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1/2015
美国
作者 李则芬
一、元代不是黑暗时代
七年前，作者开始研究元代史。仿照读书先看序文的习惯，首先遍读近人所著的许多中国通史、史纲，及各种专史之元代部分。这些著作，几乎众口一词，都说元代政治黑暗，毫无文化可言。有些专史，甚至根本不谈元代事。写完宋代之后，但说元代政治黑暗、无足述，且谈明朝。於是，这些议论，就形成了我的先见。在我潜意识内，相当牢固。我在研究过程中，凡发现与此先见相迳庭之处，对於新的发见，总是保留一个问号。要到研究了五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先见是错误的，但仍不知其所以然。我更涉猎明代的历史文献，又过了一年多，才发见了答案：元代的历史事实，原来已被明人歪曲了。
与一般人的想像相反，元代不但不是一个黑暗时代，毋宁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难得的小康时期。一般人说元代黑暗的，所引证的事例，无非是蒙古初期的残杀，顺帝最后二十年左右的皇帝荒淫与政治紊乱，以及一些宋明人士所记下的歪曲故事。我们首先要分清楚，要说蒙古帝国史，自应从成吉思汗的开基创业，说到满清征服蒙古为止；要说元代史，则限於元朝统治中国时期，应自世祖忽必烈定都燕京算起，以至顺帝出关之日为上。若从中国朝统来说，则更应於宋亡之日，始由元朝继统。人们常说元代是「百年之国」，就是指自世祖以至顺帝。在世祖之前的前四朝，系以蒙古为中心，以漠北的和林为国都。虽然灭了金人，取得大河南北的中原土地，始终视同无数征服地之一，其统治中原之目的，只在於徵税而已——耶律楚材以能徽税而做了中书令，到赋税额远不及朴买（承包）之厚时，他的中书令便失势了。所以要到世祖定都燕京，仿效中国传统，立制度，定朝仪，树立纪纲，与民更始，才算是正式君临中国，要到他灭了南宋，才成为统一中国之主。总而言之，我们首先要把蒙古帝国与元朝分别清楚。我们研究元代历史，是研究其统治中国百年间的文物制度，不可滥用蒙古初年的事例，来形容元代暗无天日。
其次，世祖忽必烈於中统元年（一二六O）即位，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灭宋；末朝的顺帝於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二出关，结束了元朝对中国的统治。自中统元年算起，元朝享国一O九年；自灭宋算起，则只有九十三年。习惯上的笼统说法，则为元代百年。在这百年期间，末代有十八年是大乱时期。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朝代，郅了末年，都有同样的或类似的亡国现象。这种末朝现象，历史上皆作特殊处理，当作朝代灭亡的原因来看待，史上所研究的每一朝代之一般文物制度，是不搀入末朝特殊现象的。我们研究元代的事，也应如此。不可把顺帝末年的反常状态，来形容有元一代的黑暗。换言之，研究元朝的文物制度，其范围应以世祖中统元年，到顺帝至正十年之间（一二六O—二二五O）九十年的事为主体。元朝黑暗不黑暗，要以这九十年的事为凭证，不要逸出范围。
在这九十年间，中国内地各行省，可以说都是太平日子——灭宋战争几乎是兵不血刃，只有几处发生过真正战斗，绝大部分地区，全是传檄而定的。几次对外远征，使用的兵力都很小，远征日本用兵最多，也只十余万人，远征爪哇，则只用了五千兵。西北诸王的叛乱，对中国本土没有多大影响。至於湘西、贵州、广西的西南夷之间歇性和局部性叛乱，以及今湘粤桂边区，与闽粤赣边区的盗匪作乱，则为自汉以来一向如此的，已不是特殊之事，也不大影响其他州郡。世祖之后，水旱灾似有一朝多於一朝的现象，然灾情多属某一地区及某一年问的事，而且元代的救灾工作，还算做得相当好。
概乎言之，在那九十年间，中国内地的人民，一般皆过着相当太平的日子。政治上是政简刑清，赋税很轻（元代没没有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除禁止汉人持有武器外，人民的生活习惯舆宗教信仰完全自由，不受拘束。社会上是交通便利，行旅安全，几乎没有赌风，没有严重的高利贷剥削。国民经济亦大有改善，最显著的是商业繁荣，国际贸易昌盛，特别是新兴的棉花种植与棉布制造业（元以前只有麻布与葛布），有如雨后春笋般蓬蓬勃勃，迅速遍及全国，甚至传入高丽。这个新兴实业，已使农村经济大为改善，又促进商业繁荣，增进政府税收，关系十分重大，却被历史忽略了。
七年前，作者开始研究元代史。仿照读书先看序文的习惯，首先遍读近人所著的许多中国通史、史纲，及各种专史之元代部分。这些著作，几乎众口一词，都说元代政治黑暗，毫无文化可言。有些专史，甚至根本不谈元代事。写完宋代之后，但说元代政治黑暗、无足述，且谈明朝。於是，这些议论，就形成了我的先见。在我潜意识内，相当牢固。我在研究过程中，凡发现与此先见相迳庭之处，对於新的发见，总是保留一个问号。要到研究了五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先见是错误的，但仍不知其所以然。我更涉猎明代的历史文献，又过了一年多，才发见了答案：元代的历史事实，原来已被明人歪曲了。
与一般人的想像相反，元代不但不是一个黑暗时代，毋宁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难得的小康时期。一般人说元代黑暗的，所引证的事例，无非是蒙古初期的残杀，顺帝最后二十年左右的皇帝荒淫与政治紊乱，以及一些宋明人士所记下的歪曲故事。我们首先要分清楚，要说蒙古帝国史，自应从成吉思汗的开基创业，说到满清征服蒙古为止；要说元代史，则限於元朝统治中国时期，应自世祖忽必烈定都燕京算起，以至顺帝出关之日为上。若从中国朝统来说，则更应於宋亡之日，始由元朝继统。人们常说元代是「百年之国」，就是指自世祖以至顺帝。在世祖之前的前四朝，系以蒙古为中心，以漠北的和林为国都。虽然灭了金人，取得大河南北的中原土地，始终视同无数征服地之一，其统治中原之目的，只在於徵税而已——耶律楚材以能徽税而做了中书令，到赋税额远不及朴买（承包）之厚时，他的中书令便失势了。所以要到世祖定都燕京，仿效中国传统，立制度，定朝仪，树立纪纲，与民更始，才算是正式君临中国，要到他灭了南宋，才成为统一中国之主。总而言之，我们首先要把蒙古帝国与元朝分别清楚。我们研究元代历史，是研究其统治中国百年间的文物制度，不可滥用蒙古初年的事例，来形容元代暗无天日。
其次，世祖忽必烈於中统元年（一二六O）即位，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灭宋；末朝的顺帝於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二出关，结束了元朝对中国的统治。自中统元年算起，元朝享国一O九年；自灭宋算起，则只有九十三年。习惯上的笼统说法，则为元代百年。在这百年期间，末代有十八年是大乱时期。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朝代，郅了末年，都有同样的或类似的亡国现象。这种末朝现象，历史上皆作特殊处理，当作朝代灭亡的原因来看待，史上所研究的每一朝代之一般文物制度，是不搀入末朝特殊现象的。我们研究元代的事，也应如此。不可把顺帝末年的反常状态，来形容有元一代的黑暗。换言之，研究元朝的文物制度，其范围应以世祖中统元年，到顺帝至正十年之间（一二六O—二二五O）九十年的事为主体。元朝黑暗不黑暗，要以这九十年的事为凭证，不要逸出范围。
在这九十年间，中国内地各行省，可以说都是太平日子——灭宋战争几乎是兵不血刃，只有几处发生过真正战斗，绝大部分地区，全是传檄而定的。几次对外远征，使用的兵力都很小，远征日本用兵最多，也只十余万人，远征爪哇，则只用了五千兵。西北诸王的叛乱，对中国本土没有多大影响。至於湘西、贵州、广西的西南夷之间歇性和局部性叛乱，以及今湘粤桂边区，与闽粤赣边区的盗匪作乱，则为自汉以来一向如此的，已不是特殊之事，也不大影响其他州郡。世祖之后，水旱灾似有一朝多於一朝的现象，然灾情多属某一地区及某一年问的事，而且元代的救灾工作，还算做得相当好。
概乎言之，在那九十年间，中国内地的人民，一般皆过着相当太平的日子。政治上是政简刑清，赋税很轻（元代没没有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除禁止汉人持有武器外，人民的生活习惯舆宗教信仰完全自由，不受拘束。社会上是交通便利，行旅安全，几乎没有赌风，没有严重的高利贷剥削。国民经济亦大有改善，最显著的是商业繁荣，国际贸易昌盛，特别是新兴的棉花种植与棉布制造业（元以前只有麻布与葛布），有如雨后春笋般蓬蓬勃勃，迅速遍及全国，甚至传入高丽。这个新兴实业，已使农村经济大为改善，又促进商业繁荣，增进政府税收，关系十分重大，却被历史忽略了。
再看元代的教育与文化：《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记称：“立学校二万四千四百余所。”这个数字也许不十分正确（元史数字多误），然元代很注重兴学则系事实。虞集撰《慈利州天门书院记》云：“自国都至於郡县，无大小远近，具有学宫”（道园学古录卷九）。除学校外，私立书院也很盛，且超过宋代很多。「续文献通考」列举了四十个书院名，然遗漏实多。续通考也自行声明：「凡此盖约略举之，不能尽载也。」兹举一事为例，杭州是当时著名的文化城，然杭州有几个书院，续通考皆未见录。说来人或不信，元代不但不轻视儒学，而且继承了宋代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元代末年元军战斗力之丧失，这也是其原因之一。此处不能详述，且举一事为证。唐宋皆建武成王庙，祀太公吕望，与文庙相对，称武庙。元代只在枢密院内祀武庙，不但京师及各地只有文庙没有武庙，甚至各衞军（御林军）之每一营区内，皆有文庙与国学，独无武庙。
元代的学风，是跟着宋代走的。务实学，不尚空谈。作者曾根据清钱大听氏所补的元艺文志，统计出元代的经书著作如下
以时间作比例，元代百年之国，有此数量，已与宋代相当（易类著作超过宋代）。以内容而言，由於元人崇拜朱子，受朱子思想限制，新义较少。然比宋不及，比明则有余。其他且不说，明代所编的六部大全——四书大全，周易大全，书传大全，诗经大全，礼记大全，春秋大全——全是盗取元人的著作，朱彝尊「经义考』及顾炎武「日知录」，皆曾明白指出。
私人文集，即补艺文志的别集，则有作者六七七人，八二九集，六一六七卷。黄梨洲「明儒学案」序云：「唐之韩、柳，宋之欧、苏，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所能及。」还有，古籍的散失，自明代近，是明人不知爱惜文化，元代却是保管得很好的。如果还有人说元代不重视汉文化，请看朱彝尊的话：
………元之平金也①，杨中书惟中于军前收伊洛诸书，载送燕都，及平宋，王承旨构首请辇送三馆图籍。至元中，又徙平阳经籍所于京师。且括江南诸郡书板，又遣使杭州，悉取在官书籍板刻至大都………考唐宋元藏书，皆极其慎重，献书有责，储书有库，勘书有人，曝书有会。至明，以百万卷秘书，顾责之典籍一官守视，其人皆赀生，不知爱重。而又设科专尚帖括，四子书易诗第宗朱子，书遵蔡氏，春秋用胡氏，礼主陈氏，爱博者窥大全而止，不敢旁及诸家。秘省所藏，土苴视之，盗窃听之，百年之后，无完书矣。迨万历乙巳………校理遗籍，惟地志仅存，亦皆嘉隆后书，初非旧本。经典散失，寥寥无几………（曝书亭集卷四十四文渊阁书目跋）。
