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是有文化的（王力雄）

资料图片：在草原上放牧的藏民。（参与网）

上节说到的“藏人整体迁移出所有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区”，眼下正在西藏高原广泛地实行。中国当局把江河上游的生态破坏归咎于藏人“过度放牧”。按照他们的直线逻辑，既然“过度放牧”，生态的敌人就是牧民，而理想的草原应该是没有牛羊的，只要把人和牛羊赶出草原，生态就会万事大吉。牧业的作用不就是为了得到肉奶产品吗？现代的工业化饲养足够提供相应产品，因此就不再需要那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了。

把牧民迁出草原，当局采取物质吸引的手法——由政府免费提供如军营般一栋栋整齐排列的住房，每家一年还给几千元生活费。这种诱惑开始很起作用，牧民纷纷卖掉牛羊，进城当城里人。而牧民面对市场，如同小孩子进超市，什么都想拿。进城后的牧民买汽车、买电视，学城里人用手机、用化妆品，下饭馆，进娱乐厅，很快就把卖牛羊的积蓄花光。他们学会了在城市花钱，却不会在城市挣钱。他们接受了市场的规则，却没有能力在那规则中竞争和取胜。除了有些人做点小买卖，或是买辆便宜汽车拉活，很多人只是晒太阳，打台球，看电视，睡懒觉，一天天周而复始。原本勤劳的牧民变成了城镇里的二流子。

接下来发现，对于什么都要钱的城镇，当积蓄花光，政府给的一年几千元根本不够生活。何况政府的钱不会一直给下去。而放弃了原本熟悉的生产方式，牧民在市场上只能找到挖沟填土那类最低等的工作，不可避免地沦落到社会底层。他们的子女因此得不到好的教育，从而将会继续留在底层，当构成这种循环，问题就更加严重，成为日益彰显的危机。

其实，藏人祖祖辈辈在草原放牧了几千年，为什么过去生态没有破坏？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就得由牧民承担这个责任？我听过藏人环保人士描述国外专家做过的科学实验——用光照模拟阳光和气候变化，用割草模拟牛羊吃草，长期的观察对比显示，有放牧的草原比没有放牧的草原更有利生态的多样化，因此放牧对草原生态应该是有利的。

在当权者只看物质的眼中，放牧只是单纯的经济活动，其中没有文化，也没有人，因此随时可以用另一种经济方式取代。然而。牧业首先应该被视为是一种人文生态。当决策者认定工业化饲养可以解决肉奶供应时，也许没错，可人的世界在物的层面之外，还有文化存在。牧业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也是牧民与生俱来的生存方式，草原是牧民的世代家园，是他们感情寄托的地方，也是他们的能力和自信的立足之处。在草原上，他们是顶天立地的主人而非沦落底层的寄生者，这些都比肉奶生产更重要。尤其是，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西藏高原上，牧业是“天人合一”的藏文明的基础，因此对牧业的摧毁，实际效果等同于对西藏的“文化灭绝”。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ueyumantan/wlx-09232013093551.html

BBC: 中国公安部长撰文呼吁抵制反华势力渗透

中共执政面临巨大压力。



中国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郭声琨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坚决抵制西方反华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

他要求各级警方“切实增强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善于研判形势，坚决抵制西方反华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依法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捣乱破坏活动。”


郭声琨警告说，这关系到“政治及政权安全，事关党的执政地位及国家核心利益”。

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红色江山不改变颜色，保证我们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郭声琨还要求“大力加强反分裂斗争，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

他同时还说，要加强对互联网的管控，“以确保网上良好秩序”。

面临挑战

长期以来，中共政权面临越来越多的民众呼声，要求惩治腐败，依法治国，网络要求民主的声音更是日益高涨。

此外，中国民间、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发生暴力抗争事件。

过去四年，已有120多名藏人自焚，抗议北京的西藏政策。

继去年10月底的维人袭击天安门金水桥案之后，新疆最近更是连续发生袭警事件。北京政府将此归咎于“海外疆独组织策划的反华行动”。

中共政权对待来自社会与网络的批评与民主呼声以及民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抗争通常以严厉镇压的方式解决。

郭声琨的文章表明，中共政权将不会检讨是否因为自身制度与政策的失误导致民怨，而将一如既往地对所有“敌对势力”继续进行严厉镇压，以维护其统治。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4/01/140103_peoplesdaily_guo.shtml

