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与胡联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等人于2012年前后相继发表演讲，并在《学习时报》、《民族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凤凰周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称，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民族政策已经失败，从而提出了他们的“第二代民族政策”。
这个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要点是社么呢？他们推崇、效仿美国、巴西这些移民国家的“民族大熔炉模式”，“取消居民身份证的民族区别登记，为确保中华民族一体化，一是靠认同，二是靠强制，要依仗警察、法庭、监狱、军队等国家专政工具强制同化少数民族，推进中华民族交融一体，不容许任何一个族群生活在一块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他们反复颂扬“巴西是一个最为明确主张同化的社会”，并且极为兴奋地宣扬“现在美国、加拿大人来华做工，加入中国籍成为中华民族，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朱、胡等人所认为的第一代民族政策失败的论据是，毛泽东学习苏联模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其结果是各自治地方都闹分裂，出现“藏独”、“疆独”，内蒙古也要出“独”。苏联解体是最现实的“教训”。
胡鞍钢等人还杀气腾腾地指出民族精英是民族分裂的领头羊，所以他们提出要用国家力量“扼杀民族精英”，防止出现“领头羊”。
朱、胡、马等人的论文中援引贾庆林、周永康于2010年1月和5月召开的西藏和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交方针”是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开始向第二代转型的标志，表功他们是在为执政党的政策转型提供论证。
对于朱、胡、马等人提出的要用国家强权推行同化、消灭少数民族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我们蒙、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不能沉默，“要当山羊，不当绵羊”。我们的国家是共和体制，各民族有平等发言权。当然，“天下之事，理胜力为常，力胜理为变”。在大汉族沙文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今天，想争少数民族的真理是多么艰难之事。说，没有地方去说，写，没有地方发表，牛棚里吹号，谁来听呢。
内蒙古是实行“自治”的“领头羊”，也是实行“三交”的“模范”地区，不管你认可不认可，事实上已成为“自治地方”的老大。处在这样的历史地位，蒙古人也应带头对“两代”民族政策发表自己的意见。
一、美、巴与苏中国情历史不同
我们认为，中国、苏联的民族关系与美国、巴西不能相提并论。巴西、美利坚的多数居民是从世界各地迁移而去的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移民国家。他们当然要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和行为准则。然而这个共同的语言和行为准则，绝不是消灭民族差异的“大熔炉”，而是社会生存、共同发展的默契和规则。在这个默契和规则前提下他们仍保留和发展着各自的人种和民族差异。加拿大同样是移民国家，它就可以划分各语区，遵守统一国家法律。因为它是人权民主国家，没有民族纷争事端。对比而言，苏联则是一个不同民族国家的联盟，是板块的联合，其中有几个国家还是以独立主权国家加入联合国的。中亚几个国家是沙俄帝国征服不久的殖民地，而波罗的海三国是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被苏联吞并的，俄罗斯是后起的庞大的殖民帝国。列宁、斯大林是要进行世界革命的，所以起初是搞国家联合。苏联解体是专制政体上层腐败，导致“脑血栓”的必然结果。将苏联的解体归结怪罪于“民族自决权”是根本性错误。“民族自决权”早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被正式提出来，后来列宁接过来用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解救被压迫民族的政治口号。苏联的解体是高度集权造成了各民族的离心倾向，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统治、压迫、强制同化少数民族的结果，分离是必然的。