呼市安全局的人。前一阵 因我帮牧民写申诉材料被包头市公安局青山分局绑架后 那个公安分局的头儿训斥我时 旁边就有俩个家伙旁听 后来有人偷偷告诉我 他们是安全局的。
我呼和浩特住家院门口安了三个摄像头 我包头老母的住家院子周围安了七个摄像头 有好事的朋友 让我把摄像头拍照后发给他 查看后告诉我说 都是德国设备 即能摄像还能监听不便宜 估计是安全厅的设备,,,包头方面监控我的国保也不平衡 私下说安那么贵的设备还不如发给我们奖金呢 监控器还监控国保人员的上下班情况 恨的包头的国保们都牙痒痒 倒是我老母所在院儿从此再没丢过电动车 院里人收益最大。
原整我们一家的公安厅厅长赵黎平因枪杀情妇被抓后 我的第一反应就俩字:现报!此时此刻我觉得佛家术语最解气,,,这回 这个安全厅叫傅益生的厅长 居然也是“涉嫌巨额贪腐及个人生活作风问题”被抓的 内蒙古的国家机器之龌龊可见一斑,,,我还注意到这个安全厅傅某是2010年11月上任的 好家伙 又一个不容忽视的巧合:我们家的厄运就是于2010年12月升级的!2010,12,3日丈夫哈达坐够十五年牢释放前一周 我和儿子又都被抓起 哈达也刑满不释放再次被非法羁押四年,,,这个时间点恰是此傅厅长走马上任时!虽没有实据但也能推测出 傅某在对我们一家的迫害升级中难脱干系 至少没起什么好作用!这难道又是上天的报应吗?我现在真相信那些老话了:头顶三尺有神灵!人做事 天在看!法律不奏效时上蒼显灵了。
一个曾经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神论者 现在居然也拿苍天说事儿了 这既是对当今现实的无奈 也是在期望最终天地有正气!
(新娜写于2015.11.22日 凌晨俩点)

2015年11月22日星期日

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访问法国

蒙古新闻
11/22/2015
美国

11月19日,正式访问法国的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和法国总统奥朗德举行会谈,在爱丽舍宫还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多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并共同发表了《蒙法元首联合声明》。
 (elysee.fr

2015年11月21日星期六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十三五”规划(征求意见稿)

