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5/2015
美国
编者按：这篇文章的最后观点是赞同和维护大一统，其实就是给他的中国政府献策献力。但是一些提法和例子有启发性和资料性。因此在此转发。--- 蒙古新闻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显然很艰难。对此，各种看法都有，总结起来有几点：
1、统治阶层不愿放弃权力，继续坚持专制体制。
2、民众的觉悟就是这个水平，加上经济体制的作用，大家向钱看。
3、民主的要求日益高涨，在现行体制下终将爆发，最后是另一场暴力革命。
前一段时间万、冯两位先生的文章贴出后，至今没有见到将讨论继续下去的文字。我其实是政治门外汉，但自认多少还有点分析能力。这里想“漫谈”一下我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困难的分析，希望见到批评，因为只有批评才能扩展我们对问题的认识。
一、中国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本质区别
这个问题似乎问得多余，因为中国的历代专制和现代文明的民主制度是明摆在那里的事。这话没错，但说的是现象，不是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我以为是大一统文化。这个大一统文化一方面塑造每一个中国人，一方面影响着每个中国人对于现代化挑战的反应方式。对于执政者来说，这个问题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人的行为是对于文化的反映，不考虑这一点而期望执政者按自己设想的行为方式对历史负责从而青史留名，那就脱离了现实。
1、大一统的形成
大一统的形成据说在春秋战国之前就有，不过是西周衰落以后才有诸侯纷争，历经500多年到秦再次统一中国。但是这种看法缺乏文献的支持，也缺乏说服力。因为大一统的维持是代价高昂的工作，需要很高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才有可能。我不知道西周当时的政治经济水平有多高，疆土有多大，只是冒昧估测，西周当时既没有统一的文字，也没有战国以后形成的政治学理论，所以即使是一个统一的王朝，其疆域和集权的水平也远在秦之下，恐怕称不上是大一统。希望见到内行的指教。
因此，大一统的形成应当是自秦王朝已降。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大一统指的是一个有序的文化的形成，即社会的组成通过政府的管理使社会运行按照一定秩序进行。这样才有分工的可能，才有进一步的经济发展。秦王朝实现这一点除了拥有暴力手段外，还借汉字的非语音文字的特性得以在原本语言和文化不同的几大民族间实行了书同文来达到政令的通行和对于大一统的认同。虽然秦王朝因为强征暴敛二世而亡，但是秦王朝毕竟在中土建立了一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这是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一种所谓“东方专制”，即皇帝不止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拥有“天下”的所有资源，从人到土地，并将这种绝对所有权向子嗣传递。
2、大一统的好处
大一统的好处在传统的看法中不外是大一统促进技术传播，生产力发展等，同时，也承认大一统下面最后出现了技术发展变得缓慢，并把这种现象归于西方的侵略，然后进一步推论，如果不是西方的侵略，中国的大一统最后自己也会发展出现代工业。常用的例子就是引用“李约瑟之谜”-----李约瑟的发现是：一直到17世纪前的1000多年中，中国的技术发明占全世界的50% 以上，17世纪后才急剧下降到只占0.4%，并认为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我以为这种说法其实是偷换概念。因为17世纪以后是世界工业化的年代，当然几乎所有的技术发明都不会来之于与之无缘的中国。所以，问题其实应当转换为：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这样问下去，问题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归集到有关社会制度的发展和转型上去。
3、大一统的问题
在中国的大一统下面，皇帝的绝对所有权不是通过法制明确的，而是通过“教化”明确的。任何试图打破这个制度的企图都首先在所有人的心里违背了教化的道德伦理。教化的道德伦理作为制度设立的依据依赖的是主观判断，当然无法具有统一标准。于是要用“天意”作为最后的权威，即天子“奉天承运”，道德就此变成了强制性的东西，但是又不进入法律。从此意味着皇帝的权力完全是在法律之外，是理（这里指道德）所应当、不受质疑的。由最高权力授予的各级权力也就只能通过最高权力才可以受到监督。因为对于权力的制约的想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此无法通过质疑的形式而产生。其结果就是对于权力要么是绝对服从，要么走上“造反”之路，即“成王败寇”是关于权力问题的唯一解。这是中国古代权力设计的独特之处。
