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发现2600年前佛寺，文物足以填满阿富汗国

2015-02-26青海藏文化博物院

阿富汗发现2600年前佛寺，文物足以

填满阿富汗国

关于佛陀到底是两千五百多年前降世还是三千年，也就是“佛历”的顶年问题，学术界和佛教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即便是佛教界内部也是两种观点都有，在藏区多认为是三千年，但一直不受认同，这次挖掘所获得考古实物证据，应该可以让两千五百年论者哑口无言了。

在藏区宁玛传承的普巴金刚密续一直被某些人指为伪造，但当萨迦班智达在印度挖掘出梵文古本时，那些人就哑口了，如同一辙。

目前世界上一般认为释迦牟尼佛出生在2500多年前，如果考古队所说的时间是准确的话，该寺院从佛陀年代已经开始建造，或者就是释迦牟尼佛所处的时代比目前所认为的年代还要早，而可以100%肯定的是2000年前佛法经过这里来到了汉地。

无论如何，即使从文物角度看，该发现已经是不可思议了，足以填满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在这个3000亩的遗迹上，太多值得我们佛教徒骄傲与期待的了！

一家中国公司在阿富汗境内开采铜矿时，意外发现一座2600年前建在古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寺庙，出土了多座古代佛雕像。据英国《每日邮报》（2010年11月）报道，考古学家正快速赶往位于丝绸之路旁的这处公元前七世纪的遗址，看看能发掘到什么。

据介绍，这处遗址位于首都喀布尔南部20英里处，属于东部的卢格尔（Logar）省。遗址包括了Mes Aynak寺庙和数座舍利塔，是今年（2010年）5月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公司（中冶集团）的工人进行挖掘时找到的，但是日前才对外发布消息。　

寺庙遗址的地下蕴藏着铜矿藏，该公司原本希望明年（2011年）底开始在当地建设世界第二大的铜矿。阿富汗考古学家早在1960年代便知道艾娜克铜矿是古佛寺遗址所在，但多年来却没有动静。最近几年已经有文物窃贼为了在遗址寻找珍贵文物而损害了寺院的一些建筑。

目前，有15名来自阿富汗以及3名法国考古学家，正带领二三十名工人，在面积0.77平方英里（约3000亩）的现场展开挖掘。

根据中冶集团与喀布尔政府的非正式协议，要给考古学家三年时间，进行考古挖掘。但是从5月起就在那里的考古学家说，三年时间要完成全面保护是不够的。

在现场的法国考古学家马奎斯说，因为缺少资金和人手，考古抢救努力是“零碎和小范围”的。面对如此规模和丰富的遗址，通常都需要20名考古学家和100个工人。

目前，该座佛教寺院的建筑已完全出土，寺院的走道、绘有壁画的房间、各式陶制和石制的直立佛像与睡佛，都已一一呈现在眼前。据指，在相信是寺院庭园的遗址，曾矗立数座4到5米高佛塔。

阿富汗政府已经为考古挖掘配备了两百万美元经费，正在筹措另外五百万至一千万美元的经费。美国政府已经承诺资助考古工作，具体资金数目目前还不清楚。

还有一处作为院子的地方，分布着多座四五英尺高的舍利塔。目前已经发现的佛像超过150座，一些大的都很重，难以搬动。而且考古小组缺少把小佛像挖出时不让它们破裂的化学品。

图片是在考古现场拍摄，来源于华尔街日报。以下图文为综合多家媒体报道整理。

该佛像表面似乎饰以了黄金。

马奎斯说：“这里可能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枢纽之一，这里埋藏的珍贵文物，数量之多足以填满阿富汗的国家博物馆。”目前遗址已经被挖开，露出了装饰有壁画的走廊和房间，房间里放满了站立或躺靠的石雕佛像，一些有10英尺高。还有装饰着黄金和钱币的多彩壁画。

2000年前，该地是佛教从中亚传播往中国的重要通道。

在这片佛教寺庙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了一尊木质佛像，约有1400年的历史。

考古队认为该佛寺从公元前200年开始繁荣，直到至少公元六世纪，公元九世纪的时候还是居民点。

另一名考古学家泰代斯科说：“这里的文物如此丰富，十年时间都不多，三年可能刚完成所有文物的记录工作。” 　

