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前后的蒙古记忆 班布尔汗

蒙古新闻
11/20/2015
美国

                                                                                  一

公元1913年1月，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袁世凯刚就任不足一年，议会的大选正在紧张筹备，各党的竞争已经趋于白热化，亚洲第一共和国还没有从初出母体的惊悸中安静下来。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事却在北疆的蒙古高原上爆发了：

一支蒙古军兵分四路，从外蒙古首府库伦出发南下，兵锋分别指向内蒙古和新疆。这是一支一万余人的部队，不但有着久已不复成军的蒙古骑兵，还装备着各种新式快枪、火炮。

自从1690年，准噶尔汗国可汗噶尔丹率准噶尔骑兵兵临乌兰布通，使得大清帝国的京师戒严，却在康熙皇帝的强力反击下铩羽而归后，曾经在历史上无数次上演的“胡马度阴山”，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岂料，清朝刚灭亡，已经在佛教的香烟中沉睡了二百余年的蒙古人，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让原本成为渔樵闲话的故事真实再现了。

事情还要从民国成立前开始说起。

1907年，著名的立宪派杨度，在《中国新报叙》一文中，曾大声疾呼：一旦推翻帝制，必然会出现“蒙回藏持民族主义者也，无欲与汉人同立于一国家一政府之下以为生活之心，则必乘此以解纽而各离立”的分裂局面。以此来反对革命之说。

杨度说的确实有一定道理，清朝对于边境各族的统治，其“名分”是很复杂的：

对于蒙古，通过消灭北元汗廷而继承元朝法统，被蒙古各部尊为“博格达汗”，并以会盟的形式，将之划为为自身服务的军事组织。对于西藏，继承元朝方式，一方面在形式上将土地人民以施主的名义赐给达赖与班禅两大活佛，另一方面则派驻驻藏大臣予以管理监督,这便是西藏所称的“供施关系”。对于新疆的回部，也就是维吾尔地区，则实行以伯克制为主，札萨克制和郡县制为辅的一区三制。扎萨克制是与蒙古相同，设置哈密回王等地方领主，伯克制隶属于伊犁将军等军府大臣，专管民政，虽然废除了世袭，但各地伯克常能任职终生，俨然一方土王,其权力的来源，便是皇帝的恩赐。

在杨度看来，清朝皇帝这些身份，共和后的政府是难以继承的，而蒙回藏各族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根本无法与汉人一同“共和”，革命的结果，将是四分五裂，出现“汉蒙回藏分为四小国”的情况。

不过，杨度太过高看清朝的“凝聚力”了。虽然在法律、宗教、政治各方面有着看似精密的安排，但清朝毕竟是皇权专制帝国，维系广大版图主要靠的还是武力，是“以力不以德”的。一些被后世津津乐道的佳话，如“满蒙一家”，其实也只局限于蒙古之小部分，如科尔沁等部，联姻不断，血浓于水。而对于其他蒙古各部，无一不是铁血征服，还出现过在土默特“烧绝板升”（板升为蒙古语，意为城市），屠灭准噶尔，血洗青海诸部等“武功”。

待到王朝衰落，武力不足恃，而又在宗教、政治上有所偏颇，各族之离心便是题中应有之意。

1846年开始的新疆起义，结果导致浩罕汗国入侵，建立了“洪福汗国”，统治天山南北达十一年之久，虽有名将左宗棠将之攻灭，但也可看到清朝对于新疆之政策，早已瓦解。

而清朝末年，因为外患日炽，清朝皇室对蒙古王公和蒙藏僧侣集团的倚重和优待也日差一日，对黄教活佛日益怠慢，放垦蒙地，在四川藏区改土归流等等作为，已经将“协和万邦”的幻象自行破坏无余。

于是，在清朝生命地最后几年，除了因为阿古柏之乱而划为行省的新疆尚且能维持表面平静之外。蒙藏各地早已风起云涌。

在西藏，随着1903到1904年的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清廷的软弱使得西藏僧俗对之彻底失望。在此之后，不过是“外示诚朴,阴实抗违”，十三世达赖喇嘛更已经开始独自在英、俄之间周旋。待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西藏噶厦政府更是立即划疆自保，1913年10月，将驻藏清军驱逐出境，成为实际独立之地。