在法制方面，由于皇权的绝对性，所有的私有财产因此都可以视为从皇帝那里的租借。所以尽管历朝历代可以制定法律实行土地私有，或对于私有形式进行修改，抑制过分的土地集中等问题，但是因为无法质疑皇帝的绝对所有权，皇帝可以任何时候随意赏赐或剥夺私人土地，因此不可能发展出“产权不可侵犯”这样的概念。历代的所有改革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这个设计。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皇朝政治是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或类似的制度。
大一统可以减少对于权力的挑战，避免了很多这种挑战可能引发的战争。 但是大一统在中国这样有众多不同语言的广大地域上进行治理只有教化还不够，还要尽力愚民来避免人民对于政治现实的理解而发生的“造反”行为。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缓慢进步可以满足皇帝传旨的需要，但是显然在长时间内不能满足学术的需要。中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统治者企图改变这种情况的努力。所谓的“文明古国”其实满是文盲，文化创造难以用文字传承。通过学习文字获得知识只是为了服务朝廷，所以虽然有3500年之久的文字史，拥有最多的人口，但是文字带来的好处难以为普通人所得到。结果虽然文化的发展比周边一些国家突出，但陷入停滞，除了技术上有所贡献外，对于世界文明的进步的影响远远落后于其他同期的主要文明。
所以，我以为，中国二千多年前开始形成的大一统文化，一方面是通过专制发端，一方面又逐渐形成了依赖专制得以维持的恶性循环。它借助汉字的特殊功能来取得本来语言和文化差别较大的不同民族对于大一统的心理认同，通过道德教化民众实行愚民。大一统本身的内在逻辑使其缺乏在制度上进行改进的功能，遂导致权力无法制约，形成一种治乱交替的文明和发展停滞的文化。历代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都曾经做过不同的努力来改进这一制度，但是都没有成功过。
二、辛亥革命和北洋政府时期
无须说，两千多年来，凡是和权力有关的问题的解决都是通过屠杀。大一统的权力制衡问题是一个在大一统下面无解的问题。因为中国文明在大一统的形成过程中已经将问题本身归结为一个伦理问题，通过教化灌入人心，是无形的，代代相传的，唯有上天可以向执政者问罪。法律是有性的，可以修改。大一统是一种教化，如同宗教信仰，是不可质疑的。所以，只有到了活不下去时，才有人出头“替天行道”（当然是铤而走险），向权力挑战。在这过程中，只要大一统没有重新恢复，参与夺权的人就始终存在着来自内外的恢复大一统的压力。因为对于民众和参与夺权的人来说，教化的信条同样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礼记》），所以权力一旦受到挑战时，参与的人都有同样的内外两面的压力，文化本身没有提供关于妥协的通道，即使权力争夺者想妥协，也会受到各种压力继续争斗，直到大一统再次形成。我觉得这才是大一统不断打破又恢复的动力。当然这个看法值得质疑，因为我们毕竟看到大一统的唐朝有过的繁荣，但我们也看到两宋时期繁荣。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西方文明带来的挑战瓦解了清王朝。比较言之，这一次的权力转移所造成的流血比之过去的王朝交替都要平和地多。但是，国人在文化上受到的冲击却是从没有过的强烈。中国人第一次见到了不止是换个皇帝的变化，而是要将自己的全部文化重新调整，即今日所说的“文明转型”或“现代化”。这意味着将自己的文明进行割裂。如果我们相信人的行为都是个人对于文化的反应，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困难。正因为是文明的割裂，所以这种困难才是针对所有中国人的，完全不同于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朝代的交替，第一次把所有的人都卷进去了。
如果没有西风东渐，清王朝会垮台吗？我想总有这一天的。西风东渐的意义不仅仅是加速了清王朝的垮台，更重要的是将中国文明推入和世界文明的整合，同时要求中国文明进行转型，而不是把原有的文明继续发展。文明是关乎制度的文化，转型就是要对制度重新设计，而不是在原来的制度上进行修补。所以转型是革命，而过去历代权力交换只是动乱，不是革命（因为并没有产生新的制度）。换言之，如果秦王朝实现的大一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关于制度的革命，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清王朝垮台则是两千年来的第二次革命。这个革命的结果是北洋政府的建立（1912-1928）。