寻觅逝去的历史文明 —— 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古遗址揭秘

来源： 通辽日报

南宝力皋吐古遗址

陶鼓腹罐

通辽日报首席记者/郝文秀

记者手记

做这个选题时，正巧赶上 “草原文化遗产日”。

站在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前，我仿佛在穿越漫长的历史文明时空隧道，耳畔响起的是科尔沁草原远古文明的呼唤；眼前浮现的是科尔沁草原上远古先民生活的场景;享受的是科尔沁草原悠久灿烂的文化盛宴……作为生活在科尔沁草原上的新闻人，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是科尔沁文化的歌者。但是，没有发现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之前，与别人谈起科尔沁文化，虽然可以自豪地说通辽是孝庄故里，僧格林沁、嘎达梅林的故乡，但是说到历史源流，就比不上毗邻的赤峰同行底气足。因为他们可以大谈特谈红山文化、牛河梁文化，而我们在孝庄之前还有什么，却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的发现，让科尔沁文化有了可以和红山文化、牛河梁文化相媲美的源头，增添了科尔沁文化的底蕴。文化是历史的传承，文化是发展的软实力。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记录的是一个地区的过去，诉说的是一个地区的现在，预示着一个地区的未来。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对科尔沁文化的影响，对北方草原文化研究的助推，在今后的岁月里会逐渐显现出来。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的发现，给科尔沁文化一个惊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会有更好的消息传来。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值得我们欣喜，更值得我们期待！

8月23日，对于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古遗址来说，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这一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吉林考古研究所、辽宁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博物院100多名考古界的专家学者汇聚扎鲁特草原，一起破解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古遗址之谜，共同寻觅逝去的历史文明。

一处古遗址，因何吸引了中国考古界的目光？就让这些远道而来的考古专家们给我们做一次向导，走进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古遗址这座聚合了多种史前文化形态的历史文明宝库。

石骨朵

石矛

南宝力皋吐遗址传递出多少史前文化的信息

南宝力皋吐遗址和古墓位于扎鲁特旗东南约４０公里处的南宝力皋吐村，这里地处松辽分水岭，北依大兴安岭，南望科尔沁沙地和西辽河平原，东与松嫩平原相通，西及西南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相连，是大兴安岭南麓草原与科尔沁沙地的交会地带。

南宝力皋吐遗址和墓葬的大规模发掘工作始于２００６年，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通辽市博物馆、扎鲁特旗文管所联合进行。至２００８年末发掘工作基本结束。此次发掘野外作业历时三年，累计工作量达340多天，共发掘清理３９５座４５００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墓葬，出土１5００余件土陶器、玉石器、骨角器和蚌器等精美随葬品。

南宝力皋吐遗址随葬品品种之多，数量之大，在以往的考古发现里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完整的骨冠、管状器、带有护刃的骨梗石刃刀等为第一次发现。大量复合工具的发现，为我们了解科尔沁草原史前的生业形态，探寻科尔沁文化源流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认为，南宝力皋吐遗址所体现的多元文化现象可能与扎鲁特旗特殊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有关。“扎鲁特在蒙古语中意为‘驿站’，该地区在史前就可能是交通要道，南宝力皋吐遗存的考古发现恰恰表现了这一状况。”严文明说，根据目前出土的材料来看，南宝力皋吐遗存年代清楚，延伸比较远，是几种文化的融合。南宝力皋吐遗存除了与东北的史前遗址有密切联系，而且南与山东，西与新疆、甘肃，北与俄罗斯等地存在文化交融现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则认为，南宝力皋吐原始生活区具有文化通道的作用。在这里发现的火烧墓和叠肢葬等墓葬形式，出土的蛇纹器皿在同时期的中国西北与河西走廊一带也出现过，因此，两地可能存在某种联系。发现骨管状器在中亚出现过，发现的石骨朵是权杖，产生于两河流域，不断向外传播。中亚、新疆、内蒙古东南、辽东都有发现。陶器和中原文化有联系，人形陶器有自己的特色……南宝力皋吐遗址规模比较大，有明确的时间，人口规模比较大，它的发现在东北地区极为罕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延平说，南宝力皋吐遗址在科尔沁文化中有标志性的作用。东北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编年比较模糊，而南宝力皋吐遗址年代清楚，这在东北新石器时代的考古上有标志性。从发现的文物上看，这里既有小河沿文化的痕迹，又有大汶口文化的影子，更有牛河梁文化、红山文化的因素，来自不同方面的文化在这里汇聚，是一处规格很高的文化遗存。