苏联解体，各民族弹冠相庆，欢欣若狂，俄共千百万党员漠视大厦倾覆，冷眼旁观，无动于衷。可见，这个解体是历史的进步。中国与俄罗斯国情、历史大体相同，我国边疆少数民族是原始土著，是在自己祖先固有领土上生存繁衍。近百年来，是中原华夏民族向边疆流动，而不是少数民族流入中原。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少数民族据有百分之六十的国土，而占有百分之九十人口的中原汉族则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土地。于是华夏民族便向周边争夺生存空间，向“四夷”扩疆拓土，到了近代移民开发边疆。在中国，只有回回民族能对上朱、胡、马等人的“认同”政策，而且在八百年前就已经执行了这个政策。他们从阿拉伯世界来到东方，不学汉语就难以生存。然而，他们的生活习惯、宗教礼拜你就难以同化。请问朱、胡、马等先生，苏、中国情与美、巴国情能相提并论吗？你们颂扬美国的民族政策好，那就学吧，要学就全面学。美国对原有土著划了永久的保留地，成为他们独立存在的自由王国，并从国库列支高额资源补偿金。从这个角度，我们少数民族真切希望快点“西化”。
二．中国民族政策之嬗变
讨论中国的民族问题，首先要讲中国的民族政策演变历史，然后再谈“第一代民族政策”是如何“失败”的。
然无共和之实。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中说“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使致能自决自治”,国民党“一大”宣言：“承认国内各民族之自决权”。说是说，干是干，1928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设热、察、绥、青海、西康、新疆等行省，推行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其历届民族纲领都是“民族自决权”原则。在1922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说：“蒙古、西藏、新疆等处不独在历史上为异民族久远聚居的区域，而且在经济上与中国本部各省根本不同……”。1931年的纲领中说；“……承认各民族有同中国脱离，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1935年12月20日，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发表了对内蒙古的《三五宣言》：“……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而获得如土耳其、波兰、乌克兰、高加索等民族一样的独立与自由。……同时，内蒙古民族可以从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的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离起来。总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1945年4月，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提的是“联邦制”国体。1947年10月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也是提“自由加入中华联邦”。上述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纲的改变是在1949年进军西南、西北，康藏、新疆将要解放之时。中共中央当时通告全党、全军领导机关：“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曾强调过这一口号。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今天不应再去强调民族自决权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将“自决权”修改为“自治权”的转变起点。就这样将战略纲领当作策略处理了。在新中国《共同纲领》中，改定为“区域自治”政策，其中的要点是“自治机关民族化”。这是真实的叫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行使自治权力。建国之初，只有内蒙古一家已经成立自治政府。它原是解放之前的1947年成立的高度自治政府，曾经有过五个师的骑兵部队，全国解放后交给国家，但还有公安部队。内蒙古是实实在在的享受了几天自治权。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53年，毛泽东起草社会主义宪法，硬将《共同纲领》中的重要条文“自治机关民族化”消掉了。