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30日星期一

安倍破例在私邸会见蒙古总统

安倍破例在私邸会见蒙古总统
9月29日下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都涩谷区的私邸会见蒙古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共同社)
【共同社9月30日电】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9日下午在东京都内的私邸与来访的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举行了约1个小时的会谈。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首相在私邸会晤外国首脑的做法非常罕见。额勒贝格道尔吉此前就计划在出席完美国纽约的联大会议后对日本进行非正式访问,此次会谈是应蒙方要求安排的。
  双方在会谈中就加强安全及经济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安倍谈到他已同本月中旬访日的蒙古总理汇总出扩大合作的具体方案,强调“希望保持两国高层间的意见沟通,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加强两国关系”。
  额勒贝格道尔吉感谢安倍为两国关系发展尽心尽力。蒙古力士在日本相扑赛场上的优异表现也成为了会谈话题之一。




2013年9月29日星期日

刘书润,想做导游的生态学家

来源:中国环境报第8版   作者:冯永锋

刘书润,著名植物学家和草原生态学家,长期从事植物分类学、植物地理学和生态学的研究,以及保护区建设、游牧文化等领域的教学和实践工作。他退休后才发现自由研究、自由导游、自由写作、自由言说的可贵,不再想写学术论文,不再想主持科研项目,一心只想当“生态导游”,愿意把自己的知识和情感,通通告诉所有愿意驻足旁听的人。

    1、《狼图腾》出版后,刘书润很快就把它读了一遍,然后,他指出了这本书存在的一个问题:这本书,只写了苍狼,没写到白鹿。  内蒙古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刘书润,1998年退休以来,一直住在北京通州区一个小区的平房里。周围高楼不少,他的平房显得矮小而结实。
  走在路上,估计没有多少人会把他当成教授,他那身蓝布衣裳,很可能让人把他当成个再普通不过的人。
  然而刘书润可能是对内蒙古的草木认知最清楚的人,他可能“认识所有长在草原上的植物”;他也是对内蒙古当前生态变化最为关注的人,你只要和他谈起草原,他就马上神采飞扬,越谈越兴奋,越说越在理,越扯越无边无际。很快,你会发现,你这个对草原一知半解的人,却幸运地坐到了中国最好的生态导游面前,多年以后,你一定会对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好运气纳闷不已。
  《狼图腾》出版后,刘书润很快就把它读了一遍,然后,他指出了这本书存在的一个问题:这本书,只写了苍狼,没写到白鹿。
  按照蒙古人的传说,成吉思汗是苍狼与白鹿结合的后代,如果只写了苍狼,没写白鹿,那就只理解或者说只传达了蒙古文化的一半。
  小说出版后遭到了许多人批判。有人觉得姜戎把狼写得太好了,现实中的狼并非如此。
  刘书润认为,那是因为这些人过于看重经济发展,过于看重人类了,因此,野生动物在他们眼里,就有了好坏之分,有了道德不道德、残忍不残忍、贪婪不贪婪之分。
  他说:“你们看到了牧民对狼的恨,读到了文学对狼的负面表达,但牧民对狼也有欣赏和佩服的地方。整个来说,他们对狼是敬畏,而不是简单的仇恨。你们看到了牛对子女的爱,你也该看看狼对子女的爱,对同伴的爱。他们为了子女可以舍命,为自己的孩子可以牺牲自己,狼拼命的原因,多半是因为他们的子女受到了伤害。”
  为此,他写了篇文章,叫《狼来了》:
  狼带来了新的理念,狼讲出了深刻的道理,狼发出了血泪控诉,狼唤起了人们的觉醒,又一次给人们输入了狼血。
  狼是家畜、黄羊和人的敌人,但又是朋友、是对手,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人和狼各组成两个球队,共同演出一场精彩的比赛。生态学是关系学,是宽容的充满爱的科学。生态学讲的全是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爱情故事。生态学是一首情歌、一部情书。天敌又是天友,生态学就是“敌友不分”。《狼图腾》把狼、牲畜、老鼠、旱獭、黄羊和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说得真切、说得生动、说得在理、说得催人泪下。草原是个大舞台,演出了狼与人及其他生物的爱情连续剧。《狼图腾》是个好剧本,是一部历史文化和生态学教科书。
  如今草原失去了狼,也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人类也失去了一个伙伴,牛头上只剩下一个独角。感谢《狼图腾》给予我们无限的怀念。

    2、当导游是传播生态学知识最好的办法;一个生态学家没当过导游或者当不了导游,他思想的传播就会大打折扣。
  
在闲谈期间,刘书润往往会突然跑进屋里,拿出两大包材料,厚厚的两沓手稿。他一篇一篇地翻着,每一篇都有其独特的位置,他总能马上就找出他想要的那一篇来。一沓是“学术文章”,一沓,是他自编自讲的“导游词”。
  刘书润说:“我真的爱上了当导游,每年都要导上十多次,只要有人提出需求,我就会去。我发现当导游是传播生态学知识最好的办法;一个生态学家没当过导游或者当不了导游,他思想的传播就会大打折扣。这不仅仅是你要把知识讲得让人听得懂的问题,而是你能拿出什么来给游客讲,并让其信服的问题。你把大家带到草原上,你能拿出什么来讲给大家听?你有没有能力讲好草原的历史、文化、现状,你有没有能力讲好草原上的一草一木的来龙去脉?你是只讲一些胡编乱造的传说,还是讲出草原之美的依托所在?”
  还是他儿子在上中学的时候,一个暑假,刘书润父子报名参加了内蒙古阿尔山的旅游团。阿尔山隐藏着堪与天山天池和长白山天池媲美的火山型天池,还有100多座类型迥异的火山湖泊。如果有一个深谙生态学、地质学的人给大家讲解,那么游客肯定受益匪浅。然而,当游客结队到达天池边时,导游给大家说:“这地方传说为天上王母娘娘洗浴之地,故称天池。王母娘娘洗完澡后,照照镜子,不小心掉到了人间,就造就成了天池边100多座湖泊。”
  刘书润忍不住了,与儿子走到一边,小声地对儿子讲起了这一座座湖泊的来历和内涵,讲这座火山湖与冰碛湖的区别,讲湖边的岩石的内在成分,讲湖边杜鹃花的“科学故事”。同行的游客慢慢地离开了导游,围拢到了刘书润身边。
  此后,这个旅游团的导游一职,就被刘书润“接管”了。导游每次想开口,游客们都说,你别说了,听刘书润说吧。有个年纪颇大的游客,离开湖泊下来,马上就说,他回去马上要带家人再来一趟,他要把从刘书润那听到的“导游词”讲给家人听。
  导游也不生气。导游说:“前几天我们刚刚接受过培训,要我们大家考虑导游的生存危机。当时给我们讲课的专家说,云南路南石林的导游,都已经替换为大学的博士生了,游客们要听的不是简单粗放的传说故事,大家都想要听到自然的底细。专家还说,中国的旅游分3个层次,一是观光游,二是体验游,三是生态游。生态游的时代已经到来,而能给生态旅游带团的导游,还几乎没有。”那次旅行,聪明的导游开始当上了刘书润的学生,聪明的游客为了刘书润放弃了既定的路线,他们跟着刘书润,都好好地上了一堂生态课。
  有一年,刘书润带了一个全是司机组成的旅行团。司机们本来要坐飞机从呼和浩特市直接飞到锡林浩特,但当他们听了一段刘书润的“导游词”之后,决定延长时间,改走公路,慢慢地一路游览,一路听讲。又有一次,刘书润带着的是著名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的一个美国环保专家考察团,全体团员一致要求延长几天的考察时间,重新安排其他的行程。
  有些游客,对旅程中的住宿、饮食等条件要求异常苛刻,但只要这个团是由刘书润带队,那么,再苛刻的游客也会放弃对物质的索求,以至于有些旅行社惊奇地说:“刘书润想改变路线就改变路线,想调整住宿场所就能调整住宿场所。要是我们这么干,我们一定会被客人投诉的。”而刘书润不但没有被投诉,相反,几乎所有的游客都恨不得多留一段时间,听刘书润讲解“藏在草原里面的故事”。
  2002年之后,刘书润每年都要当上好几次导游,给绿家园志愿者、给某大型国企、给某些环保组织的培训会、给某个旗县当专家,他都会“导游”。
  他几乎像找到新工作那样高兴地对你说:“只要我有时间,我就去当导游。以前我喜欢出去野外调查,现在,我更愿意给大家讲内蒙古的生态故事。”
  翻阅着刘书润的“导游词”,你会发现每一篇都是精美的小品文。这样的文字结为一集,以《刘书润带你游草原》的名字出版,肯定会非常畅销。
  比如,你蹲下身子,想认识一下脚边的植物,那么你可能就会听到刘书润给你讲的“两颗小草”的故事。有一颗草,叫“欧千里光”,是缘于欧洲的外来物种;苦荬菜,则是缘于山东一带的外来物种。这两颗小草在当地已经很常见。刘书润据此编了一个故事:来自山东的小伙子与来自俄罗斯的美丽姑娘,在草原上相遇;一个是孔子精神的践行者,一个是耶酥精神的忠实信徒。因为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二人过着孤苦的生活。娜塔沙的高跟鞋带来了欧千里光的种子,孔耀祖的裤脚边沾上了苦荬菜的绒毛。有一天,有位神仙点亮了他们的心灵,在此扎根吧,你们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于是两个异乡人结为一家,在当地长久地居留了下来,他们忘却了思乡之苦,他们成了当地人,幸福地生活了一代又一代。
    3、感谢草原,感谢马背民族,使我们摆脱了枯燥的说教,用优美的歌声表现深刻的生态学理念,抒发对大自然的情感。
  刘书润不仅热爱草,还热爱蒙古歌曲。他说:“蒙古歌把对家乡草原、山水花鸟、牲畜的爱都融入歌词,唱出了热爱大自然的最强音,是名副其实的生态歌曲。蒙古族是生态的民族,蒙古族的生态文化是全方位的生态文化,蒙古族歌曲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蒙古歌唱出了草原的美好与马背民族的心声。”
  刘书润于是自己创造一些歌词,他觉得,既然歌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他就要把自己对生态的理解,融汇到歌曲当中。如果你想听刘书润给你“讲唱”蒙古歌曲,那就更简单了。刘书润写过一篇极长的“导游词”,名字叫“唱蒙古歌,爱大草原”。他精心挑选了近20首蒙古歌曲,用自己的体会和情感,向你讲解和传唱。这还不够,刘书润自己还写了不少歌词,并给它们配上曲子,只要你想听,他就能给你唱。比如他作了一首歌,叫《献哈达》:
  芦苇荡传来了什么声音?
    洁白的天鹅来了一群群。
    蓝天上刮起了什么风?
    飘来了朵朵吉祥的白云。
    草原上为什么欢声笑语?
    颗颗红心波浪滚滚。
  因为迎来了尊贵的客人,

    远道的朋友和亲人。
  请喝下醇香的马奶酒,
  这奶酒孕育着百草的清香。
  蕴含着牧人诚挚的心。
  刘书润说:“蒙古族歌曲丰富多彩,有如大海,宽阔深厚。把歌曲里面的文化注入到生态学中,会使这门科学更加亮丽滋润,更加贴近民众,更富于感情和爱心,这门科学就有了新的增长点。感谢草原,感谢马背民族,使我们摆脱了枯燥的说教,用优美的歌声表现深刻的生态学理念,抒发对大自然的情感。”
  早年,刘书润是在北京上的中学,“成绩一直是最后一名”。高中毕业后,突然想“出去走一走”,就撞到了刚刚创办的内蒙古大学,进入了研究“北方草原生态”的内蒙古大学生物学系。
  在大学里,他也“不务正业”,成绩一直是倒数第一,或者倒数第二。现在回想起来,他更喜欢用这句话来对应自己:“成绩差的孩子才是没被中国教育管坏的孩子。因为他们能够保留自由的天性。”
  而自由,对所有生命都是最可贵的,对人,甚至是最重要的品质。
  从到了草原的那一天起,刘书润从未中断自己与草原的关系,每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草原上“闲逛”。无论是此前曾作为内蒙古草原的一名研究人员,还是现在的一名“生态导游”。
  他颇为得意地说:“从事草原研究的人,没有一个人在野外的时间能够比得上我。我从大三到贺兰山实习起,直到现在,每年都有很长的时间在草原。”
  退休之后的刘书润觉得“导游”是传播草原生态思想的最好渠道。他不停地写文章,不停地在各种会议上发表看法,他不停地出席各种组织举办的讲座,向这个世界的所有“游客”,讲他对草原生态学的认知和体会。
  他说:“草原上的一棵草,就是一个文字,它们经过千年磨合,组成篇篇文章,使得草原成为有丰富藏书的图书馆。草原上的一棵草,就是一名战士,它们组成的生态系统,就是坚不可摧的部队,它们是经历了千万年严酷环境考验的幸存者,是捍卫脆弱生态环境的最后一班岗。草原上的一棵草,就是一位老师,给人们讲述一个个有趣的故事,草原就是众多专家学者的母校,草原上的一棵草,就是一位朋友和亲人,草原就是有益的海洋,爱的大家庭。”
  他这样说草原:“草原上的草组成草原,树木形成森林,鸟兽牲畜合成群。草原上的人们同样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草原畜牧业劳动,如剪毛、接羔,为了不影响牲畜正常进食,必须在短时间内突击完成,因此大家聚在一起,互相帮助,渐渐成为有组织的集体活动,草原畜牧业的特点,在于移动,在于集体,在于与大自然的融合。”
  刘书润对天然林的热情也很高。他对我国植树造林的热情也写下了不少“导游词”。
  他说:“中国的人工林已占世界第一,出现了大批造林模范单位,的确也取得了不少成绩。种树的好处也很多,但天然林保护应放在首位。生态治理不等于绿化,更不等于种树。大面积人工纯林等于绿色荒漠。种树种草不是越多越好,种树也要搞‘计划生育’。种树能改善环境,造福子孙。但不科学种树,也可恶化环境,形成绿色污染,背上绿色包袱,给子孙造孽,给地球抹黑。”