蒙古新闻
11/21/2015
美国



为促进我区蒙古语文工作全面发展,依据《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内蒙古自治区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0年)》及其它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内蒙古民委组织起草了《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十三五”规划(征求意见稿)》。经委领导同意,现向社会征求意见,望大家提出修改意见,于2015年11月25日前反馈至 mgybzy@163.com,并注明“修改意见反馈”,谢谢。 2015年11月16日
蒙古语文工作是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民族历史文化传承,关系到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到民族团结,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为促进我区蒙古语文工作全面发展,依据《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内蒙古自治区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0年)》及其它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有效推动蒙古语言文字学习使用和繁荣发展为主题,以深入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语文政策和法律法规为主线,遵循蒙古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以创新管理和分类指导为原则,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加快提高蒙古语文管理工作能力和水平,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总体目标
“十三五”期间,我区蒙古语文工作总体目标是:蒙古语文工作法制体系和工作机制更加完备,蒙古语言文字管理理念更加科学、手段更加创新、能力和水平更加提升,全社会蒙古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法意识明显增强,蒙古语言文字得到更加科学的保护和发展,蒙古语言文字学习更加加强、使用更趋规范、研究更加深入。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蒙古语言文字信息资源得到广泛地开发应用,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成果惠及各民族群众。蒙古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水平显著提高,蒙古语标准音在蒙古语授课学校、新闻媒体等重点领域得到普及,培训测试范围更加拓宽,形成与我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相适应的蒙古语文工作新格局。
三、主要任务
(一)加快推进蒙古语文工作法制建设
1、加强立法工作。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及其它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加快制修订《<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实施细则》、《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翻译工作管理办法》、《内蒙古自治区学习使用蒙古语文奖励办法》和《内蒙古自治区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蒙古语文工作法律法规体系。
2、加强监督检查。要把蒙古语文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把蒙古语言文字规范要求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机关行文规范、新闻出版编校质量、广播影视制作播出质量、工商行政监管和城市市容管理及地方各级政府行政执法督查等范畴。建立综合执法机制,进一步明确执法主体,完善和细化执法程序和标准,依法加强监督检查。充分尊重和依靠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形成依法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
3、加强学习教育。要把蒙古语文法律法规列入全区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普法宣传教育、岗前培训和继续教育内容,进一步增强各族干部群众的蒙古语言文字法治意识和规范意识。
(二)加强蒙古语言文字学习和教育工作
4、加强蒙古语授课教育。积极协调教育部门,进一步完善蒙古语授课为主的教育体系。重点扶持以蒙古语授课为主的学校优先发展,形成较完善的蒙古文教材、教辅材料及课外读物体系。以汉语授课为主的蒙古族学校要提高蒙古语文课程的课时标准,区内各类高等院校要开设蒙古语文通识教育课。加强蒙古语授课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工作。
5、提高蒙古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组织开展蒙古语言文字水平等级考试,提高全社会对蒙古语言文字学习的重视程度,促进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蒙古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提升。
(三)加强蒙古语言文字使用和管理工作
6、加强公文蒙汉文并行工作。加强对全区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包括驻区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公文蒙汉文并行工作的监督和指导。
7、加强社会市面蒙汉文并用工作。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实现交通、工商、金融、邮电等与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群众生产生活密切联系的公共服务行业和公众服务电话要使用蒙汉两种语言文字提供服务。坚持依法治理和源头治理相结合,常规治理和集中治理相结合,进一步提高社会市面蒙汉文并用率和规范标准率。