于是，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打漂了。等到新疆、西藏自治时已经没有了实质性自治权。1966年的“文革”风暴一来，“自治政权”被彻底摧毁，牌子都没有了。江青等文化革命的干将们都认为“民族自治”就是“民族分裂”，完全剥夺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力，“自治”的少数民族陷入灾难的深渊。现在的朱、胡、马等人的观点和他（她）们一样，并不新奇。毛泽东逝世，“文化革命”结束以后新的领导人华国锋、胡耀邦想把党的民族政策恢复到建国初期阶段。1981年7月14日，乌兰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民族区域自治的光辉历程》的文章就是遵从这两位领导人的旨意写的。文中的核心是说“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一个叫自治权，一个叫民族化”。在此之前，胡耀邦曾去西藏、新疆视察，批评了“左”倾大汉族主义错误，强调放大和恢复自治权力，批发了（80）31号文件。这使得民族自治地方的干部群众欢呼庆幸党的民政策又回来了。然而，没过几天，王震责骂胡耀邦是“投降主义”，这显然将少数民族列在了敌对位置上。胡耀邦的努力被大汉族主义者王震、邓小平斥责而废止了。于是刚刚好转的民族形势急转直下，蒙、藏、维吾尔三边开始出现动荡，文革中被批倒的“民族自治权”再次被打压下去。1984年改定的“自治法”是虚无主义的抽象条文，到现在近三十年过去了，却没有《自治条例》，空摆在那里，无法操作执行。真正执行的是“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三交”政策，边疆民族所看到的是汹涌而来的资源开发人流。学者们说,这是百年前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源掠夺，殖民统治”的再现。“文化革命”结束，纠正“左”倾激进错误，中国的社会发展退回到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阶段，唯独民族政策却推到共产主义阶段，什么“自治”啊，“平等”啊都不讲了，宪法和《自治法》只作为宣传品空摆在那里。
三、蒙、藏、维吾尔三边地区发生“分裂”谁之罪
党；达赖、班禅诵经祈祷毛主席万寿无疆、国运昌隆；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赶往北京送葡萄干……这样敦厚的少数民族兄弟，曾几何时，为什么都要“反叛”、闹“分裂”、出“独”呢？华夏老大哥难道不应该检讨反省吗？
我们先从“藏独”说起。青海叛乱、达赖集团叛逃的背景是什么，是在什么情势之下发生的？
据《炎黄春秋》上发表的史料，1958年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掀起“大跃进”的共产主义风暴，处在部落社会状态下的青海少数民族，居住分散，相距都在几十公里，牛马骆驼羊全归集体经营，居住分散的牧民生活所需奶食、肉食的领取极为困难。对这种狂热的“共产风”，不仅上层，连普通牧民、基层干部都表示强烈反对，群情涌动。有纪实材料记载，面对出现的社会动荡，当时的青海省委非但不作检讨，更加强迫命令蛮干下去。循化县愤怒的群众由基层干部领着包围县城，要求归还没收入社的牛羊畜群。青海军区司令员孙光以民族叛乱，未抚即剿。4月24日发生动乱4月25日就剿灭，死伤719人，俘虏2999人。杀戮痛快，“杀良冒功”赫赫战果。青海省委立即写出平叛报告报送中央。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叫好“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到来了”。省委书记高峰更加兴高采烈“叛乱好嘛！为我们打击敌人找到了借口”。高峰、孙光等汉官老爷们将少数民族基本群众当作“上层捣乱”加以消灭，疯狂地提出“两个革命一起完成，抓住他们的头子就枪毙……我们已经抓了七千个反革命”。贵南县遵照省委通知，以学习开会为名将全县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对象集中到“过马营”一个大房子里锁上门，然后全部射杀。高峰对此通报表扬。青海地区狼害严重，海晏县公安局组建打狼队，在这支队伍里有民兵、乡社长、党团员、上层人士。这时他们认为这个打狼队有叛乱之可能，于是以开会学习为名来一个捕一个，干掉700多人。青海边“金银滩”是名副其实的美丽地方。国家要制造原子弹，选址在那里，青海省奉命清理那里的牧民。当时青海省公安厅已有大跃进规划，对于宗教实权分子、“反动”头人一律捕光，抓了不放，叫他们死在监狱里，一个不留。其余的牧民男女老少都以反革命叛乱的社会基础为由，由警察、民兵持枪押送向祁连山雪山地区移民。途中因冻饿打骂虐待死亡400人。
