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一位汉族姑娘经人介绍来到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国营牧场的一个卫生院工作，受到了当地蒙古族人的热情欢迎。她万万没想到之后自己会成为该地区一名极受欢迎的接生护士，为将近百分之八十的婴儿接生。不久后，她晋升为当地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一名职员，在蒙古族居民中宣传独生子女政策，曾作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代表赴人民大会堂开会。数年之后，她嫁给了一个蒙古族人，尽管那时她的蒙语还很差。这一段蒙汉婚姻受到了邻里的广泛支持和祝福。
张冬冰是这对夫妻的第二个孩子，今年26岁。在这个双语背景的家庭中长大，冬冰可以讲汉语和蒙语，如今，他是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的一名英语教师。成长中蒙语和汉语的转换为他带来了身份认同的困惑，他发现了英文这个“第三种语言”，暂时缓解了语言焦虑，但他从英语和西方文化中收集的碎片并不能解决身份认同的问题。
“我是汉族人，还是蒙古族人？或者两个都是？”冬冰说，“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答案。”
在内蒙古，蒙汉双语和多元文化环境十分常见。这一现象可以追溯到1984年，中央政府于当年颁布了《民族区域自治法》，鼓励少数民族干部学习普通话和汉文，要求小学高年级或者中学设汉文课程、推广普通话。
尽管蒙古族人对学习汉语的态度不尽相同，但是，“汉语被认为是促进该地区实现‘现代化’的一股重要力量”，复旦大学文化人类学蒙古族学者纳日碧力戈说。在中国有五百多万蒙古族居民，其中四分之一左右在日常生活中只使用汉语。但是在语言融合和转换的过程中，这些蒙古族人未能意识到他们的双语背景会在日后带来关于身份认同的困惑。
“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的诗歌是否受到了中国唐诗的影响？”有一天冬冰的一位同事问他。通常情况下，大部分中国人都会思忖谁是庞德；但对冬冰来说，他知道庞德，但却对汉语诗歌没有什么概念，更别提唐代诗歌了。
在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和冬冰曾是三年的室友。如今我突然意识到以前在宿舍我常常跟他讨论国学，但我那时竟不知道他没有学过汉语的文学经典。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即使身为半个蒙古族人他也应该知道那些连三岁小孩都能背诵的唐诗。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常常会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到十分困惑。”冬冰说。
冬冰在上小学时开始学习汉语，那时的汉语课基本用蒙语教学。“在我们的课本上也有一些汉语诗歌和谚语，但是我们通常都会忽略这些，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冬冰回忆道。
那些对历代的汉族人有着深远影响的儒学经典对冬冰来说也十分陌生。由于缺乏这些经典的熏陶，冬冰有时会带着疑惑说，“我不确定我跟汉族朋友们是否拥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所谓的‘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于我来说也有些遥远。”
听闻此言我十分诧异，便考虑以后不再把他当作纯粹的汉族朋友。后来我思索再三，决定把他看成一个来自草原的蒙古族好友，常常和朋友喝着烈酒、啃着羊腿、唱着歌一直到半夜——将来我去草原拜访他一定会十分享受这一幕。
“但是，”冬冰接着说，“每次我和蒙古族朋友一起喝酒他们开始唱歌的时候，我就只能跟着节奏点头、拍手。有时我挺享受，但是也有时候我不会唱那些敬酒歌。其实，我对蒙语文学和艺术了解也不多，因为高中时别的课业的压力实在是很大。”
得知我的“蒙古族”朋友竟也有难以融入本族文化的时候，我更觉惊诧。尽管冬冰在上大学之前都是在蒙语学校接受教育，但他蒙语的流利度并不及那些蒙语单语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我觉得我很难跟我的蒙古族朋友有非常深刻的交流。”冬冰说。
“我到底是汉族人，还是蒙古族人？”他不停地问自己，有时也会用消极的口吻说，“或者都不是？”他继续说道，“我能说蒙汉两种语言，但我缺乏的是这两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想象。我只活在当下，而缺少大的历史语境。”
近几年，冬冰见证了家乡两族人民在文化和政治方面出现的诸多矛盾，他的身份认同问题因此变得更为突出。邻里之间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他认识的一些蒙古族熟人觉得汉族人不够真诚；在一些蒙汉混合学校，常常发生蒙汉学生之间的冲突，他在描述时语气中带着几分失落，“在那些学校中有一种对汉族学生不友好的情绪。”