    记者对话刘书润,他说: 保护草原必须先保护文化
    冯永锋:人们介绍你的时候,总是难免说一句话:“他认识内蒙草原上所有的草。”你是如何认识那么多植物的?
  刘书润:很简单啊,只要你经常在植物身边呆着。你要认识草原的植物,你当然得在草原上呆着。像我这样,每年呆上大半年。回想过去的经历,好像一切都是天意。我的老师马毓泉,当时为了编《内蒙古植物志》,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认识草原的营养体植物。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认识可给牲畜食用的植物。学过植物的人都明白,大自然“可食用”的东西很多。因此,人类必须注意发展“营养体农业”。
  认识营养体植物之后,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植物分类学本领。植物分类学大体分为两派:一类叫细分派,一类叫归并派。细分派主要呆在标本室和样地里,对每一个物种进行严格的区分。而归并派则粗枝大叶一些,更喜欢在野外现场发现和区分物种,野外条件总是有限的,因此,一时分不出来的,就不再分了,只知道它的科,它的种,它的属,就很满足了。
  冯永锋:光在草原上会不会缺乏学术的宏观性?  刘书润:有时候命运会照顾你。1978年,当调到内蒙古大学后,我发现“工作领域”变了。过去成天和草在一起,而在大学里,成天是和人在一起,大家很少去草原上做研究,只在教室里,在标本室里,在课本上周旋。我也讲课,讲一讲植物生理学、植物地理学、植物分类学。我主要负责带学生去实习,但去的地方,也是学校早已经安排好的、封闭性的“实地基地”,只在里面采样方,做记录,剪草称重,但就是不与草原上生活的人们相往来。
  这对我有一定的好处,此前长期在草原上呆着,有时候也需要从文化和学术的层面去认识一些问题。这时候,我开始从学术的层面去认识草。我这辈子做得最多的估计就是样方了。我曾经做了几千个样方,每个样方都是一沓清楚翔实的物种实况记录。这些样方最大的缺点是没有GPS定位,但大体位置是标明了的。样方的好处是越久越有学术价值,因为你可以把后来的拿去做对比。
  现在,不少样方就堆放在我家小屋的角落里。没有人去整理,有些人把它们借去,也不还回来。有些人还回来之后,也信口说要帮我整理,但也没见动弹。
  冯永锋:你又是如何从一个草原植物专家,转向草原生态保护?  刘书润:1992年之后,我开始反省,草原到底是干什么的?反省之后,我转变了研究的视角,从畜牧业研究转到保护草原的生态文化研究。我发现了许多非常冲突的现象。由此,我认为保护草原必须先保护文化,这个前提是我必须了解和熟悉蒙古史。于是,我又开始从文化层面去认识草。我开始收集草原上各种草的传说,研究草与当地人信仰的关系,草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形象等。


理解真正的蒙古文化:于刘书润的对谈

来源:网络(节选)

翟明磊:“我们现在说的同化是蒙古族文化被一种低级的文化同化,而且这种文化也不是汉文化中高级的文化

      刘书润:小农文化代替游牧文化。其实你保存少数民族的文化对统一有好处没坏处。这和汉族的弱点有关系,他对少数民族是贬低的。这是他的一个缺点。蒙古族有缺点,缺点很大,她不重视积累。她自己文化也不积累,太开放了。她老游牧,不积累,没有坟墓。她需要别的民族整理她的东西。依靠别的民族也比较厉害。蒙古族,他也不是个勤劳的民族,汉族是勤劳勇敢。蒙古族勇敢可以,不勤劳。她是浪漫,开放的,充满激情的民族。她不注意节俭与积累,不注意保存自己文化。男的更懒了八几的。汉族自然对少数民族有个看不起。如犬戎,胡说八道,就是象胡人一样说,象巴人一样道。这种贬低,现在还没有消除。
      蒙古族没有这个缺点,他对别的民族是比较尊重的。建民族时就这样,虽然冲杀。对别人的文化宗教比较尊重。比如他们称汉族人叫汉子。汉子意为“银河之子”,胡是太阳之子,银河比我们高,对我们汉人非常尊重的。
          翟明磊:这和我们历史书上看到的不一样。认为元朝对汉文化非常不尊重。
       刘书润:不是这样,那是没有文献的。比如人分十等,那是胡说,没有文献纪录,那是征服的前后。咱们教科书是错误的,老说日本人教科书有问题,我们教科书不严重吗,比他们严重多了。我们只是中原一小点的历史,也不是汉族的历史,歪曲的东西,掌权的蒙古人很少,靠的是别的民族,掌权的是丞相耶律楚材,军师耶律阿海,契丹人,刘秉忠,汉族人。成吉思汗有次打了败仗,有人保他,保他的是各个民族,反而是蒙族不多。五大宗教并举。咱们汉族是歪曲的历史,没有把真正的历史交待出来,这是汉族的一惯毛病。
   
      蒙古族为什么要游牧?
      翟明磊:“你这个想法什么时候成熟的?
      刘书润:我在内蒙古一开始也是主流的发展观。我也受进化论教育嘛。和少数民族在一起,他们的观念不一样,最震撼的是在西藏:我去趟西藏,和我当时的思想针锋相对,那是92年啊。因为一江两河工程,我们在西藏投资120亿,国务院委托科学院请专家运作怎样花钱,当进我是草原畜牧业组的组长。负责这个事,我当时脑子还是增产增收商品化。还是按那个规律走。处处碰壁。我要增加出栏率,集约化经营。结果说不行,你要斩牲,不行要到节再斩。把我气得够呛。修桥大专家,参加过阿斯旺水库,更生气,他修桥嘛,修桥规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发现不是。领导就要修这个桥,桥一年过一次,人家有道理,每年朝圣的人大量从这个桥上过。要不过就要淹死,过一次。保证安全。那老头跑了。我后来转变了。我想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产出是什么东西,不是要增加她的生产。最重要的是宗教文化,这在全国在世界上是最重要的,比矿藏什么都重要。这个地方从不采木材,直径八米。世界蓄木量第一,财富。我们都转变思想了,这木材不能采。和宗教有关,神树。藏族,她的祖宗就是树,生病了,他们就说你家的树有病了。和整个民族文化有关系不能砍。

      翟明磊:现在她对欧洲的宗教文化影响特别大。
      刘书润:我后来转变了,我是和别人干架,改变的。我说效益,除了经济效益还有文化效益,还有感情效益。人家人民群众感情在里,不起眼的东西,人家有感情在里面你不能动。我举四合院为例。四合经济效益不怎样。但是文化效益,人家在里面生活的感情效益是不能比的。人生活追求什么东西。国家追求什么东西。我到蒙古国,本来很好的矿产,封了。我问为什么封。蒙古人就不干。他不肯挖煤。他说水比煤贵,我们用了比黄金还贵的水采这点煤不合算,人家想法不一样。人家连矿泉水都进口,有道理的。因为蒙古高原太单纯了,很多元素没有。通过进口食品增加多样性。过去蒙古人欧洲亚洲都跑,现在固定在这儿,所以我们元素缺乏,所以要进口粮食。蒙古高原蒸发量大,降水量小,聚集在一块,所以矿产丰富。另外缺素症多素症,差别很大。蒙古按哪个地方划出来都不适合人畜生存。蒙古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走,我呆一天。到处转,就没这个问题。另外我从加拿大美国进口粮食,我等于补充微量元素。
          翟明磊:他的多元性与开放性也是生存的必需。
          刘书润:蒙古人不愿种地,不愿盖房子。这种游牧是非常顽固的。
          翟明磊:顽固吗,我觉得大部分定居了。
          刘书润:外蒙古还有。蒙古人有一句谚语。孩子问妈妈,为什么我们总是搬来搬去,辛辛苦苦的。妈妈说:“我们要是固定在一地,大地母亲就会痛疼,我们不停搬迁就象血液在流动,大地母亲就感到舒服。”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还有牲畜不过这个线值,一到高峰期就走了。草与牲畜在合适的线值,牲畜自动走了。我以前在下面的大队,六天搬一次,牧民有的懒,不愿搬。大队用大马车强迫搬家,为什么六天,寄生虫的繁殖是一周,蒙古人是靠游走来躲灾。为什么说游牧再也不会回来。我说还会回来。因为最省钱,最合适的省力的方式。古代蒙古人也走了很多弯路,他们也定居过。
          翟明磊:古代蒙古人也定居过,我从未听说过。
      刘书润:北方民族农耕定居历史比中原还长,如红山文化,8000年,兴窿洼文化。殷商的老家是在内蒙,最后气候变化,不适合农耕。北方民族气候变化,就迁移。留下来就改变生活方式。唐朝以前还是定居放牧。渔猎,到圈养。圈养到定居放牧。
          翟明磊:为什么定居放牧会走向游牧。
      刘书润:因为这样草场就坏了,不够吃,牲畜生病了。真正的游牧发展起来是铜器时代以后,蒙古室韦时代是渔猎。从森林走出从农耕变成游牧。游牧比定居复杂,适应草原的民族就大发展,不游牧就灭亡,这是自然客观选择的过程。目前我们还是解决不了定居产生的问题,实际游牧是最省事,蒙古包一背就走了。一根套马杆就完事。形成一套教育等一套东西,定居以后出现好多好多问题。比如疫病问题,医药费大大增加。过去有病走了,新的地方没有了。过去游牧,肝炎没有,感冒没有,没有细菌。蒙古过去没有麻疹。老走没有传染源。缺素症,现在很普遍,现在一些旗大群牛群不吃草啃土,吃骨头缺素。过去没有这种情况。内地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水多。草原不行。打个比方,草原到处是专卖店,要把东西买全,得到处走。
       过去游牧有一系列教育。从小开始,妈妈用谚语故事,歌曲教育。还举行各种节日,成人节,放羊。从小责任心锻炼。刚10岁开始上蒙古包小学。在蒙古包小学之前是马背小学,老师骑着马到处教,蒙古包小学之后是住宿小学。一步一步往下来。有自己的教学方法。过去蒙古族,喜欢知识与文化。一等财主有知识,二等财主有牛羊,三等财主有钱财。乌兰牧骑是个演出队,他可以理发、商店、做宣传、放羊。牧民适用简约的生活,他非常掌纵自如,教材是史诗与歌曲,他另外一套,照样成材。但现在不行,高度集中,为了高考,把她的文化全打破了。
      为什么我们要回到游牧
          翟明磊:那你为什么对游牧文化的恢复这么有信心呢?
          刘书润:他最终要碰壁,现在就碰壁了。刚搞定居时,我当时预言沙漠化,草场退化。没想到它来得这么快。过去游牧一个人养1000多只羊
      ,现在圈养,光喂草人就不够了,最后赔钱了。行不通。
          翟明磊:制定政策的人为什么这么愚蠢。
      刘书润:他没放过羊。不了解牧区。过去牧民多富,没有钱的观念,不愁钱,比一般干部多,现在不行。要饭,穷的不行。一个村存款有好几百万,把牲畜卖了,没啥别的开销。有时会上北京走一圈。以前有帐蓬医院,牧民可以一边放羊一边看病,现在全破了,几千年的文化全破了。这套东西全没有了。
      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开始了。我们汉族拿自己错误的观念套人家,愣是要把人家改成农村人。没想到自己小农落后。为什么搞生态的,就我一个人有这个观点?因为他们很少下乡、和牧民在一起生活。而且他们是夏天去,冬天不去,不是全面了解。我评介草原,必须把牧民,草放在一起。而他们是隔裂看的。
          59年考上内蒙古大学,又分到草原研究所,在锡盟。调内蒙古大学教书。我下基层了解老百姓,专业是植物与生态。
      我们不研究历史,如文化大革命。是血肉换来的财富,我们不重视。例如,草原农耕,开荒化,这是从满清末期开始的。有多少教训,我们没有总结过。我的老师李博说过:建国以来,我们在草原开荒没有一次不是失败的,惨痛的教训,现在我们为什么还要重复这些惨痛的教训。这是因为我们不总结这些东西。
      定居,人工草场过去都搞过。不要绝对化。有的可以搞半牧区,有的可以搞半农区。中国人爱走极端,一会儿是畜牧业加速发展,一会儿是完全围封。两个极端都造成强压。
      在内蒙搞水库是不合算,胡闹,矿藏挖煤还可以,水库绝对不可以。内蒙是个缺水的地方,水比黄金还贵,蒸发量这么大。这么个大水面可了得。你暂时得利不合适。有个富有的牧民赚了钱,要大力发展肉牛,打了十口机井。我说是不合算,养肉牛,养一斤肉要二万斤水。水多少钱?草原地区的水。缺水的民族。成吉思汗公布过法令不许洗衣服,水是大地母亲的血液,不能洗手,在河里不能洗澡,夜里不能取水,因为神圣的河要休息,不许用金属取水。只许用木桶取水。不许在河边晾衣服,怕污染河流。
          成吉思汗规定狼是保护动物,青蛙等也是保护动物。但也不是不许打,而是规定什么时候,数量。如围狼。包围后,老人们为母狼小狼求饶唱歌,放走他们。
      蒙古族是真正的法制民族,依律治罪,规定的非常细,因为居民分散需要依法治理。他有酒法。什么情况喝酒,甚至吃饭的法都有。甚至地方法也有很多,比如有一个地方规定在蒙古包里的一个女人可以坐在那用任何器物打人。挨打的人包括老公公都要笑脸相迎,坐在这个位置上妇女就是王公。因为妇女太累了,让她们有发泄,这是妇女的保护法,了不起。假使你家中有人犯罪,儿媳妇求情,罪行减半,小罪减免,少数民族对妇女是非常尊重,男女基本平等。当然他进入战争后,这些看法就变化了。马克思的奴隶社会一套到内蒙就不对了。比如说女奴,法律规定如果主人未经允许进入女奴的房间罚羊一只。打死了奴隶,主人还要替奴隶放羊。
          现在要把内蒙古的经验整个推广到新疆,因为内蒙是个稳定的模范自治区。提前汉化,农村化,悲惨的结局,国外否定的,我们还在搞。
      康熙怕蒙古人,用各种办法统治蒙古人。输汉人入蒙,一是和亲。嫁了许多公主进去。还有一种方法,加大喇嘛教的力度。解放初期内蒙83万人,很多人当喇嘛。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当喇嘛了。后来改变政策,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内蒙兴盛了,成就了内蒙,所以内蒙人民比外蒙踏实,有祖国强大的后盾。所以解放以后内蒙是感谢共产党的。但汉化是错误的。现在新疆汉化得很厉害,西藏铁路一修也快了。其实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的是我们少数民族。内蒙的朋友说:我们最大的悲哀是汉族人不了解我们。老是歪曲我们,当然个别人少数人想搞独立。这不是老百姓的意愿。西藏也是这样的。老是怕人家分裂。
      我们在内蒙古呆长了,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些问题。我们看了心疼,这么伟大的民族,这么好的草原。我们这样对待他们不行的。真正悍卫本民族的文化还是汉人。我们看在眼里。
      草原是我们国家的缩影,到处都是问题。