在考虑辛亥革命时，我觉得有以下几点不能忽视。第一，虽然辛亥革命的口号是“驱逐鞑虏”的反清口号，但是本质上是少数人发起的由西方文化推动的革命。所以西方对于这次革命的影响不止是通过金钱，还有思想、技术等。北洋政府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制度，这个制度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无法在既有的文化资源里找到可以支持的思想，所以对于民众的影响远不同于过去的该朝换代。
第二，北洋政府建立的时期正值西方的帝国主义时期，很快有第一次大战，不久又有共产主义在俄国的建立，加上日本的影响，西方因此对于向其学习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充满冲突的模式。对于以西方为榜样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自然跟着发生了思想上的冲突。这和40年前清朝开始向美国派留学生学习时的情形大不一样。
第三，革命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大一统的解体，这是中国人必须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以上几点合在一起所发生的作用，对于中国解决大一统问题起了重大影响。首先是中国重新统一问题处在西方影响之下。中国已经储备了一批受过西风熏陶的人才，他们对于中国重回老路走通过武力统一再造大一统表示反对。这中间的重要人物是陈炯明。陈大力提倡“联省自治”，希望学习美国的联邦制，通过分权统一的现代模式来打破中央专制的历史循环。但联省自治受到孙中山和其他希望再造现代中央专制达到他们所理解的民主的人物的反对。而俄国此时已转变为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给孙中山等提供了另一种西方模式。加上西方的另一端的美国实行门罗主义的不干涉政策，英国更关心自己的香港和通商利益，民众对于大一统的心理追求，所有这些合在一起使得各派力量的平衡趋向支持要求武力统一中国。最后由苏联支持的国共合作的北伐重新武力统一中国，再一次将大一统恢复起来，尽管是换了外面的装束。大一统的本质必然导致国共两党的相互排斥，国、共分裂，北洋政府的16年不稳定的统治被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替代。
北洋政府尽管只生存了16年，但却给中国思想界提供了2000年来从未有过的自由和民主，造就了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个辉煌。此一时期中国涌现的杰出人物所获得的学术成就是国人至今仍然难以超越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也是成绩斐然。同时，虽然国势孱弱，但在外交上还是第一次扭转了清王朝的只输不赢的局面，开始通过使用西方制定的国际规则为自己争取权益（具体例子网上有）。中国的政治面貌在那一时期的真相被后来国、共两个政府全面掩盖了。
国民党的专制受到苏俄支持的共产党的挑战。因为日本侵华和二战的爆发以及国民党统治腐败，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将中国领向全面学习苏俄的道路；将大一统和计划经济下的专制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一党专制。其间曾有近20年的关闭国门，一直到80年代毛泽东身后开始的改革，脱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重新转向学习资本主义。从此，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转型问题又被提了出来。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冲击迫使中国进行了史上第一次以转型为目标的革命，中国因此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民主自由的北洋政府时期。但是大一统问题的解套未能成功，其中固然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不能否认西方当时自己也尚未在如何实行民主问题上达成共识。由于中国的转型是被动的，自己并无解决问题的内在思想资源，当然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给重新走向大一统专制提供了参照的体系和理由。北洋时期虽然持续了仅仅16年，但从体认中国是从中世纪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得失，以及为何大一统和现代化转型有关，实在值得探讨。