再说纯文学方面，小说名著「水浒」与「三国演义」，皆始作於元朝。元曲的光芒万丈，更是不争的事实。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录有杂剧五百六十六种，作者一百八十七人，除去一部分明人著作，实有五百余种。如果把遗漏的加进去，有人估计有千种之多。至於元代杂剧作家的人数，据「录鬼簿」舆「续录鬼簿」所载，共有二百余人。
以艺术而论，近人黄宾虹说：「唐画如粬，宋画如酒，元画如醇。元画以下，渐如酒之加水，时代愈后，加水愈多。俞剑方论画云：「唐人主法，宋人主理，元人主意，渐由客观入於主观，渐由自然之表现变为自我之麦现，遂至重视逸气之泸写，忽略物形之描拟，形成超自然，超现实之艺术………故元代绘画认为中国绘画进化之极峰，殊非过当。（俞氏「中国绘画史」第十二章）
不错，「元史」本纪及志传中，有许多贪污不法行为的纪录。作者最初也以为元代吏治很坏，本着求证的精神，曾经遍查「元史」，摘记下百余事，凡官吏的贪污、不法、害民，贿赂、腐败、无能等，无不应有尽有。然细考那些事情，皆是历代所常见的官场现象，不独元代有之。且「元史」记下来的，都是已经纠正的事。
与其他朝代比较之下，我获得如下一些认识：
⒈盐政，漕运，及地方官吏剥削人民之事，是历代常见现象。我所记下来的元代弊端，几乎每一件事都可从其他朝代，找到类似的例子，或更有甚於此者。而且元代常以儒臣主盐政，使最多弊端的盐政时常得到改善。
⒉元代扰民之政，都比不上唐之间架税，北宋之花石纲，南宋之经理。
⒊以贪污而论，并没有像明代严嵩父子，或清代和坤般的人物。（阿合马等几个人，殊不足道。）
⒋诸王驸马的特权及赐田之弊，明清二代亦复有之。且自世祖起，元代诸帝皆约束得很紧。元代诸王及蒙古将帅，一般多贫穷。较之唐代诸节度使的豪奢，有天渊之别。以视宋、明将帅之富，亦相形见拙。尤其难得的是，元代诸王之分镇中国内地者，皆相当守法，例如：
梁王松山镇云南，豪民规避徭役者，多投充王府宿卫。云南行省右丞忽辛按朝廷元额所无者，悉籍为民，去其宿卫三分之二。（赛典赤瞻思丁传，忽辛附传）
烕顺王宽彻不花在武昌开了一个广乐园，被湖广行省平章星吉一言，立即罢去。（星吉传）
安西王忙哥刺王府吏卒横暴扰民，京兆路总管赵炳建白於王，请绳之以法。王命之曰：「后有犯者，勿复启请，若自处之。」自是豪猾饮戢。（赵炳传）
元代的学风，是跟着宋代走的。务实学，不尚空谈。作者曾根据清钱大听氏所补的元艺文志，统计出元代的经书著作如下
以时间作比例，元代百年之国，有此数量，已与宋代相当（易类著作超过宋代）。以内容而言，由於元人崇拜朱子，受朱子思想限制，新义较少。然比宋不及，比明则有余。其他且不说，明代所编的六部大全——四书大全，周易大全，书传大全，诗经大全，礼记大全，春秋大全——全是盗取元人的著作，朱彝尊「经义考』及顾炎武「日知录」，皆曾明白指出。
私人文集，即补艺文志的别集，则有作者六七七人，八二九集，六一六七卷。黄梨洲「明儒学案」序云：「唐之韩、柳，宋之欧、苏，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所能及。」还有，古籍的散失，自明代近，是明人不知爱惜文化，元代却是保管得很好的。如果还有人说元代不重视汉文化，请看朱彝尊的话：
………元之平金也①，杨中书惟中于军前收伊洛诸书，载送燕都，及平宋，王承旨构首请辇送三馆图籍。至元中，又徙平阳经籍所于京师。且括江南诸郡书板，又遣使杭州，悉取在官书籍板刻至大都………考唐宋元藏书，皆极其慎重，献书有责，储书有库，勘书有人，曝书有会。至明，以百万卷秘书，顾责之典籍一官守视，其人皆赀生，不知爱重。而又设科专尚帖括，四子书易诗第宗朱子，书遵蔡氏，春秋用胡氏，礼主陈氏，爱博者窥大全而止，不敢旁及诸家。秘省所藏，土苴视之，盗窃听之，百年之后，无完书矣。迨万历乙巳………校理遗籍，惟地志仅存，亦皆嘉隆后书，初非旧本。经典散失，寥寥无几………（曝书亭集卷四十四文渊阁书目跋）。
再说纯文学方面，小说名著「水浒」与「三国演义」，皆始作於元朝。元曲的光芒万丈，更是不争的事实。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录有杂剧五百六十六种，作者一百八十七人，除去一部分明人著作，实有五百余种。如果把遗漏的加进去，有人估计有千种之多。至於元代杂剧作家的人数，据「录鬼簿」舆「续录鬼簿」所载，共有二百余人。
以艺术而论，近人黄宾虹说：「唐画如粬，宋画如酒，元画如醇。元画以下，渐如酒之加水，时代愈后，加水愈多。俞剑方论画云：「唐人主法，宋人主理，元人主意，渐由客观入於主观，渐由自然之表现变为自我之麦现，遂至重视逸气之泸写，忽略物形之描拟，形成超自然，超现实之艺术………故元代绘画认为中国绘画进化之极峰，殊非过当。（俞氏「中国绘画史」第十二章）
不错，「元史」本纪及志传中，有许多贪污不法行为的纪录。作者最初也以为元代吏治很坏，本着求证的精神，曾经遍查「元史」，摘记下百余事，凡官吏的贪污、不法、害民，贿赂、腐败、无能等，无不应有尽有。然细考那些事情，皆是历代所常见的官场现象，不独元代有之。且「元史」记下来的，都是已经纠正的事。
与其他朝代比较之下，我获得如下一些认识：
⒈盐政，漕运，及地方官吏剥削人民之事，是历代常见现象。我所记下来的元代弊端，几乎每一件事都可从其他朝代，找到类似的例子，或更有甚於此者。而且元代常以儒臣主盐政，使最多弊端的盐政时常得到改善。
⒉元代扰民之政，都比不上唐之间架税，北宋之花石纲，南宋之经理。
⒊以贪污而论，并没有像明代严嵩父子，或清代和坤般的人物。（阿合马等几个人，殊不足道。）
⒋诸王驸马的特权及赐田之弊，明清二代亦复有之。且自世祖起，元代诸帝皆约束得很紧。元代诸王及蒙古将帅，一般多贫穷。较之唐代诸节度使的豪奢，有天渊之别。以视宋、明将帅之富，亦相形见拙。尤其难得的是，元代诸王之分镇中国内地者，皆相当守法，例如：
梁王松山镇云南，豪民规避徭役者，多投充王府宿卫。云南行省右丞忽辛按朝廷元额所无者，悉籍为民，去其宿卫三分之二。（赛典赤瞻思丁传，忽辛附传）
烕顺王宽彻不花在武昌开了一个广乐园，被湖广行省平章星吉一言，立即罢去。（星吉传）
安西王忙哥刺王府吏卒横暴扰民，京兆路总管赵炳建白於王，请绳之以法。王命之曰：「后有犯者，勿复启请，若自处之。」自是豪猾饮戢。（赵炳传）
文宗以怀王出镇金陵，欲建天灵寺，令有司起民夫。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亦乞刺台言於怀王曰：「太子为好事，宜出钱募夫；若欲役民，则朝廷闻之不便………。」（自当传）
宣让王帖木儿不花镇庐州，颖寇将渡淮，淮西廉访使陈思谦言于王，请调芍陂屯卒御贼，王以末奉诏不敢发兵，思谦愿坐擅发之罪，王始从之。（陈思谦传）还有廉希宪傅，董文用传，李德辉传，王忱传，自当传（另一事）等，类此纪录尚多，从略
⒌以元代侍卫的不法行为而论，若与唐、宋、明三代的宦官作比较，可说是小巫见大巫。唐之鱼朝恩，程元振，仇土良；宋之童贯；明之刘瑾，魏忠贤，皆为元代斫没有的。
⒍元初，循蒙古旧习，军队於战争中掠民为奴，是蒙古军的一大罪恶。然自世祖朝起，只见於伐宋之役，且幸亏世祖执法甚严，又鼓励宪司弹劾，绝大多数都已获得解放。又尝下令搜括人奴，复为良民。（参看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五月，及李德辉传等）概乎言之，元代官吏的奴婢，远不及明代之甚。「日知录」卷十三说：「明太祖数凉国蓝王之罪，亦曰公奴至於数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人奴之多，吴中为甚。」原注：「今吴中仕宦之家，有至二一千人者。』
⒎人事制度之弊，也是各代皆有的。较之宋代，恐怕还是元代好得多。至少，元代百官皆有专职，不像宋代那样，官职尽是虚名，做事全靠差遣。
⒏元代言官比宋代确实得多。宋言官动辄弹劾宰相，往往放言高论，目的只在博取令名，以为自己进身之术。元代言官所劾，皆有具体事实。宪司对地方官吏的检举，尤不遗余力，这对於元代的吏治，具有很大的消毒作用。 二、元末明初间人民对元朝的好感
作者在上面把元代说得那么好，却因篇幅所限，大都没有提出证据，恐怕读者不能无疑。（拙著「元史新讲」现已完成，此书约二百余万言，对於上述诸事，皆有详细讨论。）现在姑举二事为例，一以聊补前文的缺陷，一以说明元末明初的中国人民，为什么会怀念元朝。
第一，量刑从宽，是元代的普遍趋势。除朝廷整肃贪污外，终元之世没有兴过大狱，尤没有文字狱更没有杀过功臣。每年大辟（死刑）人数之少，尤为元代的一个特色。世租本纪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记称，札鲁忽赤（断事官）合刺合孙言：「去岁审囚官所录囚数，南京、济南二路应死者已有一百九十人，若总校诸路，为数必多，宜留札鲁忽赤数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群羊，岂可遽杀耶?宜悉配隶淘金。」又据管如德传记称，一日，世祖语如德曰：「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令面对再四，再实也，而后罪之………」
兹将见诸纪录的宋元二代大辟人数并记於此，请读者自己对照一下。元代：世祖、成宗二朝约五十年，差不多每年都有大辟人数的纪录（缺四年）。世祖朝最多一年是至元二十年，二百七十八人；最少一年是中统四年，只七人；平均每年七十四人。成宗朝最多一年是大德元年，一百七十五人；最少一年是大德六年，只三人；本均每年四十七人。武宗以后无纪录，惟英宗本纪至治三年四月记称：「京师释囚，大辟者三十一人。』
宋代，据「文献通考」所载几个死刑人数：太祖开宝八年三月，有司言，三年至今，诏所贷死罪凡四千一百零八人。真宗威平四年，天下断死罪八百人。仁宗天圣四年，刑部侍郎燕肃奏，天圣三年，断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人。嘉佑五年，判刑部李诞言，一岁之中，死刑无虑二千五百六十人。嘉佑七年，大辟一千六百八十三人。英宗治平二年，断大辟一千八百三十二人。宁宗嘉泰二年所记，天下上死罪一千八百十一人。
第二，元代最值得称道的是，只有正税，没有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食货志说：「前代告缯（汉事）、借商（唐事）、经理（宋事）等制，元皆无之，亦可谓宽矣。」元代的正税也不重，且一代罕有提高税率。然有一事必须解释，古代翰林编修们没有经济学常识，往往误以税额（税收总额）的增加，视同税率的加重。以商税为例，「元史」食货志（据经世大典）的叙述累朝数次提高税额，最后说道：「天历之际（一三二八—二三一九），天下总入之数，视至元七年（一二七O）所定之额，盖不啻百倍云。」此语似含有很大的感慨，今人且有以为在那六十年间（一二七O—三二一九），商税提高了百倍的（连我也曾信以为真），这真是很大的误解。实际上，元代商税三十取一，一代未尝增加过，所增的是税收总额，不是税率。
宣让王帖木儿不花镇庐州，颖寇将渡淮，淮西廉访使陈思谦言于王，请调芍陂屯卒御贼，王以末奉诏不敢发兵，思谦愿坐擅发之罪，王始从之。（陈思谦传）还有廉希宪傅，董文用传，李德辉传，王忱传，自当传（另一事）等，类此纪录尚多，从略
⒌以元代侍卫的不法行为而论，若与唐、宋、明三代的宦官作比较，可说是小巫见大巫。唐之鱼朝恩，程元振，仇土良；宋之童贯；明之刘瑾，魏忠贤，皆为元代斫没有的。
⒍元初，循蒙古旧习，军队於战争中掠民为奴，是蒙古军的一大罪恶。然自世祖朝起，只见於伐宋之役，且幸亏世祖执法甚严，又鼓励宪司弹劾，绝大多数都已获得解放。又尝下令搜括人奴，复为良民。（参看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五月，及李德辉传等）概乎言之，元代官吏的奴婢，远不及明代之甚。「日知录」卷十三说：「明太祖数凉国蓝王之罪，亦曰公奴至於数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人奴之多，吴中为甚。」原注：「今吴中仕宦之家，有至二一千人者。』
