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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份出自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简称“语委”）的文件，是语委经过近一年的调查和争求意见的基础上，于1980年7月，经过语委主任会议、委员会议，部分盟市语委主任座谈会等形式征求意见，于11月中旬由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副主席兼语委党组书记、主任杰尔格勒同志签发转发的，不可能有“反动”内容，也与学生事件毫无关联。当时杰尔格勒副主席指出：“再征求有关单位意见，斟酌后才定。目前难办的事，没有必要提”。他所说的“没有必要提”的“目前难办的事”是指：“内蒙古大学要办成多数系均以蒙文教学和进行科学研究的自治区最高学府”、“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要逐步发展成为用纯蒙文教学的高等学府”等内容。但在后来具体操作时，语委的经办同志认为“语委委员中各厅、局成员都有，他们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政府批文时也会征求各单位意见”，就没有仔细文字推敲呈送到政府。正因为个别提法的不准确、过高，而造成了有些汉族教师的误解和留下个别人提意见的把柄。
就这样一个正式程序形成的文件，周惠却听信个别人的片言碎语，认为是“激发学生民族情绪”的根源之一，独断专行，遥控指挥，直接给自治区主席孔飞下达了“全部收回，就地销毁”的指示。党委一元化领导的体制和长期军旅生涯所形成的服从上级的惯性，使孔飞主席无条件服从了这个命令，他立即给办公厅打电话传达了周慧指示。当语委领导请示孔主席，此事属什么性质，如何处置时，孔飞主席一无所知。
即便199号文件果真有问题，也应该与起草单位和政府相关部门商讨，指出错误性质，并以补发文件的形式纠正错误。而周惠武断地下令“全部收回，就地销毁”后还下达“语委要检查199号文件形成过程中的错误，要查清实质问题”的指示，追查了长达7个多月，让有关人员三番五次检讨。语委领导如何表述文件中的错误拿不准，向周惠请示，他也说不出一二三。最后，语委认为：“有些提法片面，有的脱离实际”，周惠也没说什么。实际上这样的文件，只会促进内蒙古形势的稳定，而不会起到“激发情绪”的负作用。周惠的这种神经质做法给因病输液的杰尔格勒副主席无疑造成了重大心身打击。
（三）“蒙古满达图嗨！”口号的来历
八十年代初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年代。辽宁省张志新案件的平反对全国震动很大，内蒙古也借这个东风平反了好多冤假错案，其中之一就是扎木苏荣冤案。
扎木苏荣原是锡盟阿巴哈纳尔旗人民银行职工。因勤奋好学，积极工作，被选为重点培养对象，送到盟党校学习。在一次讨论发言中，扎木苏荣对“破旧立新”的提法持不同看法，说：“应该先立，而后才破”。仅仅这一观点的争论，就把年仅24岁的扎木苏荣打成“黑帮”，开出党校。1968年内蒙古“挖新内人党”，又把扎木苏荣打成“刘少奇、乌兰夫的孝子贤孙”，实行了“群专”。这些悲惨遭遇中产生种种疑团的扎木苏荣在
1971年7月24日领导找他谈话时他直接提出：“林彪就是毛泽东身边的赫鲁晓夫！”当时这是通天大罪。扎木苏荣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讽刺意味的是判决时间是林彪坠死后的1971年9月27日。扎木苏荣在监狱中进行了坚忍不拔的抗争，不穿囚服、不弯腰、不低头。林彪事件公布以后，监狱方劝他：“只要你不为刘少奇、乌兰夫辩护，就释放你”。他坚定不屈地回答：“说出去的话，拨出去的水。我从运动初期就开始被打成刘少奇、乌兰夫‘黑帮’，什么时候他们的问题得到解决，我的问题也会有结果的”。他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要求释放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1979年1月9日，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做出了“无罪释放”的终审判决。1980年5月份开始，作为典型例子，《内蒙古日报》蒙汉文版相继报道了该冤案详情。《内蒙古青年》杂志社副总编乌·达尔汉采访中得知，遭受冤屈的扎木苏荣在监狱中始终贴身携带写有蒙文“蒙古满达图嗨！”字条的情节非常感人。《内蒙古青年》杂志以《不愿做奴隶的人》为标题连续报道完之后附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就是《蒙古满达图嗨！》。“满达图嗨”蒙文本义是“发达”、“繁荣”、“振兴”，也常常用作“万岁”意。这样一个口号能“反动”到哪儿？可是学生事件平息后，周惠怀疑有人用“蒙古万岁”来煽动民族情绪，认定幕后必定有人指使，便决定派出工作组审查，找编审等有关人员追查了背景、后台。
（四）《锡林浩特蒙族青年的宣言》
周惠处心积虑收集并送到胡耀邦总书记处的“反动传单”就是一份《锡林浩特蒙族青年的宣言》手抄传单。全文如下：
锡林郭勒盟广大蒙古族兄弟们!
在锡盟的其他盟的蒙古族兄弟们!
中央28号文件所提出的八条，激起了蒙古民族的极大不满。
英雄的呼和浩特蒙古族学生挺身而出开始反对它。在广大的内蒙古草原上已经开始掀起了一场热爱民族、保卫土地的斗争。这个斗争大大得到其他少数民族的支持。
连篇累牍的充满大汉族主义的28号文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它公开侵犯民族自主，对少数民族进行压迫。所谓自治，只是名义而已。因此我们向锡林郭勒蒙古族青年呼吁，为了永远保护祖先留下的我们出生的故乡内蒙古，反对日益激化的民族压迫，为支援英勇斗争的呼和浩特蒙古族学生的行动而站起来吧!动员广大蒙古民族，斩断伸向蒙古地区民族自由的黑爪!
还我的故乡内蒙古!要收回去28号文件!自由自治自主的内蒙古万岁!
这样一个传单，充其量其中有“对少数民族进行压迫”、“斩断伸向蒙古地区民族自由的黑爪”这样偏激语言以外，还有“反动”内容吗？
还有更多的是以各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团体名义或人民群众联名形式支持、声援学生运动的声明、书信。
经过文化大革命惊涛骇浪的民众，贴个大字报，散发个传单已成习惯的年代，这些又算什么？
周惠指令下的双套机构经过一年多时间，仅侦破王见喜的油印传单。而追查学生幕后“庞大的民族分裂黑司令部”的事更是了无踪影。所收集、制造出来的一些手抄传单和团体名义或人民群众联名形式支持、声援学生运动的声明、书信等一麻袋黑材料，既不能送入档案库，又舍不得烧掉，转这儿转那儿，无处存放，只盼留着日后有用处。
周惠给学生事件乱扣“民族分裂”、“反革命煽动”、“反对党中央”等大帽，还把这件事牵强挂钩到历史，联系到补英达赖的“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和博彦满都、哈丰阿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说成是“问题的实质，还是1946年前后我们党领导内蒙古人民同蒙古族反动上层分子斗争的焦点”，定性为“内蒙古地区发生的第三次民族分裂主义路线斗争”。
争取和捍卫民族权利的斗争是，随着历史时期和环境条件，与时俱进发展的。德暮楚克栋鲁布、补英达赖、博彦满都、哈丰阿、乌兰夫等历史人物为民族事业的所作所为是一脉相承，承前启后关系，根本不是对立面。把他们对立起来的说法不符合历史，是极为狭隘的政治偏见，也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把学生事件联系到这些历史事件，不仅不起贬低、搞臭作用，反而肯定了其正确性，更抬高了其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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