蒙古地区比此尤甚，原本就被垄断贸易的山西商人用高利贷“套牢”，而自从放垦蒙地以来，上至王公、下至牧民，无不生计日蹙。规模不等的抗垦起义此起彼伏。而要说到争取独立，更是比西藏还早，清朝还未灭亡，便已经策划于密室，发难于基层了。

辛亥革命爆发于1911年10月，而早在三个月前，是年7月，以哲布尊丹巴八世为首的外蒙古活佛、王公，便在库伦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实行独立，并密派代表团往俄国寻求支持，获得沙俄政府“通过外交途经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的承诺。

武昌起义爆发后仅一个月，11月30日，外蒙古库伦政府便向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后通牒，宣布“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不日登极”，要三多立刻出境。三多是个颟顸无能之辈，本就无意忠于职守，再加上朝廷此时早就大乱，根本不能指望，于是接到通牒便逃之夭夭。

12月16日，库伦独立集团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奉哲布尊丹巴八世为“博格达汗”，这是当初蒙古各部尊奉给清太宗皇太极的称号，以此来宣布，清朝皇帝对蒙古统治已经终结。

1912年1月，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弃城离境。是年8月，库伦武装占领科布多城。到1912年年底，库伦政权控制了唐努乌梁海之外的整个外蒙古地区。

若论人口和经济实力，外蒙古本不如内蒙古，为何“首义”却在外而非内？其原因甚为复杂：

按照清朝管理蒙古的盟旗制度，内蒙古分为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没有哪位王公可以有号召各旗的影响力。人口虽占蒙古人口三分之二强，但其地已经各族杂居，很多地方蒙古人已不占多数。且虽然黄教兴盛，但掌管内蒙古教权的章嘉活佛其法座是在青海，自己本身又是驻京四大活佛之一，并不常驻内蒙古，也就不可能拥有巨大的政教权威——无论从政治实力、民族主义还是宗教力量，内蒙古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核心。

而外蒙古，虽然只占蒙古人口不足三分之一，又被分为四盟四部八十六旗，且有清朝之驻库伦办事大臣全权管理监督。但终清一代，原有的土谢图、扎萨克图、车臣三大汗室仍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而最高活佛哲布尊丹巴也具有宗教上的最高权威，且其一世、二世均转世于土谢图汗家族，即使从三世起均要从藏区转世，但以转世论而言，仍有着蒙古可汗的血统。再加上外蒙古地处偏远北疆，其他民族极少涉足，只有少量汉商行贾，民族构成也较为纯粹。

于是，外蒙古“当仁不让”，挑起了独立重任。

杨度的担心几乎成为现实，民国刚成立一年，原来清帝国的版图上，便出现了外蒙古和西藏两个实际独立地区，虽然没有“一分为四”，却是“一分为三”。不过，这岂是革命之过？不过是清朝的“遗产”，被民国无奈继承罢了。

西藏的噶厦政府虽然驱逐了内地驻军，但自知实力不足，对于青海、四川的藏区，便只能视之为化外之地。而库伦政府既然自称“大蒙古国”，便是有将“向系同族同宗”的所有蒙古地区纳入统治范围的心意，而不会仅局限于漠北一隅。

从宣布独立之日起，库伦政府便向内蒙古、新疆等地的蒙古各旗发出了统一蒙古的“谕令”，劝谕各旗“一体归顺”，并承诺只要归顺，王公沿袭原爵，俸禄不变，王公以下贵族晋升一级，普通民众所有捐税免除等等。

然而，虽然按照俄国出版的《蒙古人共和国通史》中所言，内蒙古相继有三十五旗响应或者支持独立，但实际情况远非这么简单。在武昌起义之后，众多蒙古王公，包括外蒙古车臣汗部郡王多尔济帕拉穆，还都在北京组成“蒙古王公联合会”，为保住大清帝国而积极奔走，并上书重新出山的总理大臣袁世凯，表示“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并说：“前此库伦所以宣言独立者，非叛大皇帝，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实以改为民主之讹传，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

他们不但宣称自己“于大皇帝无二心”，而且还为库伦政府辩解，说“非叛大皇帝”而是“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这不仅是表忠心，还露出了为难和彷徨：怎么做才对自己更有利，心里实在没有底。

于是，“博格达汗”谕令所到之处，内蒙古各地有的阳奉，如呼伦贝尔，有的阴违，如阿拉善、锡林郭勒，还有的断然拒绝如鄂尔多斯、察哈尔、土默特，并没有获得望风而从的预期效果。