⒎人事制度之弊，也是各代皆有的。较之宋代，恐怕还是元代好得多。至少，元代百官皆有专职，不像宋代那样，官职尽是虚名，做事全靠差遣。
⒏元代言官比宋代确实得多。宋言官动辄弹劾宰相，往往放言高论，目的只在博取令名，以为自己进身之术。元代言官所劾，皆有具体事实。宪司对地方官吏的检举，尤不遗余力，这对於元代的吏治，具有很大的消毒作用。 二、元末明初间人民对元朝的好感
作者在上面把元代说得那么好，却因篇幅所限，大都没有提出证据，恐怕读者不能无疑。（拙著「元史新讲」现已完成，此书约二百余万言，对於上述诸事，皆有详细讨论。）现在姑举二事为例，一以聊补前文的缺陷，一以说明元末明初的中国人民，为什么会怀念元朝。
第一，量刑从宽，是元代的普遍趋势。除朝廷整肃贪污外，终元之世没有兴过大狱，尤没有文字狱更没有杀过功臣。每年大辟（死刑）人数之少，尤为元代的一个特色。世租本纪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记称，札鲁忽赤（断事官）合刺合孙言：「去岁审囚官所录囚数，南京、济南二路应死者已有一百九十人，若总校诸路，为数必多，宜留札鲁忽赤数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群羊，岂可遽杀耶?宜悉配隶淘金。」又据管如德传记称，一日，世祖语如德曰：「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令面对再四，再实也，而后罪之………」
兹将见诸纪录的宋元二代大辟人数并记於此，请读者自己对照一下。元代：世祖、成宗二朝约五十年，差不多每年都有大辟人数的纪录（缺四年）。世祖朝最多一年是至元二十年，二百七十八人；最少一年是中统四年，只七人；平均每年七十四人。成宗朝最多一年是大德元年，一百七十五人；最少一年是大德六年，只三人；本均每年四十七人。武宗以后无纪录，惟英宗本纪至治三年四月记称：「京师释囚，大辟者三十一人。』
宋代，据「文献通考」所载几个死刑人数：太祖开宝八年三月，有司言，三年至今，诏所贷死罪凡四千一百零八人。真宗威平四年，天下断死罪八百人。仁宗天圣四年，刑部侍郎燕肃奏，天圣三年，断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人。嘉佑五年，判刑部李诞言，一岁之中，死刑无虑二千五百六十人。嘉佑七年，大辟一千六百八十三人。英宗治平二年，断大辟一千八百三十二人。宁宗嘉泰二年所记，天下上死罪一千八百十一人。
第二，元代最值得称道的是，只有正税，没有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食货志说：「前代告缯（汉事）、借商（唐事）、经理（宋事）等制，元皆无之，亦可谓宽矣。」元代的正税也不重，且一代罕有提高税率。然有一事必须解释，古代翰林编修们没有经济学常识，往往误以税额（税收总额）的增加，视同税率的加重。以商税为例，「元史」食货志（据经世大典）的叙述累朝数次提高税额，最后说道：「天历之际（一三二八—二三一九），天下总入之数，视至元七年（一二七O）所定之额，盖不啻百倍云。」此语似含有很大的感慨，今人且有以为在那六十年间（一二七O—三二一九），商税提高了百倍的（连我也曾信以为真），这真是很大的误解。实际上，元代商税三十取一，一代未尝增加过，所增的是税收总额，不是税率。
按元代行交钞（纸币），百年间，物价有过三次涨风，也就是交钞三次贬值。第一次在至元十八年至二十四年之间，第二次在成宗、武宗二朝，第三次在顺帝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②后者是末年亡国因素之一，亦不在这六十年之内，且不谈。在上述六十年间，包含着二次物价涨风，作者曾经仔细分析过，估计自至元七年至天历间，物价大约涨了二十倍左右，也就是交钞贬值到原值的二十分之一。那么，原先售价三十文的货物，纳商税一文，天历间要卖六百文，自然要纳二十文的税，然其货币的实际价值则仍是一文。照此计算，税额增加百倍，实际只增加五倍。而这五倍，应该是平江南后徵税地区扩大及六十年间商业成长率使然。考至元七年时，江南未下，华北各省则刚刚进入拨乱为治的阶段，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工商业亦於大破坏之后，才开始复苏。至元十三年平宋之后，南北运河打通，海运尤便利，货畅其流，商业昌盛。同时人口增加，农村副业发达（特别是棉布业的迅速发展），社会消费力亦大增。在这种情形之下，六十年间商业成长率数倍，不但是应有的现象，事实上恐怕还不止可增五倍而已。因此，天历间较之至元七年，商税总额增加百倍，不但不是增税，还应该把这件事看作元代工商业欣欣向荣的一个证据。③本文虽限於篇幅，只能略举二例，然这二件事，已经充分表现出元代「政宽」的面貌，而政宽则最能博得人民好感。现在我们再从历史事实，来看看元末明初间，人民对元代好感的情形。
第一件事，是义军的踊跃和普遍。元代军队数量，比其他朝代为少，又因承平日久，到了末年，已经丧失了战斗力。④顺帝至正间的各地戡乱战役，不分南北，全靠当地人民自动组织及政府号召徵募的义军，替朝廷卖命。当时戡乱讨逆最有功的三员大将中，察罕帖木儿、陈友定二人，是义军起家的；答失八都鲁虽为蒙古名将后人，他的兵也以义军为主。这些义军皆对朝廷很效忠，后因大乱日久，局势益非⑥，时移势转，才开始有少数义军降於叛军，而至死无贰心的则为数甚众。
第二，元代殉难人土很多，「元史」忠义传已经列举不少，「元史类编」、「新元史」等又补充了好些人，作者再从散见其他文献的加进去，列了一张表，约有三百人左右。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些殉难人士中，儒士最多，且有进士出身者三十六人，其中有五人是第一名进士（明清始正式称状元）。「江西通志」所载元末殉节士人，尤多壮烈，兹举二人於此。
江西行省参政刘鹳，永丰人，被贼所执，幽於赣之慈云寺，其仲子述亦同在。鹑作绝笔诗云：「生为元朝臣，死为元朝鬼，忠节既无惭，清风自千古。」以诗付述，不食六日而卒。
萧彝翁寇乱家居，江西参政全子仁率师平袁州，辟彝翁为参谋。会伪汉陷庐陵，子仁遁去，彝翁叹曰：「有城不守非忠也，遇敌不战非勇也，谋人军而不死，何面目见天下士乎?」投井而死。人争出之，三日不食，书衣带云：「男子之贞，犹女之烈，一有玷焉，万善难雪。』竟赴井死。
第三，元亡，儒士多以大元遗民自命，明太祖徵召多不应。应徵去修元史的，大都修完即告老回家，不肯受官。王翰被徵召，自谓「义不仕二姓」，自杀而死。戴良、王逢二人，「不忘故君旧国，所为诗文，悲凉感慨。」戴良且因辞官忤明太祖，死於狱中。还有陈亮，自以「故元儒生」，累诏不出，作「陈搏赋」以见志。李祁隐居永新山中，自称「不二心老人」。这些人多未仕元，而念念不忘元朝，最堪注意。
第四，以「说郛」、「辍耕录」、「书史会要」等书著名的陶宗仪，在元朝也没有做官。明初，太祖屡徵之，皆不出。他所著「辍耕录」，是有闻必录性质，然除偶有二一篇讥讽元末军政者，如「非程文」之讥乡试弊端，「花山贼」之讥军队无能外，一般皆对元代多所表扬。如「圣聪」、「隆师重道」、「端本堂」、「减御膳」、「文宗能画」诸篇，皆表彰文宗、顺帝二君之事；「宫阙制度」一篇，则称赞世祖节俭；前后二篇「后德」（卷二、卷二十六），则称誉顺帝的二后。特别是「忠烈」一篇，详载元末殉节人士，其文末结论云：「是亦深仁厚泽涵养所致，孰谓百年之国而无人哉!」陶氏对元朝的好感，跃然纸上。
第五，洪武初，颁洪武通宝。商人以铜钱不便，喜用元钞，乃发行明钞。「明史」食货志说：「洪武七年，帝以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使用钱，乃设宝钞提举司。」第六，明初名臣方孝孺撰「林君（德）墓表」，坦言明初吏治不及元代。原文云：「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过儒生远甚。故儒多屈为吏，吏皆忠厚洁廉，宽以用法，而重於有过；勇於致名，而怯於言利。进而为公卿者，既以才能政术有闻於时，而在郡邑之间亦谨言笃行，与其时称。岂特吏之素贤乎?士而为吏，宜其可称者众也。元亡未久，而遗风旧俗与之俱变，求之於世，若林君者盖鲜矣。………」（逊志斋集卷二十二）
第二，元代殉难人土很多，「元史」忠义传已经列举不少，「元史类编」、「新元史」等又补充了好些人，作者再从散见其他文献的加进去，列了一张表，约有三百人左右。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些殉难人士中，儒士最多，且有进士出身者三十六人，其中有五人是第一名进士（明清始正式称状元）。「江西通志」所载元末殉节士人，尤多壮烈，兹举二人於此。
江西行省参政刘鹳，永丰人，被贼所执，幽於赣之慈云寺，其仲子述亦同在。鹑作绝笔诗云：「生为元朝臣，死为元朝鬼，忠节既无惭，清风自千古。」以诗付述，不食六日而卒。
萧彝翁寇乱家居，江西参政全子仁率师平袁州，辟彝翁为参谋。会伪汉陷庐陵，子仁遁去，彝翁叹曰：「有城不守非忠也，遇敌不战非勇也，谋人军而不死，何面目见天下士乎?」投井而死。人争出之，三日不食，书衣带云：「男子之贞，犹女之烈，一有玷焉，万善难雪。』竟赴井死。
第三，元亡，儒士多以大元遗民自命，明太祖徵召多不应。应徵去修元史的，大都修完即告老回家，不肯受官。王翰被徵召，自谓「义不仕二姓」，自杀而死。戴良、王逢二人，「不忘故君旧国，所为诗文，悲凉感慨。」戴良且因辞官忤明太祖，死於狱中。还有陈亮，自以「故元儒生」，累诏不出，作「陈搏赋」以见志。李祁隐居永新山中，自称「不二心老人」。这些人多未仕元，而念念不忘元朝，最堪注意。
第四，以「说郛」、「辍耕录」、「书史会要」等书著名的陶宗仪，在元朝也没有做官。明初，太祖屡徵之，皆不出。他所著「辍耕录」，是有闻必录性质，然除偶有二一篇讥讽元末军政者，如「非程文」之讥乡试弊端，「花山贼」之讥军队无能外，一般皆对元代多所表扬。如「圣聪」、「隆师重道」、「端本堂」、「减御膳」、「文宗能画」诸篇，皆表彰文宗、顺帝二君之事；「宫阙制度」一篇，则称赞世祖节俭；前后二篇「后德」（卷二、卷二十六），则称誉顺帝的二后。特别是「忠烈」一篇，详载元末殉节人士，其文末结论云：「是亦深仁厚泽涵养所致，孰谓百年之国而无人哉!」陶氏对元朝的好感，跃然纸上。
第五，洪武初，颁洪武通宝。商人以铜钱不便，喜用元钞，乃发行明钞。「明史」食货志说：「洪武七年，帝以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使用钱，乃设宝钞提举司。」第六，明初名臣方孝孺撰「林君（德）墓表」，坦言明初吏治不及元代。原文云：「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过儒生远甚。故儒多屈为吏，吏皆忠厚洁廉，宽以用法，而重於有过；勇於致名，而怯於言利。进而为公卿者，既以才能政术有闻於时，而在郡邑之间亦谨言笃行，与其时称。岂特吏之素贤乎?士而为吏，宜其可称者众也。元亡未久，而遗风旧俗与之俱变，求之於世，若林君者盖鲜矣。………」（逊志斋集卷二十二）
第七，学术方面，元代的诗文书画，至明初仍大受欢迎，元曲尤为明人所爱好。宋濂主编的在「元史」，相当客观，绝不渗入一点汉人排夷观念。永乐中人胡粹中所撰「元史续编」，态度亦然。兹举三个人的事为例，以见一般：
赵孟俯（子昂）诗、书、画三绝，兹只略举明初人士对其书法的称誉，以备下面与护骂之词作对照。宋濂说：「赵魏公留心字学甚勤，义、献帖凡临数百遍，所以盛名充塞四海者，岂无其故哉?」徐有贞说：「魏公书於规矩之中，自有神仙蜕骨风度。」王鏊说：「近世以书名家者，惟松雪公最得二王笔法，几所谓未达一间者。」方孝孺说：「宋之季年，书学扫地荡尽，而诗尤壤烂不可收拾。文敏公生其时，而能脱去陋习，上师古人，遂卓然以二者名家，正书尤为当世所贵重。」又说：「子昂书如程不识将兵，号令严明，不使毫末出法度外，故动无遗失。」解缙说：「文敏神明英杰，仪凤冲霄，祥云捧日。」又说：「天资英迈，积学功滦，尽掩古人，超人魏晋。」（参看马宗霍「书林藻监」）
