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新闻
04/20/2015
美国
作者海山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本报告系本人所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要研究游牧经济“脆弱性”特点问题呢？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普遍认为，游牧经济的“脆弱性”是一个没有争议的理论性结论。所以从学术界到决策层一直在努力改变这种脆弱性。首先应该肯定，愿望非常好。但是，我们改了几十年，结果怎么样？我们到了不得不面对事实的时候了！应该反思了！
据研究，现在我国草原的退化面积占到70%。而退化草原的80%都在草原牧区。近几十年来，我国草原一直处于加速度退化状态，就是从50年代的每年1500平方公里到90年代的3600多平方公里，40年间翻了一番还多。内蒙古草原90%以上已退化、沙化和盐碱化，生态系统严重受损，直接威胁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和相邻国家的生态环境质量。所以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问题，而是一个影响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也是一个国际性环境问题。
左侧这张照片是1980年代初阿巴嘎旗汗乌拉草原，是熔岩台地，80年代初的草原普查定性为草甸草原，现在看来是真正的“天堂草原”。右侧这张照片是现在正镶白旗北部、浑善达克沙地南部地区的春季草原，已经是不毛之地。论原生环境，由于降雨量和热量优势，正镶白旗草原优于阿巴嘎旗草原，可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由于草原退化，祖祖辈辈依赖草原而生存的、原本幸福的、保护和管理国家生态屏障的牧民——这个弱势群体的生存已经面临严重威胁。在国家和自治区高速发展的几十年里，2/3的牧民却已经成为事实上的贫困人口。
上边右侧这张照片是草原上的沙尘暴，能见度为0米，但几乎没有人把草原上的沙尘暴当回事；左侧照片是2006年4月著名的北京一夜降沙尘33万吨的照片。从整体趋势来看，北京已经被一个大的沙漠化“环”包围，见下图。内蒙古草原整体沙漠化，在日趋危机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安全。
有学者发出警告：“如果不科学治理，沙漠要消灭中国”。这片文章曾上中央政治局会议。2000年，国家主要媒体报道，沙漠距离北京的距离180公里。到2006年，这个距离就减少到70公里。不一定是这段时间沙子走得如此快，应当是沙漠化的机制在蔓延，沙漠化的表现已经从生态脆弱地区在向相对不脆弱地区蔓延。那么这些问题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牧区畜牧业改革指导理论一定存在严重错误，其中应该包括游牧经济“脆弱性”理论。2000年，我也曾发表文章赞同游牧经济“脆弱性”理论。后来逐渐意识到，“游牧经济具有脆弱性特点”——这种理论性结论值得商榷。
关于游牧经济“脆弱性”问题，我国首席畜牧师、前国家农业部畜牧兽医司司长贾幼陵先生、锡林郭勒盟老领导道尔吉帕拉木先生、国内著名学者孙鸿良教授等权威人士都认为“游牧经济具有‘脆弱性’特点”。他们的依据主要是1949年到“六五”期间，每年因自然灾害，牲畜损失了多少多少，然后就得出了“游牧经济具有脆弱性特点”的结论。
关于这个问题，我做了一个研究。根据国家统计局内蒙古农调队提供的1949-2006年锡林郭勒盟9个纯牧业旗市牲畜头数数据和《锡林郭勒盟畜牧业志》记载的锡林郭勒盟近50年自然灾害情况，对二者关系进行研究，得到下图。
从图上可以看出，近50多年来，锡林郭勒盟的牲畜头数有三个增长时期和三个下降时期。出乎意料的是其中两个增长时期恰好在自然灾害最频繁时期。