宣谕既然不奏效，那只能用武力解决了，库伦政府决定，派兵“将内蒙古六盟二十四部一律荡平”！

2

外蒙古包括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赛因诺颜部及唐奴乌梁海，人口不足七十万，而唐奴乌梁海又未能纳入统治，可征发的壮丁自然不足，即使组成军队，没有现代化的军事训练和指挥，也不过是乌合之众。尤其外蒙古一直以畜牧业为主，并无现代工业，自然不可能自行生产枪械弹药。

而民国政府虽然刚刚成立，内部尚未统一，局势混乱，但人力、物力、财力都有着压倒性优势，且有着被西方人赞扬过的新式陆军。

那库伦政府怎么会有底气，派兵南下呢？

因为有人帮忙，那便是沙皇俄国。

沙俄对蒙古地区的野心持续了数百年，虽在清朝强盛时遭到遏制，但从未放手，待到清朝衰落，更是巧取豪夺不遗余力。外蒙古各部原本都与沙俄有着数代冤仇，但现在既然和中国闹翻，又无第三方国家接壤，便只好求助于沙俄了。

这样浑水摸鱼的机会沙俄政府自然不会错过，于是立即予以援助，向库伦政府提供“五至九响快枪四万杆，子弹四千箱，大炮八尊”的军械，并派十七名军官、四十二名军士帮助其训练军队，使得原本“从前不善用枪”的蒙古兵，熟悉了枪械使用。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无偿的，其代价是两个条约的签订：1912年11月3日，库伦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俄蒙协约》和《商务专条》，给予俄国人在蒙古各地自由居住迁移、经营工商业、免税贸易、租买土地、开设银行、设立邮政、享有领事裁判等权益。

可悲的是，不仅条约要出让主权，这些武器还得要真金白银来买——俄国的买卖，从来都是绝不互惠，只赚不赔的。

虽然援助者包藏祸心，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库伦政府此时也只能一往无前。

1913年1月24日，四路大军以达木丁苏隆为总司令，以巴布扎布、玛克萨尔扎布、那逊阿日毕吉呼、海山、陶克陶、穆荣嘎、丹必坚赞为各路指挥，分头出兵：中路军沿锡林郭勒盟东北部、昭乌达盟的林西一线向东南及东北进兵；西路军沿库张公路向内蒙古中部进兵；东路军向内蒙西部的中公旗(今内蒙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武川、四子王旗、陶林(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中旗)等地进兵；还有一支别动队，则用以驱逐进驻察罕通古的新疆部队，并收服阿尔泰及新疆北部蒙古各旗。

对于蒙古军的南下，民国政府早已掌握情报，但并没有认真对待。因为从清朝中期开始，曾经威震天下的蒙古兵就已经衰弱不堪，担负不起为清朝守边的重任了，末年出了一位僧格林沁，在剿灭太平军、抗击英法联军等役中挽回了一些颜面，但随着他在围剿捻军时战死，蒙古骑兵精锐尽失，只剩下“蒙兵不能战”的评价。

若非如此，清廷怎能大量放垦蒙地，无视蒙古的不满呢？而且一万余人的兵力，实在算不得雄厚，相对而言，民国军队在乌珠穆沁、多伦诺尔、打马诺尔一带，驻有陆军第一师、第四师各一部以及淮军、毅军、察哈尔马队、禁卫军、宣化巡防队共四千人；张家口、宣化、丰镇一带，驻有陆军第一师一部、淮军、保卫军以及山西、宣化巡防队和巡警、绿营等共九千一百人，两处驻军已达一万三千一百，这些不但是成军已久的正规部队，而且人数也超过蒙古远征军。

因此，民国军政要员普遍有着“库兵虽有南犯之耗”“为数不多，防剿尚易”的想法，认为只需“扼要防堵，以杜窜扰”，而“毋庸派兵会剿”。

然而，双方一接战，民国政府就发现自己的预测太乐观了。

在民国政府尚未做出反应之前，蒙古军迅速占领了达里冈崖，此处是内外蒙古之间的战略要地，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与外蒙古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之间，是清朝时由该两部划出作为皇室牧场之地。占领此地，蒙古军便掌握了战略主动权，随后蒙军将领巴布扎布便在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击溃了民国军。