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一尊五米长的卧佛。

巨大的佛塔，直径约为20米。

该处位于历史上所称的犍陀罗国，犍陀罗艺术受希腊罗马艺术影响，汉藏佛教艺术皆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有不少人认为莲师出生于犍陀罗国，而无著菩萨、世亲菩萨也出生于犍陀罗国。

附：阿富汗巴米扬（Bamiyan）大佛

巴米扬大佛是世界上第三高的大佛（世界第一大佛四川省乐山大佛，佛像高71米；世界第二大佛山西省蒙山大佛，佛像高63米），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上曾经历3次劫难。曾有很多国家的科学、文化、艺术和宗教界知名人士强烈呼吁，要注重保护这一人类历史文化遗产。

但是，2001年3月12日，大佛还是遭到了塔利班政权的残酷轰炸，爆炸声持续了三四天。

巴米扬大佛有东、西两座，始建于公元3至5世纪，因雕凿在巴米扬河谷边山崖面南的断崖上，故被称为“巴米扬大佛”。国晋代高僧法显大师和唐代玄奘大师都曾瞻仰过宏伟庄严的巴米扬大佛。

巴米扬佛像群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西北的巴米扬镇东北郊不远的山崖处。这里遍布大小石窟6000余座，石窟群中有6尊傍山而凿的佛像。

其中两尊巨佛，一尊造于公元五世纪，高55米，着红色袈裟，名叫塞尔萨尔；一尊凿于公元一世纪，高38米，身披蓝色袈裟，名叫沙玛玛。

公元四世纪和七世纪，中国晋代高僧法显大师和唐代高僧玄大师都曾先后到过这里，并在其各自的著作《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中对巴米扬大佛作了生动的描述。

公元7世纪，玄奘大师在前往印度求经途中路过阿富汗的巴米扬山谷，随后在其著作《大唐西域记》中留下了宝贵的记载，其中写道：

“王城东北山阿有石佛立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景，室饰焕烂。东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也。伽蓝东有金俞石释伽佛立像，高百余尺，分身别铸，总合成立。”

这段文字所描述的，就是巴米扬大佛。巴米扬石窟，与中国敦煌莫高窟、印度阿旃多石窟一起被列为世界佛教艺术最珍贵的遗产。

巴米扬石窟位于丝绸之路上，曾是希腊、印度、波斯文化交汇之地。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征服现今阿富汗所在地，将佛教带到这里。直至公元7世纪，这里一直是佛教香火兴旺之地。

一千多年以来，巴米扬大佛从兴都库什山脉俯视芸芸众生，见证了阿富汗的战火纷飞、沧桑变化。

巴米扬的两座大佛是在一个山崖上雕刻而成的。较大的那尊大佛高度为53米，较小的大佛高34.5米。佛像的主体为砂岩，一些小的部位如手、脚和面部则由泥和干草混和物组成，并铺上灰泥表层，用木料支撑。大佛矗立的山体上，还雕凿了大大小小上千个洞穴、佛龛。

在塔利班以前，两尊大佛面部已被铲平，其中一座大佛双腿也被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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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西道尔吉：狼从来不是蒙古人的图腾，是可恨的畜生

（原标题：满载自由憧憬的个人图腾 对于电影《狼图腾》不得不有话说）

【喇西道尔吉/文】作为蒙古人，对于狼，我实在太熟悉了。熟悉得根本就懒得提起那个畜生。我和我的父辈兄长一样，用腾斯Tengs（棒状的马鞭）、淖冒扫尔Nomaosor（弓箭）、乌日嘎Urgaa（套马杆）、维依度赤Uyduq（牛皮编制的抛石器）等等一切当时摸得到的牧猎工具，鞭打和射杀了到底多少匹狼，我自己已经记不清了。那是在草原牧区我的少年时代（上个世纪60至70年代）。那些工具在我们蒙古人的生活中是根本不许带进蒙古包里的。因为它们一向是对付阿杜斯Aduus（可恨的畜生们）的，是不能与人同处一室的。更不允许像电影里的陈阵和杨克那样用套马杆套在人的身上嘻戏。我们唯恐人变成狼，唯恐人变成畜生。我们不允许别人把我们当作狼和畜生来对待。与此相反，我们尊重一切供于人使用的物件，它们会得到爱护和保存，会经常被擦拭和保养，比如碗、奶桶、奶茶壶，尤其是马鞍子，它们会被精心的摆放在蒙古包里，与人同处。这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但这可以说是人类世界最为简单和朴素的信仰。