“叛乱”发生后，军队在前边平叛、扫荡，公安机关在后边清查搜捕，叛乱归降人员也不能免死，全面镇压。被搜捕人员罪名登记的是“叛逃”、“坏蛋”、“反动分子”、“反动社会基础”，成年男性几乎捕光，以致部落父老出面央求留下人种。抓人抓不过来，公安人员人手不够，于是就叫本人自己去“送”。抓捕的人多了，看守所、拘留所容纳不下，饥饿受冻，恶劣处境，刑讯伤残，致使在押人员大量死亡，活着出来的很少。仅玉树一地未判在押人员死掉就有4219人。
青海省委、军区、公安厅如此疯狂的滥杀无辜，如同牲畜野兽一般对待少数民族，造成藏人、蒙古人全民族的极度恐慌，一传十，十传百，柴达木草原，青海边，一日百里速度风传“共产党汉人杀过来啦！逃命啊！”官逼民反的青海叛乱，迅速蔓延到各州县、部落、寺庙、全大藏区。青海军区司令员孙光部署，平叛实施三光政策，人要杀光，房要烧光，牛羊赶光，不给叛乱者生存可能。然而千里草原战线太长，难以全面扑灭，于是报请中央，征调内蒙古骑兵。乌兰夫点将骑兵第五师政委寒峰领兵前去征剿，寒峰抗命不去镇剿少数民族。蒙古人有历史教训，太平天国“长毛造反”，清廷征调内蒙古骑兵，僧格林沁消灭北伐军，献俘林风祥、李开芳于午门。蒙古人为满清得罪于汉族兄弟，僧王终被汉人所杀。内蒙古骑兵进入青海，首尾相连，巡回两天，藏人风传“成吉思汗军队来了，无边无沿”心惊胆颤，平叛很快结束。
青海发生的“大跃进”强迫命令，滥杀无辜引发的藏民叛乱，究竟灭杀了多少生灵，没有准数，藏民传的是二、三十万，可能不准。少数民族是“稀有动物’,十万八万也是够严重的了。平叛结束，达赖叛逃之后，1961年经中央安排班禅曾去新疆、青海参观访问，他将看到的问题写成《七万言书》送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召见班禅，并召集有关部门领导人研究形成了四个重要文件将要执行。风云突变，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示，将班禅的《七万言书》打成“农奴主向我们进攻”，遂将班禅关进监牢。“文化革命”之后，藏人老红军天宝找邓小平哭诉天大冤案，上层并未反叛，是劳动群众基层干部接受不了“大跃进”而发生的民乱。于是得到平反，一个死难者一块哈达，抚恤金200元。全家、全部落都灭了，谁来领啊！
青海叛乱，遭到无情剿灭，康藏地区上层集团心惊胆寒，极度恐慌，感到阶级斗争如此可怕，社会主义改造是人身肉体的消灭，就连下层群从也接受不了挨饿受冻的共产主义。紧跟共产党的左派活佛班禅也身陷囹圄，遂出现了“叛逃”、“分裂”、“藏独”。
“平叛”后舆论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了西藏的“落后”、“愚昧”状态，说什么西藏是“农奴制”社会，共产党要带领农奴“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给藏族人民自由幸福”。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的汉藏关系如何？已经紧张到天天怕出事的地步。
人们都看过非洲野生动物群哪里有水草就往哪里转移情景。游牧民族也是哪里有吃的就往哪里转移，他们不同于农耕民族世代守着一块田。三十年代，苏联搞集体化挨饿，他们迁徙到中国伊犁、塔城地区来了。经过一代人三十年之后，又赶上中国的集体化，他们两代人都感受了共产主义的饥饿。为什么逃亡?是“区域自治”政策驱使的吗？
到油田周边群众是那样原始落后，当地居民不见任何好处，还被污染牧场而受害。改革开放后，全面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田玉是谁在开采，是谁在发财？“自治”的维吾尔人经济生活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曾经富足首冠全国的维吾尔族变成全国最穷的民族。维吾尔人的绝对贫困是发生“疆独”的根本原因。全国人均社会消费额13650元，喀什则2188元，和田1110元，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十六和八点一。维吾尔人因经济上的贫困化，民族尊严受到伤害，从而陷入生存危机。大汉族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同时高涨，民族矛盾尖锐。
新疆问题是王震的鲁莽“左”倾错误造成的。解放初他带兵进军新疆，在民主改革中犯了“左”倾错误曾被撤职，中央派汪锋纠正他的错误。“文革”后胡耀邦又派汪锋去整顿他的兵团，王震恼怒告到邓小平那里，带着尚方宝剑去新疆，将汪锋赶回来。于是新疆问题又紧张起来了。
应该是客观可信的，不能视为“敌对势力’的观点吧！文中说，新疆有丰富的资源，却过着穷日子，这是新疆本土感觉不公的重要原因。中央对新疆的四项战略定位中，有一项是“战略资源重要基地”，这一定位带给新疆人的是被掠夺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个县都有县团级建设兵团单位，叫“团场”，与当地政府对等存在。王震的“兵团”越办越大，笼盖新疆，压住“自治”。王震部属扬言，新疆人就怕王震，“压力山大”大叔一出现他们就老实了。