紧接着，民国军一败再败，乌珠穆沁及昭乌达盟之大王庙、米僧庙、什巴台、黄瓜梁等地相继失守。

发现所谓“为数不多，防剿尚易”的想法根本不切实际，民国政府迅速调派军队参与防堵，察哈尔都统、陆军第一师师长何宗莲率所部在多伦诺尔一带与达木丁苏隆所部展开激战。

何宗莲是天津武备学堂出身，久经行伍，甲午战争时曾与日军作战，屡挫强敌，也算一员骁将。岂料他所面对的达木丁苏隆虽然并未读过军校，却是位军事天才，开战伊始，达木丁苏隆便派出骑兵分队迅速渗入多伦诺尔腹地，截断了何宗莲部后路。何宗莲腹背受敌，全线溃败，死伤者竟占全军百分之八十。

民国政府不得不又将北洋陆军第三师第三旅卢永祥部、第八师第十六混成旅王汝贤部、淮军骑兵第一旅陈文运部派往多伦诺尔，并命令热河毅军做好支援准备。民国军在察哈尔东部及热河北部的军队已达二万一千四百人。

但是，军队的增多并没能改变战局，是年4月，锡林郭盟东部及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等地均被蒙古军占领。5月，何宗莲派支队司令李奎元率步骑兵各两营，炮兵、机关枪兵各一连驻防苏尼特右旗，但很快便在蒙古军的进攻下“全军哗溃”，李奎元自己也身受重伤。

6月，民国政府又任命卢永祥为察防前敌总司令，率混成第五旅出张家口，负责剿办事宜。虽然一度占领苏尼特右旗王府和滂江一带，但很快便在因后勤辎重被蒙古军劫夺而无力再战，被迫在7月迫放弃所得之地而后撤。蒙古军总司令达木丁苏隆进而攻占察哈尔正蓝旗。

到了8月，新任多伦镇守使王怀庆，率所部万余人欲图收复察哈尔正蓝旗，于当月10日在当地灰苏音塔拉一带遭到蒙古军达木丁苏隆所部数千人截击，双方鏖战两日，民国军大败亏输。从此，在当地牧人中，便有了“王大帅率七万骑兵”被达木丁苏隆所部在灰苏音塔拉战役中消灭一万余人，而蒙古军却未损失一兵一卒的传说。这虽不可信，但民国军遭遇了开战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却是事实。

从1913年1月到8月，大半年时间内，赳赳武夫的北洋将领在对抗蒙古军的战事中，屡战屡败，丧城失地，而取得的一些胜利，却最多不过让蒙古军损失百余人。民国督战指挥部致电北京，对战争的失利大倒苦水：“外蒙古军队无固定的作战阵型，且经常出奇制胜。我军欲战，敌军早已不见踪影。骑兵之战马速度极快，我军为此烦恼不已。”

北洋将军“烦恼不已”，而相对的，进士出身，满是书卷气的新疆都督杨增新，却在阿尔泰的察罕通古，先后四次击退前来进犯的蒙古军，击毙数百人，缴获大量物资，而自己仅损失不足百人。

库伦政府四路出击，新疆一路被遏制，而另外三路却都颇为顺利，不但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北部、昭乌达盟北部的广大地区全部占领，还兵临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以北，张家口、多伦、林西一线。而因为一连串的胜利，很多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内蒙古蒙民也加入了远征军，其军势一度膨胀到一万五千余人。

似乎，库伦政府一统蒙古的愿望，马上就要达成。

然而，到了是年9月，转折发生了。

3

1913年9月，原本攻势凌厉的蒙古远征军，开始出现了大量的逃兵，很多重要将领，如那逊阿日毕吉呼、穆荣嘎等相继在民国政府的劝降下“投诚”，有的将领，如为库伦独立四处奔走、立下汗马功劳的海山更是主动派出子弟，到北京与民国内阁总理熊希龄联系，表示自己“心已倾向内附，会合同志，意在陆续来归”。

屡战屡胜之时，蒙古军为何会出现如此局面？

原因很简单，后援断了。

此时的库伦政府再也无法供应远征军所需的物资了，当初从俄国购买的武器弹药已经消耗殆尽，而府库空虚，想买也拿不出钱来了。

当然，库伦政府还可以用借贷的方式向俄国购买武器，但俄国已经“郑重劝告蒙古政府停止在内蒙古之军事行动”，武器是绝不会再卖了。

难道俄国突然良心发现，不再想染指蒙古了？

自然不是，这头北极熊不仅拥有蛮力，还有着精明的算计。对俄国而言，一个囊括了内外蒙古的真正独立的“大蒙古国”，对自己绝无好处。原因有三：

其一，蒙古一旦独立并统一，必然会导致连锁反应，俄国境内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等蒙古地区，必然会谋求与之合并，这岂不是剜自己的肉么？