在此，我不得不重新提起所谓致力于研究历史和宗教的“学者们”生硬的塞给蒙古人的那个“信仰”——萨满教。对于蒙古族的历史学者们而言，汉语是一门复杂的外语语言体系。这也难免会使大量的汉族学者产生误读，因汉族学者在研究蒙古族历史的工作中，远远不会像研究英语一样去对待蒙古语。

实际上，蒙古族自始从未真正信奉过任何宗教，萨满与萨满教是完全不同的。只是”学者们”在翻译蒙文文献时，经常会把蒙古族的原始信仰“萨满”的后面惯性出一个“教”字来。而萨满从来就不是什么宗教。在蒙古族群中，萨满作为一种生存哲学为族人所信仰。这个信仰更多的时候被称为“蒙高勒腾格尔”，在忽必烈时代被改称为“宝日汗腾格尔”。汉语译为“长生天”。这里的“长生”两个字，是永恒平安的生存着的意思，“天”字指的是方法或者方术。萨满，则是传播方法和方术的人，根据他们的学问和能力被划分为不同级别的萨满。如在牧民中传播一般知识的人被称为“沁萨满”或“钦萨满”，而那些在曼巴扎仓（寺庙医学机构）学习并掌握高超医术的博学者，往往被称为“腾格尔萨满（天萨满，应正确解释为大萨满）”。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萨满们教授给了蒙古人何等的方法和方术，以至于在族群中升华成千古不变的信仰。例举一些我坚信不疑的内容：1.在我少年时期，曾多次参加过搭建蒙古包的劳动。每当这个时候，即便没有萨满在场，长辈们也会仔细的调整蒙古包门的朝向。它大约被安置在朝南偏东15度的方位上。用萨满的话说，这是“天”的旨意。那么天在哪儿？我怎么没听到天上传来一个声音叫我这么做呢？其实这是另一种地理学的系统语汇，蒙古大部分生活区域地处西伯利亚的下风口，寒冷期极其漫长，而这期间一直是不变的西北风，自然蒙古包的门要朝向南偏东了。2.又比如我们日常穿戴的蒙古袍不论什么时候看上去都不算“卫生”（节日和祭祀的礼服除外），总是油乎乎的显得很脏。那是因为对“长生天“的信仰，使我们的母亲极其反对经常把衣服洗净。衣服太旧了，母亲、姐姐们就会做新的给我们换上。于是就有了宋代汉族史学家对我们的记载。在他们的记录中是这样描述的：在中国北方，有一群野蛮的腥膻之帮。意思就是说蒙古人又腥又臭不讲卫生。所以我们被这类史学家定义为野蛮人。请等我讲述一次小时候与母亲的对话后再做定义吧。我自幼生活在草原牧区，与兵团的汉族小朋友接触时，看到他们的衣服很干净，就要求母亲也洗净我的，母亲问我“你的衣服用什么洗？”我回答“用水呀。”她说“好，衣服脏了可以用水洗干净，这没问题，肉掉在地上脏了也可以洗干净再吃，你的手脏了也可以洗，什么脏东西都可以用水洗干净，但是我想问你，水要是被弄脏了你打算用什么洗干净它？”我无法作答。后来我就只能通过劳动练就自己过硬的抵抗力，使自己的体魄战胜病痛，在劳动条件恶劣的时候，让胃能够适应看起来不太干净的食物。在这片缺乏水系、艰苦寒冷的草原上，时间长了，我就成为了真正的长生天信仰者——蒙古人了。

在这个信仰中，一切有利于人们长久生存下去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图腾。但狼不是，只要它伤害我们的牛羊和财产，我见一个杀一个。

在此我必须提醒读者，不要相信那些只有仪式壳体，没有哲学内核的“萨满”。他们大多是一知半解的族外人带着另一种诉求，发展和变异出来的奇怪宗教。或许那就是萨满教。

即便有谁见过猪和猴子杂交出一个人来，我依然难以承认蒙古人是狼和鹿的后代。请记住，姜戎先生的作品没有进入纪实文学或者人类学图书的领域。《狼图腾》是文学，在我看来甚至是动听的诗歌，其中充满了梦境、向往、憧憬、猜想、幻觉、夸张等等丰富的文学手法。甚至弥漫着他那无可厚非的理想。在文学艺术层面，我愿意向姜戎先生致敬。此刻，我更愿意帮助他把激情还原到理智里。就像盛宴不能天天享用一样，人们还是回到使人更健康的粗茶淡饭里为妙。