      游牧文化的先进性
      为什么下内蒙知青对内蒙这么热爱,这是个现象,有个浪潮-回内蒙,一个是内蒙环境破坏,不忍;一个是现在咱们最缺少的,内蒙有。人和人的和谐,人的诚心。我们不是以诚为主的,是以钱为主的。正好他们对内蒙的那一段比现在还怀念。证明内蒙产品不是牛羊肉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东西。这个民族一旦解体,文化没有了,损失大了,不光是牧业的解体,还有精神的损失。做为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环境,没有在内蒙生活,体会不到那种宝贵,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我到内蒙,一看大草原,整个心里就踏实了,太放心了。这种味道别人体会不到。我是北京人,呆了十年,它的文化载体是游牧业,你把他农耕化。载体没有了,这个事挺可惜。
          翟明磊:游牧文化延续几千年,我们短短十年干的这个事就破坏了。
      刘书润:这个文化在世界上是巨大的文化,正好与农耕文化有许多相辅相承的方面。相互吸收相互促进。中国游牧文化。中华民族先进了几千年,为什么跳不出这个圈子。原因在哪,欧洲上去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对抗,吸收是吸收。但是农耕太强大了,没完没了的改朝换代。为什么这么强的农耕文化,因为黄河的泛滥需要极权。没有极权治不了大河,黄河造成了极权。农耕文化是水利文化,几大古文明都是水利文化。我们的农耕文化是孔子理论,这是我们重大财富。忽必烈就被汉化。元朝,清朝加强了极权。欧洲的农耕文化自然就弱,游牧文化就有,加入蒙古族的冲击,日尔曼都是游牧民族。游牧文化重视人权,重视个性,开放,进取。成吉思汗打仗,就十几万人,死一个不得了,他重视生命。民主自由法制重视,文艺复兴其实是游牧文化的升华,商业革命是游牧文化另一种形式:同样有冒险性,移动性,冲击性,不过是从马上下来上了船。欧洲,加上达尔文进化论,爆炸了,产生了资本主义危机。本来是大自然之子,把这个根本给忘了,只学到了冲击的一面。没有学到蒙古族对自然的态度,只学了一半。我们现在对游牧文化只是前一半,杀、冲击交流,没有对大自然柔和的一面。再加上错误理论走上极端。
      翟明磊:我明白了,游牧文化到最后渐渐脱离自然,忘记了本性,而游牧文化源头的东西还在内蒙古。这就是说,为什么西藏的文化欧洲人接受的特别快。因为有共同游牧本源,又有欧洲文化缺的那一部分。
      刘书润:狼图腾是一面。另一面是大恨大爱的另一面,大爱的一面-与自然和谐的感觉。欧洲现在反醒了。为什么欧洲人在先哪,因为他开放进取,游牧文化是世界性的宝藏并不是我们说的原始落后的,影响巨大。我们不可以把两种文化互相贬低。他是特殊环境产生的文化。唐朝是少数民族文化。炎黄是游牧文化,尧舜变了。商周变成农耕文化。唐朝反映出两种文化融合的力量。
    翟明磊:秦国也是交战中强大起来,特别是从失败中吸取游牧文化的精华。唐汉时心态正常,明朝开始保守起来。
刘书润:这些在历史上应当反映出来,这是真实的历史,我们现在的历史是以中原小小的那部分讲历史。我们很重要的资源没有利用起来。
    翟明磊:元朝如何评介,我们历史书中认为是倒退的民族。
      刘书润:其实许多建制是从元朝开始的。分省,建大都,北京城市规划从元朝开始,驿站制度,财务保存的制度。民族有缺点,肯定是短命的王朝,不重视基础。汉族产生庞大的机构,那一套东西。过去蒙古没有建筑,大都都很简单,文字才八百多年的历史。成吉思汗是文盲。它的历史是别的文字记载。他的文学作品就是史诗,继承性也差。
       游牧是人们慢慢走过来的选择也是大气候下的选择,现代化了,但无法改变大气候,你人工降雨,
      有这钱吗?你这边降雨,其它地方怎么办?有的时候,不解渴,上政绩不好上.比如绿化,绿化到什么程度最优.过火成了坏事.但是绿化不过火得不到奖,得不到五百强.这和体制有关.绿色污染比环境污染还可怕,大兴人工的落叶松林,下面一根草都没有,整个什么都不长,土是酸的。河南一个特别优秀的焦裕禄式的县长搞绿化,我们去了,“你们科学家帮我看一看”,全是刺槐,我一看“我们赶紧走吧,他干坏事了。”太密太多了,后来一想不能走。这是好干部啊,手上全是茧子,我说“那么密的刺槐林,一个鸟都没有了,没吃的也没地方,闹虫子全给你吃了。刺槐下只长律草,土也不行了,水有问题了。你只剩下一点木材,反而容易水土流失,经过森林的水不能浇水。他说“我们已经查觉这个事了,但林业部鼓励我们种树。”
          北方种树费用是三峡水库三倍半。
      种树有坏事。是李博老师告诉我的,他说榆林老百姓告诉他“水没了,池子都没了,树吸的。”大兴安岭,砍树沼泽化。种人工树,好多物质都没了,成了死土壤。国外叫绿色荒漠。人工树种不可能多样。
      我们走极端,国家环保工程说不能采伐森林,错的。以前人不采伐森林,动物也会采伐森林的。海狸鼠采访森林可厉害,狗熊推倒。为什么,创造领地,因为太密晚上它就憋死了,要开天窗。因为植物晚上也呼吸呀。密林太密没有植物吃了。我们老祖宗也是砍,砍了烧,把野生动物吸引过来。
          森林采伐要间伐,留一部分倒木,一个立枯木,有十几个啄木鸟。就是个小型生态系统。
      我们的生态学就是讲的多样性与平衡的问题。走极端,什么极端都是错的。和谐平衡就是生态学,生态学是充满爱的科学。互助为主,有时表面是竞争,其实是互助,这个达尔文没有意识,因为达尔文时代不一样,没有认识到。最厉害的动物是保护的动物。狼就是草原的老爷,保护草原。他吃那吃这是爱护动物,保持一定的种群。真正的地主与富农是保护对象。真正的地主是兢兢业业,吃苦耐劳,比长工节俭。其实刘文采也不是那么坏。真正的地主我们是需要的。工人阶级最好的。把其它阶级消灭,和进化论有什么区别。保护地主就是保护农民,保护资本家才能保护工人。你要有制约,不是把你消灭掉。母亲是老革命,现在还说地主好“别的地方地主坏,我们老家这地主好。”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一样。个个都有一定的量。多样性理论出来的背景是科学发达,也有个社会背景,进化论的纠偏,真正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单纯化。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教训。
      物种消灭,文化消灭,追求多样不是追求多优。我们追求游牧文化是世界大势所趋。多样性理论是人的反醒与转折。这样人才能幸福地发展,不要紧绷着。把自已当成大自然的一员,这个理论相当重要,强调竞争性结果,人的个性,创造性没有了,扭曲了,多样性是让人重新做人。
      多样性有个原则,越是濒危的,越是少数的,越是弱的越是值得保护。古老的,残余的,濒危的,特有的,弱小的,价值越高。越是少数的文化越值得保护,我们做的工作符合正确的理论。
          可以举个和谐的例子:
   大兴安岭火灾是防火力度太大造成的火灾。大兴安岭要防火就要不停地放火。量的问题,一定的火对社会有利。大兴安岭凉,微生物少,循环慢,枯枝落叶多,种子扎不进土,怎么办,火。火与阳光水份一样重要是循环的加速器,但起作用的是一般的小火。大火把树烧死了,一般的火把枯枝落叶烧掉了。大树烧不死。防火防火,小火不让着,枯枝落叶太多。森林是靠火延续的。桉树是靠火播种。真正避免火灾要经常放火。
      美国黄石公园就是因为禁火,枯枝太多,结果草长不出来,动物找不到吃的跑了,灌木化了,最后自己放火,以前防火站变成火管理站,生态叫火干扰。草原也是如此,真正的林业工人琢磨这事,开始试验放火试验但是是违法的。
      环保人士需要培训,生态学原则是简单的,是充满爱的科学,过激就是违反生态的,不是一刀两断。例如我们有些环保人士反对一切水库,这也是不合适的。中国是三级地型,东西落差大,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只是有些地区不适合,这样说,老百姓更能接受。我们不能走极端,不考虑经济,不考虑政府,环保人员很容易走极端,和他们的知识结构有关系,他们有激情,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这样才是客观。这样比批判更有利。
      绿色污染
       翟明磊:为什么反对围封转移?
      刘书润:在阿拉善围封,草长起来是成果,联合国中国人与生物圈秘书长(评委委员)韩念勇坚决反对,牲畜适当的少对草场有利,没有牲畜的草场不行。任何事情都是从量变到质变,就象吃盐,吃多了不行,太多了成毒药,都是个量的问题。没有牲畜草场就完蛋了。
          翟明磊:环保人士喜欢荒原化。。。
      刘书润:那更错了。没有限制的草猛长,一年生植物猛长。牲畜对草吃它,踏它,既是促进又是抑制,并不都是坏事。羊吃七百种草。没有这种作用,植物猛长,绿色植物太多,也是一种消耗。绿色不能太多,和牲畜一样。种树太多,就从积累变成消耗。一般人说,绿色植物越多越好不对!
      敖汗旗,种树多了造成沙尘暴:种树多了,水吸干了,草不长了,沙固不住。这是典型绿色消耗,世界绿化五百强,地下水急剧下降:八十年代以前这个地方地下水二十米,现在一百三十米,一般人不理解。什么都有量的问题,打个比方:亲吻重了就成咬,轻了是抚摩,再重点是抓痒,再重点是按摩,再重点就成打人了。种树也是消耗,也得与经济相吻合。绿多了不好,你把草场封了绿色就大了,草一人高是好事吗?蒿子杆,地力消耗极大。绿色不能过火,适当减少牲畜量或者季节性围封,围封多少年就不对了。另外枯草多了后,绿草没了。我做过试验,真正围封多年的草是枯草。枯草把阳光遮住了,绿草长不起来了。有牲畜草不会长这么猛。
      树有个年龄问题,人十八岁之前吃父母的,大学毕业后挣钱了。树也一样,三四年以前纯消耗。草原上等树长到十八九岁,它就死了!草原树没有壮年时代,少年直接变老了。完全围封造成绿色消耗,这个本质和牲畜过多是一样的压力。而且比那更厉害。因为他没有牲畜粪便留下来,围封多年的草场,完了。围封多少年,只有一二种草能生存下来。恢复不了草原。例如锡林郭勒定位站的试验草原就从羊草草原变成大针茅草原。
      围封二年不能封了,二年后,草没有了,加拿大试验过多年围封,一平方米二十多种植物变成一种。围封转移对草场不利、对人对牲畜不利,是坏的,走了另外一个极端。是没有深入群众。但人家作为成果,人家拿钱干这个事呢。
      我们评介一个草原如何评介,不能光看草,要看羊,看人,不是说草长得高就好。单一的好不行,象广告说的那样: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是哲学问题。一个东西单一好,会对别的形成压力,我们评介一个生态系统不能看一两个因子。围封的草场只有一个草好,人呢?牲畜呢?野生动物呢?
     什么事物都有个拐点,拐点是变的,不是死的,每一块地都是不一样的。
     翟明磊:现在东乌旗36亩养一头羊,五年以前16亩,草场退化。这是什么原因。
            刘书润:暂时围封是可以的,问题是必须告诉他,这是你的草场,你还得回来。现在围封草场借这个机会把老百姓赶走,是非常恶劣的。告诉牧民保护草原,治理沙尘暴,你走吧,你个人牺牲吧。国家投资4500万把贺兰山人移走。这是人家的家,人家祖祖辈辈在这儿,把人赶走,把我气坏了,阿拉善左旗把牧民赶走卖给一个私人老板,改成别墅与狩猎场,标价打一枪十元钱,住宿五百元,我说你把牧民赶走,在这儿开窑子,五百元一宿不是窑子嘛。
解放以来,牲畜累积数量并没有增加多少。以前蒙古人养羊养得多得多,成吉思汗打仗带三百万只羊。我们问题是养羊数骤然间多起来,就急剧下降。总数量还不如我们慢慢养,看一年不行,要干十年。就象干活,拼命干,咣咣咣,我累死了。我慢慢干,总的活一样干的多。
      发展是一门艺术
        翟明磊:   按主流的发展逻辑观,草原变成矿区,只要产值高就好。
      刘书润:我们求一个东西,评介体系并不是最好最优而是平和,和谐长久。这是原则,不是闹一个最高。最高成压力,一个最好,也是最不好,这是哲学问题。大家都好,也不是好得厉害,大家好得差不多就行了。举个例子,娶媳妇
      就看长得漂亮,那不行,得会干活,漂亮又会干活也不行,跟着合不来,最后什么都好但是跟丈夫配不上,第三者插足。
      差不多,就这样行了。我们追求的是和谐。我们现在国家追求的是冒尖,指标增长多少,这不行,这就跟下棋似的,象棋子就这么多,从来不会多一个棋子。摆弄、布局这是艺术是发展,我们国家发展是增加棋子。增加扑克牌。怎么摆是艺术。我们的发展是盖大楼,钢铁产量世界第一。人家数字是负增长,比你发展还快。人家是摆弄棋子。最后你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最后你崩溃,你发展个屁。人家蒙古,好象不发展,但人家人口素质在增加,人家环境还是那么好,文化这么高,比韩国还高,人家这是发展。我们应求和谐。老百姓会两门外语,人家出国,人家民主。人家苏木,拿工资管理人员只有一个苏木长,1000多人,税收什么的全通过银行。还有一个医生与兽医,还有一个老师。不象我们又是草原监理站啦,什么的。人家保护区就是一个诗人,一个喇叭,人家好好的,还作了不少诗。我们苏木管理人员几百个,西乌旗一户牧民养一个公职人员。
          我们是受了进化论的毒害,现在是多样性理论。世界不是这个世界了。我们现在还是前资本主义的状况,优胜劣汰,快速发展,大发展。
          翟明磊:可能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
          刘书润:实际上我们可以不走这个过程。
          我在内蒙古呆了几十年了,我们草原是个非常和谐的地方,你现在闹成这样,发展工业发展什么。人家本来过得挺好的,不愁吃不愁穿,要你干啥。
      我们求什么,求多样性,求和谐,我们现在总方针是错的。我们是高物质,高能源,高消耗的发展,实际上应当提倡和谐性。这是真正发展,不是增加棋子。要增加艺术性,和谐性,民族性,地区性,创造性,个性。多样性和艺术结合起来。高物质,高速度,那是歧形发展。大一统,一元,中心论,也是一样。我们还是以这个为主是不对的,应该是多样性,多元文化。
      进化论是伟大的达尔文发明的,统治世界一个世纪。但是进化论导致二次世界大战,高速发展,竞争导致多样性丧失导致一个好,其它都不好,性选择,自然选择,到最后是大日耳曼、战争,你劣等民族。进化论不是自然的主流,比如竞争,优胜劣汰,其实在自然界中哪个是优,哪个是劣,生态学说它都有生态位啊。那是违反辨证法,你优的还要依靠劣的来生长。性选择认为越是大个,越是强壮越是有后代。实际上错了。全是大个,遗传基因缺乏。优生优生,其实不优生,缺乏多样性。只有极端化恶劣化的环境才导致单一性。多样性是宽容性的结果。单一化是强压竞争的结果。沙漠中强压就造成单纯化。有时还不是强压,比如说中国女蓝的郑海霞,你依靠她,就变成强压,就变成坏的东西了,中国女蓝就完蛋了。乔丹,就有罗德曼牵制他不让他形成单一性。美国MBA哪个有绝对权威的球星,它就失败。多样性为胜,和谐性为胜,不是单一为胜,单一化是强压的结果。一个权威他再好本身就是强压。没有想到最强最大,最后自己也活不了。进化论为什么要解剖他,一个核心,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不在你本身好坏,一个政党这些再好,长期掌握政权必然是专制。一个权威,必然是反动权威。过去历史都是这样,不是在你本身好坏,本身就是阻碍。
      一个语言,一个民族,一个步调。其实错了,正是国家崩溃的根源。美国现在没有核心,各州说了算,也没有一个理论,也不搞优生,他鼓励傻子结婚,因为他发现各种基因,傻子里更多。疯子不得病抗病。人家当做财富。美国靠多样性赢日本。
          翟明磊:我问一个在美国的朋友用一句话概括对美国的印象。她说:“美国到处是沸点,但是没有中心。”
           刘书润:一个生长点是压制。咱们现在太不和谐。人家说不发展我们挨打呀,我说错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全民和谐,不是枪炮子弹。