吉林大学教授赵宾福说，从已经发现的资料上看，南宝力皋吐遗址有6种文化在此交汇，此种文化多元现象在已经有的东北考古发现中绝无仅有。它为中国考古界提出了新材料，新问题，新要求。

南宝力皋吐遗址发掘的领军人、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吉平介绍，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出土的随葬品中，陶器的成份比较复杂：大量绳索状条形堆纹筒形罐独具特色，高领双耳壶具有下辽河以西小河沿文化的特征，叠唇弧腹罐又像是下辽河以东辽宁偏堡子类型同类器皿的再现，还有一些陶器表现出松嫩平原小拉哈等遗存的印记。南宝力皋吐古墓发现的多种文化并存现象，表明中国东北大部分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发生了密切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其交流的程度可能远远超过我们已有的认识。

与会的考古专家们认为，南宝力皋吐遗址发掘墓葬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出土随葬品种类之丰富，在内蒙古乃至整个东北地区都是前所未有的，其多种类型史前文化并处一地的现象也是非常罕见的。这一遗存非常具有地方特色，很难归入已经命名的文化类型。

据吉平介绍，南宝力皋吐遗址和古墓的发掘及文物鉴定工作正在进行，随着出土材料的丰富，该地区原始居民与外界的文化交流状况将被更清晰地展现出来。

南宝力皋吐遗址就像一座史前文化的富矿，已经发现的文化信息是多元的、丰富的，还有许多文化信息等着研究人员去探求、去发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南宝力皋吐遗址将会传递出更多的史前文化信息。

出土随葬品

墓葬航拍图

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文物的魅力何在

文物是记录历史文化传承的符号。南宝力皋吐遗址作为一座史前文化的宝库，出土的文物每一件都散发出无穷的魅力。

据考古人员介绍，南宝力皋吐墓地遗址分为A、B、C、D四个地点，它们坐落在南宝力皋吐村西的高地之上，呈西北至东南方向一线排列，各个地点相距约300米至800米不等。A、B、C三个地点为墓地，D地点为遗址。2006年——2008年末，南宝力皋吐遗址共发掘清理古墓３９５座４５００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墓葬，出土１5００余件土文物，其中以陶器最多。

据考古人员介绍，最早作为盛器出现的陶器是史前人类生活中最常使用的物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陶器易于制作也易于破损，这一特性使生活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文化面貌的族群、部落都可以生产制作陶器，并延续不断。这些看似普通的陶器因为承载了史前人类不同的文化精神内涵，成为今天人们认识和区别不同区域、不同文化面貌史前文化的最佳手段。南宝力皋吐遗址也不例外，其出土的大量陶器是考古人员破解南宝力皋吐遗址谜团，解读史前文化的一把最好的钥匙。

吉平说，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的陶器成份比较复杂，其出土的高领双耳壶、尊形器等陶器显然具有小河沿文化的某些特征，而另外的条形堆纹筒形罐、叠唇弧腹罐等个别陶器又像是辽宁偏堡子类型同类陶器的再现。由此可以认定，南宝力皋吐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距今约4500-5000年。

对于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陶器反映出来的文化属性，考古人员目前没有得出具体结论。因为遗址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绳索状条形堆纹筒形罐、泥质深腹筒形罐以及形态各异的动物造型陶壶等，这些陶器所附纹饰、造型与同时期文化的出土器物有较明显的区别，不像是已知的其它原始文化直接影响的产物。由此专家们认定，南宝力皋吐墓地应是一种具有独特类型面貌的文化。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的三樽龟形陶壶、红陶黑漆彩陶等属首次出土。吉平说，南宝力皋吐墓地除了含有小河沿文化等已知的文化因素外，还含有大量的到目前为止并不为人所知的文化因素，这是需要考古学家进一步解读的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因素。