宣德十年正月，英宗郎位，四月，以元学士吴澄从祀孔子庙庭（明史英宗本纪）。杨士奇等「议吴文正公从祀」奏议，载在「明文衡」卷七，内称：「………今澄所著具在，我国家崇儒重道，大明四书五经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见采录，以惠学者。盖澄问学之功，朱熹以来，莫或过之。而从祀诸儒，白荀况下至范窖，语其事功，皆未及澄………」
永乐中为国子祭酒的胡俨，有数则杂记，对虞集其人其诗，至为钦佩。「虞文靖公知人」一则，首先录下「元史」虞集传识袭伯聪不得善终一事；继又记其识余阙於文名未著之时。其结语云：「乃知前辈观人，自有定鉴。」又在「萨天锡诗记」一则，记虞集改萨诗一字（地湿厌闻天竺雨，改为地湿厌看天竺雨），难但云萨大服而去，言外之意，自亦至为佩服。（明文衡卷五五）
第八，元亡后流落中国的蒙古色目人，完全不受汉人歧视，更是元政不苛及人民怀念元朝的反映。让我先引两个相反的史例作为对照：（一）「晋书」卷一O七石季龙下记称：「石闵（即冉闵）躬率赵人诛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郊外，悉为野犬豺狼祈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於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二）金人亡国后亦类似，「元遗山文集』所载：「完颜怀德碑」称：「民间仇拨地之怨，睚肶种人（女真），期必杀而后已。寻踪捕影，不三二日，屠戮净尽。」
元亡后，见於明初公私文献的蒙古色目人很多，或仕明，或经商，或隐居，或教学，或流浪四方，行医卖卜为生，到处皆不受汉人歧视或干扰逼。「日知录」卷二十三记称：洪武九年（一三七六）闰九月，淮安府海州儒学曾秉正言：「臣见近来蒙古色目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有求仕入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
第九，下节所述马翌对明太祖说的，「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实际是代表元代遗民的一般意见，中国人民最怕官吏麻烦，政宽是人民最欢迎的，所以元亡之后，人民仍多坏念。
由上述诸纪录可以看出，后人论元史者，或以民族主义史观，视元朝之亡为民族主义打倒鞑靼；或以社会主义史观，视元朝之亡为农民革命胜利，皆只是一偏之见，在历史上找不到充分证据的三、明太祖尊重元朝
明初，不但人民坏念元代，士人尊重元代学术，明太祖本人除指责元顺帝荒淫失政外，对於顺帝以前诸帝，特别是对世租忽必烈，相当尊敬。对於有元一代，尤其是对於元初的政治，也很具好感。他认为元朝之亡，是由於顺帝失政，地方大乱。他是翦灭群雄而得天下，不是夺取元之天下。他完全没有歧视蒙古色目异族的表示，对於那些降将降臣及遗留在中国的蒙古色目人，可以说十分优待。请看下面所举的一些事实。
元至正二十七年（吴王四年，一三六七）九月，吴地已平，遗使致书於元主，送其宗室神保大王等北还⑦。（明史太祖本纪）
洪武元年二元至正二十八年，一三六八），明军已取河南，太祖幸汴梁。秋七月，还京，临行，谕诸将曰：「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宰?………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宗室咸俾保全。」l（同上）
洪武元年十月，自北京还，徵元故臣至。帝御奉天门，召问元政得失。马翌对曰：「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帝曰：「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未闻也。元季君臣耽於逸乐，驯至沦亡，其失在纵弛，实非宽也。』（清陈鹤撰「明纪」卷二）
洪武二年（一三六九）二月，太祖命修元史，谛修史诸臣曰：「元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季世嗣君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间有贤哲之臣，言不见甩，用不见信，遂至土崩。」（同上）
洪武三年（三一七O）四月，诏禁蒙古色目人改用汉姓（除赐姓外），诏书有云：「朕起布衣，定群雄，为天下主。已尝诏告天下，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日知录卷二十三）
赵孟俯（子昂）诗、书、画三绝，兹只略举明初人士对其书法的称誉，以备下面与护骂之词作对照。宋濂说：「赵魏公留心字学甚勤，义、献帖凡临数百遍，所以盛名充塞四海者，岂无其故哉?」徐有贞说：「魏公书於规矩之中，自有神仙蜕骨风度。」王鏊说：「近世以书名家者，惟松雪公最得二王笔法，几所谓未达一间者。」方孝孺说：「宋之季年，书学扫地荡尽，而诗尤壤烂不可收拾。文敏公生其时，而能脱去陋习，上师古人，遂卓然以二者名家，正书尤为当世所贵重。」又说：「子昂书如程不识将兵，号令严明，不使毫末出法度外，故动无遗失。」解缙说：「文敏神明英杰，仪凤冲霄，祥云捧日。」又说：「天资英迈，积学功滦，尽掩古人，超人魏晋。」（参看马宗霍「书林藻监」）
宣德十年正月，英宗郎位，四月，以元学士吴澄从祀孔子庙庭（明史英宗本纪）。杨士奇等「议吴文正公从祀」奏议，载在「明文衡」卷七，内称：「………今澄所著具在，我国家崇儒重道，大明四书五经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见采录，以惠学者。盖澄问学之功，朱熹以来，莫或过之。而从祀诸儒，白荀况下至范窖，语其事功，皆未及澄………」
永乐中为国子祭酒的胡俨，有数则杂记，对虞集其人其诗，至为钦佩。「虞文靖公知人」一则，首先录下「元史」虞集传识袭伯聪不得善终一事；继又记其识余阙於文名未著之时。其结语云：「乃知前辈观人，自有定鉴。」又在「萨天锡诗记」一则，记虞集改萨诗一字（地湿厌闻天竺雨，改为地湿厌看天竺雨），难但云萨大服而去，言外之意，自亦至为佩服。（明文衡卷五五）
第八，元亡后流落中国的蒙古色目人，完全不受汉人歧视，更是元政不苛及人民怀念元朝的反映。让我先引两个相反的史例作为对照：（一）「晋书」卷一O七石季龙下记称：「石闵（即冉闵）躬率赵人诛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郊外，悉为野犬豺狼祈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於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二）金人亡国后亦类似，「元遗山文集』所载：「完颜怀德碑」称：「民间仇拨地之怨，睚肶种人（女真），期必杀而后已。寻踪捕影，不三二日，屠戮净尽。」
元亡后，见於明初公私文献的蒙古色目人很多，或仕明，或经商，或隐居，或教学，或流浪四方，行医卖卜为生，到处皆不受汉人歧视或干扰逼。「日知录」卷二十三记称：洪武九年（一三七六）闰九月，淮安府海州儒学曾秉正言：「臣见近来蒙古色目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有求仕入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
第九，下节所述马翌对明太祖说的，「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实际是代表元代遗民的一般意见，中国人民最怕官吏麻烦，政宽是人民最欢迎的，所以元亡之后，人民仍多坏念。
由上述诸纪录可以看出，后人论元史者，或以民族主义史观，视元朝之亡为民族主义打倒鞑靼；或以社会主义史观，视元朝之亡为农民革命胜利，皆只是一偏之见，在历史上找不到充分证据的三、明太祖尊重元朝
明初，不但人民坏念元代，士人尊重元代学术，明太祖本人除指责元顺帝荒淫失政外，对於顺帝以前诸帝，特别是对世租忽必烈，相当尊敬。对於有元一代，尤其是对於元初的政治，也很具好感。他认为元朝之亡，是由於顺帝失政，地方大乱。他是翦灭群雄而得天下，不是夺取元之天下。他完全没有歧视蒙古色目异族的表示，对於那些降将降臣及遗留在中国的蒙古色目人，可以说十分优待。请看下面所举的一些事实。
元至正二十七年（吴王四年，一三六七）九月，吴地已平，遗使致书於元主，送其宗室神保大王等北还⑦。（明史太祖本纪）
洪武元年二元至正二十八年，一三六八），明军已取河南，太祖幸汴梁。秋七月，还京，临行，谕诸将曰：「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宰?………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宗室咸俾保全。」l（同上）
洪武元年十月，自北京还，徵元故臣至。帝御奉天门，召问元政得失。马翌对曰：「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帝曰：「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未闻也。元季君臣耽於逸乐，驯至沦亡，其失在纵弛，实非宽也。』（清陈鹤撰「明纪」卷二）
洪武二年（一三六九）二月，太祖命修元史，谛修史诸臣曰：「元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季世嗣君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间有贤哲之臣，言不见甩，用不见信，遂至土崩。」（同上）
洪武三年（三一七O）四月，诏禁蒙古色目人改用汉姓（除赐姓外），诏书有云：「朕起布衣，定群雄，为天下主。已尝诏告天下，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日知录卷二十三）
洪武三年四月，元顺帝崩於应昌，其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位。五月，明将李文忠克应昌，元嗣君北走，获其子买的里八刺，降五万余人。六月，买的里八刺至京师（金陵），群臣请献俘，太祖不许。又以捷报多侈辞，谓宰相曰：「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封买的里八刺为崇礼侯。七年，买的里八刺已长，依礼遗回漠北。（明史太祖本纪）
洪武五年（三一七二），令蒙古色目人民。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结婚姻，不许与本族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明会要卷五十二）按蒙古色目人此时已是亡国之人，除仕明居官及富商外，一般皆地位低微，生活困苦⑧，不可能尽与汉人通婚，会要所录此令大概不完全，或稍后郎有修改，「明律集解」卷六，有补充条文：「凡汉人不愿与其通婚时，蒙古色目人仍得自相嫁娶。」
洪武十一年四月，元嗣君爱献识埋达腊殂，太祖自为文遣使吊祭（本纪及鞑靼传）。惟此文并非太祖自撰，乃钱苏所作，「明文衡」卷一载有此文。