在13世纪之前，未曾有过一个部族被称为“蒙古”。与其说“室韦人”或者“蒙兀室韦人”是蒙古族的前身，还不如说是伟大的成吉思汗最初团结了有着共同习俗、共同利益以及经受着共同威胁的北部游牧民，来缔造了蒙古民族更符合历史真相。所以成吉思汗被我们尊为“圣祖”。这个称号完全没有言过其实。也可以定义为：没有成吉思汗，就没有蒙古族。

一个为了民众的安危和生存， 建立一个崭新的集团的人，无论在人类历史的任何阶段，都堪称是伟大的。这个伟大的人的家族背景，也自然被奉为了蒙古人的宗祖背景。我在读过相对客观的德国史学家记载的蒙古史后，辩证的研究了我的祖先。我个人不太相信汉译本的《黄金秘史》（或称《蒙古秘史》），甚至蒙语版的。因为必须承认，这部秘史已经被后来的利益集团残酷的修改过了。为此我走访了《江格尔史诗（蒙古史诗）》的发源地。我甚至徒步过帕米尔高原、西域诸地等等与蒙古史有关的地区十余年。我不赞成坐在家里捧着不可信的资料研究历史的学者的结论。但《黄金秘史》中描述的“成吉思汗来自于一对叫做孛日帖·赤那与豁埃亦·玛阑勒的夫妇所繁衍的家族”的内容基本属实。孛日帖·赤那的意思是紫色的狼（古蒙语也可以译为“蓝眼睛的狼”），豁埃亦·玛阑勒的意思是花色的母鹿。这些名字来源于蒙古人至今还延续的一种给孩子取名字的习惯。蒙古族取名字有一些主流的习俗：1.对长辈年龄的记录（如孩子出生时爷爷70岁，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叫70）；2.长辈对孩子未来的期盼（如希望孩子勇敢，就取名“巴特尔【英雄】”）；3.孩子出生时父亲看到的某一样东西（如父亲正好看见天空的鹰，就给孩子取名“布日古德【雄鹰】”，看到斧头就叫“苏和【斧头】“）等等。这与汉族同胞有相似之处，如汉族名字里也会有“二虎”、“狗四”、”柱子“之类的寄托着去灾、好养活、健壮的愿望。所以请不要误解，没有哪个异种能够分娩出人类的婴儿来。请理解姜戎先生的文学激情以及他可贵的畅想。

接下来回到《狼图腾》这部电影里，谈一谈我对电影中一些内容的不同看法：

影片开始约十分钟，一句台词生涩的冲进我的耳朵。毕力格老人引领陈阵窥视狼群时的那句讲解大概是这样说的：“成吉思汗能够成功西征，就是学会了狼的战术……”对此我担保，我的长辈们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为出演毕力格的蒙古族演员感到为难。一个叫“宏通巴图”的蒙古族青年演员，2013年在都灵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男主演。在他曾经与成龙合作拍戏时，导演为了画面漂亮要求他从右侧下马，他感到了极其困惑。因为蒙古人从来不会从右侧下马，那是一种耻辱，只有囚犯和俘虏才会从右侧下马。可以说这也是蒙古人长生天信仰内容的一部分。有些人会感到奇怪，甚至认为蒙古人封建和腐朽。在此，我可以对这个朴素的风俗作出解释，甚至也讲给那些不明真相的年轻的蒙古族人。游牧民族被世界史纲归类为骑马民族，这是根据一系列的生活因素决定的。它包括居住、餐饮、交通、服装等等。就服装而言，绝大部分游牧民的服装是右纫设计（袍子的领子左片盖住右片，在右侧系扣），蒙古袍的功能不仅仅是一件衣服，宽大的蒙古袍还具有行囊的功能，长途游牧时携带的食品、短武器等等随身用具都会从右侧装进袍子内。蒙古人一律从左侧上下马，相反的话袍子里的物品很容易掉落。所以只有罪犯和俘虏被命令从右侧下马，以免他暗藏武器。这就像有航海传统的国家道路上至今还保留着车辆左行右驶的交通规则一样，不然当时他们出海的码头上会一片混乱。