在众多出土文物中，石骨朵的发现尤其引起专家们的注目。骨朵又称金瓜，是一种长棒状兵器，在其一端缀有蒜形或蒺藜形的头。此前所知骨朵最早出现在东汉以后，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的骨朵用青石制成，头为五角蒺藜形，它的出现使这种兵器的出现年代向前推了几千年。另一件兵器，精美的骨梗双玉刃短剑用骨作剑身，玉为刃，专家认为其可能是青铜短剑的前身。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在南宝力皋吐古墓群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4600年史前人类的帽子——“骨冠”或“骨角质冠饰”。与会的考古专家们表示，南宝力皋吐古墓群遗址骨冠的发现在同时期的史前文化遗址中尚属首例，这也是南宝力皋吐古墓群遗址发掘的最新成果之一。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吉平说，出土时发现骨冠很紧密地套箍在遗骸头颅上，帽子的形状十分明显。经检测发现，组成骨冠的是剖割成弧形条片的大型动物肋骨、獠牙或犄角，每个骨片两端都有孔眼，显然是绳索穿缀用的。骨片长短、弧度非常讲究，每顶冠由十五六片组成。研究人员推断这些骨条表面可能还覆盖过兽皮或编织物。这是迄今为止惟一一次发现的史前时期人类的“帽子”。

吉平介绍，考古人员在清理完毕的史前古墓中，共发现4个完整的骨冠。发现骨冠的墓葬中有3座位于古墓群组的中心位置，随葬品均非常丰富，包括陶器、石器、骨器和玉器等，骨冠佩戴于墓主人头部，可能象征着其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此外，佩戴骨冠的人均为仰身直肢葬，骨骼保存完好，应该是营养状况良好的成年人。这些骨冠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惟一能被称为“冠”的饰物，而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同时期的史前文化遗址中，尚未有类似发现。有的地方曾出土过被称做“束发器”的饰品，但这里发现的骨冠是扣套在整个头颅上部的，与“束发器”明显不同。“这可能与该地区原始族群狩猎的生活习惯有关。用猎取的动物骨骼、獠牙或犄角制作冠饰，有利于长期保存。

吉平说，南宝力皋吐墓地遗址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崇尚美。出土的一件刺猬形罐，整个陶罐造型生动可爱，刺猬面部采用雕塑手法，双耳外突、眼鼻内凹，巧妙地将刺猬的圆嘴作为罐口，周身采用连续刻画的“V”字纹体现刺猬的满身芒刺。据考古专家分析，该陶器应该为玩具或饰品。而在多数墓主人的身上也都发现了用玉、玛瑙、绿松石等做的装饰品。

此外，与会专家还从南宝力皋吐墓地遗址出土的一些文物中判断出当时部落、部族之间战争、械斗频繁。因为墓地遗址除出土了大量兵器外，一些先民骸骨上还发现了刺入的骨刀，有的甚至头骨也不完整，可见当时有猎头的习俗。而猎头的习俗是人类将要进入文明时期的标志。

南宝力皋吐墓地遗址的发掘，其众多首次发现填补了多项我国史前文化考古的空白，将兵器骨朵年代提前了几千年。

2007年，南宝力皋吐墓地遗址荣获“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2008年，南宝力皋吐墓地遗址入围“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提名。

南宝力皋吐墓地遗址以其在史前文明中的独特地位，让考古人员为之着迷，让研究者为之陶醉。

陶刺猥形器

陶人形壶

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当我们苦苦寻找科尔沁文化源头的时候，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它的发现，印证了科尔沁草原文化源远流长的史实；它的发掘，对研究新石器时期的丧葬制度、生活习俗、制陶工艺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内蒙古考古所所长塔拉骄傲地说：“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于区分和建立东北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及同类型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目前，记者从当地政府部门了解到，为了使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避免遭到风、雨等自然条件的风化侵蚀，使其在科尔沁文化大市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内蒙古文物考古所协同通辽市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使用了相应的科技手段对遗址进行妥善处理，并派专人进行看护。与此同时，扎鲁特旗委、旗政府正在积极运作，在就地修建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博物馆。

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属于史前文化，属于今天的北方草原文化，更属于将来的科尔沁文化。

中国难遏土壤污染

吴海燕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在越来越多的人质疑中国官方的一份耗资10亿元的土壤调查报告结果迟迟得不到公布之际，8月16日，中国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一次全国环保厅局长会议上说，中国将抓紧公布土壤污染调查情况。

早在2006年，当时还是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周生贤就称，中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相当严峻。

所以，从2006年开始，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启动全国首次土壤污染普查，到2010年，耗资已达10亿元，但调查结果一直未被公布。

公众急于知道花费巨额公共财政进行调查的结果。但此前，中国仍以涉密为由拒绝公布数据。

今年1月30日，北京的一位律师董正伟向环境保护部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他还要求环保部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的成因和防治措施方法信息。一个月后，环保部给他出具了一份《环境保护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告知书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信息属于国家秘密，不予公开”。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在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时分析，环保部门之所以不愿意公布调查数据，可能之一是因为调查数据太严重，担心社会恐慌；原因之二是牵涉到众多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