其二，蒙古若真的独立，必然会寻求西方各国支持，一旦各国承认其独立，则必然派驻领事馆，蒙古的权益又岂能为俄国所独占？

其三，日俄在1912年划定了两国在内蒙古地区的势力范围，并相互作了保证，绝不越线，若包括内蒙古地区在内的“大蒙古国”出现，必将导致日俄关系紧张。

因此，俄国希望的，是外蒙古在自己控制下的“自治”，从而权益独享。之所以初时愿意援助蒙古远征军武器，只是为了对民国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在谈判中占得先机。

蒙古远征军的将士当初踌躇满志的踏上征程时，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努力，不过是为俄国在谈判桌上增加一份筹码而已。当他们进入内蒙古，与民国军鏖战之时，俄国与民国北京政府的谈判也在紧张进行。

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初时一直抵制俄国各项要求，指出：“蒙古为中国领土，现虽地方不靖，万无与外国订条约之资格，兹特正式声明，无论贵国与蒙古订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但随着在内蒙古战局失利，再加上宋教仁被刺，国内局势日趋紧张，他必须集中精力对付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便再也没有与俄国较真的底气了。在谈判过程中，首肯了外蒙古自治，由俄国保护。

既然得到了民国政府的承诺，俄国自然要求库伦政府撤兵，以向民国政府表现自己的“诚意”。

不过，此时的库伦政府并不是日后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还做不到对俄国俯首帖耳，收到俄国通牒后，虽再无法向前线提供军需，却并没有下达撤军命令。也许，他们还寄希望靠远征军的奋战，独立完成统一蒙古的理想。

远征军的司令达木丁苏隆也领会了政府的意图，加紧了进攻的步伐。9月12日，蒙古军兵分四路围困林西，猛攻多伦。多伦镇守使王怀庆率所部死守，蒙古军屡战不利，只得解围。

经过此战，蒙古军所剩不多的弹药更加捉襟见肘。达木丁苏隆调整战术，开始集中兵力进攻民国军的军营，希望以战养战、抢夺补给。但放弃擅长的机动野战，而与民国军进行阵地战，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长，自然难以奏效，不但未能解决危机，反而增加了伤亡。

到9月下旬，蒙古军已再无力发动任何进攻。达木丁苏隆不得不多次向库伦拍急电求援，但都如泥牛入海，其部坐困愁城，士气降到了冰点。

而相对的，民国政府则分别从河南、东北调集重兵，在内蒙古境内共集结了三万六千步兵，五千骑兵，七十八门大炮，二十门迫击炮，并调整战术，增强各部之间的协调联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以排山之势压向蒙古军。

弹尽援绝的蒙古军立即陷入全面溃败，各处据点纷纷失守，成建制的部队溃散逃遁。到是年10月，达木丁苏隆率最后的一千余名士兵在多伦诺尔兆奈曼庙一带与民国军进行了最后一次决战，在经历毫无胜利希望的九次战斗后，被迫撤退。

远征军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库伦政府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1913年11月5日，民国北京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五条和《中俄声明另件》四条。以库伦政府外交大臣杭达多尔济为首的强硬派虽坚决反对，但大局已定，库伦方面已经在牌局中无足轻重了。在两个声明文件中，沙俄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民国政府承认了《俄蒙协约》的内容并默认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控制权。

1913年年底，在俄国一再的“劝告”下，库伦政府终于下令所有蒙古军撤出内蒙古，所占各地相继被民国军收复。

这场持续一年的战乱在内蒙古被称为“乌赫日吉邻维曼”，意为“牛年之乱”。

无论库伦政府提出的“民族独立”，还是民国政府打出的“维护统一”，什么样的口号对普通百姓而言都太过遥远，而战乱带给他们的摧残则是真切而惨痛。史载，蒙古军所到之地，“抢劫商富，搜杀汉人，焚烧房屋，至为惨毒”，后期为了获得给养，也强征蒙古牧民牲畜，常常“尽掠所有”。而民国军所到之处，“见蒙族人不问兵民，不别善恶，相继斩杀，并放火掠夺”，对佛教寺庙，也“见召（召：藏语，意为寺）即焚之”。两军交战之地，更是“路无行人”，“鸡犬无存”。