元将降於明者，皆受优待。「明史」卷一五六，为蒙古色目降将十余人立传，这些人大都封为伯爵，子孙世袭，多与明朝共终始。卷末赞云：「明兴，诸蕃部怀太祖功德，多乐内附，赐姓名，授官职者，不可胜纪。」还有附记於他传的，例如冯胜传附记一位蒙古降将纳哈出。此人为木华黎子孙，元末，为太平路万户，被俘。明太祖待之厚，知其志不忘元，资遗北归。顺帝出关后，纳哈出屡犯辽东，后兵败，降於冯胜。封海西侯，从征云南，道卒。子察罕，改封渖阳侯，后坐蓝玉党，处死。
明太祖特别尊敬元末殉节之臣，尤其是蒙古色目人。例如：（一）吴王四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一三六七），命祀余阙（唐兀人）於安庆，祀李黼（汉人）於江州（太祖本纪）⑨。（二）唐兀人福寿，元江南行台御史大夫，明军破金陵时殉职。据刘三省撰「敕建元衞国忠肃公庙碑」（明文衡卷六十五）所述，明太祖闻其死，嘉叹久之，赐棺槽殓，葬如礼。初立庙於城南土门冈，洪武二十二年（一三八九），复命改建於钦天山之阳，与鼎新百神祠相联。庙成，特命刘三省作碑文。福寿之子陈金福（当系赐姓）为明海州同知，洪武二十二年十一坐事当戍，太祖以其父死节，宥之，擢为太仆寺少卿。（明纪卷五）（三）河西人（唐兀）星吉，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殉职。明太祖悯其死节之忠，擢其子达尔麻识官内廷，赐名吉昌。迁监察御史，后超迁山东按察司副使。（宋濂撰「星吉公神道碑」，「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四）
明太祖尤尊敬元世祖忽必烈。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八月乙亥，建历代帝王庙於钦天山之阳，为正殿五室，祀三皇，五帝，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汉高祖、世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忽必烈）。每岁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已而以周文王终守臣服，唐高祖由太宗得天下，遂寝其祀，增祀隋高祖。洪武七年（一三七四）八月甲午朔，帝躬祀历代帝王於新庙，自伏义至元世祖，凡十七帝。已而罢隋高祖之祖。（明纪卷三）宋讷撰「勅建历代帝王庙碑」有云：「………汉唐之迭兴，以至於元，皆能混一寰宇，绍正大统，以承天休，而为民极，右之序之，不亦宜乎。秦、晋及隋，视其功德，不能无愧，故黜而不与。………」（明文衡卷六十三）
又据明刘侗、于奕合撰之「帝京景物略」，明太祖诏地方官，春秋祭祀元朝的帝王陵寝。及明世宗既废帝王庙元世祖之祀（见下），仍命依太租制，由地方官春秋祭祀元之帝王陵寝。 四、明中叶以后的大转变
历史通例，无论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当其强盛时，则提倡世界主义（不论其为王道的或霸道的），及其衰弱时，於备受外族侵凌之下，便有民族主义兴起，提倡抵御外侮。明初，国势强盛，以泱泱大国之风，招徕外蕃，提倡的是世界主义。「天下一家」，「蒙古色目皆吾民也」，是明太祖的口头禅。成祖亦欲万国臣服，一面屡次用兵漠北，欲彻底征服鞑靼；一面遣使四方，络绎不绝。永乐中（一四O三—一四二四），四方朝贡者三十余国。既是天下一家，自然对四夷无所歧视。所以明初对於元代政治的评论，对於元代学术及人物的评价，都很公正，誉多於毁。上二节所述诸事，都是这句话的注解。
明中叶之后，国势渐衰，外夷之患日深，海上有倭寇，北方有鞑靼。正统十四年（一四四九），英宗为鞑靼虏去，朝中甚至有迁都南京，以避鞑靼之议。於是，在抵御外侮的情势要求之下，民族主义油然而生，四夷皆受排斥。迨东林党起，提倡名节，也就更重视民族气节，益严夷夏之分。随着论调的转变，遂有虚构的反辽、反金、反元之历史及小说故事等，相继出现。
洪武五年（三一七二），令蒙古色目人民。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结婚姻，不许与本族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明会要卷五十二）按蒙古色目人此时已是亡国之人，除仕明居官及富商外，一般皆地位低微，生活困苦⑧，不可能尽与汉人通婚，会要所录此令大概不完全，或稍后郎有修改，「明律集解」卷六，有补充条文：「凡汉人不愿与其通婚时，蒙古色目人仍得自相嫁娶。」
洪武十一年四月，元嗣君爱献识埋达腊殂，太祖自为文遣使吊祭（本纪及鞑靼传）。惟此文并非太祖自撰，乃钱苏所作，「明文衡」卷一载有此文。
元将降於明者，皆受优待。「明史」卷一五六，为蒙古色目降将十余人立传，这些人大都封为伯爵，子孙世袭，多与明朝共终始。卷末赞云：「明兴，诸蕃部怀太祖功德，多乐内附，赐姓名，授官职者，不可胜纪。」还有附记於他传的，例如冯胜传附记一位蒙古降将纳哈出。此人为木华黎子孙，元末，为太平路万户，被俘。明太祖待之厚，知其志不忘元，资遗北归。顺帝出关后，纳哈出屡犯辽东，后兵败，降於冯胜。封海西侯，从征云南，道卒。子察罕，改封渖阳侯，后坐蓝玉党，处死。
明太祖特别尊敬元末殉节之臣，尤其是蒙古色目人。例如：（一）吴王四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一三六七），命祀余阙（唐兀人）於安庆，祀李黼（汉人）於江州（太祖本纪）⑨。（二）唐兀人福寿，元江南行台御史大夫，明军破金陵时殉职。据刘三省撰「敕建元衞国忠肃公庙碑」（明文衡卷六十五）所述，明太祖闻其死，嘉叹久之，赐棺槽殓，葬如礼。初立庙於城南土门冈，洪武二十二年（一三八九），复命改建於钦天山之阳，与鼎新百神祠相联。庙成，特命刘三省作碑文。福寿之子陈金福（当系赐姓）为明海州同知，洪武二十二年十一坐事当戍，太祖以其父死节，宥之，擢为太仆寺少卿。（明纪卷五）（三）河西人（唐兀）星吉，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殉职。明太祖悯其死节之忠，擢其子达尔麻识官内廷，赐名吉昌。迁监察御史，后超迁山东按察司副使。（宋濂撰「星吉公神道碑」，「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四）
明太祖尤尊敬元世祖忽必烈。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八月乙亥，建历代帝王庙於钦天山之阳，为正殿五室，祀三皇，五帝，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汉高祖、世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忽必烈）。每岁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已而以周文王终守臣服，唐高祖由太宗得天下，遂寝其祀，增祀隋高祖。洪武七年（一三七四）八月甲午朔，帝躬祀历代帝王於新庙，自伏义至元世祖，凡十七帝。已而罢隋高祖之祖。（明纪卷三）宋讷撰「勅建历代帝王庙碑」有云：「………汉唐之迭兴，以至於元，皆能混一寰宇，绍正大统，以承天休，而为民极，右之序之，不亦宜乎。秦、晋及隋，视其功德，不能无愧，故黜而不与。………」（明文衡卷六十三）
又据明刘侗、于奕合撰之「帝京景物略」，明太祖诏地方官，春秋祭祀元朝的帝王陵寝。及明世宗既废帝王庙元世祖之祀（见下），仍命依太租制，由地方官春秋祭祀元之帝王陵寝。 四、明中叶以后的大转变
历史通例，无论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当其强盛时，则提倡世界主义（不论其为王道的或霸道的），及其衰弱时，於备受外族侵凌之下，便有民族主义兴起，提倡抵御外侮。明初，国势强盛，以泱泱大国之风，招徕外蕃，提倡的是世界主义。「天下一家」，「蒙古色目皆吾民也」，是明太祖的口头禅。成祖亦欲万国臣服，一面屡次用兵漠北，欲彻底征服鞑靼；一面遣使四方，络绎不绝。永乐中（一四O三—一四二四），四方朝贡者三十余国。既是天下一家，自然对四夷无所歧视。所以明初对於元代政治的评论，对於元代学术及人物的评价，都很公正，誉多於毁。上二节所述诸事，都是这句话的注解。
明中叶之后，国势渐衰，外夷之患日深，海上有倭寇，北方有鞑靼。正统十四年（一四四九），英宗为鞑靼虏去，朝中甚至有迁都南京，以避鞑靼之议。於是，在抵御外侮的情势要求之下，民族主义油然而生，四夷皆受排斥。迨东林党起，提倡名节，也就更重视民族气节，益严夷夏之分。随着论调的转变，遂有虚构的反辽、反金、反元之历史及小说故事等，相继出现。
在历史方面，最极端的是王洙（正德进士）撰「宋史质」一百卷，直以明继宋统，根本不承认有一个元代。宋益王之后，除去元代诸帝年号，代之以明太祖朱元璋的祖先名讳。柯维琪（嘉靖进士）撰「宋史新编」，亦置辽、金为外国，以广王、益王嗣正统，增景炎、祥兴二朝。在小说方面，嘉靖年间（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出现的武定侯郭勋家传本「水游」，把罗贯中旧本，删去讨田虎、王庆等章，而加上宋江征辽。又有北宋「杨家将传』，以鼓吹抗辽；「大宋中兴岳王传」多种，以鼓吹抗金。可惜南宋末年，根本没有将才。否则也会有人写抗元小说的。
同时，对於元代名人，也就大肆攻击，极尽诬蔑之能事。例如：
⒈前述迄至明初仍然享誉士林不衰的赵孟俯（子勖）书法，到了弘治间（一四八八—一五O五），就有李应祯开始加以诋毁，斥之为「奴书」。自是之后，攻击赵书者日多，到嘉靖—万历间(．一五二五—二八一九）尤甚。事实上，并不是赵氏书法好不好的问题，纯粹因为在民族主义意识中，以宋宗室而屈仕异族的赵孟俯，人格有了问题。
⒉对虞集也由戏谴而进於污辱。（1）谢在杭「五杂俎」云，虞集未遇时，为许衡门客。虞有所私，午后辄出。许每往不遇，病之，因书於籣云：「夜夜出游，知虞公之不可谏。」虞归见之，即对云：「时时来扰，何许子之不惮烦。」许大叹赏，许大叹赏,因荐于朝——按许衡死于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虞集生于至元九年（一二七二），许衡死时，集方十岁，何得做许衡门客。且虞集传明明说是成宗大德初始至京师，时许衡已死十五六年了。（2）嘉靖进士田汝成「西湖志余」记称，虞集际遇文宗，置奎章阁为学士。顺帝为明宗子，文宗忌之，远窜海南（桂林之误）。诏书有曰：「明宗在北之日，自以为非其子」，伯生（集字）笔也。文宗宴驾，宁宗立，八月崩，国人迎顺帝立之。帝入太庙，去文宗神主，而令四方毁弃旧诏。伯生时在江西，命以皮绳拴腰，马尾缝眼，夹两马间，逮捕至大都。嫉之者作十七字诗云：「自谓非其子，如今作天子。传语老蛮子，请死。」至则以文宗亲改诏稿上呈，顺帝览之，曰：「此朕家事，外人岂知?」遂得释，两目由是丧明，不复能楷书——此说之谬，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已斥其诬。据云：：……为此说者，第因文靖（集谧号）晚年目疾而附会之耳。前年得宋宣和画猫卷，有文靖题字署至正五年夏，仙井虞集。笔势尤苍遥，信乎前说之诬也。」按虞集死於至正八年（一三四八），至正五年已七十有四，时距顺帝即位已十三年。
⒊蒲寿庚之兄寿宬，生性淡泊，有陶渊明之称。宋亡，寿庚叛宋降元，寿宬独以来遗民自居，隐逸以终。当时一般宋朝遗民，未尝有人怀疑其人格。明初，追罪寿庚叛宋行为，禁止其子孙应试，亦不禁寿宬子孙⑩到弘治间所修「八闽通志」，始对寿宬有微词，据称：「宋季益、广二王从福州航海，幸泉州，守臣蒲寿庚拒城不纳。寿庚武人，其计皆兄寿宬所策划。部署已定，寿宬著野服，隐法石山中，自称处士，示不臣二姓之意。忽二书生踵门，自云从潮州来求谒处士。阍人以处士方昼寝弗为白，书生曰：‘愿得纸笔书姓名，俟觉，敢烦一投，幸甚!’阍人乃遗以纸笔，遂各赋诗一首。其诗曰：‘梅花落地点苍苔，天意商量要入梅。蚨蝶不知春去也，双双飞过粉墙来。’‘剑戟纷纷扶主日，山林寂寞闭门时。水声禽语皆时事，莫道山翁总不知。’书毕不著名，拂袖而去。自是之后，闽人著作转相抄袭，皆据此以罪寿宬。如万历间（一五七三—二八一九）何乔远的「闽书」，就是据此以发挥的。甚至顾亭林「日知录」也袭此说。
