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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7月中旬，周惠去北京，参加中央书记处第111次会议，汇报“内蒙古政治、经济两方面的问题”。会议由总书记胡耀邦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万里、习仲勋、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姚依林，列席的有乌兰夫、杨静仁、冯文彬、邓力群、朱穆之。根据周惠的汇报，中央书记处作出讨论纪要，于
1981年8月3日以28号文件发出。
八十年代初是拨乱反正时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全国范围掀起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摒弃“阶级斗争为纲”理论，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期。在这种大气候下，总书记胡耀邦视察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1980年4月7日中央转发了关于《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即中发〔1980〕31号文件,1981年7月16日中央又转发了关于《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的通知，即中发〔1981〕46号文件。
在中发〔1980〕31号文件中，中央明确指出：“各民族的存在，多数是千百年历史形成的，在今后很长期间也将继续存在。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如果进藏干部和解放军在帮助藏族人民完成社会改革以后，以‘恩人’和当然的‘领导者’自居，不努力培养本地干部并帮助他们真正当家作主和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巩固祖国各民族的民主平等的团结统一），轻率地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说成是阶级斗争，那末我们就不但不能加强民族团结，而且必然要给内外敌人以可乘之机。”、“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但重要的问题要事先请示，一般的问题要事后报告。”、“大力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积极帮助他们把建设西藏的主要责任承担起来。”。在其“纪要”中还提到“积极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逐步做到自治区县级以上党政群机关以藏族干部为主体”、“汉族干部要学习藏语藏文”等要求。如此新颖而开放的方针、政策只能会适应的时代才能提出，也自然会受到各少数民族人们的热烈欢迎。
内蒙古在文化大革命中，经过挖“新内人党”、“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等冤假错案浩劫，使许多干部和群众遭受严重摧残，致死、致残很多人。挖“新内人党”事件虽然在1969年的中共中央5.22批示下停止，但“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的结论下，仍然埋伏着后患。甚至郑维山为首的军管时期还在追查“未扩大”部分的“内人党分子”。直到九年后的1978年，在华国锋主席领导下的中央才彻底否定了“新内人党”的存在，开始了平反和落实政策工作。当时的内蒙古“文革”遗留下来的“左”的错误思想和大民族主义惯性思维影响还是很深的。民族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平反、落实政策还远未结束，各级领导和一般干部群众中，“文革”的派性特色，尤其“挖派”特色仍然很重。内蒙古人民急切盼望彻底恢复党的民族政策的期待中，却传来了同西藏、新疆指示、文件背道而驰的，中央关于对内蒙古工作的28号文件，使内蒙古各族人民，特别是蒙古族人民的期待成了变数。因此，在“挖肃”运动中深受民族迫害、污辱的蒙古族人民暴发抵制、反抗的呼声更加强烈了。
周惠的专案组发现和公布的所谓的“民族分裂”的“罪证”材料又是什么呢？为便于人们了解和辨别事件的曲直，在此对其进行必要的梳理和整理。
（一）
《评因周惠汇报产生的(28)号文件八条》
《评八条》是周惠的“政工组”和“01”专案组费尽心机“破获”的“最成功”案件。“01”专案组刘志忠等人首先拿《评八条》传单的打印字迹对照各机关的打印机字样，最后从字迹磨损轻重程度断定是在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打印的。于是将打字员萨仁格日乐，以去京购买新打字机为由骗她上火车，到了旗下营站，推下车突击审讯。打字员交代是李森副主任和王见喜秘书叫她打印的。
在那个年代，每年秋冬，人们都要冬储瓜菜。有一天机关分菜，王见喜将手提包放在民委机关楼前的蒙古包上面忘拿，推车子回家了。有人捡到后交到办公室主任高力套，他发现包内有传单底稿，随即送到“01”专案组。就这样，专案组不费吹灰之力又得到一个“证据”，便当夜就逮捕了王见喜。一经审讯王见喜敢做敢当，从容承认传单是茂敖海起草的，他填加补充后分发各大专院校学生的。几句话过去之后，刘志忠按照周惠指令，立即转入非法突审，直向追查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廷懋是不是学生后台。王见喜轻蔑地嗤之以鼻，未做回答。
那么，《评八条》能成为“罪证”吗？
《评八条》的初稿作者茂敖海是1947年参加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老革命，曾任过旗委书记等职。建国后在国家民委任专员，从事民族理论和民族法制工作。反右运动中被扣上右派帽子发配到内蒙古，1979年摘掉右派帽，给予平反，1981年时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从事民族理论研究工作。“28号文件”下发后，茂敖海在李森这位早在30年代参加中共的老革命的委托下写了《评因周惠汇报产生的(28)号文件八条》的文章，共六七千字。评论开头就说周惠的《汇报提纲》掩盖了内蒙古存在的民族问题，他一个人决定了二百万蒙古人的命运。他还把这个评论文章送给民族理论权威人士牙含章。
茂敖海写出的《评八条》语气缓和，逐条评价了28号文件存在的问题和提法。自治区民委秘书王见喜总感觉评论“文质彬彬”、不给力，就加了“周惠溜内蒙干部是骡子是马，现在内蒙人看出，周惠他本人非骡非马，是头毛驴，内蒙古不要他，请中央拉回去”、“我们要求由蒙族人民和蒙族党员，选出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和内蒙古政府主席”、“中国是五十多个民族的国家，不是一个汉族的国家，要改变大汉族专少数民族政的局面，要求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必须由少数民族选出的代表占半数，不然就无法解决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的问题”。
这三段话被周惠当成“反动”和有针对个人的攻击性的把柄，大会小会提，后来还成为王见喜判决书中的罪证。第一段话，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根本不算什么过头话。更何况，周惠把内蒙古干部当做骡马在先，王见喜比喻周惠毛驴在后，怎能算个人攻击呢？第二段话，虽然不切实际，但毕竟是符合法律条文、民主要求的。谁敢说“党委第一书记和自治区主席不能选举产生，要任命”，起码形式和宣传上如此要求吧？第三段话是“要改变……”这个前提词下的“要求占半数”，虽然不可能的事情，但不致于成为“民主分裂”的“罪证”，载入自治区正式文件。
早在学潮发生之前的1978年，王见喜就一篇文章中写道：“好人在内蒙古无法工作，时间长了不是被打成‘反革命’，就是被挤走。赵紫阳同志在内蒙古工作时间虽不长，但群众喜欢他，他虽走了群众还是念念不忘（当时赵紫阳还在四川，未到中央工作——作者）。还有很多年以前在内蒙古工作过，对内蒙古情况熟悉的老同志（指一些汉族老干部——作者）也离开了内蒙”。可见，王见喜不是“反汉排汉”的民族激进分子，是一位追求正义感的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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