1949—1965年是第一个增长时期，牲畜头数增长2倍多，是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然而，1949—1965年，是锡林郭勒盟自然灾害最频繁的时期，为什么牲畜头数反而会增长最快？通过调查和从文献中了解到，这个时期，牲畜持续稳定增长的原因：第一、充分游牧。这一时期是自清代以来，内蒙古历史上最充分游牧的时代。据有关文献记载，20世纪50年代，呼伦贝尔盟遭受雪灾后，牲畜可以到蒙古国避灾；与此同时，蒙古国的牲畜也可以进内蒙古牧区来避灾。就是说，当时，如果遇到自然灾害，跨国游牧都畅通无阻，更何况在自治区内盟与盟之间、旗与旗之间的游牧，应当是没有任何障碍。
而在清代，清庭严禁牧民跨旗游牧。如果由于受灾，需要跨旗游牧，必须先得到皇帝的批准。这就是说，出旗游牧几乎不可能；第二个是精英经营管理畜牧业生产。1958年以前是牧主经营，以后是生产队的领导经营。他们都是牧区的精英。这非常关键。几千年来，由于频繁的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掠夺等威胁的存在以及游牧经济运行发展的内在要求，蒙古高原上的游牧经济一直是一种精英领导下高度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所以，精英领导下的集体经营是游牧经济生存和健康顺利发展的一个前提。1949—1965年正是一个精英领导下的集体经营时期。第三、政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协调盟与盟、旗与旗之间关系以及牧主与牧工之间关系、激励牧民发展生产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
1966-1971年是第一个下降时期。这一时期没有发生大自然灾害，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贾幼陵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讲，“1968年冬他在东乌珠穆沁旗插队时放的羊群在雪灾中死了一半”。我在东乌珠穆沁旗调查了解到：东乌珠穆沁旗牧民不承认1968年冬天有雪灾，而只承认1977年冬的雪灾。他们认为1968年冬东乌珠穆沁旗损失很多牲畜的原因是：从1967年起生产队里的大部分领导和放牧精英以各种罪名都被陆续抓起来，劳动改造，每个生产队还整死了一些牧民精英。精英都被整了，无人能组织游牧生产。所以，直到1971年，活着的牧民精英被“解放”，没有人真正管过畜牧业生产和牲畜抓膘等问题。另外，一部分不会放牧的人放牧（放牧是经验性、知识性复杂劳动，不是谁都会的），牲畜膘情差，导致冬春季节死亡率上升。随着“文化大革命”高潮的消退，畜牧业生产才开始恢复。所以，严格地讲，第二个“增长”时期是恢复时期。
1976-1977年是第二个下降时期，主要由于1977年的特大雪灾，全盟损失2/3牲畜。为什么1977年的特大雪灾损失这么大？根据调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灾情严重。这场雪灾被称为“百年不遇”，现在牧民都称“铁灾”。降雪厚度大，全盟范围一般在40公分以上，锡林浩特市（当时的阿巴哈纳尔旗）最厚的地区达到58公分。而当时锡林郭勒盟牧草的高度只有20-30公分，积雪的厚度远远超过牧草的高度，而且由于气温骤降，水变冰，雪变冰，后来马群都刨不动。由于没有饲草，牲畜大量死亡。第二，当时牧民在秋季草场，没有任何防范准备。1977年锡林郭勒全盟范围发生特大雪灾的时间是10月16号—19日，是秋末，还未入冬。所以，开始是雨加雪，后来下雪。秋季草场是一个过渡性草场。为了让牲畜充分抓“油膘”，秋季是牧民搬家频率最高的季节。不到10天左右搬一次家，所以草场上几乎没有任何防灾设施。而冬季，根据多年经验，牧民多选择一些降大雪概率小的草场过冬，并且当时冬季草场还有一些简单的棚圈设施。