《凤凰周刊》上还说，2000年前，在基层都是维吾尔人自己掌权，没有民族问题。1997年后开始宣传反对“三股势力”，地方权力集中到汉族书记手里，于是南疆人都感到“共产党就是汉人，汉人就是权力的象征”意识形成。在维吾尔社会里大部分人不懂汉语，而广播、书刊、电视都是汉文，他们的民族与宗教观念与祖先无甚差别。文化传统的力量远大于经济和法律的力量。
“疆独”人士热比娅在日本召开世界突厥人大会，指控“汉人资源掠夺，推行汉化政策”，呼吁“要人权、要自决权”。
朱维群、胡鞍钢的理论纲领就是取消自治，同化消灭。两者差距天上地下。
香港人士觉得“真正让中共感到头痛的是新疆和西藏的边疆之患。西藏问题一直是插在项背上的一根刺，采取以经济利益换取稳定的策略和实施强硬镇压政策都不见实效。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谩骂达赖是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一个封疆大吏他想要骂倒达赖，可是达赖在海外和西藏人民心目中有着巨大影响力，更令北京被动。
“共产党活佛”江泽民、胡锦涛进入寺庙，是对21世纪人类文明科学发展观的莫大讽刺。被看守的藏民，暴力恐怖的斗争手段受到限制，于是迷信生死轮回的藏人转而选择了惨烈的自焚抗争方式。到2013年初，已发生一百多起。公安部门谴责达赖教唆，可是外界不信这种指控。我们中国人出了事，向来是不从自己错误中找原因，一股脑儿都推给“境外敌对势力”。执政者老是埋怨老百姓不好，不检讨自己有什么错误，这是很可悲的。
“藏独”、“疆独”恐怖虽然是少数极端分子的行动，然而他们在牵动着这个民族的心灵。恐怖分子以原始野蛮手段反汉杀人，汉人以国家权力工具镇压他们，民族仇杀反复发生，镇不完、压不住。为了维稳都已使用了非常手段，所有招术都用过了，就是无效。“稳定压倒一切”成为西藏、新疆的第一要务，三级预警机制随时启动，公安、武警无日夜的无缝隙巡逻，社区村镇无假日巡防。这种看不到终点的防御战何时能了？各级干部都要做出保证，“大事不能出，小事也不能出”，然而谁能保证不出事？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年中贾庆霖管西藏，周永康管新疆，管的怎样，越是高压形势越是紧张。刘云山分管内蒙古多年，打“民族分裂”调门越来越高。2010年，周永康想把内蒙古也压出“蒙独”来。面对这种高压态势，内蒙古是有教训，不能冲动，要冷静，不然要上当。他们要把三个边疆区都压出“独”来，真不知他们是在想干什么？
四、提出“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思想根源在于大汉族主义
苏联解体的教训之一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同化政策。当今中国的大汉族沙文主义比起当年的苏联犹甚。古往今来，华夏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给周边“四夷”带来了无穷灾难。大汉族主义是伴随中国社会发展而来的有着根深蒂固的根基。大汉族主义起源于一个“中”字，华夏民族自以为是处在世界中心，是为中央帝国，周边“四夷”都要附从于这个中心。对于“中华”、“中国”、“中文”的“中”字称谓，外界并不认可，仍叫你是“汉国”“支那”、“契丹”。华夏民族的自我老大就是大汉族主义。汉族是从秦统一六国之后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然而秦始皇是个暴君，不能拿他做祖先。于是以“汉”为自己民族称谓。可是刘邦的出身和名声不好，遂选择远古传说中的部落首领炎、黄做了自己的祖先。选择谁来做自己的祖先，那是各个民族自己的事，他人不得干预。在旧中国，华夏民族是排斥“四夷”，不得“五胡乱华”。然而到了20世纪的今天，大汉族为了“中华认同”，非要把各兄弟民族都要打入“炎黄子孙”序列，这不是太霸道了吗？维吾尔是“色目”人，中亚民族；回回是13世纪从阿拉伯世界通商来的，能是“炎黄”子孙吗？吐蕃人到了唐代才与中原有来往。闽粤是马来人种，能打入“炎黄子孙”吗？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对于“大汉族”而言是“少”，然而对其他民族国家比较起来并不少。今天“四夷”少数民族为什么“少”，查其原因还不是“文明”先进的“中华民族”的杀戮、同化？自从秦汉以来，历代中央帝国为扩疆拓土，对“四夷”进行了灭绝杀戮，在汉族自己写的中国历史上都有翔实记载。秦始皇为了万世一系称霸天下派出蒙恬率三十万大军，赶杀驱逐匈奴，修筑长城。匈奴失去天堂草原敕勒川，其使者每过阴山号啕恸哭。汉武帝刘徹为打通河西走廊灭绝杀戮羌人;为得到大宛汗血宝马，进军西域，开垦绿洲生产军粮，造成沙化，二、三十个城邦国家消失。