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仁唯色 2014年08月18日
1981年初秋，在藏区东部日益汉化的小城康定（藏语叫达折多）初中毕业的我，恰遇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预科部（相当于高中部）招收藏族学生。这个预科部应该是始于1985年，出于加快同化的目的，在北京、上海等诸多中国城市创建的西藏班、西藏中学的前身，具有实验性质。当然，官方的说法一概是“帮助西藏培养人才”。
并非父母鼓励，纯属个人意愿，我报考了预科。我和其他几个藏族学生成了北京大规模教育试验的首批小白鼠。正处在叛逆期的我不想被父母管束，且觉得成都是个充满新鲜事物的大城市。
穿军装的父亲把我送至成都。我们坐在座椅硬梆梆的长途汽车上，翻过了高高的二郎山，这之后，窗外的风景是青青翠竹、大片菜地和挂满枝头的水果。
一下车，就闻到路边饭馆传来的诱人香气。我看到一堆剥了皮的兔头，一时发愣，立刻想到的是吃兔肉会变成豁嘴的西藏民间传说，眼前也出现了那穿过高山纵谷的道路上，藏语发音是“ribung”的兔子倏忽而逝。
扑面而来的很多都是迥异的。饮食；外表；口音……开始吃红烧鳝鱼、吃麻辣兔头、吃青蛙肉。知道吃这些违背了禁忌，更知道不吃这些就是迷信的“蛮子”。成都人似乎爱说“蛮子”，如果你连兔头都不敢吃，必然就是瓜兮兮的“蛮子”（瓜兮兮的意思是笨蛋）。
成都是个潮湿的盆地，我和同族的同学们都惊讶地发现头发卷曲得太厉害了。一般人将这种“自来卷”看成是少数民族的特征。于是我们每天早上都用梳子狠狠地梳着长而卷的头发，要把卷发梳成直发，最终剪成齐耳长的短发，虽然还卷，但看似烫过，就像成都街上的中年妇女。
设在民族学院的预科是一个封闭的“小学校”，我们被安置在校园一角的两间大教室里上课。我们从不和成都的中学生接触，根本不知道同龄的他们每天在学什么，但应该是一样的，毕竟我们和他们的课本完全相同。我的同学多数是藏人，其余是彝族，但会说藏语和彝语的没几个，随着时间推移，人人都是一口流利的成都话。
等到大了一些，我们才意识到，随着同化的过程，我们已经把我们自身的一部分遗忘了。拉萨的亲戚们形容我的舌头是“做过了手术的舌头”，因为那些颤音、卷舌音、齿龈音等若干种传统藏音，我不是发不出口就是发成了怪音，甚至连藏语的“拉萨”这个词都发音不准。
上大学的经验更是被置换的经验。整个西南民族学院有三十多个各具名号的少数民族，让我们似乎生活在多民族的环境里，却并不了解这些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我滔滔不绝秦始皇修长城却说不出布达拉宫如何筑成；我倒背如流唐诗宋词却读不懂六世达赖喇嘛的诗歌；我熟知红色中国若干个革命烈士，却不了解1959年拉萨起义中藏人自己的英雄。
好在我没有忘记拉萨。那是我的出生之地，四岁时随父母迁徙至藏区东部，从此深怀对拉萨的乡愁。直到1990年春天，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才终于返回，在官方主办的西藏文学杂志社任编辑。
但抵达拉萨的最初见闻让我惊讶。童年的记忆并不清晰，而我只能从我父亲当年拍摄的照片里留下对拉萨的模糊印象，似乎有一种别具一格的美好。现实却是荷枪实弹的军人布满全城，一辆辆装甲车隆隆碾过大街，这是因为一年前即1989年3月，许多藏人包括僧人、尼姑和平民走上街头，抗议1959年中国政府对藏人反抗的镇压，而这一次，北京对拉萨实行了长达一年零七个月的军事戒严。
我也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怀疑，因为我吃过麻辣兔头，冒犯了禁忌的人很可能连外貌也会改变。我的母语原本并非中文，只不过我的问题在于，我的母语在成长过程中被置换了。
双脚站在拉萨的地面上，我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毋庸置疑，这是做过手术的舌头造成的。我发现，我几乎说不出几句完整而标准的藏语，我脱口而出的反而是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
而我对自我的追寻、抗拒、接纳……最终以今日的立场讲述西藏的故事，实在是花费了太长、太长的时间。我写我的故乡文化，也在这种写作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用来实现文学与政治的表达。而我也始终意识到，这些我为了我的民族而写作的文章，到底还是用汉语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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