随着战乱的平息，谋求独立的未能独立，希图统一的也未能统一，满目疮痍之后，历史并没有按他们任何一方的希望发展。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三方代表在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该《协约》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外蒙古“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及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但有“办理一切内政并与各外国订立关于自治外蒙工商事宜国际条约及协约之专权”。中国政府在外蒙古既无权驻军又无权管理工商行政事宜 ,事实上承认了俄国对外蒙古的全面控制。

而在协约中有关的划界问题，俄国还留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伏笔，《协约》中规定：“自治外蒙古区域……以喀尔喀四盟及科布多所属，东与呼伦贝尔，南与内蒙，西南与新疆省，西与阿尔泰接界之各旗为界。”

东、南、西南、西几个方向都确定的边界，而唯有北方没有，因为《协约》中规定那里“应另由中俄两国及自治外蒙古之代表组成之特别委员会办理，并在本协约签字后二年内开始会勘”。

这“二年内”要会勘的是什么地方呢？唐奴乌梁海。俄国用缓兵之计，腾出了时间。没等二年的约定到期，便于1914 年7月派兵进入唐奴乌梁海，确立了“保护”关系。

而在蒙古军南下时，全力配合响应的呼伦贝尔地区，也随着1915年11月6 日中俄双方《中俄呼伦条约》的签订，成为了“特别区域”，为俄国所控制。

库伦政府与民国政府，在这场博弈中，双输。

4

自治后的库伦政府，再无进取之心，在俄国的控制下，不但不能团结图强，反而迅速陷入到内部倾轧的漩涡当中，爆发了僧侣集团与王公集团的政争。很快，王公集团完败，独立时的“开国元勋”，土谢图汗部亲王杭达多尔济、赛因诺颜部亲王那木囊苏伦先后“暴死”，僧侣集团获得了自治政府里的独尊地位。

命运已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内讧中的胜与败，又有什么意义呢？

相对于库伦政府的颓废内耗，民国北京政府相对要积极一些。

血战一年，外蒙古、唐奴乌梁海、呼伦贝尔虽没有成为“大蒙古国”，却全都成了俄国的盘中餐。民国政府无力与之相抗，只能退而在内蒙古加固藩篱。

1914年，民国政府先后设置了三个特别区：

热河特别区，辖原直隶省热河道及内蒙古地区的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治所设在承德。

察哈尔特别区，辖原直隶省口北道所属的张北、独石、多伦三县和原绥远都统所属的丰镇、凉城、兴和、陶林四县，及内蒙古地区的锡林郭勒盟、察哈尔部的左右翼八旗等处，治所设在宣化。

绥远特别区，辖原山西省绥远道及内蒙古地区的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治所设在归绥。

这三个特别行政区后来分别改为行省。这一行政区划的改变虽加强了对内蒙古地区的控制，但也加剧了蒙古盟旗与行省行政的矛盾，一区多制，互有掣肘，日后内蒙古纷纭复杂的各种政治运动与冲突，也随之埋下了伏笔。

又过了三年，民国政府甚至借着时势的变化，来了一次大翻盘。

1917年，沙皇倒台，紧接着“十月革命”爆发。俄国发生红白内战，各列强争相介入，也导致外蒙古局势发生变化。1919年1月，日本西伯利亚干涉军支持白俄军官谢米诺夫在乌金斯克组织布里雅特、外蒙古、呼伦贝尔部分王公会议，组织“大蒙古国临时政府”，拥立第八世内齐托因活佛为政府首脑，商议所有蒙古地区独立事宜。一时间，蒙古各地再次风云际会，乱象频生。时任民国驻库伦办事大员的陈毅，立即急电中央政府，要求出兵安定外蒙古，其急切之情，被形容为“声嘶力竭”。

是年9月，被任命为西北筹边使的徐树铮率军进入外蒙古，软硬兼施，终于使得库伦政府于11月20日取消“自治”，民国政府收回了外蒙古、唐奴乌梁海的主权。此事被《大公报》等媒体称为“历史未有之盛事”。

两个月后，1920年1月，《中俄呼伦条约》也被废止，民国对呼伦贝尔恢复行使主权。而那个有名无实的“大蒙古国临时政府”，也在民国军进驻外蒙古后，知道事不可为而自行解体，其首脑内齐托因活佛等人被民国军诱杀。