第三个增长时期，是1978—1999年，牲畜头数增长1倍多。虽然，1977年特大雪灾的危害非常大，但是当时政府的扶持力度大，而且有效。自治区畜牧厅从巴盟、呼盟调牲畜，使锡林郭勒盟的畜牧业经济在很短时间就恢复了。1978年以后开始改革开放，实行激励政策以后，又上了一个台阶。第三个台阶是1983年牲畜承包到户以后，激发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畜牧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从1980年代牲畜增长情况，可以看出60-70年代牲畜死亡率高的原因。在“文革”期间，我曾亲眼目睹生产队仓库里羊羔皮堆积如山。原因是由于实行“大锅饭”分配制度，生产队领导和生产精英都受到迫害，牲畜不能充分游牧，每年秋季牲畜抓膘不充分。到了春季，体弱母羊产出的羊羔多体弱，免役力和抵抗力低。另外体弱母羊弃羔率高。被遗弃的羊羔，体质更弱。这些因素造成当时子畜死亡率很高，成年羊的死亡率也高。可是1980年代中期，我听牧民讲，想做一件羊羔皮蒙古袍找不到羊羔皮。因为羊变成牧民个人财产以后，羊羔不再死亡了。这说明了过去羊羔大量死亡的真正原因是“文革”的破坏和“大锅饭”分配制度，而不是游牧经济的“脆弱性”特点。
对内蒙古草原畜牧业在雪灾中的损失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生产方式和分配制度。生产方式就是游牧，还是定牧；分配制度是“大锅饭”，还是引入激励机制。比较分析1957、1977和1999-2001年三次严重自然灾害及其损失，见下表：
1957年特大雪灾，锡林郭勒盟减少了10万多头只牲畜，主要在锡林郭勒盟南部几个旗。当时锡林郭勒盟南部几个旗都已定居，草场出现退化，积雪厚度超过了牧草高度。而在北部旗，当时的牧草高度是50到60公分，积雪厚度30—40公分，草比雪高，牲畜有饲草吃；生产方式是完全游牧，能够躲避自然灾害；基础设施几乎空白，牲畜却没有损失。
1977年特大雪灾，全盟牲畜减少320多万头只。当时全盟范围生态环境不如1957年，牧草高度20-30公分，但基础设施优于1957年。由于“文革”以后严格在生产队内放牧，北部多数旗的生产方式严格地讲，处于半游牧半定牧状态，游牧范围大致仅仅是1957年的1/3左右。
1999年开始的全盟连续三年干旱期间，全盟牲畜减少400多万头只。当时，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牧草高度只有10-20公分，棚圈设施空前的完善。
上述三次特大自然灾害造成的牲畜损失表现出如下规律：牧区受灾损失程度与牧草高度、游牧距离和基础设施规模等成反比关系。
这是乌珠穆沁旗2006年1月份“雪灾”照片，积雪厚度只有10公分左右。在游牧时代，这是最理想的积雪厚度。冬季草原上，牲畜吃雪比喝冰冷的水节约体能。牲畜吃雪时，把干涩的牧草一起嚼，当嚼碎饲草时，雪已融化并且升温。这样牲畜才能咽下去干涩的牧草。如果没有一定的积雪，牲畜由于难咽干涩的牧草，而食量减少、掉膘，甚至大批死亡。这就是冬季草原上没有雪，就称“黑灾”的道理。然而，2006年，10公分厚的积雪成为“雪灾”，是草场退化的结果。可见，除了1977年秋末那种特大雪灾以外，多数雪灾是草场退化的产物。
在传统游牧时代，旱灾造成的损失不是很大，因为牧民通过游牧，能够躲避旱灾。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巴彦淖尔盟乌拉特草原的牧民都曾行程上千公里到乌珠穆沁草原“走敖特尔（走场）”——躲避旱灾。而乌珠穆沁旗牧民不拒绝他们。因为远道而来的牲畜给草场带来微量元素的补充和调节，从而能够达到改良草场的效果；相互间的种畜交换，能够改良牲畜品种。另外，几千年来，游牧民族约定俗成了“你来我往”的“规矩”和传统。
这里边有一个草原生态的基本道理，就是如果草场三年不进牲畜采食和“施肥”，牧草会退化。因此牧民就不会在这种草场放牧。我们知道人缺锌、缺碘会出现健康问题。地球化学研究得出结论：地球表面不同地区土壤溶液中，同一种微量元素含量的差异最高可达3000多倍。对于人体、牲畜和牧草而言，微量元素多了少了都会出现问题，必须平衡。这就是偏僻的定居地区地方性疾病普遍的根本原因。现在盐碱化草场面积在扩大。这部分草场显然不缺水分，不长草而盐碱化。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地表枯草层消失，蒸发强烈造成；二是因缺少牧草生长所需的微量元素。游牧时代，家畜和野生动物大范围游动，完成牧草微量元素平衡的调剂职能。而现在家畜和野生动物大范围游动活动消失，应该是草原大面积退化的重要原因。