三、我们能从日本的现代化学到什么？
前面分析过，现代化对于中国人是文明的转型，必然产生文明的割裂，牵涉到所有的人，因此是极为艰难的事。既然如此，那么，对于其他人来说，例如日本这样的和我们的文明有很多相同之处的民族，应当也是同样困难才对，何以日本的转型是公认的如此彻底且成功（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这个问题值得梳理一番。
日本接触西方迟于中国，但全面学习西方却早于中国。如果从1854年美国炮舰在江户打开日本大门算起，日本用了不过40年就打败了中国，50年打败了俄国。据研究，中国现在使用的词汇里有1000多来之日语，占我们所有社会学各门类所用词的70%。没有这些词汇，我们的日常交谈都有问题。
日本影响中国的一条主要途径是通过中国留日学生将日本人理解的西方文明再介绍到中国。留日学生（或有留日经历的）中有很大影响的包括国民党的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传播共产主义的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和陈望道；共产党的陈独秀、周恩来、董必武、彭湃、周佛海等。其他还有鲁迅等为代表的文化人。留日学生和同期留美学生（以胡适为代表）相比，虽然都赞同中国现代化，但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常有很大的分歧，对于中国转型应如何进行因此有激烈的思想冲突。突出表现在辛亥革命的组织推动上，主要是留日学生的参与，对于打断中国由清王朝由渐进方式通过君主立宪进行现代化转型期了决定性作用。由于当时日本自己的转型仍在进行中，日本通过中国留学生引入中国的西方文明一方面加快了国人对于西方的了解，一方面也增加了误解。这里暂不讨论。
日本文明现在已经转型成为西方文明应当是公认的。但是，日本转型的成功其实并不能从打败中国算起，也不能从打败俄国算起。我认为，日本的现代化转型其实分为两个阶段：1854~1945和1945~至今（称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日本第一期转型的目标和中国一样，都是为了强国制夷。当时日本的文化资源并不比中国更多，也没有能力在思想上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足够的积累（尽管已经非常之快）来支持追赶当时已经转移到以美国领导的演进中的西方文明。日本的优势是没有中国那样的大一统专制，教育远比中国普及（日文自9世纪起就开始了拼音化过程），地域小，人口少，传统文化的根底没有中国那样深，所以转型的社会震荡也小很多，使得日本可以在技术上和表面生活方式上全面模仿西方，在制度上建立现代模式。但是，日本并没有认识到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所以也没有发展出个人解放和民主制度（尤其是权利制衡）。但是这不妨碍日本在技术上的全面进步，同时也不妨碍日本效仿西方的帝国主义。加上当时西方存在的强烈的种族优越感，进一步刺激日本效仿西方的强权政治，最终走上在亚洲的不断扩张，并因为缺乏对于军方的权力制衡而逐步陷入和美国的对抗，直至战败投降，被美国占领。日本战败后经济崩溃，人口损失高达300多万，人民生活水平低于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的第一次转型虽然使日本国家强大，甚至成为世界列强，但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而是导致人民从未有过的牺牲。所以可以说，日本的第一次转型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的文明转型。
不过日本从此开始了由美国主导的第二次转型。第二次转型通过在制度上进行各种权力制衡设计，在教育中引入批判专制的内容，同时通过提供美国的军事保护压制传统的军国主义，加速融入美国领导的西方（而西方也已过了帝国主义时期），很快获得经济复苏，培育了新一代国民，这才有二次转型的成功。所以，从这个角度分析日本的文明转型，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文明转型其实同样是坎坷的，也是被迫的，是西方主导的，而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和很快就成功的现代化过程。