据「宋史」本纪二王附纪，二王自福州航海出走过泉州时，「寿庚来谒，请驻跸泉州』，实因张世杰知泉州不可守，故不允。及元将董文炳至，寿庚始降元。其后，元廷以西北诸王作乱，南征军纷纷北调，张世杰乘元军撤去，回攻泉州，寿庚始拒战，又以宋宗室欲作内应，寿庚乃杀之。弘治八闽通志所记已与史载不符，寿庚武人不知策书，寿宬为弟代谋之说，尤不合情理。寿宬毋宁是一个书呆子，权谋非其所长，而寿庚统御万千海舶，必精於计谋。陈垣「西域人华化考」，更引丘葵诗以破弘治八闽通志之谬。葵宋末元初人，其师吕大圭死於蒲寿庚之难，而葵对寿宬则非常耸敬，交往亦密，具见寿宬为弟策划叛宋之说不确。葵之「钓矶诗集」卷四，有挽心泉蒲处士（寿宬）诗二首：（一）把钓秋风辱赠诗,伤心无路送灵輀。欲书诔语应难尽,独倚寒梅照石漪（二）欲持鸡絮立坟前,俗了青霞顶上仙。只合化为溪畔鹭,乘风飞去弄清泉。
⒋元未曾事张士诚的周伯琦、李伯升二人，明军破平江后，伯琦回乡后病故；伯升仕明，曾先后将兵讨平湖南、广西蛮乱。而徐祯卿（弘治进士）所著「翦胜野闻」，则谓二人皆为明太祖所诛。（赵翼二十二史剳记卷三十六）、
同时，对於元代名人，也就大肆攻击，极尽诬蔑之能事。例如：
⒈前述迄至明初仍然享誉士林不衰的赵孟俯（子勖）书法，到了弘治间（一四八八—一五O五），就有李应祯开始加以诋毁，斥之为「奴书」。自是之后，攻击赵书者日多，到嘉靖—万历间(．一五二五—二八一九）尤甚。事实上，并不是赵氏书法好不好的问题，纯粹因为在民族主义意识中，以宋宗室而屈仕异族的赵孟俯，人格有了问题。
⒉对虞集也由戏谴而进於污辱。（1）谢在杭「五杂俎」云，虞集未遇时，为许衡门客。虞有所私，午后辄出。许每往不遇，病之，因书於籣云：「夜夜出游，知虞公之不可谏。」虞归见之，即对云：「时时来扰，何许子之不惮烦。」许大叹赏，许大叹赏,因荐于朝——按许衡死于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虞集生于至元九年（一二七二），许衡死时，集方十岁，何得做许衡门客。且虞集传明明说是成宗大德初始至京师，时许衡已死十五六年了。（2）嘉靖进士田汝成「西湖志余」记称，虞集际遇文宗，置奎章阁为学士。顺帝为明宗子，文宗忌之，远窜海南（桂林之误）。诏书有曰：「明宗在北之日，自以为非其子」，伯生（集字）笔也。文宗宴驾，宁宗立，八月崩，国人迎顺帝立之。帝入太庙，去文宗神主，而令四方毁弃旧诏。伯生时在江西，命以皮绳拴腰，马尾缝眼，夹两马间，逮捕至大都。嫉之者作十七字诗云：「自谓非其子，如今作天子。传语老蛮子，请死。」至则以文宗亲改诏稿上呈，顺帝览之，曰：「此朕家事，外人岂知?」遂得释，两目由是丧明，不复能楷书——此说之谬，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已斥其诬。据云：：……为此说者，第因文靖（集谧号）晚年目疾而附会之耳。前年得宋宣和画猫卷，有文靖题字署至正五年夏，仙井虞集。笔势尤苍遥，信乎前说之诬也。」按虞集死於至正八年（一三四八），至正五年已七十有四，时距顺帝即位已十三年。
⒊蒲寿庚之兄寿宬，生性淡泊，有陶渊明之称。宋亡，寿庚叛宋降元，寿宬独以来遗民自居，隐逸以终。当时一般宋朝遗民，未尝有人怀疑其人格。明初，追罪寿庚叛宋行为，禁止其子孙应试，亦不禁寿宬子孙⑩到弘治间所修「八闽通志」，始对寿宬有微词，据称：「宋季益、广二王从福州航海，幸泉州，守臣蒲寿庚拒城不纳。寿庚武人，其计皆兄寿宬所策划。部署已定，寿宬著野服，隐法石山中，自称处士，示不臣二姓之意。忽二书生踵门，自云从潮州来求谒处士。阍人以处士方昼寝弗为白，书生曰：‘愿得纸笔书姓名，俟觉，敢烦一投，幸甚!’阍人乃遗以纸笔，遂各赋诗一首。其诗曰：‘梅花落地点苍苔，天意商量要入梅。蚨蝶不知春去也，双双飞过粉墙来。’‘剑戟纷纷扶主日，山林寂寞闭门时。水声禽语皆时事，莫道山翁总不知。’书毕不著名，拂袖而去。自是之后，闽人著作转相抄袭，皆据此以罪寿宬。如万历间（一五七三—二八一九）何乔远的「闽书」，就是据此以发挥的。甚至顾亭林「日知录」也袭此说。
据「宋史」本纪二王附纪，二王自福州航海出走过泉州时，「寿庚来谒，请驻跸泉州』，实因张世杰知泉州不可守，故不允。及元将董文炳至，寿庚始降元。其后，元廷以西北诸王作乱，南征军纷纷北调，张世杰乘元军撤去，回攻泉州，寿庚始拒战，又以宋宗室欲作内应，寿庚乃杀之。弘治八闽通志所记已与史载不符，寿庚武人不知策书，寿宬为弟代谋之说，尤不合情理。寿宬毋宁是一个书呆子，权谋非其所长，而寿庚统御万千海舶，必精於计谋。陈垣「西域人华化考」，更引丘葵诗以破弘治八闽通志之谬。葵宋末元初人，其师吕大圭死於蒲寿庚之难，而葵对寿宬则非常耸敬，交往亦密，具见寿宬为弟策划叛宋之说不确。葵之「钓矶诗集」卷四，有挽心泉蒲处士（寿宬）诗二首：（一）把钓秋风辱赠诗,伤心无路送灵輀。欲书诔语应难尽,独倚寒梅照石漪（二）欲持鸡絮立坟前,俗了青霞顶上仙。只合化为溪畔鹭,乘风飞去弄清泉。
⒋元未曾事张士诚的周伯琦、李伯升二人，明军破平江后，伯琦回乡后病故；伯升仕明，曾先后将兵讨平湖南、广西蛮乱。而徐祯卿（弘治进士）所著「翦胜野闻」，则谓二人皆为明太祖所诛。（赵翼二十二史剳记卷三十六）、
⒌郑瑗（成化中进土）著「井观琐言」，对於上面提到过的、永乐间胡粹中所撰「元史续编」，加以痛斥。他说：「胡粹中「元史续编』，又下於陈径续编?。德佑北迁，闽广继立，宋之绪统犹未绝也，乃遽抑景炎、祥兴之年於分书，非纲目（朱子通监纲目）书蜀汉、东晋之例。」
据以上所引诸例，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一条线索。英宗即位之初（宜德十年，一四三五），还以吴澄从祀孔子，可见迄至此时或英宗正统年间，明初七八十年中，对元代的好感始终未变。正统十四年（一四四九），英宗为鞑靼所虏，当系明人对外思想的转换点。而到弘治间（一四八八—一五O五），这种排外反蒙的民族主义思想，已经大盛。「八闽通志」是那时期修的，李应祯、徐祯卿皆弘治中人，郑瑗早一点，是成化中进士，其「井观琐言」恐怕也成于弘治中或弘治之后。然成化中到底还是排元意识初兴时期，有人排斥元人诗文，有人则否。例如程敏政、张纶同是成化进士，而二人的论调大不相同。程敏政谓宋末元盛之时，学者之于六经四书，无非「依人成学，鲜祈心得。」（马宗霍中国经学史）而张纶「林泉随笔」，则对刘因的诗，大加称许。
到世宗嘉靖间（一五一二一—一五六六），此风益盛。九年（一五三O），罢吴澄从祀孔子（明史礼志四）；二十四年（一五四五），历代帝王庙的元世祖忽必烈神主，遂被撤去。明刘侗、于奕合著的「帝京景物略二」云：世宗嘉靖九年（一五三O），於北京建历代帝王庙，一如留都南京制（明太祖昕定）。十年（一五三一）九月，翰林院修撰姚浃奏请撤去元世租神主，部议谓太祖睿断有确，不从。二十四年（一五四五），礼科给事中陈叶奏言，遂罢元世祖祀………南京亦撤其像。
到神宗万历间（一五七三—二八一九），排外意识，尤其是反元态度，越来越激烈，完全变成了意气用事，不复考虑事实不事实。所有元人诗文，皆一律排斥，不复一顾——闭着眼睛大喊元代无文。有一位不肯苟同时尚的胡应麟（万历中人），於其所著「诗薮」（外编六）谈论元人律诗时说道：「宋五言律胜元，元七言律胜宋。」他举出赵子昂、勋文原、虞伯生……等十数人的佳句之后，评称：「皆句格庄严，词藻瑰丽。上接大历、元和之轨，下开正德、嘉靖之途。今以元人，一概不复过目，余故称为拈出，以俟知昔。」又「四库提要」评论虞集「道园学古录」时，於赞叹之余，也说：「明人夸诞，动云元无文者，其殆未之详检乎?
轮到无法否定的元曲，则诬之曰：「代以曲取士」始作此说者有二，一见沈德符「顾曲杂言」，一见臧懋循（晋叔）「元曲选」序文，而沈、臧二人，都是万历进士。（此说之谬当另文详论。）
在这么一个时代思想笼罩之下，薛应旗（嘉靖进士）所编「宋元通监」，陈邦瞻（万历进士）昕编「元史纪事本末」，及根据冯琦稿而改编的「宋史纪事本末」等书，内容不问可知。特别是宋元二部纪事本末的张溥史评，简直把元代说得一文不值，把元世祖忽必烈骂得狗血淋头，把各地的盗匪，都说是亡宋义士。张溥是崇祯朝（一六二八——一六四三）人，生当明代垂亡之际，感慨极深。他又是东林党后身复社领袖之一，所以言论十分偏激⒓——我想他虽作史评，一定未读过「元史」，但看看薛应旗通监及陈邦瞻的二部纪事本末而已。
到崇祯末朝，又出现了一本「铁函心史」，说是宋遗臣郑思宵（所南）所作。此书与王洙的「宋史质」是姐妹货，二者都想否定元代。所不同者是，王洙於宋亡之后，以明太祖祖先作纪元，心史则以亡宋德佑年号一直用下去，以待亡元的新朝来接续。四库存目断为「明末好异之徒」所作，并指出「徐乾学通监后编考异，以为海盐姚士粦所伪托。」今人把此书当作民族文学的瑰宝，极力为之辩护，谓四库馆臣有曲承清帝意旨之嫌。照作者看来，这是道地的伪书，因为：（一）此书出现於明末反元思想最高峯，及伪造元代史实相习成风的时代。（二）铁函沉在井中三百五十六年而不毁，今日科学时代，何能使人相信?（三）内有误以明代文物记作元代事的马脚露出，例如，喇嘛教黄派，创於明永乐间，元代尚无黄教，喇嘛僧皆红衣红帽，而心史竟谓元初喇嘛僧著黄衣?。（四）徐学乾谓海盐姚士粦伪作，迄今无人能举出反证，以否定其说。
总而言之，明中叶之后，民族主义到了高潮，否定了元代的一切，甚至还想否定其存在。元代遂一变而为最丑恶的一个朝代——政治黑暗，毫无文化可言。五、今人大上其当
元代历史，被明人再三歪曲之后，已经面目全非。一部「元史」，又因繁芜多误，治史者尚且视为畏途，难得有人肯下功夫研究。一般人不看「元史」，不足为奇。因此，后人之论元代史事的，多走捷径，但取材於通监及纪事本末，於不知不觉中，便堕入明人的陷阱。
据以上所引诸例，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一条线索。英宗即位之初（宜德十年，一四三五），还以吴澄从祀孔子，可见迄至此时或英宗正统年间，明初七八十年中，对元代的好感始终未变。正统十四年（一四四九），英宗为鞑靼所虏，当系明人对外思想的转换点。而到弘治间（一四八八—一五O五），这种排外反蒙的民族主义思想，已经大盛。「八闽通志」是那时期修的，李应祯、徐祯卿皆弘治中人，郑瑗早一点，是成化中进士，其「井观琐言」恐怕也成于弘治中或弘治之后。然成化中到底还是排元意识初兴时期，有人排斥元人诗文，有人则否。例如程敏政、张纶同是成化进士，而二人的论调大不相同。程敏政谓宋末元盛之时，学者之于六经四书，无非「依人成学，鲜祈心得。」（马宗霍中国经学史）而张纶「林泉随笔」，则对刘因的诗，大加称许。
到世宗嘉靖间（一五一二一—一五六六），此风益盛。九年（一五三O），罢吴澄从祀孔子（明史礼志四）；二十四年（一五四五），历代帝王庙的元世祖忽必烈神主，遂被撤去。明刘侗、于奕合著的「帝京景物略二」云：世宗嘉靖九年（一五三O），於北京建历代帝王庙，一如留都南京制（明太祖昕定）。十年（一五三一）九月，翰林院修撰姚浃奏请撤去元世租神主，部议谓太祖睿断有确，不从。二十四年（一五四五），礼科给事中陈叶奏言，遂罢元世祖祀………南京亦撤其像。
到神宗万历间（一五七三—二八一九），排外意识，尤其是反元态度，越来越激烈，完全变成了意气用事，不复考虑事实不事实。所有元人诗文，皆一律排斥，不复一顾——闭着眼睛大喊元代无文。有一位不肯苟同时尚的胡应麟（万历中人），於其所著「诗薮」（外编六）谈论元人律诗时说道：「宋五言律胜元，元七言律胜宋。」他举出赵子昂、勋文原、虞伯生……等十数人的佳句之后，评称：「皆句格庄严，词藻瑰丽。上接大历、元和之轨，下开正德、嘉靖之途。今以元人，一概不复过目，余故称为拈出，以俟知昔。」又「四库提要」评论虞集「道园学古录」时，於赞叹之余，也说：「明人夸诞，动云元无文者，其殆未之详检乎?