由于对风俗的不理解和不尊重，自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误解。之所以我谈到毕力格不会说出那样的话，就是我们对自己祖先的看法，与其他民族看待成吉思汗有着巨大的不同。这个世界过多的描述了成吉思汗的征伐。尤其是上个世纪毛泽东的一句“只识弯弓射大雕”，作为公众领袖，极其不负责任的为他所不解的民族做了一个错误的广告。人们更加强调成吉思汗的杀戮了。然而有几个更有意义的问题很少有人深究。第一，成吉思汗为什么要西征（这个问题会在我未来的著作《与天有关的路程》里作答）？第二，十三世纪蒙古人的人数不过六百万，能够从军出征的人不到三十分之一，二十万人真的是依靠像狼一样的杀戮征服世界五分之四的土地吗？第三，征服”世界“之后，他又是怎样以极少的人数来管理庞大的国家的呢？是靠学者们定义的野蛮和落后吗？是他的极权专政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不得到应有的研究，仅仅凭猜测和偏见是无益于人类发展的。

在人类哲学面前，你相信野蛮能够战胜文明吗？你相信落后能够击溃先进吗？我只能不客气的说，鬼才信！只有辩证客观的分析和深究历史真相，才能获得接近事实的答案。我就从蒙古建国以后的国家名称以及她的统帅称号来揭穿这些疑问。人们错误的、主观的翻译了蒙古最初的国名“伊克· 蒙高勒 · 兀鲁思”为“大蒙古帝国”。这是一个概念被完全曲解的翻译。“伊克（也可以译为“伊尔”）”突厥语系（当时蒙古语尚未完善），意为众多的民族或国家，在国名里应作动词“合众”来理解；“蒙高勒”即是蒙古之意；“兀鲁思”是庞大的意思。正确解读蒙古的国名应为“大蒙古合众国”，单从文字层面分析就可以得知，这里面没有任何“帝”的成分。而突厥语系的“可汗”或汉译后的“大汗”，也被历代汉族学者主观的翻译成“皇帝”。而“可汗”一词原意为众首之首，绝无“皇帝“的意义。大蒙古合众国的建立是基于一套由成吉思汗主张的”呼勒里台（议会）“和”怯薛克（监督弹劾体制）“的基础，颁布“兀鲁思札萨克（大宪法）”的机制上构成的国家。是雷同于今日美利坚的、后来由钦察汗国、察哈台汗国、窝阔岱汗国、伊儿汗国（四个汗国或称“州”）组成的合众国。执行民主、各立州法、多人种多民族、信仰自由、贸易自由、文字统一的基本国家制度。各汗国通过”呼勒里台（议会）“的选举决议，都有权弹劾大汗（总统）。大汗就职也区别于封建帝国的皇帝登基。

众所周知，皇帝登基是以文武百官向皇帝宣誓效忠的方式登上皇位的。而蒙古的大汗就职是需要大汗本人要向各汗国可汗及民众宣誓，并宣布由“呼勒里台”决定的治国主张后，各个汗国不存在异议时才能就任的。“怯薛克”是由各汗国可汗亲选的武士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大汗任职期间充当安全保卫工作，随时携带兵器围绕在大汗身边。而当“呼勒里台”弹劾大汗失败时，怯薛克有权控制大汗自由，直至其倒台。是这套完整的民主体制克制了独裁，决定了征伐，并同时展示了其制度的优势，所以在西征中，一些处于腐败盛行时期的没落中的国家一一归顺。后人在狭隘的猜测中，不断出于对成功者的崇拜幻想着蒙古军屠城、残杀的画面。是想，当时的条顿骑士、罗马骑士无论哪一支军队都在数量和武力上远远超过蒙古人。如果说两个野蛮、落后的人能够征服两百个文明、先进的人，读者认为能够是狼这个畜生传授给人类的智慧吗？我不得不再次鄙视“蒙古人开创了野蛮战胜文明、落后战胜进步的奇迹“的论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始终是相伴而行的探索者，是平行发展的不同的文明，根本不存在哪一个野蛮哪一个文明，哪一个落后哪一个先进。她们都有过从野蛮向文明的奔跑，时而止步，时而进取，甚至有时会倒退。他们共同从落后的状态艰难的向先进的社会发展和努力着。如果所谓的“多数”民族体系能够摒弃在民族二字之前的“少数”一词，人类才能真正的步入文明和进步。那时也不会有人在为一部普普通通的电影《狼图腾》而争论不休了。