卫青、霍去病扫荡杀戮匈奴二、三十年，牲畜都不能孕育繁殖，匈奴难以生存，不得不远去西方。朱元璋父子驱逐蒙元之后，扫荡杀戮几十年，每隔十几年一次，尽杀男丁，长城外所有城郭建筑尽行烧毁。上都、中都、应昌府、世界大都会哈尔和林全都夷为平地，毁灭蒙古人的生存资源。到了民国，袁世凯接管满清版图，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殖民统治政策。农耕吃粮民族走到哪儿开荒到那儿。到了毛泽东时代王震的机械化开荒，郑维山的兵团开荒，超过了历史的总和。建国之初，中央领导人曾向边疆民族多次讲汉族祖先是欠了少数民族债。然而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炽热“左”倾政策发展起来之后，大汉族主义经过“共产主义”面孔改头换面更猖獗、更疯狂了。史学界的机会主义学者提出“古为今用”、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要求，于是篡改历史，说中国五十六个民族自从秦始皇以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华夏民族的历史人物都是正面的，“四夷”历史人物都是反面的。将过去历史上的对立的国家、民族都改称为地方分裂政权，只有汉族有民族英雄，少数民族的民族英雄都成了“民族分裂分子”。建国之初的《中国通史》中讲的民族关系是“中国统治者，一向采取离间愚弄及武力摧残政策，使得他们永远过着愚昧落后的原始生活，无力入侵中国”。再看看这些年汉学家们对汉武帝的颂扬。本来在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国的“史学双璧”中已经给他做了鉴定，说汉武帝这个人，“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对内穷奢极侈，对外攻打夷狄，以致兵连祸结，海内虚耗，天下萧条，人口减半”。他晚年悔悟，下了《罪己诏》。大汉族主义者颂扬汉武帝是想表明大西北在那个时期就纳入中国版图了。按照历史准则并不是哪个民族的祖先到过哪里，那个地方就可划为它的领土。西汉张骞、东汉班超虽通西域，然而时间短暂，军事力量一弱就不通了，而且不是为了通商。要知道，汉代是贱商，经商之人都抓来充军。真正打通西域，开展东西方贸易，商人一路平安的是在元代。新疆地区是满清经过百年征伐，历经三代皇帝，到乾隆朝才将蒙古卫拉特部杀灭，占领准噶尔汗国的部分版图，命名为“新疆”。
“五胡”、“四夷”的“中华认同”有三个认识上的不同争论。一是“民族认同”、二是“炎黄子孙”、三是“祖国观念”。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标榜自己文明，鄙夷少数民族，不容少数民族掺和进去。不是少数民族不愿加入中华，而是中华不要他们。对此争论，我们要以帝王一级人物的言论为准。大明是汉人的正统民族国家。朱元璋“驱逐鞑虏”，说蒙古人侵入华夏，把中国污染成羶味了。赶走蒙古人之后，定位蒙古为敌国，修补加固长城，以长城为国界，严防蒙古再侵中国，设防九边、三十七堡，什么“镇夷堡、宁虏堡、杀胡堡、灭胡堡、平虏堡”等等。孙中山的民族革命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是国人都知道的。1906年，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说：“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趁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今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另在《孙中山全集》《支那保全分合论》中说“且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之地几如金瓯之固，从无分裂虞”。武昌起义后以十八星旗为国旗。显然将蒙、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排斥在外，故发生蒙古独立运动。1912年1月，窃国大盗袁世凯从孤寡手中接管满清版图，宣布“共和”，进入以汉族为统治民族的对边疆地区实施殖民统治时代。