如果我们能认识到现代化对于非西方文明以外的所有国家都意味着文明转型的话， 我们就不难理解现代化的困难，同时也不得不惊叹全球化----即西方文明扩展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之快！就中国文化圈的转型来说，台湾的转型没有大一统的问题同时是西方长期施压的结果；南韩的转型也和美国的驻军以及政治施压脱不开关系；朝鲜的转型至今陷在学习俄国和东方专制的结合的路上；新加坡的转型也还处在向民主再跨前一步的位置；香港的转型完全是英国人的作品；越南已转而学习资本主义；中国大陆的转型则处在放弃俄国模式，全面学习西方技术和模仿欧美生活方式，力图全面赶超西方的路上，所以是二次转型。所有这些转型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发生在西方自己逐渐解决了对于所有源自西方的制度的争论，并且避免了相互间的战争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对于学习西方的国家来说，转型的模式比较清晰。试想如果整个西方文明还是处在激烈的冷战中，苏俄式的社会主义思潮仍然对于很多人有吸引力，则其他转型国家自然免不了跟着震荡，加重转型的困难。
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之转型，依我浅见，除了土耳其以外，都不容易。这一点留待以后讨论，下面先比较日本的经验来看中国的文明转型。
我以为，中、日的转型有一些可资比较的相似之处：
1、两者都有第一次转型的失败----尽管两者的师承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因为不懂西方文明的优势真正之所在。此项表现说明各自的文化都无法在当时条件下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来认识西方。
2、中国现在转型所取得的成就基本限于技术领域和表面生活方式的模仿，类似于日本第一次转型的表现，而在制度重建上的创新甚至没有超过北洋时期。
3、经济发展的成功犹如日本当年的成功而使民族自信大增，觉得西方未必有多厉害，完全可能被我们打败。
不同的地方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大一统问题。大一统问题是中国特色。（日本当年是分封制，天皇并无绝对的权力。日本后来一步步陷入战争和日皇没有绝对控制权有关，但日皇如果有绝对控制权未必能保证不会走向疯狂。权力的制衡一旦缺乏----不论是对于军权或是君权----权力的扩张必然是一个逻辑的结果。）大一统是高度集权，如果要维持就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分权。以中国目前的发展来看，“集中力量办大事”仍然是放弃学习俄国后未变的思路，这种思路必然导致在目前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下只会进一步拒绝分权，拒绝考虑大一统问题，而只会把大一统视为中国文化的成就，要继承光大。
对于西方文明在推动各国转型的认识上，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要理解西方文明是一个演进的文明。西方推动各国转型的做法，从西方看过去是文明的传播，从各国看过去是文明的入侵。这就使得西方文明的扩展不得不面临道德判断问题，尤其当西方文明的扩张伴随着武力时。这个问题随着西方文明自身的演进以及各国的转型而变化。问题的症结是：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相比是两个不同质的文明，不像过去中国文明遇到过的其他文明，所以两者的碰撞不是一个简单的融合过程，而是一方的被迫转型。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如果用西方的“民族自决”的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一个悖论：因为大一统，人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自决权利，“民族自决”成了空话；如果由西方推动转型又违反了“民族自决”。这在西方文明的扩张中始终是一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两个途径：要么让人民有权自决，这等同于转型；要么在被动转型后让人民自决，如日本第二次在美国主导下的转型。
西方文明如今已是世界文明，早已不只属于西方。世界各国不论是西方的直接衍生（如新西兰等）或间接衍生（如日本）都是将自己的制度看作自己的文明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西方文明”一词在政治领域里用的多，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识别。尤其在俄国放弃共产主义后，世界各国文明日益趋向同样的选择。再谈“社会主义道路”，那就首先需要有自己的思想资源和社会实践。当这两方面都阙如时，空谈“社会主义道路”不过是自欺，最后还是要从外面引入思想资源。