2013年9月28日星期六

内蒙古农作物新品种示范150余个面积5600多亩

来源:内蒙古日报

8月30日,记者从内蒙古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现场会上了解到:2013年,内蒙古10个盟市组织开展了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工作,农作物新品种示范片20 个,示范品种150余个,示范面积达5600多亩。
  据了解,新品种展示示范工作从1997年开始,由全国农技推广中心在全国布点,2003 年开始,内蒙古新品种展示示范步入正轨,工作全面展开,规模逐年扩大,作物由最初的几种作物发展到目前的玉米、小麦、水稻、大豆、马铃薯、向日葵、谷子、高粱、饲用作物、绿豆、红小豆、荞麦、糜子等多种作物,面积由最初的几百亩发展到目前的上万亩, 品种由最初的几十个增加到目前的800余个。初步统计,2013 年落实自治区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点34 个,展示新品种1100 余个,展示面积760 余亩,新品种展示示范工作已由最初单一的自治区级品种展示示范逐渐向基层扩展,形成了以区、盟市级展示为主,旗县级为辅的三级联动运行机制,为主要农作物新品种的展示、示范、宣传、推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13年9月27日星期五

内蒙古骑兵革命史研究会成立

来源:中国新闻网

Photo from Internet

中新网呼和浩特9月27日电 (记者 赵永厚)27日,内蒙古骑兵革命史研究会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宣告成立。
那穆、乌尼格尔、图门色、白晓晨四位白发苍苍的八十多岁耄耋老人相聚在今日的成立大会上,他们都是昔日“屡建奇功”内蒙古骑兵部队的战士。像他们一样健在的内蒙古骑兵战士已越来越少。
内蒙古骑兵革命史研究会会长阿木兰说,因为亲历者日渐减少,成立研究会,留存历史的迫切性就更强。阿木兰是开国将军孔飞的女儿,孔飞曾创建卓索图盟骑兵纵队。
与会的学者认为,曾参加过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内蒙古骑兵部队战功显赫,但其历史挖掘不够。在骑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的今天,则更是鲜有人能道出其始末。
阿木兰说,研究会成立之后,将编纂《内蒙古骑兵革命史》。
据悉,1949年5月,内蒙古人民解放军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改称内蒙古军区,下辖骑兵第一至五师。


哈木格蒙古(Hamag Mongol)演出将在成吉思汗广场举行

“Hamag Mongol” toglolt ih ezen Chingisiin talbaid bol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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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图书构建蒙古未来

世界银行,版权所有


世行资助的项目帮助蒙古所有383所农村小学建立了班级图书馆。

文章重点
  • 世行资助的项目帮助蒙古所有383所农村小学建立了班级图书馆。
  • 把阅读设为一门课程帮助提高了基础教育的总体质量。
  • 投资于改善教育将有助于年轻人获得技能,也将有助于实现经济多样化发展。这两点是是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发展的必要条件。
  •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蒙古成功实现了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型。此后二十年内,农村学校入学人数迅速下降,获得高质量学习资料的途径也有所减少。
为完善全国教育体系,蒙古政府实施了若干项目,包括世行资助的农村教育和发展项目(2006-2013年实施)。国际开发协会向该项目提供了500万美元赠款援助,项目目标是提高蒙古基础教育质量。
覆盖所有农村小学
2006年之前,蒙古农村小学几乎没有图书。
为填补这一缺口,该项目帮助蒙古所有农村小学建立了班级图书馆。
木伦县某小学女教师N.Enkhpurev介绍说,图书培养了学生们浓厚的阅读兴趣。
“以前从不喜欢阅读的孩子现在从早到晚都待在图书馆看书,”她说。“他们已经养成了看书习惯。”
在图书馆看完书后,老师鼓励学生们向老师、同学和家长复述 他们读到的故事内容。为了更轻松地复述,学生们制作了自己的“小书”。
四年级学生Baatardorj放学后一回到蒙古包家中,便掏出自己刚在学校制作的小书,把所记的内容念给他爸爸听。
像Baatardorj这样的学生逐步成为“作者”,记录自己生活中的故事。
“这是我在放羊。这是我用石头堆成的一座房子,”Baatardorj念道。
这些图书大量提到了当地文化,这有助于孩子们了解蒙古的文化遗产。
为鼓励学生在课外讲故事,项目还引入了“书包”法,允许学生把书拿回家,与家人分享书中的故事。学生们看完一书包书后,便把整包书还给学校,以换取另一包书。
在项目影响下,学生自家买的书比以前多了。
“蒙古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其国土面积约为印度的一半,”世行负责该项目的经理Prateek Tandon说。“鉴于此,项目帮助建立了补助券制度,以便社区居民通过邮寄方式购买更多书。”
这种购书方式很快受到普遍欢迎,因其满足了蒙古农村居民过去二十年来对阅读资料的渴望。
Open Quotes
以前从不喜欢阅读的孩子现在从早到晚都待在图书馆看书,他们已经养成了看书习惯。 Close Quotes
N. Enkhpurev
木伦县某小学女教师
改变阅读课教学方式
除了向各学校提供图书外,该项目还就如何使用图书并把阅读设为一门课程向老师们提供了培训。
目前,学生们前后面对面坐着,老师在教室来回走动,目的在于强调角色扮演和表演,以此取代老师站在讲台上讲、学生坐在座位上听的传统教学方式。新的教学方式使得同学们在课堂上更多地相互交流及踊跃发言。
“以前,我们不能站起来或在课堂上来回走动,觉得上课没什么意思,”达达尔县某小学三年级学生Jalamjav说。“现在,我们可以自由走动、与其他同学讨论问题了。我们一块儿做作业。我喜欢这种方式。”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们的阅读能力,学校采用了“大书”法。这些“大书”由师生根据图书中的故事在课堂上共同编写,其内容不设结局,只在最后一页上留下一个大问号,以此让学生们自由发挥。
“自从开始编写大书后,我的学生们总会找我,并迫不及待地对我说‘老师,我想到了那个故事的另一个结局了,’木伦县某小学老师D. Purevjargal说。
把阅读设为一门课程帮助提高了基础教育的总体质量。
“老师们表示说,学生的阅读能力普遍得到了提高,写错别字的现象少了。学生们可以更轻松地自我表达了,”蒙古方面的项目协调员D. Khishigbuyan介绍说。
由于这些方法很受欢迎,因此已被蒙古各师范学院采用,目的是确保蒙古所有师范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前掌握该项目下的教学方法。
向城市小学拓展
儿童是蒙古的未来。目前,蒙古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
蒙古政府正在采取更大努力,完善国家教育体系,推动未来可持续发展。
“由于农村小学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因此蒙古政府决定在城市小学中推广班级图书馆和教学方法,”蒙古教育部部长L.Gantumur表示。
得益于农村教育和发展项目的实施,到2013年:

“马背上”的蒙古国的都市梦

《视界》:蒙古包的城市梦
城市化的浪潮席卷了世界上众多发展中国家,“马背上”的蒙古国也踏入了这一行列——牧民们涌向首都乌兰巴托,在周围支起蒙古包,向往着不远处的城市生活。然而,他们一面怀抱着憧憬,一面却被资源匮乏、教育落后、保障不足等问题拉回现实。编辑:肖慕漪 徐松
《视界》:蒙古包的城市梦
近十年来,随着蒙古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牧民们为了获得更多机会而向城市聚拢,这一现象在首都乌兰巴托尤为明显。据统计,每年都有三至四万的牧民迁移至此,而蒙古国的总人口也不过260万。目前蒙古国有近半数的居民生活在乌兰巴托,其中超三分之一为外来人口。图为2004年的乌兰巴托。REUTERS/Guang Niu GN/CP 
《视界》:蒙古包的城市梦
乌兰巴托的人口激增造成了住房短缺,外来移民只能在城郊扎下蒙古包或搭建小木屋。好在这样的迁徙也无需什么成本——在蒙古只要向政府申请,牧民便可在城郊免费得到一块0.7公顷的土地,再花一两个小时搭起蒙古包就能够“安家落户”。目前在乌兰巴托约有六成人口住在城郊蒙古包区。图为2013年的乌兰巴托。REUTERS/Carlos Barria
《视界》:蒙古包的城市梦
图为2013年6月22日,乌兰巴托,马路边的蒙古包。REUTERS/Carlos Barria
《视界》:蒙古包的城市梦
图为2013年6月26日,蒙古包坐落在房屋旁。REUTERS/Carlos Barria
《视界》:蒙古包的城市梦
然而这些扎在城郊的蒙古包区,生活条件却和眼前的城市有很大差距。这里的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缺水缺电是再平常不过的问题。图为2013年6月22日,一名女孩走在蒙古包区。REUTERS/Carlos Barria
《视界》:蒙古包的城市梦
蒙古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度,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35岁。蒙古的年轻人们越来越渴望来到城市接触现代文明,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图为2013年6月26日,32岁的Baljirjantsan Otgonseren站在蒙古包前等待女儿回家。她们全家数年前从草原移居至乌兰巴托,希望可以尽快融入城市生活从而更好地从经济发展中获益。REUTERS/Carlos Barria
《视界》:蒙古包的城市梦
外来移民们大多保留了游牧的居住习惯:三四口人住在一个蒙古包里,不大的一块地方,可以用来会客、吃饭、睡觉。图为2013年6月26日,Baljirjantsan Otgonseren和家人。REUTERS/Carlos Barria
《视界》:蒙古包的城市梦
另一个让牧民们迁徙城市的重要原因是国土荒漠化。蒙古很多地方草原消失,变得不再适合游牧生活,很多传统牧民被“赶进”了城市。图为2011年10月18日,乌兰巴托,72岁的Javzansuren站在他的蒙古包旁。REUTERS/Carlos Barria
《视界》:蒙古包的城市梦
国土荒漠化也对人们的饮水造成了影响,再加上很多蒙古包区缺少公共设施,没有通自来水,很多居民面临着饮水困难。图为2005年5月22日,乌兰巴托城郊,居民从小溪取水。AP Photo/Ng Han Guan
《视界》:蒙古包的城市梦
图为2006年7月4日,蒙古包区的小女孩在等待打水。 REUTERS/Nir Elias
《视界》:蒙古包的城市梦
在没有通电的蒙古包区,如何度过严冬也是一个难题。这里最冷时可达零下五十度,而大部分牧民人们只能烧煤取暖——每到冬季,城里会一直飘着浓重的煤烟味。现在乌兰巴托是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而最大的污染源就是周围的蒙古包区。图为2011年12月7日,冰雪覆盖的蒙古包区。REUTERS/Palani Mohan/IFRC
《视界》:蒙古包的城市梦
还有一些流离失所的贫困移民,他们只能躲在下水管道挨过寒冬。图为2005年11月23日,乌兰巴托蒙古包区,一位流浪者在下水道。
《视界》:蒙古包的城市梦
除了艰难的生存环境,就业也是牧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他们大多缺乏教育,无法在城市中谋求到很好的工作。建筑业和餐饮业是乌兰巴托“城市移民”经常选择的就业领域,还有一些类似擦洗汽车和皮鞋的零工也可以满足他们基本的生存需求。近年来,随着蒙古国煤矿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矿上工作,试图寻找新的机遇。图为2012年4月19日,乌兰巴托的一个小型煤矿,一位年轻的矿工正在作业。REUTERS/David Gray

《视界》:蒙古包的城市梦
同时由于社会保障的缺位,蒙古包区有着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酗酒和犯罪率。图为2006年7月4日,乌兰巴托蒙古包区的年轻人。REUTERS/Nir Elias

《视界》:蒙古包的城市梦
牧民们的城市梦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于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他们努力将孩子们送进城里的学校接受现代化教育。图为2013年6月22日,小孩儿们在蒙古包区内玩耍。REUTERS/Carlos Barria

《视界》:蒙古包的城市梦
在经历过数次寒冬的重创后,政府给予了蒙古包区更多的关注和合理规划,让一些地方从散乱的贫民窟发展为极具规模的居住社区——马背上的民族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历史嬗变。游牧民族搭建起的这片身份转换的“缓冲带”承载着巨大的希望与挑战;然而对于牧民来说,从生存方式到社会身份的全面“城市化”还需一段漫长的过程。