1943年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发表《亡国论》：“我国一亡于元再亡于清”。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汉人都是这么个说法，左派学者鲁迅先生也是这么说的。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帝国主义从殖民地撤回，被侵略压迫的民族依据联合国宪章“民族自决权”原则实施独立，出现了上百个新型的民族独立国家。中国边疆各民族在华夏民族内战，国共两党争夺天下的历史转折时期，选择了主张民族平等、倡导民族自治的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党的政治宣言中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这里的要点是“合作”。这个“合作”是平等合作，是共和体制的联邦性质的“合作”，以“区域自治”的形式体现的“合作”。这个“自治”是有实质的自治，真正当家作主的自治。这样才能使得边疆民族能有“国家观念”承担宪法所要求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在这个大家庭里不给自治权，那就必然要产生“分离”思想。大汉族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不信任少数民族，总怀疑他们“其心必异”，要“分裂”叛国。1969年冬林彪发布第一号战备令，在寒冬时节一个晚上突然将边境牧民内迁7950户，冻死千人。把人当作牛羊一样，驱赶上车，不管其死活。再看当时守边的大汉族兄弟们的表现吧。他们在一夜之间，从国门二连浩特边关“望风而逃”，全都跑光，真可谓“一溃千里”，一直跑到大同关内才放慢了脚步。在同一时期，新疆“戍边”战士们又是如何呢？1980年全国人代会上哈萨克代表谈到当时情景：“你们别走啊，你们走了我们怎办？”回答是“敌人来了不打你们！”。“好”了就来，“坏”了就走，三十六计，走为上，“四夷”边疆，丢就丢，“蛮荒之地”不可惜，反正不是“中华本土”——这就是他们的心理状态。
毛泽东主席在《十大关系》中说过，搞好民族关系要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尤其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然而，“大跃进”它就是个“左”的产物。民族问题上犯“左”倾错误必然是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兴起之后就没有民族平等了，汉人就成了事实上的统治民族，谁人敢反，谁人敢批大汉族主义？1965年“四清”运动中，乌兰夫在他家乡土默特左旗小范围内批了一下大汉族主义，这就犯了天条。1966年在《前门饭店会》上华北局书记解学恭批判乌兰夫“反汉实质上就是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这就表明，在中国来说，汉族就是“中华”就是“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汉人党”，是代表汉族利益的。少数民族利益与大汉族利益发生冲突，必须服从大汉族利益，如果你强调少数民族的真理，你就是民族“分裂”者，要受到惩办。自从1957年“反右”以来，打压了多少“民族右派”和“民族分裂分子”，打他们如同打黄羊一样。而对于大汉族主义分子有谁指点和批评过他们，一个也没有，更不用说给他们处分了。滕海清等人把蒙古民族全都打成“民族分裂、反党叛国”，以残酷的非人道手段残害人命，下令蒙古人“不要说你们那个牲口话，要说中国话”。强行脱光衣裤，叫母子、公媳交配取乐，强奸、轮奸妇女之后再用棍子捅死。如此亵渎人类尊严的罪犯，都不做追咎。因为他们打蒙古人的方向是正确的，不能伤害他们的“积极性”，不然以后再打“民族分裂”谁还当积极分子？请问国家领导人，这是属于什么斗争，是阶级斗争，还是民族斗争？。
近百年来，汉人来蒙地几千万，好地方都占完了，辽、吉、黑三省西半部，河北省承德地区，原来都是蒙地，蒙古人都放弃了。现在将内蒙古行政区划内的地名也开始改换了。区党委书记周惠一人独断将昭乌达盟改为“赤峰市”；哲盟盟委书记朱光凯也跟着擅权，将哲里木盟改为“通辽市”；中科院学者袁国女、李春艳写文章将通辽市说成是辽宁省所属。蒙古地名改为汉名，这样才能彻底汉化这个地区。在内蒙古近代史上，蒙古人铭刻在心的嘎达梅林举旗造反就是因为军阀张作霖在哲里木盟科尔沁草原上跑马圈地设置通辽镇而引发的事件。建国之初，我们党宣传满清政府是我国各民族的牢狱。“文化革命”以后大汉族沙文主义学者们改腔换调，颂扬开爱新觉罗王朝推行汉化政策同化的好。可是他们却不讲满洲人入主中原成为统治民族，在享尽汉族人民创造的物质文化生活而堕入被同化的海洋。同时他们还规避了最为民族特征的后脑勺上的一綹辫子并没有“化”掉。广大汉族人民历史记忆中的“留发不留头”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头上顶了三百年“猪尾巴”的耻辱历史。“好”、“坏”事务一说过头就成为谬论。清史学家阎崇年颂扬满清过头，遭到“大汉之风”人士的掌掴，表明人民群众对篡改历史的不满。蒙古人是永远不会忘记满洲人对青海准噶尔的灭绝杀戮和对蒙古实行的民族消亡政策。