然而，徐树铮在外蒙古行事过于强横，自称“手握重兵，恐吓蒙人，譬持刃以吓家儿”，一些作为，如软禁哲布尊丹巴、杀害达木丁苏隆等事在蒙民当中积怨甚深，使得反抗的暗流在地下涌动。加之他所代表的中央政府不过是北洋各系中的皖系，其筹边之功只能与皖系的胜败相始终。

1920年7月，直皖战争中皖系落败，徐树铮流亡，“历史未有之盛事”便风流云散。

1921年，白俄男爵恩琴率所部八百人进入外蒙古，以拥护哲布尊丹巴复位为旗号，裹挟大量蒙民猛攻库伦，已经被任命为库乌科唐镇抚使（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奴乌梁海）的陈毅虽然有四千军队可用，但分属各派军阀，调动不灵，再加上物资储备奇缺，结果库伦只守了两天便告陷落。恩琴做了外蒙古的摄政王。

恩琴被称为“疯男爵”，行事残暴荒唐，虽占领库伦，但并不能安定局势。哲布尊丹巴曾暗中派人到北京，希望中央政府派兵驱逐恩琴。可此时陷在内战泥淖的各派军阀互相掣肘，在由谁统兵出征、从哪里出征、地盘划分等问题上迁延扯皮，久久不能出兵。

民国方面反应迟缓，而新近崛起的苏联却潮鸣电掣。牧民出身的苏赫巴托尔、乔巴山等人在苏联的帮助下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得到大量武器物资的支援后，与入境的苏联红军密切配合，迅速消灭了只做了几个月摄政王的恩琴，并顺带将驻扎在外蒙边境中国军队驱逐，建立了君主立宪政府。哲布尊丹巴八世再次成为了“博格达汗”，但外蒙古已经不是活佛和王公的时代了，一场触及肉体和灵魂的革命将在这片土地上全面展开。

1924年，哲布尊丹巴遇害，君主制被废除，“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

同一年的民国，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被冯玉祥政变推翻，孙中山北上商讨国事，皖系段祺瑞复出，奉系张作霖欲图出关问鼎中原，已经乱成一锅粥，再之后，国民党北伐、国共分裂、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等等相继而起，北方的蒙古发生了什么，没人有时间和精力来关心了。

直到21年后的1945年，挺过了抗战的南京国民政府想起了外蒙古，在与苏联谈判时，要求收回外蒙古主权。但此时，苏联通过“三区革命”控制了新疆北部，通过对日宣战出兵东北而控制了东三省，苏联表示，若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则新疆将继续革命，东北也将交予中共。斯大林更用一句话明确表示：“你没有这个实力，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南京国民政府无奈之下，只得出于“舍一北（外蒙古）保二北（西北东北）”的考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在“全民公决”的前提下，可以承认外蒙古独立。

“全民公决”自然看似公道，而从1937年开始，外蒙古在苏联的操控下，用“肃反”的名义屠杀了十分之一的人口，所有对苏联不满的人都已被消灭，这样的“公决”根本没有悬念——全国有投票权的公民共四十八万七千四百零九人，全部投票赞成独立，百分之百通过。

“公决”结果如此，再无转圜，1946年1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于1950年与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宣布废除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迁往台湾的国民政府便据此宣布，既然条约废除，则当年承认外蒙古独立为无效，“认为外蒙已恢复为我国领土”。

虽提出无效，但已退守台湾一岛，有效与否都不再是台湾当局说了算了。

从1911年开始，经历了三十九年的风云变幻，在流了无量鲜血之后，“蒙古问题”似乎终于结题了。

不过，还有一个地方，结题比外蒙古还要早。那便是唐奴乌梁海。

1921年，苏联控制外蒙古的同时，又主持了唐奴乌梁海的“独立”，建立了“唐努图瓦共和国”。两年后，“唐努图瓦共和国”改名为“图瓦人民共和国”。

1948年3月17日,苏联广播电台对外宣布:“图瓦人民共和国并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为图瓦自治省。”

此时的中国，国共之战如火如荼，南京国民政府在自顾不暇之余，仍向苏联提出抗议，但无实力的抗议，不过清风拂山岗而已。

这一回，苏联连说一句“你这是废话”的兴趣都没有了。

来源：微信 CHINGGIS HA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