至于大一统，不论我们如何解释它，都不会改变它的内在逻辑。问题只会在新的条件下表现不同。就内部来说，大一统还是会不断增加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增加治理和控制成本。随着民智的不断开启，这种成本会不断上升。对于外部世界来说，中国的庞大经济已经是世界经济的重要部分。中国的内部治理压力所造成的动荡会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冲击，更增加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压力。所以，中国需要重新认识大一统。
四、转型期的大一统
中国历史上虽然清朝的版图曾经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但是未必是最大的大一统。因为大一统不仅以版图大小来衡量，还要考量国家的实际控制区域、控制的强度、国民的认同度、统治者的掌控能力等。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当今中国无疑是中国史上最大的大一统。
自辛亥以来，虽然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是失败的，并且在日本侵华、国共内战、以及后来的愚昧冒进中共损失了恐怕不下于五千多万人口，但是大一统的努力却是成功的。这个成功在经济方面则是在放弃以俄为师，开始第二次转型后取得的。这个成功有下面几个标志：960万平方公里国土、13亿人口、世界第二位的GDP、共产党一党专制。这样的大一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文化的走向产生巨大的影响。忽视这一事实去谈论任何未来中国的转型，无疑会陷入脱离现实的困境。那么，这样的大一统对中国的执政者和国民可能产生哪些影响？下面我试图结合大一统的历史传承分别讨论。
1、统治者眼里的大一统
大一统的“家天下”的传承模式除了保证权力继承的血缘垄断，还和中国文化里的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大一统除了通过教化阻断了民众对于权力的质疑，还通过“祖宗的家产”加上孝道的教化督促后人负起对于大一统继承的责任。历史上所有关于改进有效治理的改革，一旦引起对于大一统的威胁，如分权导致的中央权力的削弱，改革便立即流产。丧失祖宗传下的家产，不仅是丧失财富，而且是道德上的不肖。
在大一统形成和巩固的两千多年里，曾有过相当长的分裂时期。这些都未引发过不同地域的统治者之间进行关于长期分治的安排，而是每一方都将最终在自己的名下实现大一统作为目标。这种行为在很多时候未必符合争战各方的利益，可见其后必然有其他的推动力量。我以为这个推动力量就是大一统。因为涉事各方都假定其他各方都只会朝向大一统努力。（比较欧洲的历史，也能看到为统一而持续不断的争战。不同的是欧洲最终实现的是民主制下的联盟，而非大一统。）
在这个基础上来理解当今的执政者就会看到这样的现实：从邓小平进行的改革开始，目标就是在维护和加强大一统的条件下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谓“人民的儿子”就是指的这一自我规定的责任，不过是传统“治天下”的现代描述。身为邓小平们的后代的当今执政者，他们是父辈所重新建立的大一统的继承者，“将先辈开创的革命事业世世代代传下去”是他们的道义责任；不仅如此，他们也和其他中国人一样，自小就知道自己是5000年伟大的中华文明的后人；他们的父辈曾经惨遭帝国主义的欺辱，从没停止过和帝国主义以及各种各样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的斗争，并且取得了一个一个的胜利；今天的伟大成就仍然是在老一代的杰出代表邓小平等所领导下取得的。不仅如此，他们现在还身受西方给与中国领导人从未有过的礼遇，因为西方正在不断陷入危机，日益需要中国经济的支持。
除此以外，他们还看到美国的反恐战争，俄国的复兴的努力，不断有新的国家选择民主制度，也不断有国家为选择制度而陷入内部纷争，等等，等等。在这样一幅文化背景下，如果让执政者将西方民主制度和中国大一统进行比较的话，读者以为执政者会倾向于选择以民主制度代替大一统，还是继续维护和发展大一统？
2、国民眼里的大一统
我以为，自北洋时期以来，由于有白话文运动的推动，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以及交通日渐发达，普通话教育日渐普及，以及中国工业化过程所提升的各地经济的交流等诸种因素的合力之下，国人（主要指汉族）的大一统意识在过去100年应当是显著加强了。传统中国的经济落后，交通不便，语言众多，虽然有书同文，但是因为文字难以掌握，识字率低，所以人们主要通过地域性的语言认同身份，因此同乡认同（包括乡党现象）非常明显。同乡会馆在如今的中国已经很少见了。