正在舆论不断批评环保部门信息不透明的时候，今年7月份，广东省率先公开了该省土壤污染数据。这些数据显示了珠三角这一中国工业发达地区土壤污染的严重情况。根据公布的数据，珠三角地区28%的土壤重金属超标，汞超标最高，其次就是镉和砷。其中，广州白云区、佛山、南海、新会等地区污染情况比较严重，超标超过50%。三级和劣三级土壤占到珠江三角洲经济区面积的22.8%。

广东省公布的数据并非环保部上述调查的一部分。广东省国土资源部透露，此次调查由国土资源部与广东省人民政府合作开展，始于2006年1月6日，2012年6月完成，历时6年多。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环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华南农业大学环境资源学院教授吴启堂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时说：“中国目前土壤污染达到了何种程度，目前没有全国性的权威的公开的数据，因此也只能估计中国受污染的耕地面积。”

根据中科院生态所2012年发布的研究报告，目前中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近2000万公顷，大约相当于12个北京市的大小。周生贤在2006年7月份全国土壤污染防治会议上也公开过一组数据：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中国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告诉纽约时报中文网说：“土壤污染按污染物的性质一般可分为有机污染物、重金属、放射性元素和病原微生物污染四种。而土壤中的重金属能被植物吸收，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因而公众对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也最为关心。"

国土资源部在2011年发布过数据称，全国每年仅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多万吨，另外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也多达1200万吨，合计经济损失至少200亿元，足以每年多养活4000多万人。

2013年5月，中国广东省发现大量湖南省产的含镉毒大米，一度引起轰动。镉是一种重金属元素，在冶金、塑料、电子等行业非常重要，土壤镉污染主要来自采矿、冶炼行业。人长期使用镉大米，会对肾脏和骨骼产生危害。

“水稻是一种富集镉的作物，如果土壤中镉的含量超过相应标准，即使是很低的浓度，也会导致水稻的镉含量超标。”中国土壤学会理事、广东省人大常委万洪富告诉纽约时报中文网。

早在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的教授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全国六个地区(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大米样品100多个，随后的专业检测结果显示，抽查样品的10%存在镉超标。

潘根兴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说：“耕地重金属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三废”、燃煤大气降尘、汽车尾气、废旧手机等电子产品废弃物、含重金属农药化肥、非法采矿、冶炼排废等。”

在潘根兴看来，过去多年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轻视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中国土壤污染日益严重。

根据2012年8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节能减排“十二五”发展规划》，“十一五”期间，中国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68.1%上升到70.9%，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增长过快。

潘根兴说：“中国长期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对自然的掠夺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长期以来，土壤被认为是公共资源，可以随意掠夺、随意污染。”

绿色和平国际组织污染防治项目经理马天杰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时认为，土壤治理第一步是停止新的污染进入土壤，切断污染源，再来讨论如何治理已造成的污染。接受采访时，他正带领团队进行土壤污染的实地调查，他们的最新调查发现，中国一些地区的土壤污染面积还在继续扩大。

马天杰说：“如果一边在治理污染，一边还在制造新的污染。会事倍功半，修复治理所用的纳税人的钱将是无底洞。”

万洪富曾到中国的一些地方进行调查，他也发现土壤污染仍在继续，且没有人对污染承担责任。

吴启堂也分析，现在土壤污染难以治理，关键原因之一是权责不分明，土壤污染了谁负责治理费用不明确，谁负责监督不明确，甚至连是否要治理也不明确。他建议，中国应尽快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明确权责关系。

目前，中国土壤污染相关的法律分散在《宪法》、《刑法》、《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缺乏可操作性。北京、浙江、辽宁沈阳和重庆等地方政府出台过针对农田、场地的土壤修复的地方法规。但对于相关责任方若不作为，应承担何种处罚，在这些地方法规中也没有得到明确。

纽约时报中文网就调查数据公布、中国未来是否会出台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等问题向国土资源部和环保部发出约访函件，但两大部委的新闻处相关负责人均拒绝置评。

土壤污染与食品安全息息相关，在中国食品质量事故频发的背景下，陈能场认为即使官方公布现有数据，也仅仅是停留在数字层面。他说：“有效数据要跟食物安全挂钩，要有已明确定位的地理空间概念。”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30830/cc30pollution/

