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墓碑的草原」作者杨海英与台湾政治大学与民族学系师生交流

图片： 杨海英（右）、译者刘燕子（左）出席政治大学民族学系举办的座谈会。 （记者夏小华摄）

「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作者杨海英访在台湾出版中译本后，前往台湾学术重镇－政治大学与民族学系师生交流，作者特别将香港佔中学生和蒙古人百年来殖民史走的路作比较。 

台湾的政治大学民族学系近日在校园内举办一场专题座谈会，主题虽以中国大陆文革浩劫对内蒙古人的重创为起点，但与会者不约而同连结到内蒙和港台极为相似的命运。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对台湾三月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现正如火如茶进行的雨伞革命，表示极度关心，认为香港正在走内蒙古这一百年殖民史的道路。他呼籲佔中学生，切莫相信北京政府的谎言！

杨海英说：「香港学生佔中运动，与我们内蒙古人走过的道路非常相近，四七年的时候，我们要求高度自治的道路，当时中国政府跟蒙古人讲，你们走高度自治道路，我们不会干涉你们的事务，但事实说明完全是假的，四九年建立政权后，完全没有给蒙古人高度自治的权利，还秋后算帐，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政十九年以后，对蒙古人展开大屠杀！」

他说：「十七年前，中央政府当时也对香港人说，你们舞照跳、马照跑，一国两制不干涉，但这十七年来，他并没有按照约定好、答应好的路线走，因此，佔中学生不能简单相信北京政府的口头承诺，一定要夺取十七年前他们答应给香港人高度自治的权利！佔中年轻人的愿望，牵涉如何解决西藏、新疆和内蒙，扩及整个中国、世界将来的问题。」

杨海英一九六四年生於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毕业於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日本语系，赴日取得博士学位。其田野调查着作「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经刘英伯、刘燕子父女翻译为中译本问市，近日访台发表新书，并以曾在政大任职、回娘家的心情，受邀参与「民族创伤与历史记忆再现的反思：文革浩劫与蒙古人」座谈。

杨海英在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爆发前四个月赴日留学，多年来一直认为，如果当时没去日本，很可能早已「魂散天安门广场」。他透露刘英伯为北大毕业生，五十年代被打为右派，在文革中九死一生，而刘燕子的爷爷则在毛泽东最困难时资助过他，毛泽东却忘恩负义，后来还把他打死了。

 

杨海英观察，欧美国家主要关注文革时期，北京、上海间的政治斗争，对少数民族的文革研究则较少见。民族问题是中国政府千方百计避谈的课题，他则从蒙古人怎麼看这个问题写这本书。他整理一九九一至二○○九年田野访谈超过一百位蒙古人的几十本笔记发现，他们谈近现代历史都提到：「二十世纪的蒙古人历史，除了文化大革命以外，其他无从谈起！」

「书中十四位登场的主人公，谈起文革，并不仅仅谈一九六六至七六年这十年的历史，他们都从十九世纪末，如何接触日本文明以后谈起，正因为从日本学到了文明和共产主义等思潮，被共产党认为是个原罪，而送上断头台，他们都是用这个观点条理分明的陈述。」

政大民族学系教授林修澈说，「没有墓碑的草原」读来很痛苦、太悲惨，以台湾二二八的心情读，发觉两者历史契合度很高。 对内蒙古，日本带来的是文明，在近代史发展上却遭遇文明开放的挫败，最后纳入中国土地，蒙古人在文革受害比例这麼高，几乎是被灭族。书里提及有人对加害者的道歉「坦然接受」，但究竟有多少中国人坦然接受道歉？他相当存疑。

林修澈并指，在他读来，这本书背后的精神是要独立、寻找蒙古人自己的道路，附录引用毛泽东曾支持蒙古独立，他看来好笑，因毛当年也曾支持台湾独立，类似这样的文句读来非常亲切、后来事件的发展也非常相似。林修澈反问杨海英，为何出了中译本，却不用自己的「俄尼斯、朝格图」蒙古名字，或蒙译日文名「大野旭」，却偏用最痛恨的汉名？杨海英坦言，他刻意让自己每次看到汉名，就不忘内蒙古人遭中共统治下，被迫失根的伤痛。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