8、加强蒙古语文翻译工作。制定实施加强蒙古语文翻译工作的指导性意见,加强蒙古语文翻译工作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优秀蒙古文出版物与汉文、外文出版物双向翻译出版工作及蒙古语影视广播节目译制、制作和播映工作,进一步促进各族群众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积极协调司法部门,加强蒙汉双语法官队伍建设,要对不通晓汉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坚持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区蒙古语文翻译工作会议。
9、加强管理创新。要进一步提高新媒体技术的应用能力,建立蒙古语言文字网,研发社会市面蒙汉文并用管理系统、蒙古语标准音培训测试管理系统、蒙古语名词术语工作管理系统等一批急需的业务管理系统,加快实现蒙古语文工作网络化、信息化管理。
(四)加强蒙古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10、加强规范标准建设。加强对蒙古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的领导,建立完善蒙古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机制,加强蒙古语言文字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建设。加强蒙古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制人才的培养。
11、加强蒙古语标准音推广普及工作。积极协调人事、教育等相关部门,对以蒙古语为职业语言的岗位,逐步实行蒙古语标准音持证上岗制度。已在岗位尚未达到规定等级标准的、年龄在18周岁至55周岁(女50周岁)之间的人员要接受蒙古语标准音培训测试。各级蒙古语授课学校应要加强蒙古语标准音的教学,全区各类普通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在校蒙古语授课学生要全员参加蒙古语标准音培训测试并达到相应等级标准,非蒙古语授课学生自愿参加蒙古语标准音培训测试。加强和改进蒙古语标准音培训测试管理工作,适时组织修订《蒙古语标准音水平测试大纲》。开展推广蒙古语标准音宣传活动。各级广播电视部门应要带头规范使用蒙古语言文字,在推广普及蒙古语标准音方面起到带头示范作用。
12、加强蒙古语名词术语审定统一工作。加强和改进蒙古语名词术语工作,健全收集、审定、宣传、推广、监督检查和奖惩机制,进一步拓宽收集渠道,增强审定统一的科学性和适用性,重点推进审定统一名词术语的推广使用工作。完善《蒙古语名词术语公报》发布机制,拓宽发布渠道,以确保公报发放到蒙古语文工作协作省区蒙古族聚居的苏木乡镇。各类报刊杂志,尤其是各级党委机关报、教材教辅应要带头规范使用蒙古语名词术语。
13、加强蒙古文正字法规范使用工作。各级新闻媒体、各类出版物,尤其是各类报刊杂志、教材教辅应要严格坚持蒙古文正字法,全面提高编校质量,严格控制出现错字别字。各级蒙古语授课学校应要加强蒙古文正字法的教学和研究。加强外国人名地名蒙古文翻译转写规范和统一工作。加强各类蒙古语词典编纂出版工作的监督和管理,适时组织修订《蒙古文正字法词典》。
14、开展蒙古语言文字达标评估工作。积极协调汉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要在城市汉语言文字工作评估中统筹开展蒙古语言文字的达标评估工作,进一步提高蒙古语言文字的社会普及和规范程度。
(五)加强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
15、加强基础研究。面向应用,开展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基础研究,解决瓶颈制约,增强基础研究对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的支撑作用。
16、推进蒙古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开发。统一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技术标准,以项目为载体,突破一批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核心技术,为推动蒙古语言文字信息技术产业化提供支撑。
17、推广应用蒙古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应用促发展,大力支持和推广基于国产蒙古文基础软件、面向网络的应用软件及相关工具软件,开展云计算环境下的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项目典型应用示范,使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成果惠及学习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的各民族群众。
(六)促进蒙古语言文化的传承弘扬
18、开展中华经典诵写讲活动。积极协调教育部门,建设蒙古语言文字中华经典诵写讲资源库,搭建中华经典诵写讲活动社会参与平台,积极开展两年一届的全区蒙汉两种语言文字中华经典诵读、书写活动。
19、开展蒙古文听写活动。积极协调教育部门,要将蒙古文规范书写教育活动与学校教育教学有机融合,通过开展蒙古文听写大赛,充分发挥蒙古文规范书写教育在提高学生蒙古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素质教育全面实施中的重要作用。积极组织参与国家民委举办的“全国民汉双语之星”大会。
20、促进蒙古语言文化活动精品化发展。实施蒙古语言文传承行动,积极引导演讲、书法等各级各类蒙古语言文化活动规范化、精品化发展,重点打造传承和弘扬蒙古语言文化的品牌活动。
21、加强蒙古语言文化的数字化保护和传承。加快推进蒙古语言文化数字化资源建设,加强蒙古语广播影视节目、儿童动漫节目的制作放映,加强蒙古族口传文化和蒙古文古籍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进一步促进蒙古语言文字资源产业化发展。
22、加强蒙古语方言土语的科学保护。深入研究科学保护蒙古语方言土语的价值及具体措施,稳妥处理推广普及蒙古语标准音和科学保护蒙古语各方言土语间的关系。
23、加强濒危语言的保护。加快推进我区濒危语言的调查工作,加强濒危语言文化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
(七)加强蒙古语言文字调查和服务工作
24、加强蒙古语言文字调查。建立有效监测蒙古语言文字使用实态和蒙古语言生活热点的科学机制,经常性地开展蒙古语言文字学习使用状况调查,科学预测蒙古语言文字发展趋势,为制定实施政策措施,科学保护和发展蒙古语言文字提供重要依据。