2013年9月26日星期四

通辽明州化工污水喷进沙漠 周边村庄地下水受污染

来源:中国经济网

 
  明州化工厂区内污水池。
 
绿色污水被喷淋进入厂区南面的荒漠中。
 
绿色污水在荒漠中汇聚成湖。
 
  山丘上到处是喷淋设备,绿色污水所到之处,荒漠里仅有的植被也已经死亡。

  中国经济网北京9月25日讯(记者李焱 蒋毅坤) 对于身处干旱地区的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来说,水是真正的生命之源,但是被污染的水却使荒漠中的植被几乎死亡殆尽,还令地下水受到污染。
  在通辽明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州化工)附近的护桥村,一位村民打开水泵,抽出自家井水,“看,就这种焦黄色的,上面还有层油似的,这种水喝了拉肚子。”
  村民介绍,现在村里已经喝上了自来水,“但是冬天,自来水水管子冻上了,我们就只能喝这种井水,拉肚子也得喝,不喝不行。”
  村民告诉中国经济网记者,明州化工在奈曼旗建厂已经7、8年了,而地下水出现污染是近4、5年的事。“我们周围好几个村子都受污染的影响,地下水都不行了。”
  “就这种水,浇地菜都不爱长。”小黑山村的村民告诉记者。
  一位护桥村的村民告诉记者,地下水之所以不好,是因为明州化工将污水打进了荒漠里。“我们这都是细沙地,水渗的可快了。这些污水流到哪,哪的草就都死完了。”
  针对明州化工的污染,村民们曾多次向环保部门反映。“环保部门来过村里,水也测过,最后明州化工还不是该怎么排就怎么排?”
  奈曼旗环保局的一位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喷淋进入沙漠的污水是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的,喷淋是为了增加沙漠地区的涵水量采取的夏灌冬储措施,夏季用处理后的污水进行喷淋,冬季将水储存起来。
  实际上记者在喷淋现场看到的所谓处理后的污水与明州化工厂区内污水池中的污水一致,且所到之处,植被死亡殆尽,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所谓的污水处理是否确有其事。
  通辽明州化工是宁波市明州化工染料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占地1800余亩,注册资金5500万元,总资产超过4亿元,位于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通辽明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设两个分厂和六个分公司,分别为硫酸分厂、H酸分厂、奈曼旗庆成阳离子染料有限公司、通辽明达化工有限公司、通辽永利化工有限公司、奈曼旗安太运输有限公司、通辽蓝宇化工染料有限公司和通辽明州化工染料有限公司。公司产品以活性染料为主导,配套生产染料中间体、化肥和其它无机化工产品。目前,公司已经形成年产12万吨硫酸、50000吨盐酸、40000氯磺酸、12000吨对位酯、12000吨H酸、10000吨活性染料、3000吨2.3酸、3000吨色酚和40000吨硫酸钾的生产规模。


2013年9月25日星期三

蒙古国从今年起向牧民核发“牧民证”

蒙古国从今年起向牧民核发“牧民证”,蒙古国政府认为,从事畜牧业的牧人是蒙古国最早获得技术职能的群体,他们必须有国家认可的证件。到今年牧业年度,全国30万牧民中的91%的人已经拿到了“蒙古国牧民证”。



(Internet)

2013年9月23日星期一

呼和浩特调整新生婴儿上户程序

来源: 内蒙古晨报


记者昨日了解到,呼市公安局近日出台了《呼和浩特市户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对新生婴儿落户程序进行了调整,《细则》规定:1998年7月1日以后出生的,可随母或随父落户。婴儿的监护人凭出生医学证明、父母一方单位(居委会)证明、父母双方结婚证原件、复印件到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
  据了解,为配合呼市公安局的这一措施,进一步方便群众落户,呼市人口计生委在制定出台了计生系统相应的新生婴儿落户管理办法。

  具体包括四项措施:一是人口计生部门要做好服务监管,要求单位(居委会)出具证明时,单位必须是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方为有效。二是加强非婚和计划外生育服务监管,对非婚生育和计划外生育的婴儿,除单位(居委会)出具证明外,需办事处出具上户证明。三是单位(居委会)、乡镇(办事处)上户证明文书格式由全市统一制定,乡镇(办事处)要与辖区内单位、派出所做好有效衔接,加强沟通协调,既方便群众落户,又做好服务监管,切实维护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严肃性。四是各地区要加强对新生婴儿落户的服务监管,严格按程序办理相关手续,转变作风,服务群众,杜绝借机吃拿卡要,对不履行程序、借机吃拿卡要或出具假证明的,要依法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旭日干:草原牧区工业化战略有待深思

2013年09月12日 20:52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呼和浩特9月12日电 (乌瑶)12日,在“2013中国·内蒙古草地畜牧业经济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旭日干院士对草原牧区工业化大开发与生态安全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草原牧区工业化战略有待深思。


 “像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这样的大草原到底该不该工业化开发(能源,煤化工等),在国内业界已成为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旭日干语重心长地说。
  论坛上,旭日干以呼伦贝尔草原为例,简单分析草原牧区实施工业化战略所取得的成绩和与此同时付出的严重生态环境代价。
  旭日干对此进行过考察。他告诉记者,当地政府招商引资,推动草原牧区工业化的力度越来越大。除了神华,大唐,中国黄金等大型企业集团,还有一些中小企业,包括民营企业也在纷纷进军大草原。
  “草原牧区工业化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企业集团也获得高额利润,但也使草原付出不可估量的生态安全代价。”旭日干举例说,陈巴尔虎旗完工镇199万亩草原已全部沙化;他在走访中遇到的宝日希勒镇居民告诉他,当地地下水水位因煤炭开采下降,水井打不出水来,政府给该镇安了自来水才缓解吃水难问题。
  “露天开采破坏的不只是植被,更严重的是破坏了地下水资源。根据报道,呼伦贝尔7大河流全部出现过断流。”旭日干继续说,“在煤化工项目中耗水严重成为最大隐忧。内蒙古煤炭地质资源量占26%,而水资源仅占1.6%。国有煤矿每开采一吨煤,损耗2.48吨水资源。”
  “这是呼伦贝尔的问题,也是内蒙古和全国所有草原面临的问题。”旭日干如是呼吁。
  “要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系统,要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这篇美丽的大草原。”旭日干告诉大家,这也是他们之前去呼伦贝尔考察时,同行的30多位畜牧专家的共同心愿。
  论坛上,旭日干也提出了对草原保护的两点建议,一是建议牢固树立草原生态文明意识,二是建议制定草原生态保护国家战略。
  “由于信息来源局限性,反映的情况也许有不准确的地方,只是我自己的体会和感受。”旭老在最后谦虚补充。
  “这对我们草原发出了非常好的,呼救的信号。”同参加论坛的内蒙古农业大学副校长李金泉如是感慨道。(完)

2013年9月22日星期日

少数民族稳坐中华位并不易 —— 再论第二代民族政策“淡化论”

斯热歌

资本主义上升期兴盛国家-民族Nation-State,排除和打破的是阻碍社会化生产的封建割据堡垒。那么朱氏与时俱进,倡资本主义的国家一民族,慕美国的民族大熔炉针对什么呢?淡化少数民族的存在,抹掉他们独自的民族意识,加大中华民族大熔炉之火,加速熔化其心必异的“非我族类”。致使心异胡人后裔猜疑,那富有资源优势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州、县,是否成了阻碍贪婪权贵势力的割据堡垒呢?
中华民族,这是涵盖中国56个民族的总称。除了主体汉族外,这对其余尚未同化完毕的55个民族来说,似加了一层民族成分,提升了,荣幸。
然而,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历史上形成中华民族的渊源,要凭深入研究的历史知识底蕴,单凭一时强势政治的需要呼喊,就看愚众的盲从程度了。实话说,从历史主客观的情况看,少数民族升高稳坐中华之位并非那么容易。
(一)翻开中国古代史看看,探索学问者读来平静,而少数民族当做祖国史读来能平静吗?多少史册和诗词几乎篇篇污蔑、辱骂非他之族类。称维吾尔族,是怕他们的贱子“畏吾儿”;称蒙古族的英雄巴特尔,如同他们脚下的小丑“巴秃儿”或“八秃儿”;称南方少数民族甚至上“犭”字旁,只当兽类不当人看。
司马迁好人,《史记》好书。一种政治需要的推荐指向,《史记》记载确定始祖,匈奴、东越、南越等也是炎黄子孙。不甘盲从者,翻《史记》读“五帝本纪”。司马迁写尧舜两位古代帝王的禅让故事,寄托他政治理想,并使之与秦汉以来的专制政治形成对照。顺天应人的尧帝治天下,百姓昭明,合和万国。那么谁来接他班呢?他嫌长子愚顽凶狠,坚决不让。尧又曰:“谁可者?”,有人举共工能调集人力,兴办实业,可以继承此位。帝尧还是摇头不肯,嫌共工好夸夸其谈,做事不循正道,貌似虚敬而实则傲慢,不能用。那么共工到哪里去当官合适呢?我们可从这一派遣中见一斑,看出当时非华夏人四夷的真实地位。尧帝不准共工当继承人,试任其为工师职,共工果然骄傲邪恶。舜巡视归来向尧建议,把共工放到幽陵,让他去改造北方的少数民族。还有其他三个坏蛋也分别派到西戎、东夷、南蛮,统治改造那里。
也许由此代代相传,从上方中央派往四夷边地的首选,要共工那样具备凶恶条件的统治人。
2000年《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史》草原垦殖篇中介绍,西汉时今河套地区和鄂尔多斯草原遭大面积垦殖。汉文帝时(公元前179年——前157年),朝臣晁错即上言“徙民实边”。他说:“乃募罪人及免徒刑复作令居之”。汉武帝元朔二年,卫青出击匈奴,夺取河南地。其时,谋臣主父偃奏议说,朔方(郡名,辖地相当于今伊盟西北及后套地区)地肥饶,外阻河,乃是广中国,灭胡之本也。汉武帝欣然采纳其奏议,大量移民垦殖大面积草原。汉武帝元狩四年,为夯实这边地,特别的“徙天下奸滑官吏于边”,派最坏种来守边治边……
看来,好人司马迁那时,四夷民族也攀不上华夏之位,说少数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并无脐带绳索可巴结。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家民委向中宣部反映了少数民族强烈反对扣给炎黄子孙之冠的情况。据说江泽民批示这提法适于对外的统战,而不适合于国内的少数民族。但是后来不知何故,大肆宣扬,全然不顾少数民族的不满,不管是印欧血统,还是马来人种,不论是白人还是黄脸皮,也不管多么遥远的东西南北边疆,那炎黄驴车梦也梦不到地方,统统归类为炎黄繁殖的种儿。其间,上杆子顺势拍马屁的民族刊物,明知故犯,不知耻地表彰根本没有守灵习俗的维吾尔小伙子,站立守灵行中朝拜与自己不相干的黄帝陵。试想,这种以强势舆论给人头上按祖宗的行为,不是伤害尊严,侵犯人权是什么?
各民族各知自己的祖先,各有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情感,使其数典忘祖忘情,只能刺激而加重民族的逆反心理,违背民族平等团结的大前提、大原则。
(二)少数民族读祖国史,续读中国近代史,再视再识自己的民族在其间处于怎样的地位。
先看那自相矛盾,昭然若揭的号令,吹起忽冷忽热的风。明朝朱元璋推翻蒙古人统治的元朝,战斗号令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辛亥革命,近代史开始孙中山推翻满清,一脉相承依旧是朱元璋的那个号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号令道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鞑虏者非中华,而是侵占者,非驱除不可。
这一号令,伤及被称为鞑虏的所有北方民族。以此类推少数民族进入近代社会也还上不了中华的档次。依照蒋介石著名的“中国一亡于元,二亡于清”这一判断,蒙古人、满洲人不属于中国,所以元清亡中国。这一判断伤及深远。一个延安级辈蒙古族干部,叫克力更,他回顾往事说道,少年时在课堂一听这个断语,心中不是滋味,不看老师的面。他是辽沈战区传奇人物“双枪红司令”乌兰的夫君。乌兰实属为满蒙混血儿,听老蒋的那狠狠绝情之断,猜是什么滋味?
在那驱除鞑虏气势下,内蒙古一些地方惶然另找他适,呼伦贝尔暴动,喀喇沁王试想独立活动,更有漠北蒙古在内因加外因的驱使之下,真的从中国分了出去。但是,那时候大半因主体民族驱逐少数民族,不是分裂民族,还没有兴抓民族分裂,不想而知。当局驱除鞑虏,蒙古人出去可能随了心,可失去那大片漠北地,要永远耿耿于怀呢!据说邓小平讲过蒙古辽阔土地上,好移民哪!唉,写到此,不着边地想起来法国人的一行诗句:“什么是祖国?一条流动着的河流而已。河的两岸老是在改变,河上的波浪不断地更新”。脱成少数民族,忧愁伤感真的多一层。
(三)少数民族读祖国史,再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的新中国,自视自己民族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中共的民族平等团结的基本思想,少数民族读来遂心如意。但是不可否认依照宪法衡量,执行民族政策中发生过严重违宪的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当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典型。
全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提供的致命关键经验,恰是“淡化论”的嫌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解放战争激烈,敌强我弱形势尚未彻底改变的岁月诞生,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在烽火中更显真挚、热烈,步步紧握人心。自1947年的“五一”成立自治区到1966年文革,二十来年间,实行民族自治的主体蒙古族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将民族的迫切需要和聪明才智变成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从延安派来的自治区第一把手乌兰夫,忠心不二,当仁不让。他同自治区领导一班人,特别用功于自治区的方针政策,掌握共性和个性的辩证法,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选择“稳、宽、长”的社改步法,而不急于和全国其他地区同步而行。在阶级斗争始终突出的年代,内蒙古牧区突出抓生产,提出千条万条,发展牲畜第一条,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政策,营造了史无前例人畜两旺的景象。现在看来,那就是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在牧区实施了相当于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政策。这与急于进入社会主义的其他农区相比,看来落后了一步,而实际上前进了一步。全国三年大跃进造成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七百万,内蒙古牧区以牛羊肉脂支援灾区,又从大城市抱来几千孤儿让牧民养活,成了巴特尔、斯琴高娃等等,为民族的融合开启了奇美一径。
内蒙古自治区曾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被称为模范推而广之。然而,如五雷轰炸,文革浩劫翻了天地,强烈讽刺性地从此第一个模范自治区,制造出了全国第一个集团冤案。
那公然是违宪,118万平方公里的自治区被四分五裂,对党国一心不二的乌兰夫被打成反党叛国分裂分子,千里草原一片成千上万“内人党”民族分裂分子。嫌未打尽,不放心,在文革后,有接班嫡亲继续抓紧那专给少数民族的民族分裂帽子,时不时夸大敌情扣过去。甚者与藏独、疆独相提并论他们要打的那蒙独。本人与藏女平娜父亲平措旺杰未曾谋面,却不约而同有同感,判断夸大敌情抓民族分裂着实是一条建功立业,升官致富之道。可怜那些曾被打入另册的不大不小的蒙族干部,透露其多年的苦衷,说少数民族干部多一层忧愁,多一道防线,瑟瑟缩缩,战战兢兢,百般主动去团结,却难得一信任。
树欲静而风不止。草原乃蒙古族生命之源,失去草原则民族将脱根消亡。反抗滥垦草原一向是历来保护民族生命之源的斗争。这个上千多年来的斗争,何时是了呢?看来,等到西汉文武二帝以来以灭胡为目的的侵占垦殖彻底停止时吧!
上世纪60年代滥垦三大草原之一的呼伦贝尔草场,牧民横躺在犁刀之前,以身护场抗垦,喊叫从他们身上开刀垦过去。还好,那时乌兰夫怒对农垦大权王震,卧倒抗垦牧民安然无恙。可反映这一情况的内蒙日报记者扎拉嘎呼倒霉,挨了留党察看处分,罪为同情和支持了民族分裂行为。文革浩劫,伟大巨手劫元大都正蓝丰美大草原,“东方红”牌拖拉机,气势大坦克,吐吐吐开肠刨肚一片片。至今想来,那还是从我胸脯上开刨过去的疼痛。而那时心碎的正蓝旗牧民,元大都守灵人,呼叫着“东方红”老爷,扑过去我倒在车轮前。还好,有惊无险,车轮没有压过去。文革后期,“内人党”问题放松,上方认定到扩大化了,而未平反,“四人帮”还在台上。新华分社记者刘也约我一齐召集座谈会,听锡盟牧区干部反映文革滥垦情况。我当时先表示自谦,说着本人民族比他低一等,刚从滕氏黑牢出来还不久,不敢,不敢!
树欲静而风不止。改革开放造福,牧区固定了草牧场使用权。牧民各户承包使用权固定的那片草场,积极保护和建设草场。然而,就在2011年的5月,又发生了嘎达梅林事件。
长生天造就的大草原,地上地下都是宝,引得馋嘴流口水,抑制不住伸出贪婪的手要掠夺入侵。一个入侵者要挖锡林郭勒大草原的乌金开煤厂,车开到牧民莫日根承包的草场。莫日根同入侵者理论不听,便按照传统抗垦法子,横卧下来。但是,此法居然不灵了。入侵汽车狠狠从他身上压了过来,呼呼呼拖其身子跑。那入侵头领昂首扬言道:“老鞑子脑袋,一个值四十万元罢了!开,朝前走!”就这样把牧民莫日根活活拖死了。流淌母亲乳汁的草原遭到血染,引起锡林郭勒当代嘎达梅林们的愤怒,从全盟乃至全区暴发了抗议游行。对着明目张胆犯法入侵的血腥暴行,怎可无动于衷?这场文革浩劫后的第二次蒙古人反抗的大游行,激起了广泛的民族情感。那时间包括萨空了的女儿萨沄在内的北京蒙古老人,时时挂念,坐卧不安,相互打听消息,有的唉声叹气,有的落泪唱《嘎达梅林》。信息传国外,那里蒙古人心也同样反应,但是他们的反应就可能顺藤摸瓜上戏线积累为内外勾结反华的“蒙独”行径了。1981年,本来文革违宪罪行未结算,蒙古人气未出完,取而代之的自治区第一把手,湖南打右派创全国纪录的周惠老左,果然够得上西汉文武二帝挑选的奸猾边吏标准,他当滕海清违宪霸王第二,接着提出违宪冲击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双为主”,引起了史无前例,被称为内蒙“六四”的蒙古族大学生七十天大游行。真是若奈何?那专制霸道给蒙古人带来代代不尽的烦恼啊!
蒙媪原本反感孔夫子之一,便是他堤防异族的离间传代训导:“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今重新面对历来的种种民族问题,开始觉得孔圣的此训,也可重新研究评价,讨得一个共识管束各自言行的自觉来。历尽从好处想,理解孔夫子首先认知个性之差,启示各族必然存在不同的意识,符合辩证唯物观,有利于民族间的和睦,而非夸大其词,离间提防了。如果彼此都没有吃掉对方的企图,换位思考,相互细心观察体贴关照,那会是什么样呢?孔夫子一方显然不是降代到汉代以来一脉相承的大汉族主义者了。