“在中国，汉语占有主导地位。伴随汉语而来的则是显性和隐形的价值观、信仰、目的和活动，这些都将促成国家的建设。”纳日碧力戈教授指出。在国家建设话语以及汉语同化的语境下，“在很多城区，蒙语教育呈现出一种下降趋势，从而导致蒙语和和蒙古族文化的衰退。”
自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以来，在内蒙古的很多中学，特别是呼和浩特这样的大城市，英语的重要性也开始显现。由于英文和汉语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蒙语的使用随之减少。如此，三语教育的模式在内蒙古的很多地区应运而生。纳日碧力戈教授说，在一些地区，一些蒙古族和汉族都常常认为“英文和汉语代表着先进，而蒙语则意味着落后……，汉语和一门流行的外语正好迎合了很多蒙古族知识分子提高社会地位的需求。”
“蒙古族人和他们的文化正面临着西方化和中国化的双重挑战。”纳日碧力戈教授进一步指出，“西方化和中国化象征着‘进步’与‘繁荣’，而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则能提供情感和精神上的平衡。他们必须在这之间做出一个选择。”
在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面前，高中毕业时张冬冰决定去北京上大学。他害怕如果自己留在内蒙古当地的大学，比如内蒙古大学或内蒙古师范大学，他“很有可能大学四年每天都在跟朋友喝酒中度过。”
2006年，在北京邮电大学经过一年的少数民族预科班的学习之后，冬冰终于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在那里，供他选择的专业只有一个——英语。
冬冰在1999年就读初中时开始学习英文，班里同学的程度都很差，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个英语老师很快就被这些学生“气走”辞职了，从此这些学生中断了英语学习。冬冰直到进入了一所市级的高中之后才重新拾起久违的英语，并花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一般人需要六年时间才能完成的课业。
“由于我在初中时没学过英语，所以读高中时我真的非常努力。我在一本笔记本上抄下了所有的英语语法。我们在课上不需要讲话练口语，我需要的是在高考考个好分数，这样我才能进入一所重点大学。”冬冰说。
但是当冬冰如愿进入大学之后，他马上就意识到在课内外说英文是多么重要。“我开始享受在英语文学课上跟教授用英文进行讨论，而大多数别的同学通常都是保持沉默。”他说。
根据香港教育学院赵振洲教授的一项研究，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共有901名少数名族学生，其中蒙古族学生132名。赵教授在《中国高校中的蒙古族人》(China’s Mongols at University)一书中表明，蒙古族学生最大的障碍仍然是成绩。
“在北师大的英文系，每年约有十名学生不能通过全国英语专业考试，其中超过一半是蒙古族学生。”赵教授写道，“该系的一些老师表示蒙古族学生的学术表现差异很大，但一个班里成绩最差的学生往往是蒙古族学生或者是从新疆来的学生。”
在大学期间，冬冰是属于那些少数在学术上表现优异的蒙古族学生。在大一学年末，他获得了专业奖学金。冬冰激动地总结说，“只要你足够勤奋，你就能获得进步并改变自己的现状。”
现在冬冰的英语十分流利，他也成了一名备受欢迎的年轻英语老师。有时当我们探讨一些严肃、深刻的话题时，我们常会切换成英文模式。英语作为一门共同的学术语言，成为了我们进行智性交流的一片中间土地。“我的中文写作非常差，所以我更喜欢用英文写作，因为英文可以更好地传达我的想法。”冬冰说。
最近，我去北京的中国矿业大学旁听了一节他的英文课。在课上，他从头到尾都说着英文，尽管我发现有部分学生跟不上他的节奏。我意识到，英文作为他曾经的专业和现在的工作领域也许使他忘记了自己在蒙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挣扎，或者至少暂时缓解了他对身份认同问题的焦虑。但是那些他从英语和西方文化中收集的碎片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冬冰遗憾地说，“一门语言也许可以帮助你打开一扇了解别的文化的窗户，但同时你也可能失去一些你本不应该丢掉的东西。”
冬冰的蒙语写作能力也在退化，他在北京也没有很多机会练习蒙语。即使他有时跟家人和朋友打电话时用蒙语进行交流，但使用的基本是最简单的生活用语。如此，蒙语语言磨蚀似乎不可避免。但冬冰还是十分渴望与蒙古族人交流，如他所说，尽管在北京已经住了八年多也交了很多汉族朋友，他还是觉得自己与蒙古族朋友的关系更为紧密，因为“蒙古族朋友更令人信赖”，与他们聊天觉得“很亲切，跟在家一般”。
中国政府始终试图控制中国广泛存在的民族问题。“只要能够控制好民族问题，避免族群忠诚和国家奉献出现冲突，那么政府就能在保持和促进稳定方面取得成功。”纳日碧力戈教授表示。
稳定的诸多代价之一则是语言和身份的碎片化。像冬冰这样的蒙古族人，正在为试图平衡他们的多重身份认同而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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