内蒙古两百牧民连续两日上访 要求放人归还土地惩治贪腐

图片：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牧民前往市政府上访，与保安警察发生冲突。（牧民提供）

 

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牧民连周一、周二续两天前往旗政府与市政府上访，并与市政府外的保安及警察发生冲突。牧民们上访是为抗议当局以释放为条件强迫因维权被捕的村长认罪，以及侵占牧民草场，贪污补贴。有牧民告诉本台记者，地方官员不断以欺骗的手段掠夺他们的土地，导致牧民的草地越来越少，难以生存，他们曾向中央巡视组反映问题，但未获答复。

新年前夕，内蒙古赤峰市新苏莫苏木乡翁牛特旗白音敖尔嘎查村两百名牧民周一前往旗政府上访，要求释放此前被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名逮捕的村长图力古日，以及归还侵占的草场，并惩治贪污补贴的贪官。

本台上周日曾报道，图力古日等6名牧民因上访维权被当局逮捕，11月13日庭审后一直没有宣判。其中四名牧民近日陆续获释，但有两人因拒不认罪仍然在押。

一名牧民周三告诉本台，他们在旗政府内见到了法院院长、法官。对方称，再过一个星期就会宣判，但对有关土地问题的诉求则拒不回应，

“他的回答意思是，现在都过春节了，你们把人要回去。我们答复，要人得有个原则吧。（对方）说要他承认有罪，给人家赔偿损失。当时我们的回答是这样，没罪的话，怎么承认？他又说，一个星期吧，这个案件就能判了，不会超过一个星期。还反映土地问题和贪污牧民的草原补贴和粮食补贴。”

记者：“那你们反映了之后旗政府有没有什么回答啊？”
对方：“他说我们不谈这个事，你们可以举报，这个事我们不谈。拒绝（回应）土地问题。”

该牧民表示，由于未获得满意的答复，近百人第二天再前往赤峰市政府讨说法。并一度与政府门口的保安及警察发生推撞。

牧民包洛尔周三表示，她当时被人按倒在地无法动弹，而在场的警察态度十分恶劣，

“我和我姑姑上了政府门前那个台阶，他们说话挺不好听的，意思让我们下去，不让我们站在政府门前。我们没听他们的，他们推了我们，然后就发生了冲突。反正他们挺厉害的，我是从来没见过警察打人的。一个高个的不知道是保安还是警察，把我摁在了地上，我就起不来了。他们那个意思是我骂他们了，我骂他是不对的。我说警察打人对的，我骂你还不可以吗？他说‘我们穿警服了，我们爱咋咋的’。”

另一位牧民乌力吉告诉记者，市政府官员其后接见了两名牧民代表，但说法与旗政府一样，没有任何结果，令他们很失望。

他说，地方官员以低价征收他们的草场，再以高价外包或转卖给外地老板，从中赚取差价，并且贪污了他们的农业补贴及草原补贴，

“咱们这老百姓大部分不懂法律。他们开会，我们老百姓不让参加，把我们的地往外包，说卖就卖了，咱们老百姓一点都不知道，也不给我们说。老百姓的地越来越少，没有了。咱们这国家法律、国家政策，就我们这地方，说是有，（实际）落实的大部分都没有。电视说咱们牧民收入提高几百，前几年咱们这里（官员）吹牛说个人年收入已经超过一万，其实咱们这地方根本达不到那个。”

乌力吉又告诉记者，今年6月3日至8月6日，中央第四巡视组前来内蒙古巡视，他们向巡视组递交了四份有关土地被侵占的材料，但却不了了之。今年5月，翁牛特旗政府曾派工作组前往他们苏木乡调查，但工作组停留期间，食住的宾馆、饭店都是乡干部建造的。

对此，乌力吉感叹：“（宾馆）装修得特漂亮，那个工作组组长、副组长、那些干部、还有警察，都住那个宾馆，吃他那个饭店。工作组下来时候安排在他家了，调查他的事，能调查好么？”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扬帆的采访报道
 