再强的压服,再多的恩赐,都达不到民族平等团结的峰巅。少数民族无需失尊发嗲,无需弯腰感恩,只要民族平等的大团结,只要在自己民族自治地方依法当家作主。


2013年9月21日星期六

“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实质是试图同化、消灭少数民族

阿拉腾戈日乐

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与胡联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等人于2012年前后相继发表演讲,并在《学习时报》、《民族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凤凰周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称,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民族政策已经失败,从而提出了他们的“第二代民族政策”。
这个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要点是社么呢?他们推崇、效仿美国、巴西这些移民国家的“民族大熔炉模式”,“取消居民身份证的民族区别登记,为确保中华民族一体化,一是靠认同,二是靠强制,要依仗警察、法庭、监狱、军队等国家专政工具强制同化少数民族,推进中华民族交融一体,不容许任何一个族群生活在一块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他们反复颂扬“巴西是一个最为明确主张同化的社会”,并且极为兴奋地宣扬“现在美国、加拿大人来华做工,加入中国籍成为中华民族,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朱、胡等人所认为的第一代民族政策失败的论据是,毛泽东学习苏联模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其结果是各自治地方都闹分裂,出现“藏独”、“疆独”,内蒙古也要出“独”。苏联解体是最现实的“教训”。
胡鞍钢等人还杀气腾腾地指出民族精英是民族分裂的领头羊,所以他们提出要用国家力量“扼杀民族精英”,防止出现“领头羊”。
朱、胡、马等人的论文中援引贾庆林、周永康于2010年1月和5月召开的西藏和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交方针”是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开始向第二代转型的标志,表功他们是在为执政党的政策转型提供论证。
对于朱、胡、马等人提出的要用国家强权推行同化、消灭少数民族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我们蒙、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不能沉默,“要当山羊,不当绵羊”。我们的国家是共和体制,各民族有平等发言权。当然,“天下之事,理胜力为常,力胜理为变”。在大汉族沙文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今天,想争少数民族的真理是多么艰难之事。说,没有地方去说,写,没有地方发表,牛棚里吹号,谁来听呢。
内蒙古是实行“自治”的“领头羊”,也是实行“三交”的“模范”地区,不管你认可不认可,事实上已成为“自治地方”的老大。处在这样的历史地位,蒙古人也应带头对“两代”民族政策发表自己的意见。

一、美、巴与苏中国情历史不同
我们认为,中国、苏联的民族关系与美国、巴西不能相提并论。巴西、美利坚的多数居民是从世界各地迁移而去的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移民国家。他们当然要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和行为准则。然而这个共同的语言和行为准则,绝不是消灭民族差异的“大熔炉”,而是社会生存、共同发展的默契和规则。在这个默契和规则前提下他们仍保留和发展着各自的人种和民族差异。加拿大同样是移民国家,它就可以划分各语区,遵守统一国家法律。因为它是人权民主国家,没有民族纷争事端。对比而言,苏联则是一个不同民族国家的联盟,是板块的联合,其中有几个国家还是以独立主权国家加入联合国的。中亚几个国家是沙俄帝国征服不久的殖民地,而波罗的海三国是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被苏联吞并的,俄罗斯是后起的庞大的殖民帝国。列宁、斯大林是要进行世界革命的,所以起初是搞国家联合。苏联解体是专制政体上层腐败,导致“脑血栓”的必然结果。将苏联的解体归结怪罪于“民族自决权”是根本性错误。“民族自决权”早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被正式提出来,后来列宁接过来用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解救被压迫民族的政治口号。苏联的解体是高度集权造成了各民族的离心倾向,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统治、压迫、强制同化少数民族的结果,分离是必然的。苏联解体,各民族弹冠相庆,欢欣若狂,俄共千百万党员漠视大厦倾覆,冷眼旁观,无动于衷。可见,这个解体是历史的进步。中国与俄罗斯国情、历史大体相同,我国边疆少数民族是原始土著,是在自己祖先固有领土上生存繁衍。近百年来,是中原华夏民族向边疆流动,而不是少数民族流入中原。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少数民族据有百分之六十的国土,而占有百分之九十人口的中原汉族则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土地。于是华夏民族便向周边争夺生存空间,向“四夷”扩疆拓土,到了近代移民开发边疆。在中国,只有回回民族能对上朱、胡、马等人的“认同”政策,而且在八百年前就已经执行了这个政策。他们从阿拉伯世界来到东方,不学汉语就难以生存。然而,他们的生活习惯、宗教礼拜你就难以同化。请问朱、胡、马等先生,苏、中国情与美、巴国情能相提并论吗?你们颂扬美国的民族政策好,那就学吧,要学就全面学。美国对原有土著划了永久的保留地,成为他们独立存在的自由王国,并从国库列支高额资源补偿金。从这个角度,我们少数民族真切希望快点“西化”。

二.中国民族政策之嬗变
讨论中国的民族问题,首先要讲中国的民族政策演变历史,然后再谈“第一代民族政策”是如何“失败”的。
    1912年,清帝逊位,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接管满清版图,发布“五族共和”,
然无共和之实。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中说“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使致能自决自治”,国民党“一大”宣言:“承认国内各民族之自决权”。说是说,干是干,1928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设热、察、绥、青海、西康、新疆等行省,推行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其历届民族纲领都是“民族自决权”原则。在1922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说:“蒙古、西藏、新疆等处不独在历史上为异民族久远聚居的区域,而且在经济上与中国本部各省根本不同……”。1931年的纲领中说;“……承认各民族有同中国脱离,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1935年12月20日,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发表了对内蒙古的《三五宣言》:“……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而获得如土耳其、波兰、乌克兰、高加索等民族一样的独立与自由。……同时,内蒙古民族可以从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的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离起来。总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1945年4月,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提的是“联邦制”国体。1947年10月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也是提“自由加入中华联邦”。上述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纲的改变是在1949年进军西南、西北,康藏、新疆将要解放之时。中共中央当时通告全党、全军领导机关:“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曾强调过这一口号。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今天不应再去强调民族自决权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将“自决权”修改为“自治权”的转变起点。就这样将战略纲领当作策略处理了。在新中国《共同纲领》中,改定为“区域自治”政策,其中的要点是“自治机关民族化”。这是真实的叫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行使自治权力。建国之初,只有内蒙古一家已经成立自治政府。它原是解放之前的1947年成立的高度自治政府,曾经有过五个师的骑兵部队,全国解放后交给国家,但还有公安部队。内蒙古是实实在在的享受了几天自治权。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53年,毛泽东起草社会主义宪法,硬将《共同纲领》中的重要条文“自治机关民族化”消掉了。于是,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打漂了。等到新疆、西藏自治时已经没有了实质性自治权。1966年的“文革”风暴一来,“自治政权”被彻底摧毁,牌子都没有了。江青等文化革命的干将们都认为“民族自治”就是“民族分裂”,完全剥夺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力,“自治”的少数民族陷入灾难的深渊。现在的朱、胡、马等人的观点和他(她)们一样,并不新奇。毛泽东逝世,“文化革命”结束以后新的领导人华国锋、胡耀邦想把党的民族政策恢复到建国初期阶段。1981年7月14日,乌兰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民族区域自治的光辉历程》的文章就是遵从这两位领导人的旨意写的。文中的核心是说“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一个叫自治权,一个叫民族化”。在此之前,胡耀邦曾去西藏、新疆视察,批评了“左”倾大汉族主义错误,强调放大和恢复自治权力,批发了(80)31号文件。这使得民族自治地方的干部群众欢呼庆幸党的民政策又回来了。然而,没过几天,王震责骂胡耀邦是“投降主义”,这显然将少数民族列在了敌对位置上。胡耀邦的努力被大汉族主义者王震、邓小平斥责而废止了。于是刚刚好转的民族形势急转直下,蒙、藏、维吾尔三边开始出现动荡,文革中被批倒的“民族自治权”再次被打压下去。1984年改定的“自治法”是虚无主义的抽象条文,到现在近三十年过去了,却没有《自治条例》,空摆在那里,无法操作执行。真正执行的是“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三交”政策,边疆民族所看到的是汹涌而来的资源开发人流。学者们说,这是百年前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源掠夺,殖民统治”的再现。“文化革命”结束,纠正“左”倾激进错误,中国的社会发展退回到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阶段,唯独民族政策却推到共产主义阶段,什么“自治”啊,“平等”啊都不讲了,宪法和《自治法》只作为宣传品空摆在那里。