25、加强蒙古语言文字服务。建立蒙古语言文字学习平台,提供资源共享、技术开放的现代化助教助学模式,服务于学校教学、公民学习和国际教育。
结合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略,开展语言战略研究,加强蒙古语言文字建设和服务。
建立多语言能力人才资源库,广泛吸引蒙汉双语、蒙汉外多语人才,为社会提供语言援助。对各部门各领域提供蒙古语言文字方面的支持和服务。
(八)加强蒙古语文科研工作
26、实施蒙古语言文字科研项目。制定实施加强蒙古语文科研工作的指导性意见,设立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科研项目资金,统一规划立项蒙古语言文字重点科研项目,支持开展蒙古语言文字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跨境语言文化安全研究以及蒙古语言文字政策、法律法规、规划等应用研究,引导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培养蒙古语言文字科学研究人才,特别是蒙古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人才。
27、建设蒙古语言文字科学研究基地。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的作用,建立蒙古语言文字科学研究基地,围绕蒙古语文工作中的重点、热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对策性研究,提高蒙古语文工作决策服务能力和水平。
28、建立蒙古语言文字专家库。加强蒙古语言文字专家队伍建设,建立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专家库,进一步发挥专家学者在决策咨询、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作用。
29、创办蒙古语文科研动态。加强蒙古语文科研工作信息沟通平台建设,创办《蒙古语文科研动态》,及时反映全区蒙古语文科研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以起到相互交流、启发的作用。
(九)加强跨省区蒙古语文工作协作
30、加强八省区蒙古语文工作协作。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取长补短、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进一步加强民族教育、蒙古语文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艺术、蒙医蒙药、学术研究、民族古籍、翻译等领域的协作交流。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和完善全区蒙古语文工作“政府主导、民委(蒙古语文工作部门)统筹、部门支持、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对蒙古语文工作的主导责任,切实加强对蒙古语文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各级民委部门(蒙古语文工作部门)要切实履行统筹职能,充分发挥民委兼职委员单位的作用,积极争取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的支持,建立和完善分工协作、齐抓共管、协调有序的工作机制,从体制机制上确保蒙古语文工作的有序开展。
建立健全蒙古语文工作议事机制。建立健全民委(蒙古语文工作部门)兼职委员会议、专家咨询会议,以及各专业机构、专项工作组等制度或组织。
建立健全蒙古语文及相关领域学术团体和社会组织,积极引导其加强制度建设和工作规划编制,并支持开展或参与蒙古语文工作方面的宣传教育、学术研究、业务培训、合作交流等活动。
(二)加大宣传力度
创新宣传方式。积极组织开展每年2月21日的“国际母语日”和每年5月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学习宣传月”活动。
建立完善蒙古语文工作宣传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媒体和社会多方面的作用,加强对党和国家的民族语文工作政策法规、规范标准的宣传教育。自治区各级各类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站等新闻媒体要主动承担起蒙古语文工作的宣传主阵地职责,创新宣传手段,加强舆论导向,注重对社会关注的蒙古语文工作热点问题的宣传解释,营造有利于促进蒙古语言文字的学习、使用和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三)加强机构队伍建设
加强管理队伍建设。加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的蒙古语文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加强民委(蒙古语文工作部门)系统关于党和国家的民族语文政策法规和业务知识培训教育,进一步提高蒙古语文工作队伍整体素质。
加强培训测试机制建设。加强和改进蒙古语标准音培训测试站(点)管理,加强蒙古语标准音授课教师和测试员队伍建设。完善蒙古语标准音水平培训教师、测试员持证上岗制度、轮训制度,努力建设一支政策、业务过硬的工作队伍。
加强专家队伍培养。每年组织举办一期蒙古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优秀中青年学者研修班,重点打造蒙古语言文字工作中青年专家队伍,培育年轻骨干。
健全表彰奖励机制。自治区政府对蒙古语文工作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举办学习、使用、研究和发展蒙古语言文字表彰奖励活动。
(四)加强学习交流
完善现场会制度。通过举办全区蒙古语文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加强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健全学习交流机制。通过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到民族语文工作先进地区考察学习或委派干部挂职锻炼,积极学习借鉴其它省、市、自治区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五)保障经费投入
建立健全蒙古语文事业经费投入机制。推动各级地方财政对蒙古语文事业发展的经费投入力度,支持多渠道筹措经费,鼓励企业、团体和个人捐赠,努力保障蒙古语文工作正常开展的基本经费和重大活动项目的经费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