因阻止国企抢占地获罪 内蒙4名牧民取保候审

内蒙翁牛特旗新苏木乡的4名牧民近日被取保候审。据总部位于纽约的“南蒙古观察”组织发布的消息，内蒙翁牛特旗新苏木乡6名牧民因阻止国营企业强占他们的牧场而于今年6月被正式逮捕。11月13号，翁牛特旗法院开庭审理这一案件。6位牧民被当局以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起诉。上星期二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为牧民作了无罪辩护，指出这起案件是一起民事纠纷，当局以杀鸡儆猴的方式，试图阻止牧民揭露腐败问题。据悉，取保候审4名牧民分别缴了2千元至5千5百元的保释金。

http://www.rfa.org/mandarin/Xinwen/2-12282013104641.html

内蒙古异议人士巴图张嘎狱中多病 遭敲门恐吓女儿精神失常

巴图张嘎全家合影。（网络资料图片）

正在内蒙古赤峰监狱服刑的鄂尔多斯蒙藏医药学校创办人巴图张嘎的妻子告诉本台，她最近探监时，发现丈夫身患多种疾病，他们13岁的女儿因思念父亲及家中不时受到来历不明的敲门声恐吓，已患上精神忧郁症，现休学在家。世界人权日，她呼吁当局尽早释放其丈夫，救救孩子。

长期倡导蒙医文化的内蒙古鄂尔多斯蒙藏医药学校创办人巴图张嘎被法院以“挪用特定款物”的罪名判刑3年，缓期4年期间，今年四月在广州向某国驻华领事馆申请避难，因此再判入狱，目前在赤峰市监狱服刑。

巴图张嘎的妻子星期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最近一次探监是在10月份，丈夫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

“身上起东西（皮肤病），身体一直不好，长期呕吐、拉肚子、肚痛。10月15日以后，我没有去见他，因为小孩子病了，现在一直在家里照顾小孩。”

记者：有没有要求保外就医？

回答：我要求了，但是人家说“条件不允许”。

今年四月，获缓刑的巴图张嘎一家四口到达广州后，向某国领事馆申请避难，后被警方拘留，再被法院判监，在赤峰监狱执行未完的三年刑期。

巴云华说，他们的两个女儿大的13岁，小的年仅两岁多，大女儿因思念父亲，长期忧郁，目前精神失常。

“小孩经历了两次这种打击，和对父亲的思念，吓着了，刚13岁的小孩，她的父亲一直不让见（监狱不准见）已经三个月了，她一直着急。”

记者：现在诊断是什么病？

回答：抑郁症，不吃、不说话，现在给她吃药也不好好吃。

记者：什么时候得的病？

回答：9月25日开始，好像隐隐约约有点病，说是心情不太好，有一天她说不想活了。11月18日，她的老师打电话说，赶紧把你小孩子接回去。我问怎么了，他说，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大哭大闹，现在已经休学了。

巴图张嘎的代理律师呼和高力宝对记者说，他前几天接到巴云华的电话求助。

“我前几天听巴云华来电话说，她说（女儿）没有自理能力了，学校建议她休学，劝退，在家里养病，现在是精神疾病忧郁症或者精神分裂症。”

本台今年5月1日曾报道，巴云华的家中的电话被切断，并不时受到骚扰，半夜有人敲门或者有人打电话进行恐吓。

她说，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前一段时间有人经常敲门，一敲门，她（女儿）就精神恍惚，现在我也是有人‘咣咣’敲门，我就怕。我心里也有这种感觉。”

记者：敲门的时候，您开门，有没有见到人？

回答：一般我不开门，白天的话，我就先问什么人。

记者：今天是世界人权日，您有什么话要讲？

回答：我现在就想让老公快点回来救我的女儿，因为她现在每天看着她父亲的相片，呆呆地站着，而小女儿每天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说“马上就回来，马上就回来”，就这样哄着孩子。

巴图张嘎在2011年被法院以“挪用特定款物”的罪判刑3年，缓期4年，当事人不服判刑，而律师也认为定罪证据不足。

巴图张嘎的代理律师呼和高力宝说，中国相关法律对“保外就医”有特定的条件。

“你如果认罪，有可能减刑或假释，你如果申诉说明是对判决不服（不能假释）。所以他一旦提出申诉，就没有假释和减刑的条件，所以这个案子还不能申诉，申诉后等于巴图张嘎不认罪，没有假释和减刑的条件。”

40岁的巴图张嘎10年前在当地创办了蒙藏医药学校，教授蒙族和藏族传统医药知识，培训了约一千名来自内蒙、青海、新疆和外蒙古等地的学生。

呼和高力宝说，当年法官不采纳律师提出的有关证据，而当局拨给当事人的24万元给贫困农牧民作培训，但当事人对在校生再培训后没收取学费，也算作培训。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