今日之边疆民族关系为什么这么紧张，就是因为汹涌流入的“开发”者喧宾夺主而引起的。在古代对于农耕吃粮民族来说，塞外“蛮荒之地”没有啥用处。到了近代第二产业兴起之后就成了宝地。“文化革命”中少数民族陷入灾难深渊，汉人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华国锋、胡耀邦想改善民族关系，恢复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形势刚有好转，却叫王震、邓小平改变自治政策为发展经济政策，于是“淘金者”无序涌入边疆，争夺边民赖以生存的地面资源——麝香、鹿茸、冬虫夏草、藏红花、雪莲、羚羊角、发菜等等一掠而空。地上资源枯竭之后又转入地下资源，滥开乱采，破坏污染牧场草原，疯狂掠夺民族地区的资源财富。失去自治权的少数民族向谁说、向谁反映？少数民族的任何反映，都被斥之为“民族分裂”情绪。大汉族主义者蒙住自己的眼睛看不到自己丑陋的一面。他们在俄罗斯、蒙古经商做买卖的坑蒙拐骗弄虚作假，以及去加纳淘金破坏性掠夺开采被驱逐的情形，就可以了解他们在本国边疆地区开发资源所干出来的德行如何了。对于从内地到边疆的开拓者们的胡作非为，当地土著居民是没有权利提意见，更不用说驱逐了。用胡鞍钢等人话来说，中国广袤领土都是中国人的，中国人可以随便流向各地，到哪儿去都可以“共产”，你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在你的“历史地域”内敢于阻挡就压死你，“死一个人不就是二、三十万嘛！”在他们的眼中落后的少数民族不如一个猴子值钱。
胡鞍钢等人“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地区是国家大一统的最大受益者，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所有高增长率的国家，内蒙古明显高于外蒙古”。从内蒙古经济发展统计数字，我们想提请注意的是，国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产值、利税全都统计在这个“自治区”内。地区经济与民族经济是两个概念，而且边疆开发资源大都是采矿业，制造业很少。我们所要提问的是民族经济发展如何，当地“自治”的少数民族生活、收入上升了没有，当地土著民族的民营企业家有多少。内蒙古现在已有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家，其中有几个是蒙古人，谁也不知道。几十个政府部门谁也不统计，谁也不敢统计，都说不知道。内蒙古现在大概三千万人口，外蒙古才三百万人口，可拿人口去平均一下，人均谁高谁低？胡鞍钢等学者们是会算出这个帐来的。胡鞍钢还提出少数民族学生高考加分对于汉生是个“不公平歧视”，对此，很多人鸣不平。“特殊照顾分”只有特定区域的少数民族学生进入汉语授课学校才享受，其中原因谁人解释？这是不知道民族差异，不明其理所致。国家民委、教育部也不做解释宣传，任凭蜚语流传。
由于少数民族居住在“自己的历史疆域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现在他们从小学就接受汉语教育。就这样还嫌慢，朱、胡他们还强调“汉族学校与少数民族学校混合办学”，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加快交融”。高考加分这个政策是仅适用于本民族自治地方。如果是民族个体流入内地，离开本民族自治地方已经融入“大熔炉”的那就不能享受这个待遇。满洲人在长白山祖先的“历史疆域内”就应有这个照顾，住在北京的就不应有这个照顾。宣统溥仪在东北构造“满洲帝国”那时就已经借用汉文汉语作为他的国文国语了。所以不管哪个民族，离开自己的土生土长的自治地方，以个体流入内地类似已经融入汉语文“熔炉”的民族就不再有这个照顾。可见高考加分政策是民族语言文字不被重视，社会生活中遭到排挤、遗弃的环境和加上加速同化的政治需求下的产物。
五、推行第二代民族政策必然是法西斯主义
胡鞍钢等人为实现他们提出的民族同化“中华认同”纲领，在策略手段上则提出“扼杀民族精英”，使其“无法宣称本民族利益的代表”和成为“民族分离主义”的“领头羊”，同时还要防范“草根阶层”成为分裂恐怖的“马前卒”。
请看看，这些大汉族主义学者蔑视少数民族的嘴脸多么丑恶！他们的祖先在历史上就是将边疆人民当做野兽一般杀戮的。现在21世纪人类文明时代，不顾民主、人权、法制，还在讲一百年前民族压迫殖民统治时期的话。这对我们党的民族事务是莫大的讽刺。
中国少数民族的梦想是，党的民族政策能回到建国之初的民主革命时期，蒙、藏、维三个边疆区要实行不同于内地的自治政策，真正能给点伸张民族尊严的自治权力。不调整民族政策，边疆必定永远是紧张的、不安宁的。政策好了边疆自然就会稳定，国防就会巩固，外力策动也不会起作用。对民族问题必须停止高压政策，更不能施行镇压。实行仁德、宽容、怀柔是上策。
2013年夏
发：朱维群、胡鞍钢等人发表文章的报社、文刊、社团及网站。要求平等刊登，展开平等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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