《狼图腾》本该仅仅是一本书、一个文学作品。或许它附着作者个人的愿望和理想，尤其是在文革那个中国文化历史的最低谷，一个有情怀的人难免会为自由、为自己变得强大来抗争强权而抒发愿景。况且在那个不堪回首的时代，无论蒙汉都一样是难兄难弟。那一刻，作者有理由在内心深处祭起满载自由憧憬的个人图腾。人在无力和绝望时，总是构想神的存在。对此，本人愿意释以蒙古式的理解和同情。

困难的是，电影这个产物在当今社会已经极速发育成为一种万众媒体。她的表达将像水一样灌溉着当今每一个电影观众的意识并难以收回。作为蒙古人，作为艺术家的同盟，我感到自身对民族、对国家、对子孙的责任日趋沉重。在影院里我4岁的儿子发出了疑问，他问我：狼真的能把马群赶到冰湖里面去吗？我只能回答“不能！那是艺术”。重要的是，当我领着儿子回到牧区生活时，怎样才能让他从“艺术”中重返现实。

当他仰着脸问我：我的妈妈就是东部蒙古人，她很坏吗？我不知该如何给他解答电影里为何把东部蒙古人杜撰成毁坏草原的罪魁祸首。尤其我的太太就是东部蒙古贞部落善良的蒙古女人。总之这部电影很难让我这个蒙古人不费吹灰之力的把电影中有关蒙古生活的那部分内容直接讲解给我的儿子。我必须还要在迂回和纠正中告诉他：蒙古人从来不会让妈妈和其他女人参加抓狼的工作，这个工作更应该是由你这样的男孩干的，你以后可不能让你的妈妈或者妹妹参与这件事情；你不能把狼崽摔死，蒙古人不会这样做。一般情况下为了避免狼灾，爸爸记得那时候是把狼崽交给马倌，让他把它带到远远的地方扔掉，这样狼群会去很远的地方找它，暂时不会来祸害……诸如此类，儿子，这些都是你的长生天的信仰。最麻烦的就是儿子最终会问我：那么电影里为什么和您说的不一样呢？我只能无奈的把它归罪于艺术。

尽管如此，我依然不忍心把电影中的错误归类为时尚媒体为赢得物质利益向世界释放的谎言。当今中国社会最为缺乏的是平等和基于平等的对不同观点的讨论，人们要么盲目崇拜，莽撞的把自己变成粉丝；要么就沉浸在源于片面否认的争斗中，如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之间愚蠢的较量。当粉丝们助纣为虐，当由于对某种文化的认知不足，使立场对立者拿起武器，人类将不可避免的重归野蛮，并摧毁先进的生活成果。坦白地说，那时，当人们已经把金钱装满自己口袋、而科学的人生观以及良好的文化传统丧失殆尽时，今天不够严谨的艺术家们注定难逃其咎。他们今天的作品绝不逊色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做为阿诺先生指导的电影，《狼图腾》存在着一些先天的基因不足。这体现于诸多方面。演员形象结构问题很突出，了解和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察觉到冯绍峰严重缺乏文革基因（这并不是说冯绍峰没有努力）。他可能在工作中疲于训练驾驭蒙古马，忙着与狼演员建立技术层面的关系，但在我看来，他更应该在开机前利用大量的时间与姜戎先生生活在一起，聆听他深刻的文革故事。这显然是姜戎先生的最大优势。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这个环节被重视。因此主演并没有还原知青的构造。不要认为反正年轻的观众无证可考，一部电影作品完全有责任尊重历史的气质。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法国导演很难从中国人的脸部结构上提出具体的文革要求。如果我们理解和宽容了这部作品的那些不足，在无奈中接受了她的题目“狼图腾”，那么这部电影最为严重的基因缺乏之处，莫过于她的片尾主题歌曲了。同样作为编剧和导演，我欣赏《狼图腾》剧组团队的不懈努力，我深知这不是一部容易完成的作品，这个故事甚至根本不适合以电影的形式表达。但如今它一定会在背负着无意的缺陷中（关于真实的民族文化的还原），迎来万众扭曲的掌声和赞美，在全世界。

也好，为了唤起我固有的家乡草原的生态保护意识，为了粉碎残忍的强权主义时代，为了姜戎先生那满载着自由憧憬的个人图腾。我为之称赞，因为我们是心胸宽于世界的蒙古人。

（来源：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