在对于民众的大一统教化上，国、共两党是一致的，原因在于两党都认同大一统专制。一般民众自小所受的有关大一统的教化如同信仰的灌输，多用“自古以来”这样的词汇，缺乏理性论证。所以民众在大一统心理一旦受到刺激时，就会如同宗教徒的信仰受到批评那样作出激烈的反应。但是民众毕竟是将现实利益的得失考量放在首位，所以当发生地方分权改革时，民众并不反对。
但就思想认识来说，语同音运动加上统一思想的教育使得普通民众习惯性地跟随官方思维，独立思维虽然随着国家的开放在增加，但依我个人观察，感觉仍然非常落后。如果就国内已有的出版物来看，各种资讯已经非常丰富。但是普通国民对此似乎并不关心。即便以移居国外的人群为观察对象，能够系统理性地讨论大一统问题的也是少数。
3、对于大一统的挑战
尽管如此，中国在转型时期总还是有对于大一统的挑战，这种挑战在两次转型初期都比较突出。
北洋时期的陈炯明应当被视为知识分子中最早对通过分权自治来解决大一统专制有清楚认识的人物。陈是科举秀才，并不是留洋知识分子。著有《建设方略》和《中国统一刍议》，其见解远在当时众多从政的留日学生之上。陈参加过黄花岗起义，辛亥后（1913）任广东都督，后与孙中山合作，但力主“连省自治”，最后因为和孙中山在大一统问题上的分歧决裂，“连省自治”运动也和陈的失败一起被北伐所镇压。这是中国第一次转型期间最有意义的一次民主试验。
无独有偶，中国自78年开始的第二次转型也发生了胡耀邦支持的地方分权的民主化实验。读者务必留意，地方分权初看不过是提高管理方式的措施，似乎和民主转型离得远了点。其实远不止那样简单。在大一统的集权专制下，地方分权固然有提高效率，改善管理的作用，但其机制是将地方事务的决定权交给地方，如此就会在地方再进一步分权，最终必导致承认个人的选举权，走向民主化。当初陈炯明在广东搞的就是这样的模式。胡耀邦领导下在西藏和内地搞的改革都有民主化的趋向，内在逻辑就在这里。胡被老人政治不容，在我看来还是他搞的一套显然威胁到了共产党的大一统专制。
上面介绍的陈、胡两位都不是直接在西方学习过的人物，可见西方思想在中国社会的渗透已经有相当深度。目前大陆公开出版的书籍里，有关分权思想的介绍很多。知识精英能否理解分权民主应当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执政者的态度。为什么陈炯明和孙中山、胡耀邦和邓小平对于大一统的看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在我看来是一个谜。希望有网友指教。
五、大一统的前景
“大一统的前景”和“中国现代化的前景”是同一个意思。分析中国现代化的前景，我以为首先要明白的是，对于中国不同阶层的人来说，现代化的涵义是不同的。对于当今统治者来说，现代化就是一个人民幸福的强大的大一统。至于什么是人民幸福，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幸福就是感觉好：有房、有车、有保险、有面子、国家强大，-----这是求善教育（德育）必然导致的结果。第三部分人则不这样看，会更多地要求个人的权利，要求社会公正。上述第一和第二部分人容易划分，第三部分人则可能在第一和第二部分人中间都有，取决于个人的自由化。意即对于个人权益的理解和要求愈高，就愈容易从第一和第二部分人中分离出来。前面提到过的陈炯明和胡耀邦的例子，我不知道他们为何不同于孙中山和邓小平，但我相信他们必然是属于追求个人解放的人。
有了上述不同的人群，是否他们之间的互动就决定了中国大一统的命运？当然不是。中国的文明转型现在以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需要来之外界的推动。在展开这个观点以前，先说一个小故事。
某日我在北京机场候机，一位肤色黝黑的旅客坐到我的邻座，我俩打了一个招呼，然后相互问起从哪来到哪去。原来这位M先生从美国来，并且过去15年每年都来中国采购，这次是完事后准备去昆明转道回母国孟加拉探亲。M先生很快就开始赞叹中国的强大，说美国完了，现在轮到中国当第一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你看，我这么多年来从中国采购的东西越来越多，中国的变化我每年都在见证。现在还有哪一样东西不是中国造的？”我随即问到，过去15年里，他是否从中国买过一本中国人写的书、作曲的CD、拍的电影。他显得有点吃惊，看了我一会，回答说没有。
显然，M先生15年来从中国采购的产品什么都有，独缺精神产品。说中国没有精神产品的输出不符合事实，但是中国输出的精神产品----尤其是和物质产品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中国面对的是世界文明，只有彻底融入这个文明才有可能产生为这个文明所接受的东西。中国实际上一直企图以国际社会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成功：诺贝尔奖、奥斯卡奖、奥运会奖、各种国际学术奖、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数、GDP总量、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以国际标准来衡量，而这些标准几乎全部是缘于西方的。这种“国际认证”努力的意义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要紧的。