轮到无法否定的元曲，则诬之曰：「代以曲取士」始作此说者有二，一见沈德符「顾曲杂言」，一见臧懋循（晋叔）「元曲选」序文，而沈、臧二人，都是万历进士。（此说之谬当另文详论。）
在这么一个时代思想笼罩之下，薛应旗（嘉靖进士）所编「宋元通监」，陈邦瞻（万历进士）昕编「元史纪事本末」，及根据冯琦稿而改编的「宋史纪事本末」等书，内容不问可知。特别是宋元二部纪事本末的张溥史评，简直把元代说得一文不值，把元世祖忽必烈骂得狗血淋头，把各地的盗匪，都说是亡宋义士。张溥是崇祯朝（一六二八——一六四三）人，生当明代垂亡之际，感慨极深。他又是东林党后身复社领袖之一，所以言论十分偏激⒓——我想他虽作史评，一定未读过「元史」，但看看薛应旗通监及陈邦瞻的二部纪事本末而已。
到崇祯末朝，又出现了一本「铁函心史」，说是宋遗臣郑思宵（所南）所作。此书与王洙的「宋史质」是姐妹货，二者都想否定元代。所不同者是，王洙於宋亡之后，以明太祖祖先作纪元，心史则以亡宋德佑年号一直用下去，以待亡元的新朝来接续。四库存目断为「明末好异之徒」所作，并指出「徐乾学通监后编考异，以为海盐姚士粦所伪托。」今人把此书当作民族文学的瑰宝，极力为之辩护，谓四库馆臣有曲承清帝意旨之嫌。照作者看来，这是道地的伪书，因为：（一）此书出现於明末反元思想最高峯，及伪造元代史实相习成风的时代。（二）铁函沉在井中三百五十六年而不毁，今日科学时代，何能使人相信?（三）内有误以明代文物记作元代事的马脚露出，例如，喇嘛教黄派，创於明永乐间，元代尚无黄教，喇嘛僧皆红衣红帽，而心史竟谓元初喇嘛僧著黄衣?。（四）徐学乾谓海盐姚士粦伪作，迄今无人能举出反证，以否定其说。
总而言之，明中叶之后，民族主义到了高潮，否定了元代的一切，甚至还想否定其存在。元代遂一变而为最丑恶的一个朝代——政治黑暗，毫无文化可言。五、今人大上其当
元代历史，被明人再三歪曲之后，已经面目全非。一部「元史」，又因繁芜多误，治史者尚且视为畏途，难得有人肯下功夫研究。一般人不看「元史」，不足为奇。因此，后人之论元代史事的，多走捷径，但取材於通监及纪事本末，於不知不觉中，便堕入明人的陷阱。
清代重考据，毕竟还有一些人看清了真相，知道明人之说多伪。纪昀说：「明之末年，士风佻，伪体作，竟陵、公安以诡俊纤巧之词，递相倡导。」又说：「士莫妄於明，而明季所刊之古书，类不足据。」（帝京景物略序及跋）钱大听说：「明人好谈名节，而於纪载多失讨论。』（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太仓州志条）
然能够完全不受明人思想影响的毕竟不多，连赵翼也不例外。他虽然知道明人说部不可靠，且曾指出徐祯卿「翦胜野闻」与王錡「寓圃杂记」尤陋，而对於元代的历史观念，到底还是深受明人的影响。「二十二史剳记」中，批评世祖忽必烈黩武与嗜利二事，完全承袭着张溥史评的意见。而九儒十丐，及元诸帝多不习汉文等说，则为明人惯称的元代无文之旧观念作祟。
今世各大学有通史课程，坊间出版有许多中国通史或史纲一类的书。治通史者要讲数干年历史，自然不可能遍考二十四史，不得不走捷径，取材於通监、纪事本末、会要（元代无会要）、通考等书。於是，有关元代的事，一开始就被明人思想领导着，走入歧途。偶而自私人文集中找一些例证，也但求足以证明元代政治黑暗，毫无文化而已，不复追究其是非真伪。兹自各家通史及史纲中，举出几个常见的重要例证，并一一指出其错误之处。作者决没有吹毛求疵，挑剔他人毛病之意，只希望将我自己所发见的事实告诉他人，希望别人也能摆脱明人思想的拘束，而放弃成见，另眼来看元代历史。
为了证明元代没有文化，常见的引证是南宋人「九儒十丐」之谣。按此语出自谢枋得「叠山集」?（卷六），他明明说是滑稽之雄戏弄儒士的谑语，何得指为元代制度?此说之不确，清王士祯早已指出，近人陈垣也曾为文以破此惑。兹从「西域人华化考」转引陈氏一段话如下：
元时并不轻视儒学，至大元年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廷佑三年，诏春秋释奠，以颜、曾、思、孟配享；皇庆二年，以许衡从祀；又以周、程、张、朱等九人从祀；至顺元年，以董仲舒从祀；至正廿一年，以杨时、李侗等从祀。又并不轻视文学，延事占五年七月，加封屈原为忠节清烈公；致和元年四月，改封柳宗元为文惠昭灵公；后至元三年四月，且谥杜甫为文贞。其崇尚文儒若此。
此中消息，王士禛参之最透，故《居易录》卷二之论《石田集》也，则谓：“元代文章极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如祖常、赵世延辈是也。”其论《燕石集》也则谓：“此与《石田集》皆奉旨刊行。元时崇文如此，或谓九儒十丐，当是天历未行科举以前语。”天历应作延佑。
九儒十丐之说，出于南宋人之诋词，不足为论据。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叠山集》卷六)云：“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吾人品岂在娼之下丐之上乎!”此一说也。郑思肖《大义略序》(《心史》下)曰：“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又一说也。然七八之目，二说已自不同，况谢枋得明谓为“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云尔，非元制果如是也。
次一常见引证之例，为「二十二史剳记」所说，元代诸帝多不习汉文。此说完全不是事实，兹先举出数事，指出四种概况。
⒈由於拖雷妃重视儒学教育，拖雷诸子，即世祖诸兄弟，大概全懂汉文——廉希宪传说，李盘尝奉庄圣太后（拖雷妃）之命，侍阿里不哥讲读。高鸣传记称，旭烈兀将西征，闻鸣贤，遣使者三辈召之，鸣乃起，为王陈西征二十余策，王数称善。
⒉宪宗二年之前，张德辉曾在和林「奉旨教胄子」（张德辉传），可说是元代国子学的前身。此事恐怕宪宗也是奉母命而为的。
⒊世祖忽必烈本人——据张德辉传，早在和林潜邸时，德辉与元好问，既请世祖为儒教大宋师了。大概初时的汉文程度还不够深入，有时还要靠翻译。但到了后来，他的程度就很高了。不忽木传，世祖尝亲临国子学，考诸生书法及背诵。又程钜夫传说，世祖召见，问贾似道何如人?钜夫条对甚悉。帝悦，命给笔札书之，乃书二十余幅以进，帝大奇之………。
⒋世祖很注重子孙的儒学教育：（a）皇太子真金（裕宗）之师很多，有姚枢、窦默、王恂、李德辉………等。（b）北平王那木罕，云南王忽哥赤，以董文用为师，见文用传。（c）世租本纪至元八月乙卯，以李盘为皇子忙安（忙哥刺）说书官，高道为皇子南木合（那木罕）说书官。（d）武宗海山，仁宗八达二人，甫逮学龄，诏授之经书，乞台普济使巳子也儿吉尼侍读。（姚燧撰「右丞相史公先德碑』及「蒙兀儿史记」乞台普济传）
5裕宗夫妇皆极重视子孙的汉文教育——可考的纪录如下：（一）裕宗於东宫置国子学，以教东宫官员子弟等（刘因传等）。（二）王惮传，惮进「承华事略二一十篇，裕宗阅之大喜，合诸皇孙传观。（三）裕宗死后，其妃濶濶出仍很留意子孙的儒学教育，见於纪录者有二事。其一，请世祖指派董文用为成宗讲经；其二，聘李孟为武宗、文宗讲经（董文用传及李孟传）。
兹将世租以下诸帝及太子之汉学教育情形，作一简表示之。
然能够完全不受明人思想影响的毕竟不多，连赵翼也不例外。他虽然知道明人说部不可靠，且曾指出徐祯卿「翦胜野闻」与王錡「寓圃杂记」尤陋，而对於元代的历史观念，到底还是深受明人的影响。「二十二史剳记」中，批评世祖忽必烈黩武与嗜利二事，完全承袭着张溥史评的意见。而九儒十丐，及元诸帝多不习汉文等说，则为明人惯称的元代无文之旧观念作祟。
今世各大学有通史课程，坊间出版有许多中国通史或史纲一类的书。治通史者要讲数干年历史，自然不可能遍考二十四史，不得不走捷径，取材於通监、纪事本末、会要（元代无会要）、通考等书。於是，有关元代的事，一开始就被明人思想领导着，走入歧途。偶而自私人文集中找一些例证，也但求足以证明元代政治黑暗，毫无文化而已，不复追究其是非真伪。兹自各家通史及史纲中，举出几个常见的重要例证，并一一指出其错误之处。作者决没有吹毛求疵，挑剔他人毛病之意，只希望将我自己所发见的事实告诉他人，希望别人也能摆脱明人思想的拘束，而放弃成见，另眼来看元代历史。
为了证明元代没有文化，常见的引证是南宋人「九儒十丐」之谣。按此语出自谢枋得「叠山集」?（卷六），他明明说是滑稽之雄戏弄儒士的谑语，何得指为元代制度?此说之不确，清王士祯早已指出，近人陈垣也曾为文以破此惑。兹从「西域人华化考」转引陈氏一段话如下：
元时并不轻视儒学，至大元年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廷佑三年，诏春秋释奠，以颜、曾、思、孟配享；皇庆二年，以许衡从祀；又以周、程、张、朱等九人从祀；至顺元年，以董仲舒从祀；至正廿一年，以杨时、李侗等从祀。又并不轻视文学，延事占五年七月，加封屈原为忠节清烈公；致和元年四月，改封柳宗元为文惠昭灵公；后至元三年四月，且谥杜甫为文贞。其崇尚文儒若此。
此中消息，王士禛参之最透，故《居易录》卷二之论《石田集》也，则谓：“元代文章极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如祖常、赵世延辈是也。”其论《燕石集》也则谓：“此与《石田集》皆奉旨刊行。元时崇文如此，或谓九儒十丐，当是天历未行科举以前语。”天历应作延佑。
九儒十丐之说，出于南宋人之诋词，不足为论据。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叠山集》卷六)云：“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吾人品岂在娼之下丐之上乎!”此一说也。郑思肖《大义略序》(《心史》下)曰：“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又一说也。然七八之目，二说已自不同，况谢枋得明谓为“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云尔，非元制果如是也。
次一常见引证之例，为「二十二史剳记」所说，元代诸帝多不习汉文。此说完全不是事实，兹先举出数事，指出四种概况。
⒈由於拖雷妃重视儒学教育，拖雷诸子，即世祖诸兄弟，大概全懂汉文——廉希宪传说，李盘尝奉庄圣太后（拖雷妃）之命，侍阿里不哥讲读。高鸣传记称，旭烈兀将西征，闻鸣贤，遣使者三辈召之，鸣乃起，为王陈西征二十余策，王数称善。
⒉宪宗二年之前，张德辉曾在和林「奉旨教胄子」（张德辉传），可说是元代国子学的前身。此事恐怕宪宗也是奉母命而为的。
⒊世祖忽必烈本人——据张德辉传，早在和林潜邸时，德辉与元好问，既请世祖为儒教大宋师了。大概初时的汉文程度还不够深入，有时还要靠翻译。但到了后来，他的程度就很高了。不忽木传，世祖尝亲临国子学，考诸生书法及背诵。又程钜夫传说，世祖召见，问贾似道何如人?钜夫条对甚悉。帝悦，命给笔札书之，乃书二十余幅以进，帝大奇之………。