三、蒙、藏、维吾尔三边地区发生“分裂”谁之罪
    建国之初,全国各地少数民族组织“致敬团”到北京朝觐毛主席,歌颂共产
党;达赖、班禅诵经祈祷毛主席万寿无疆、国运昌隆;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赶往北京送葡萄干……这样敦厚的少数民族兄弟,曾几何时,为什么都要“反叛”、闹“分裂”、出“独”呢?华夏老大哥难道不应该检讨反省吗?
我们先从“藏独”说起。青海叛乱、达赖集团叛逃的背景是什么,是在什么情势之下发生的?
据《炎黄春秋》上发表的史料,1958年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掀起“大跃进”的共产主义风暴,处在部落社会状态下的青海少数民族,居住分散,相距都在几十公里,牛马骆驼羊全归集体经营,居住分散的牧民生活所需奶食、肉食的领取极为困难。对这种狂热的“共产风”,不仅上层,连普通牧民、基层干部都表示强烈反对,群情涌动。有纪实材料记载,面对出现的社会动荡,当时的青海省委非但不作检讨,更加强迫命令蛮干下去。循化县愤怒的群众由基层干部领着包围县城,要求归还没收入社的牛羊畜群。青海军区司令员孙光以民族叛乱,未抚即剿。4月24日发生动乱4月25日就剿灭,死伤719人,俘虏2999人。杀戮痛快,“杀良冒功”赫赫战果。青海省委立即写出平叛报告报送中央。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叫好“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到来了”。省委书记高峰更加兴高采烈“叛乱好嘛!为我们打击敌人找到了借口”。高峰、孙光等汉官老爷们将少数民族基本群众当作“上层捣乱”加以消灭,疯狂地提出“两个革命一起完成,抓住他们的头子就枪毙……我们已经抓了七千个反革命”。贵南县遵照省委通知,以学习开会为名将全县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对象集中到“过马营”一个大房子里锁上门,然后全部射杀。高峰对此通报表扬。青海地区狼害严重,海晏县公安局组建打狼队,在这支队伍里有民兵、乡社长、党团员、上层人士。这时他们认为这个打狼队有叛乱之可能,于是以开会学习为名来一个捕一个,干掉700多人。青海边“金银滩”是名副其实的美丽地方。国家要制造原子弹,选址在那里,青海省奉命清理那里的牧民。当时青海省公安厅已有大跃进规划,对于宗教实权分子、“反动”头人一律捕光,抓了不放,叫他们死在监狱里,一个不留。其余的牧民男女老少都以反革命叛乱的社会基础为由,由警察、民兵持枪押送向祁连山雪山地区移民。途中因冻饿打骂虐待死亡400人。
“叛乱”发生后,军队在前边平叛、扫荡,公安机关在后边清查搜捕,叛乱归降人员也不能免死,全面镇压。被搜捕人员罪名登记的是“叛逃”、“坏蛋”、“反动分子”、“反动社会基础”,成年男性几乎捕光,以致部落父老出面央求留下人种。抓人抓不过来,公安人员人手不够,于是就叫本人自己去“送”。抓捕的人多了,看守所、拘留所容纳不下,饥饿受冻,恶劣处境,刑讯伤残,致使在押人员大量死亡,活着出来的很少。仅玉树一地未判在押人员死掉就有4219人。
青海省委、军区、公安厅如此疯狂的滥杀无辜,如同牲畜野兽一般对待少数民族,造成藏人、蒙古人全民族的极度恐慌,一传十,十传百,柴达木草原,青海边,一日百里速度风传“共产党汉人杀过来啦!逃命啊!”官逼民反的青海叛乱,迅速蔓延到各州县、部落、寺庙、全大藏区。青海军区司令员孙光部署,平叛实施三光政策,人要杀光,房要烧光,牛羊赶光,不给叛乱者生存可能。然而千里草原战线太长,难以全面扑灭,于是报请中央,征调内蒙古骑兵。乌兰夫点将骑兵第五师政委寒峰领兵前去征剿,寒峰抗命不去镇剿少数民族。蒙古人有历史教训,太平天国“长毛造反”,清廷征调内蒙古骑兵,僧格林沁消灭北伐军,献俘林风祥、李开芳于午门。蒙古人为满清得罪于汉族兄弟,僧王终被汉人所杀。内蒙古骑兵进入青海,首尾相连,巡回两天,藏人风传“成吉思汗军队来了,无边无沿”心惊胆颤,平叛很快结束。
青海发生的“大跃进”强迫命令,滥杀无辜引发的藏民叛乱,究竟灭杀了多少生灵,没有准数,藏民传的是二、三十万,可能不准。少数民族是“稀有动物’,十万八万也是够严重的了。平叛结束,达赖叛逃之后,1961年经中央安排班禅曾去新疆、青海参观访问,他将看到的问题写成《七万言书》送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召见班禅,并召集有关部门领导人研究形成了四个重要文件将要执行。风云突变,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示,将班禅的《七万言书》打成“农奴主向我们进攻”,遂将班禅关进监牢。“文化革命”之后,藏人老红军天宝找邓小平哭诉天大冤案,上层并未反叛,是劳动群众基层干部接受不了“大跃进”而发生的民乱。于是得到平反,一个死难者一块哈达,抚恤金200元。全家、全部落都灭了,谁来领啊!
                  君不见  青海边
                  共产跃进民生怨
                  冻饿哭喊祁连山
                  镇压杀戮起狼烟
                  藏羌血染金银滩
                  达赖叛逃班禅反
青海叛乱,遭到无情剿灭,康藏地区上层集团心惊胆寒,极度恐慌,感到阶级斗争如此可怕,社会主义改造是人身肉体的消灭,就连下层群从也接受不了挨饿受冻的共产主义。紧跟共产党的左派活佛班禅也身陷囹圄,遂出现了“叛逃”、“分裂”、“藏独”。
“平叛”后舆论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了西藏的“落后”、“愚昧”状态,说什么西藏是“农奴制”社会,共产党要带领农奴“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给藏族人民自由幸福”。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的汉藏关系如何?已经紧张到天天怕出事的地步。
    请问,这是“区域自治”的罪过吗?是第一代民族政策的失败吗?
    我们再谈伊犁大逃亡,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青海叛乱,达赖叛逃之后,于1962年北疆哈萨克自治州也外逃6万多人。
人们都看过非洲野生动物群哪里有水草就往哪里转移情景。游牧民族也是哪里有吃的就往哪里转移,他们不同于农耕民族世代守着一块田。三十年代,苏联搞集体化挨饿,他们迁徙到中国伊犁、塔城地区来了。经过一代人三十年之后,又赶上中国的集体化,他们两代人都感受了共产主义的饥饿。为什么逃亡?是“区域自治”政策驱使的吗?
     国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发克拉玛依油田,班禅喇嘛去参观访问,看
到油田周边群众是那样原始落后,当地居民不见任何好处,还被污染牧场而受害。改革开放后,全面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田玉是谁在开采,是谁在发财?“自治”的维吾尔人经济生活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曾经富足首冠全国的维吾尔族变成全国最穷的民族。维吾尔人的绝对贫困是发生“疆独”的根本原因。全国人均社会消费额13650元,喀什则2188元,和田1110元,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十六和八点一。维吾尔人因经济上的贫困化,民族尊严受到伤害,从而陷入生存危机。大汉族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同时高涨,民族矛盾尖锐。
新疆问题是王震的鲁莽“左”倾错误造成的。解放初他带兵进军新疆,在民主改革中犯了“左”倾错误曾被撤职,中央派汪锋纠正他的错误。“文革”后胡耀邦又派汪锋去整顿他的兵团,王震恼怒告到邓小平那里,带着尚方宝剑去新疆,将汪锋赶回来。于是新疆问题又紧张起来了。
    《凤凰周刊》2011年7月5日第19期上报导新疆的民族问题。他们的观察
应该是客观可信的,不能视为“敌对势力’的观点吧!文中说,新疆有丰富的资源,却过着穷日子,这是新疆本土感觉不公的重要原因。中央对新疆的四项战略定位中,有一项是“战略资源重要基地”,这一定位带给新疆人的是被掠夺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个县都有县团级建设兵团单位,叫“团场”,与当地政府对等存在。王震的“兵团”越办越大,笼盖新疆,压住“自治”。王震部属扬言,新疆人就怕王震,“压力山大”大叔一出现他们就老实了。
《凤凰周刊》上还说,2000年前,在基层都是维吾尔人自己掌权,没有民族问题。1997年后开始宣传反对“三股势力”,地方权力集中到汉族书记手里,于是南疆人都感到“共产党就是汉人,汉人就是权力的象征”意识形成。在维吾尔社会里大部分人不懂汉语,而广播、书刊、电视都是汉文,他们的民族与宗教观念与祖先无甚差别。文化传统的力量远大于经济和法律的力量。
“疆独”人士热比娅在日本召开世界突厥人大会,指控“汉人资源掠夺,推行汉化政策”,呼吁“要人权、要自决权”。
朱维群、胡鞍钢的理论纲领就是取消自治,同化消灭。两者差距天上地下。
香港人士觉得“真正让中共感到头痛的是新疆和西藏的边疆之患。西藏问题一直是插在项背上的一根刺,采取以经济利益换取稳定的策略和实施强硬镇压政策都不见实效。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谩骂达赖是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一个封疆大吏他想要骂倒达赖,可是达赖在海外和西藏人民心目中有着巨大影响力,更令北京被动。
    2012年春节,新换的党委书记陈全国的维稳措施更有新招。他开展红色运动,大年三十召开万人大会,迎领国旗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四个领导人头像,进入寺庙、街道、各单位。西藏新闻台2月3日说,人头像已发到村里各户。村屯工作队二万一千人,日夜监守,不准擅离岗位。所有机关学校、寺院都驻有工作队,三大寺还驻有武警部队。
“共产党活佛”江泽民、胡锦涛进入寺庙,是对21世纪人类文明科学发展观的莫大讽刺。被看守的藏民,暴力恐怖的斗争手段受到限制,于是迷信生死轮回的藏人转而选择了惨烈的自焚抗争方式。到2013年初,已发生一百多起。公安部门谴责达赖教唆,可是外界不信这种指控。我们中国人出了事,向来是不从自己错误中找原因,一股脑儿都推给“境外敌对势力”。执政者老是埋怨老百姓不好,不检讨自己有什么错误,这是很可悲的。
“藏独”、“疆独”恐怖虽然是少数极端分子的行动,然而他们在牵动着这个民族的心灵。恐怖分子以原始野蛮手段反汉杀人,汉人以国家权力工具镇压他们,民族仇杀反复发生,镇不完、压不住。为了维稳都已使用了非常手段,所有招术都用过了,就是无效。“稳定压倒一切”成为西藏、新疆的第一要务,三级预警机制随时启动,公安、武警无日夜的无缝隙巡逻,社区村镇无假日巡防。这种看不到终点的防御战何时能了?各级干部都要做出保证,“大事不能出,小事也不能出”,然而谁能保证不出事?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年中贾庆霖管西藏,周永康管新疆,管的怎样,越是高压形势越是紧张。刘云山分管内蒙古多年,打“民族分裂”调门越来越高。2010年,周永康想把内蒙古也压出“蒙独”来。面对这种高压态势,内蒙古是有教训,不能冲动,要冷静,不然要上当。他们要把三个边疆区都压出“独”来,真不知他们是在想干什么?