有一位美国大学生用中、美两国政府的构架设置的比较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结果惊异地发现，两国的政府构架竟然惊人的一致：主席--总统，国务院--各部部长，人大--众议院，政协--参议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检--最高检，等等。这里隐含的事实是，中国的当权者认同同样的施政构架，只是拒绝接受全世界日益公认的权力必须由公民授予和褫夺的民主程序。
当政者是否认同民主理念，除了前面（4）节分析的文化背景所造成的影响，我以为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必须考虑：历史上缺乏解决大一统的成功经验，和西方现在所能给与的示范作用。
先说第一点。中国历史上的确没有成功解决分权统一的经验。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很可能使中国陷入混乱。不论是陈炯明的努力还是胡耀邦（包括赵紫阳）的努力，都是在皇权被党权取代后（北洋姑且算做一党）没有取得党权一致的前提下进行的，结果导致纷争而失败。所以，我以为，中国要改变大一统，必须要有上层意见的相对统一，在此基础上明确要达成的目标，完成一定的分权设计，然后才能制定推行方案，逐渐完成。以中国现有的发展程度，国民接受这样的安排应当不是问题，问题是缺乏有远见的领袖。习近平的中国农村经历和美国农村的实习或许使他具有亲民特点的同时，也让他严重低估中国大多数人的民主素质，依然相信“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第二点是西方现在的示范作用。中国人第一次转型碰上了西方输出的祸水，这次虽然没有了共产主义，可是不想又遇上了西方的“国家破产”问题。据研究，欧洲自上世纪70年代即开始实行依靠举债的高福利政策；美国克林顿时期通过住房贷款补贴使住房拥有率10年飙升5个百分点，竟至演化出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在处理此次危机以及之前亚洲金融危机的表现，在西方思想界也引发重大争论。例如现在的奥巴马总统和基辛格的分歧，前者被称为理想主义者，后者为实用主义者。双方所代表的观点除了对美国的政策产生影响，自然也会对中国知识界产生影响，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学习西方的态度。美国有研究指出，美国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将不会像父辈一样到中年以后渐趋保守而成为共和党人。但是基辛格仍然在中国领导层广受欢迎。
执政者当前通过重典治国来把“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做法不过是重韬旧路（尽管配合以“完善党内制度”），而不是在制度设计上解决问题。中国又走入新的一轮转型。如同前面的转型是来之外面的推动所促成，后面的转型还是需要外面的推动，这种推动力所表现的形式是外界的科学技术和生活水平，因为只有有形的物质成就的差别才能在普通人面前体现无形的制度优劣。对于注重实际的中国人来说，要说服他们就不能没有这样的物质比较，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一直不惜花重金取得前面所说的“国际认证”。所以，中国后面的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相对于国际经济的整体水平会再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转型。
但是，时代毕竟一直在改变着，随着生活的改善，国人也在不断地了解世界。如果以为中国人永远是只关心吃喝的人，那一定是低估了人的重塑性。重韬旧路的做法会再一次把中国的转型矛盾推回到六四以前的程度。自上而下的受控系统改革在我看来仍然是中国最好的选择。但历史会作何种选择却不是听凭任何人的希望。
这是一个 很大的话题，我的能力不足以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希望其他网友加入批评。
来源：海纳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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