⒋世祖很注重子孙的儒学教育：（a）皇太子真金（裕宗）之师很多，有姚枢、窦默、王恂、李德辉………等。（b）北平王那木罕，云南王忽哥赤，以董文用为师，见文用传。（c）世租本纪至元八月乙卯，以李盘为皇子忙安（忙哥刺）说书官，高道为皇子南木合（那木罕）说书官。（d）武宗海山，仁宗八达二人，甫逮学龄，诏授之经书，乞台普济使巳子也儿吉尼侍读。（姚燧撰「右丞相史公先德碑』及「蒙兀儿史记」乞台普济传）
5裕宗夫妇皆极重视子孙的汉文教育——可考的纪录如下：（一）裕宗於东宫置国子学，以教东宫官员子弟等（刘因传等）。（二）王惮传，惮进「承华事略二一十篇，裕宗阅之大喜，合诸皇孙传观。（三）裕宗死后，其妃濶濶出仍很留意子孙的儒学教育，见於纪录者有二事。其一，请世祖指派董文用为成宗讲经；其二，聘李孟为武宗、文宗讲经（董文用传及李孟传）。
兹将世租以下诸帝及太子之汉学教育情形，作一简表示之。
裕宗——师姚枢、窦默、王恂、李德辉、刘因………工书。
成宗——师李谦、董文用等。
成宗之德寿太子——师焦养直。
武宗——初授经书之师不知何人，后师李孟。
仁宗——同上，后师李孟等。工书，曾亲自廷试进士。
英宋——师王集、柯九思、小云石海涯。工书。
泰定帝——不详。他是裕宗嫡长孙，鉴於裕宗夫妇那么重视子孙的汉文教育，他一定也受过教。而且，他是元代首开经筵的皇帝。
明宗——初师不详，后师吴直方。见宋濂撰「吴直方行状」。（宋文宪公全集卷四十一）
文宗—帝师不详。能文、能诗、能书、还能画，曾亲实进士。
宁宋——幼崩。
顺帝——帝师不详。能文、能诗、能书（大字最好）。
顺帝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出关后即位，谧昭宗）——师李孝文，善楷书。 常见引以证明元代吏治黑暗的例子，是一个错误的数字。「元史」成宗本纪大德七年记称；「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吏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鉴鉴（各家皆同）不知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把尾巴截去，但记人数，不记赃款。其实这只是原史的数字错误而已，并非事实。「元史」数字多误，作者曾经指出过许多，然成宗本纪罢免官吏人数之误，则是十分明显的，如非但看通鉴，而能看到「元史」本纪，我想谁都会发现这个错误，因为只有赃款四万多锭，决没有罢免贪污官吏一万八干多人之理——如果是大贪污案，这区区赃款恐怕只是一二件案子。如果都是小贪污案，充其量也不过三几十件案子。大贪污案牵连人多，小贪污案牵连人少，就算作一百件小案子，每件牵连五个人，也不过五百人而已，何致罢免一万八千余人。
又查世祖本纪至元三十年的纪录，天下（全国）官吏总数，只有一万六千四百二十五员，内含朝官一千六百八十四，外官还不到一万五千人，成宗大德四年何能一举而罢免一万八千余人?何况这次七道宣抚，还有四川、云南、甘肃、河西、和林等省，皆不在七道之内（同年三月本纪），七道的官吏充其量不过一万二千人。成宗朝号小康，决不会有七道全体官吏一齐撤换的奇怪现象?又那里去找这么多新官去接替遗缺??作者认为，与其把这件事看作元代贪污之甚，毋宁视为当年成宗之决心严整吏治，然不是本文所能详论的范围了。
为证明蒙古人暴虐者，则引用徐大焯「烬余录」，据称，元立里甲之制，二十家为一甲，以蒙古人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作者未见到此书，转引自钱穆「国史大纲」。）考里甲组织是明代制度（始於洪武十四年），元代根本无此制?。元代行的是乡社组织，其法以五十户为一社，以当地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社置常平义仓一，以社长主之。见「元史」食货志一及四。又在列传及元明二代（明应限於明初）私人文集中，也可找到许多证据。例如吕思诚传记有「社长」。良吏许义夫传说，他做夏邑县尹时，亲诣乡社，教民稼穑。袁桷「清容居士集」有句云：「移文夜下乡社集」（卷六）。宋濂自撰其租其父二篇神道碑文，记有「社兵」；又雷府君墓志铭记有「社学」。（宋文宪公全集卷五、卷五十）
又据作者研究，世祖统一中国之初，蒙古人之在中国者，包含文武官吏及土卒在内，至多不过十万人。其后人口繁衍，到顺帝末年，也不过四十万人左右（包含男女老幼）。「元史」食货志所载中国人口，有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余户，若照徐大焯所说，以二十户为一甲，全国当有五十八万多甲，那里去找五十八万蒙古人去做甲主?
还有张溥及赵翼等所谓元世祖黩武嗜利之说，也常被通史所引用。然有关此事，作者已经发麦过「世祖忽必烈论」一文（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四期），指出张溥、赵翼之说不当，兹不赘。（此文已收入「元史新讲』第十八章。）
不幸我们现在也处在民族主义大时代中，作者此文，为了说明元代历史真相，而揭穿前代民族主义的秘密，未免有点罪过。好在本问题毕竟与当今的民族主义大不相同，现在汉满蒙回藏五族一家，同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中枢且每年遥祭成吉思汗，过去狭隘的反蒙思想，没有残留的必要。
再进一步而论，今日中华民族五族一家，虽是满清打下的基础，然最初的路却是蒙古人铺的。换言之，蒙古人人主中国百年，对於中华民族自有其伟大贡献之处，我们怎么可以完全抹煞元代的历史事实?
来源：铁血社区
链接：http://bbs.tiexue.net/post_9424222_1.html
成宗——师李谦、董文用等。
成宗之德寿太子——师焦养直。
武宗——初授经书之师不知何人，后师李孟。
仁宗——同上，后师李孟等。工书，曾亲自廷试进士。
英宋——师王集、柯九思、小云石海涯。工书。
泰定帝——不详。他是裕宗嫡长孙，鉴於裕宗夫妇那么重视子孙的汉文教育，他一定也受过教。而且，他是元代首开经筵的皇帝。
明宗——初师不详，后师吴直方。见宋濂撰「吴直方行状」。（宋文宪公全集卷四十一）
文宗—帝师不详。能文、能诗、能书、还能画，曾亲实进士。
宁宋——幼崩。
顺帝——帝师不详。能文、能诗、能书（大字最好）。
顺帝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出关后即位，谧昭宗）——师李孝文，善楷书。 常见引以证明元代吏治黑暗的例子，是一个错误的数字。「元史」成宗本纪大德七年记称；「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吏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鉴鉴（各家皆同）不知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把尾巴截去，但记人数，不记赃款。其实这只是原史的数字错误而已，并非事实。「元史」数字多误，作者曾经指出过许多，然成宗本纪罢免官吏人数之误，则是十分明显的，如非但看通鉴，而能看到「元史」本纪，我想谁都会发现这个错误，因为只有赃款四万多锭，决没有罢免贪污官吏一万八干多人之理——如果是大贪污案，这区区赃款恐怕只是一二件案子。如果都是小贪污案，充其量也不过三几十件案子。大贪污案牵连人多，小贪污案牵连人少，就算作一百件小案子，每件牵连五个人，也不过五百人而已，何致罢免一万八千余人。
又查世祖本纪至元三十年的纪录，天下（全国）官吏总数，只有一万六千四百二十五员，内含朝官一千六百八十四，外官还不到一万五千人，成宗大德四年何能一举而罢免一万八千余人?何况这次七道宣抚，还有四川、云南、甘肃、河西、和林等省，皆不在七道之内（同年三月本纪），七道的官吏充其量不过一万二千人。成宗朝号小康，决不会有七道全体官吏一齐撤换的奇怪现象?又那里去找这么多新官去接替遗缺??作者认为，与其把这件事看作元代贪污之甚，毋宁视为当年成宗之决心严整吏治，然不是本文所能详论的范围了。
为证明蒙古人暴虐者，则引用徐大焯「烬余录」，据称，元立里甲之制，二十家为一甲，以蒙古人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作者未见到此书，转引自钱穆「国史大纲」。）考里甲组织是明代制度（始於洪武十四年），元代根本无此制?。元代行的是乡社组织，其法以五十户为一社，以当地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社置常平义仓一，以社长主之。见「元史」食货志一及四。又在列传及元明二代（明应限於明初）私人文集中，也可找到许多证据。例如吕思诚传记有「社长」。良吏许义夫传说，他做夏邑县尹时，亲诣乡社，教民稼穑。袁桷「清容居士集」有句云：「移文夜下乡社集」（卷六）。宋濂自撰其租其父二篇神道碑文，记有「社兵」；又雷府君墓志铭记有「社学」。（宋文宪公全集卷五、卷五十）
又据作者研究，世祖统一中国之初，蒙古人之在中国者，包含文武官吏及土卒在内，至多不过十万人。其后人口繁衍，到顺帝末年，也不过四十万人左右（包含男女老幼）。「元史」食货志所载中国人口，有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余户，若照徐大焯所说，以二十户为一甲，全国当有五十八万多甲，那里去找五十八万蒙古人去做甲主?
还有张溥及赵翼等所谓元世祖黩武嗜利之说，也常被通史所引用。然有关此事，作者已经发麦过「世祖忽必烈论」一文（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四期），指出张溥、赵翼之说不当，兹不赘。（此文已收入「元史新讲』第十八章。）
不幸我们现在也处在民族主义大时代中，作者此文，为了说明元代历史真相，而揭穿前代民族主义的秘密，未免有点罪过。好在本问题毕竟与当今的民族主义大不相同，现在汉满蒙回藏五族一家，同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中枢且每年遥祭成吉思汗，过去狭隘的反蒙思想，没有残留的必要。
再进一步而论，今日中华民族五族一家，虽是满清打下的基础，然最初的路却是蒙古人铺的。换言之，蒙古人人主中国百年，对於中华民族自有其伟大贡献之处，我们怎么可以完全抹煞元代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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