四、提出“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思想根源在于大汉族主义
苏联解体的教训之一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同化政策。当今中国的大汉族沙文主义比起当年的苏联犹甚。古往今来,华夏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给周边“四夷”带来了无穷灾难。大汉族主义是伴随中国社会发展而来的有着根深蒂固的根基。大汉族主义起源于一个“中”字,华夏民族自以为是处在世界中心,是为中央帝国,周边“四夷”都要附从于这个中心。对于“中华”、“中国”、“中文”的“中”字称谓,外界并不认可,仍叫你是“汉国”“支那”、“契丹”。华夏民族的自我老大就是大汉族主义。汉族是从秦统一六国之后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然而秦始皇是个暴君,不能拿他做祖先。于是以“汉”为自己民族称谓。可是刘邦的出身和名声不好,遂选择远古传说中的部落首领炎、黄做了自己的祖先。选择谁来做自己的祖先,那是各个民族自己的事,他人不得干预。在旧中国,华夏民族是排斥“四夷”,不得“五胡乱华”。然而到了20世纪的今天,大汉族为了“中华认同”,非要把各兄弟民族都要打入“炎黄子孙”序列,这不是太霸道了吗?维吾尔是“色目”人,中亚民族;回回是13世纪从阿拉伯世界通商来的,能是“炎黄”子孙吗?吐蕃人到了唐代才与中原有来往。闽粤是马来人种,能打入“炎黄子孙”吗?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对于“大汉族”而言是“少”,然而对其他民族国家比较起来并不少。今天“四夷”少数民族为什么“少”,查其原因还不是“文明”先进的“中华民族”的杀戮、同化?自从秦汉以来,历代中央帝国为扩疆拓土,对“四夷”进行了灭绝杀戮,在汉族自己写的中国历史上都有翔实记载。秦始皇为了万世一系称霸天下派出蒙恬率三十万大军,赶杀驱逐匈奴,修筑长城。匈奴失去天堂草原敕勒川,其使者每过阴山号啕恸哭。汉武帝刘徹为打通河西走廊灭绝杀戮羌人;为得到大宛汗血宝马,进军西域,开垦绿洲生产军粮,造成沙化,二、三十个城邦国家消失。卫青、霍去病扫荡杀戮匈奴二、三十年,牲畜都不能孕育繁殖,匈奴难以生存,不得不远去西方。朱元璋父子驱逐蒙元之后,扫荡杀戮几十年,每隔十几年一次,尽杀男丁,长城外所有城郭建筑尽行烧毁。上都、中都、应昌府、世界大都会哈尔和林全都夷为平地,毁灭蒙古人的生存资源。到了民国,袁世凯接管满清版图,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殖民统治政策。农耕吃粮民族走到哪儿开荒到那儿。到了毛泽东时代王震的机械化开荒,郑维山的兵团开荒,超过了历史的总和。建国之初,中央领导人曾向边疆民族多次讲汉族祖先是欠了少数民族债。然而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炽热“左”倾政策发展起来之后,大汉族主义经过“共产主义”面孔改头换面更猖獗、更疯狂了。史学界的机会主义学者提出“古为今用”、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要求,于是篡改历史,说中国五十六个民族自从秦始皇以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华夏民族的历史人物都是正面的,“四夷”历史人物都是反面的。将过去历史上的对立的国家、民族都改称为地方分裂政权,只有汉族有民族英雄,少数民族的民族英雄都成了“民族分裂分子”。建国之初的《中国通史》中讲的民族关系是“中国统治者,一向采取离间愚弄及武力摧残政策,使得他们永远过着愚昧落后的原始生活,无力入侵中国”。再看看这些年汉学家们对汉武帝的颂扬。本来在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国的“史学双璧”中已经给他做了鉴定,说汉武帝这个人,“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对内穷奢极侈,对外攻打夷狄,以致兵连祸结,海内虚耗,天下萧条,人口减半”。他晚年悔悟,下了《罪己诏》。大汉族主义者颂扬汉武帝是想表明大西北在那个时期就纳入中国版图了。按照历史准则并不是哪个民族的祖先到过哪里,那个地方就可划为它的领土。西汉张骞、东汉班超虽通西域,然而时间短暂,军事力量一弱就不通了,而且不是为了通商。要知道,汉代是贱商,经商之人都抓来充军。真正打通西域,开展东西方贸易,商人一路平安的是在元代。新疆地区是满清经过百年征伐,历经三代皇帝,到乾隆朝才将蒙古卫拉特部杀灭,占领准噶尔汗国的部分版图,命名为“新疆”。
“五胡”、“四夷”的“中华认同”有三个认识上的不同争论。一是“民族认同”、二是“炎黄子孙”、三是“祖国观念”。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标榜自己文明,鄙夷少数民族,不容少数民族掺和进去。不是少数民族不愿加入中华,而是中华不要他们。对此争论,我们要以帝王一级人物的言论为准。大明是汉人的正统民族国家。朱元璋“驱逐鞑虏”,说蒙古人侵入华夏,把中国污染成羶味了。赶走蒙古人之后,定位蒙古为敌国,修补加固长城,以长城为国界,严防蒙古再侵中国,设防九边、三十七堡,什么“镇夷堡、宁虏堡、杀胡堡、灭胡堡、平虏堡”等等。孙中山的民族革命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是国人都知道的。1906年,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说:“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趁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今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另在《孙中山全集》《支那保全分合论》中说“且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之地几如金瓯之固,从无分裂虞”。武昌起义后以十八星旗为国旗。显然将蒙、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排斥在外,故发生蒙古独立运动。1912年1月,窃国大盗袁世凯从孤寡手中接管满清版图,宣布“共和”,进入以汉族为统治民族的对边疆地区实施殖民统治时代。
1943年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发表《亡国论》:“我国一亡于元再亡于清”。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汉人都是这么个说法,左派学者鲁迅先生也是这么说的。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帝国主义从殖民地撤回,被侵略压迫的民族依据联合国宪章“民族自决权”原则实施独立,出现了上百个新型的民族独立国家。中国边疆各民族在华夏民族内战,国共两党争夺天下的历史转折时期,选择了主张民族平等、倡导民族自治的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党的政治宣言中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这里的要点是“合作”。这个“合作”是平等合作,是共和体制的联邦性质的“合作”,以“区域自治”的形式体现的“合作”。这个“自治”是有实质的自治,真正当家作主的自治。这样才能使得边疆民族能有“国家观念”承担宪法所要求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在这个大家庭里不给自治权,那就必然要产生“分离”思想。大汉族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不信任少数民族,总怀疑他们“其心必异”,要“分裂”叛国。1969年冬林彪发布第一号战备令,在寒冬时节一个晚上突然将边境牧民内迁7950户,冻死千人。把人当作牛羊一样,驱赶上车,不管其死活。再看当时守边的大汉族兄弟们的表现吧。他们在一夜之间,从国门二连浩特边关“望风而逃”,全都跑光,真可谓“一溃千里”,一直跑到大同关内才放慢了脚步。在同一时期,新疆“戍边”战士们又是如何呢?1980年全国人代会上哈萨克代表谈到当时情景:“你们别走啊,你们走了我们怎办?”回答是“敌人来了不打你们!”。“好”了就来,“坏”了就走,三十六计,走为上,“四夷”边疆,丢就丢,“蛮荒之地”不可惜,反正不是“中华本土”——这就是他们的心理状态。
毛泽东主席在《十大关系》中说过,搞好民族关系要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尤其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然而,“大跃进”它就是个“左”的产物。民族问题上犯“左”倾错误必然是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兴起之后就没有民族平等了,汉人就成了事实上的统治民族,谁人敢反,谁人敢批大汉族主义?1965年“四清”运动中,乌兰夫在他家乡土默特左旗小范围内批了一下大汉族主义,这就犯了天条。1966年在《前门饭店会》上华北局书记解学恭批判乌兰夫“反汉实质上就是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这就表明,在中国来说,汉族就是“中华”就是“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汉人党”,是代表汉族利益的。少数民族利益与大汉族利益发生冲突,必须服从大汉族利益,如果你强调少数民族的真理,你就是民族“分裂”者,要受到惩办。自从1957年“反右”以来,打压了多少“民族右派”和“民族分裂分子”,打他们如同打黄羊一样。而对于大汉族主义分子有谁指点和批评过他们,一个也没有,更不用说给他们处分了。滕海清等人把蒙古民族全都打成“民族分裂、反党叛国”,以残酷的非人道手段残害人命,下令蒙古人“不要说你们那个牲口话,要说中国话”。强行脱光衣裤,叫母子、公媳交配取乐,强奸、轮奸妇女之后再用棍子捅死。如此亵渎人类尊严的罪犯,都不做追咎。因为他们打蒙古人的方向是正确的,不能伤害他们的“积极性”,不然以后再打“民族分裂”谁还当积极分子?请问国家领导人,这是属于什么斗争,是阶级斗争,还是民族斗争?。
近百年来,汉人来蒙地几千万,好地方都占完了,辽、吉、黑三省西半部,河北省承德地区,原来都是蒙地,蒙古人都放弃了。现在将内蒙古行政区划内的地名也开始改换了。区党委书记周惠一人独断将昭乌达盟改为“赤峰市”;哲盟盟委书记朱光凯也跟着擅权,将哲里木盟改为“通辽市”;中科院学者袁国女、李春艳写文章将通辽市说成是辽宁省所属。蒙古地名改为汉名,这样才能彻底汉化这个地区。在内蒙古近代史上,蒙古人铭刻在心的嘎达梅林举旗造反就是因为军阀张作霖在哲里木盟科尔沁草原上跑马圈地设置通辽镇而引发的事件。建国之初,我们党宣传满清政府是我国各民族的牢狱。“文化革命”以后大汉族沙文主义学者们改腔换调,颂扬开爱新觉罗王朝推行汉化政策同化的好。可是他们却不讲满洲人入主中原成为统治民族,在享尽汉族人民创造的物质文化生活而堕入被同化的海洋。同时他们还规避了最为民族特征的后脑勺上的一綹辫子并没有“化”掉。广大汉族人民历史记忆中的“留发不留头”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头上顶了三百年“猪尾巴”的耻辱历史。“好”、“坏”事务一说过头就成为谬论。清史学家阎崇年颂扬满清过头,遭到“大汉之风”人士的掌掴,表明人民群众对篡改历史的不满。蒙古人是永远不会忘记满洲人对青海准噶尔的灭绝杀戮和对蒙古实行的民族消亡政策。
今日之边疆民族关系为什么这么紧张,就是因为汹涌流入的“开发”者喧宾夺主而引起的。在古代对于农耕吃粮民族来说,塞外“蛮荒之地”没有啥用处。到了近代第二产业兴起之后就成了宝地。“文化革命”中少数民族陷入灾难深渊,汉人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华国锋、胡耀邦想改善民族关系,恢复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形势刚有好转,却叫王震、邓小平改变自治政策为发展经济政策,于是“淘金者”无序涌入边疆,争夺边民赖以生存的地面资源——麝香、鹿茸、冬虫夏草、藏红花、雪莲、羚羊角、发菜等等一掠而空。地上资源枯竭之后又转入地下资源,滥开乱采,破坏污染牧场草原,疯狂掠夺民族地区的资源财富。失去自治权的少数民族向谁说、向谁反映?少数民族的任何反映,都被斥之为“民族分裂”情绪。大汉族主义者蒙住自己的眼睛看不到自己丑陋的一面。他们在俄罗斯、蒙古经商做买卖的坑蒙拐骗弄虚作假,以及去加纳淘金破坏性掠夺开采被驱逐的情形,就可以了解他们在本国边疆地区开发资源所干出来的德行如何了。对于从内地到边疆的开拓者们的胡作非为,当地土著居民是没有权利提意见,更不用说驱逐了。用胡鞍钢等人话来说,中国广袤领土都是中国人的,中国人可以随便流向各地,到哪儿去都可以“共产”,你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在你的“历史地域”内敢于阻挡就压死你,“死一个人不就是二、三十万嘛!”在他们的眼中落后的少数民族不如一个猴子值钱。
胡鞍钢等人“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地区是国家大一统的最大受益者,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所有高增长率的国家,内蒙古明显高于外蒙古”。从内蒙古经济发展统计数字,我们想提请注意的是,国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产值、利税全都统计在这个“自治区”内。地区经济与民族经济是两个概念,而且边疆开发资源大都是采矿业,制造业很少。我们所要提问的是民族经济发展如何,当地“自治”的少数民族生活、收入上升了没有,当地土著民族的民营企业家有多少。内蒙古现在已有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家,其中有几个是蒙古人,谁也不知道。几十个政府部门谁也不统计,谁也不敢统计,都说不知道。内蒙古现在大概三千万人口,外蒙古才三百万人口,可拿人口去平均一下,人均谁高谁低?胡鞍钢等学者们是会算出这个帐来的。胡鞍钢还提出少数民族学生高考加分对于汉生是个“不公平歧视”,对此,很多人鸣不平。“特殊照顾分”只有特定区域的少数民族学生进入汉语授课学校才享受,其中原因谁人解释?这是不知道民族差异,不明其理所致。国家民委、教育部也不做解释宣传,任凭蜚语流传。
由于少数民族居住在“自己的历史疆域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现在他们从小学就接受汉语教育。就这样还嫌慢,朱、胡他们还强调“汉族学校与少数民族学校混合办学”,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加快交融”。高考加分这个政策是仅适用于本民族自治地方。如果是民族个体流入内地,离开本民族自治地方已经融入“大熔炉”的那就不能享受这个待遇。满洲人在长白山祖先的“历史疆域内”就应有这个照顾,住在北京的就不应有这个照顾。宣统溥仪在东北构造“满洲帝国”那时就已经借用汉文汉语作为他的国文国语了。所以不管哪个民族,离开自己的土生土长的自治地方,以个体流入内地类似已经融入汉语文“熔炉”的民族就不再有这个照顾。可见高考加分政策是民族语言文字不被重视,社会生活中遭到排挤、遗弃的环境和加上加速同化的政治需求下的产物。

五、推行第二代民族政策必然是法西斯主义
 “文革”结束“两案”审理时指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危害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治权,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灾难”。“文革”劫难过后国家并没有给恢复自治权,现在又要剥夺这个有名无实的自治权。少数民族除了“生命、财产、自治权”还有啥?自治权本来是虚的,说给不给,“鼻子抹香油”闻到香吃不着,哪里有什么真实的“自治”? “港人治港”香港那才叫名副其实的自治。自治是有高低度之分,然而少数民族地方连低度也没有,连自己的生存权都保不住,何谈自治。我们中国虽然是共和国体,但政体是专制,是人治。国家《宪法》、《自治法》都在图书馆束之高阁,一切以现实政治的需要,以领导人的讲话指示为准则。1958年8月21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会上说:“宪法、民法都不需要了,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会议”。刘少奇也说:“人治还是法制,法律只能做参考”。“文革”以后虽然搞了一个简单原则的《自治法》,却以邓小平的“经济开发”政策取代。江泽民的十年执政不讲不提民族政策;胡锦涛的十年只讲不做。贾庆霖、周永康所制订的是“交往、交流、交融”的“三交”方针,“交融”就是“融合”,是好听的共产主义用词,以汉语文表达就是“同化”,好理解。边疆少数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板块地区,具有独特的语言文化风俗,很是顽固不化,对内蒙古推行的经验就是汉人进去“掺沙子”。这个办法在藏区、维吾尔地区受到了阻挡抵制。在此对立僵持状态下出现了胡鞍钢等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要用警察、法庭、监狱、军队等国家强制机器实施“中华认同”。粗暴的政策已经引起了粗暴的抵抗,藏人自焚、维吾尔人的暴力。中国的民族问题过去是学斯大林,现在是学普京。2013年2月16日中央台播发外闻说,格罗斯尼300万人剩下30万人。车臣人从沙皇时期就反抗,斯大林也曾把他们强行迁出他们的“历史疆域”。斯大林是强硬的共产主义民族融合论者,他用铁腕手段处置过很多民族问题。斯大林在他晚年曾发出感叹“世界上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独民族的力量是不能消灭的”
胡鞍钢等人为实现他们提出的民族同化“中华认同”纲领,在策略手段上则提出“扼杀民族精英”,使其“无法宣称本民族利益的代表”和成为“民族分离主义”的“领头羊”,同时还要防范“草根阶层”成为分裂恐怖的“马前卒”。
请看看,这些大汉族主义学者蔑视少数民族的嘴脸多么丑恶!他们的祖先在历史上就是将边疆人民当做野兽一般杀戮的。现在21世纪人类文明时代,不顾民主、人权、法制,还在讲一百年前民族压迫殖民统治时期的话。这对我们党的民族事务是莫大的讽刺。
中国少数民族的梦想是,党的民族政策能回到建国之初的民主革命时期,蒙、藏、维三个边疆区要实行不同于内地的自治政策,真正能给点伸张民族尊严的自治权力。不调整民族政策,边疆必定永远是紧张的、不安宁的。政策好了边疆自然就会稳定,国防就会巩固,外力策动也不会起作用。对民族问题必须停止高压政策,更不能施行镇压。实行仁德、宽容、怀柔是上策。

2013年夏
   

发:朱维群、胡鞍钢等人发表文章的报社、文刊、社团及网站。要求平等刊登,展开平等讨论。

2013年9月20日星期五

同意并赞同撤除“中秋节”法定节日地位

其实我只想说我同意并赞成一些人说的把“中秋节”从法定节日里撤除的提议。
首先,我不是出于蒙古人的民族特殊情感才去这么说,虽然我也有蒙古血统。
第二,“中秋节”确实是中国和大多华人地区的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这我不否认。
第三,中国天天在宣扬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却和最适合与中国借鉴的自己本土的三民主义背道而驰,这无论是人道上还是道德上都是应该斥责的,因为“社会主义中国梦”本来就是泊来品。(话题有点远了)
第四,既然是民主社会,应该尊重所有的民族,这就是我一开始就不赞成“少数民族”这一牵强的词汇的出现的原因。把个民族按人口数来定位为“少数民族”即使你有没有但难免会让人觉得,汉族就是相对的“多数民族”。中国人本来就有俗语叫“人多势众”,“寡不敌众”等,那么这凑巧又算不算对其他民族的一种政治定位上的蔑视或挑衅呢?既然民主就该如此?
第五,如果做到了真民主和全民人权那么就应该尊重其所有民族国民的民俗传统性,不论其“少数”或“多数”。如此便知,中国境内大部分蒙,藏,维,哈,两鄂等等北方和西北方民族是不过“中秋”的,故而把“中秋”列入全国民的法定节日是不科学亦不道德的一家之词。又会让人觉得是汉族国民“人多势众”。
第六,应该让各民族节日个归个位,自己的传统无需你忘记但请勿强加于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故而应取消“中秋节”的所谓“法定节日”地位。包括今年改革的以孔子生日定为“教师日”一事我也有所驳斥。或许在汉民里孔子有着诗书礼教的种种崇高地位,但对于其他民族来说他或许并没有也不觉得该被推崇,至少出于人权与民主的角度看来孔子本身就是罪人,他是具有强烈的阶级思想和人身歧视的。如他所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就是对女性人权的蔑视。所以华人同胞被你们的“孔老夫子”骗了五千多年还不醒那是你们的事,千万别强加给别人,本来是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而在中国常常会变质为饱含政治意义并让人厌恶的戏码。
最后,我提倡提议把“中秋节”和“九二八孔子教师日”撤除法定节日地位。至少在内蒙古等民族地区应该立即出台相关政策。

http://blog.renren.com/blog/265180622/913847941

2013年9月19日星期四

生态移民案例研究: 内蒙古扎鲁特旗阿日昆都楞苏木生态移民2013年进展备忘

2012年底,我们将《内蒙古扎鲁特旗北部草原电解铝污染索赔案2012年进展报告》贴出后,已过半年。
    一直有关注草原问题的组织和个人来电询问该涉及9个自然村牲畜死亡案有何进展?现答复如下:
    当地政府已于2013年8月7日下发《阿日昆都楞地区生态移民工作实施办法》,对涉及上述9个自然村的索赔牧户多次开会,动员生态移民,承诺原土地承包合 同不变,并规定了各种安置办法及待遇,。。。目前,当地约80%牧民基本同意移民到鲁北镇,享受文件中各项安置补贴及待遇;约20%牧民不愿意移民,不享 受相关补贴及待遇。


    最近我们收到牧民传来的《实施办法》复印件,这对关注草原生态问题的研究者是很好的文件,希望对学术研究有帮助。下面是该生态移民文件影印件:


















(Sina 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