由于微量元素营养得不到平衡，牲畜也出现个体变小，甚至大批死亡等问题。东乌珠穆沁旗老牧民讲：“过去我们的羊一年至少吃120多种牧草，不用打各种疫苗。而现在只吃10多种，导致我们牲畜的个体重量大致下降1/4左右。在1981年秋季的一次牲畜评比中，东乌珠穆沁旗一个当年羔羊体重达到105斤夺得冠军。而现在85斤的羔羊都找不到。2006年10月，东乌珠穆沁旗一个优秀的牧民把300多只羔羊，以60斤的平均重量全部出售。这位牧民没有碱滩草场（高壁）。我问他，“如果你有碱滩草场，你的羊羔体重能达到多少斤？他说至少能够达到70斤，而且我还能够节省大量兽药（现在牧民的牲畜完全人工灌药免疫，常用药5-6种，最多达10种，使牧区羊肉失去天然性。我们为定牧而付出的代价中还应包括纯天然有机肉奶食品的消失）和劳动力。2002年春，苏尼特左旗北部伊拉勒特嘎查多户牧民的羊羔一出生就站不起来，大批死亡，其中布某的羊羔死了240多只。后来在北京化验确诊为“钼中毒导致的铜缺乏症”。原因是牲畜长期采食富含钼元素的单一类型牧草。类似情况在其它地方也很普遍。
下面讲几个关于游牧生产方式、自然灾害与游牧经济“脆弱性”的案例：
案例1：1998年，我国南方发生洪灾。这一年内蒙古中、东部也雨水丰沛，牧草长得繁茂。但内蒙古西部有一个5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却是大旱，死了3万多头只牲畜。如果在游牧时代，牧民就游牧到中部避灾，不会有这种损失。
案例2：这是蒙古国东戈壁省的一个苏木1998-2006年的牧草长势和放牧区域图。1998年牧草长得好，2006年也好，而1999到2004连续6年牧草长得很差。该苏木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30毫米，而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为177毫米。在1999—2001三年旱灾中，他们的牲畜减少了11%，而苏尼特右旗减少了65%的牲畜。那么区别是什么呢？苏尼特右旗是定牧，他们是游牧；苏尼特右旗的基础设施完备，而他们没有基础设施。我问他们：“这11%的损失是怎么产生的？”他们说：“现在一家一户经营，牧民的游牧距离不足过去的1/4，所以牲畜膘情总是上不来，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损失就大。”
案例3：在内蒙古草原上，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哪个脆弱？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从秦代开始开垦内蒙古草原，但规模小，持续时间也短。而西汉、唐朝、清末民初和建国以后四个时期开垦时间长、规模大，所造成的后果也严重。除了河套平原等少数几个地区，开垦给内蒙古草原留下的只有沙漠。景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内蒙古八大沙漠沙地，有七个是人工制造的，只有一个巴丹吉林是原生的。然而，2008年11月2日的《内蒙古日报》一个消息，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在巴丹吉林沙漠里面发现了26处古代遗址，都在沙漠里湖泊周围地区，遗址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是同一时期的。所以应当说巴丹吉林沙漠也不是纯原生沙漠。
贾幼陵认为库布其沙漠是原生沙漠。但侯仁之院士等人研究，库布其沙漠（年降雨量240毫米）和毛乌苏沙地（年降雨量288毫米）等沙漠沙地下边埋藏着十几个古代农业垦区大小城镇聚落。这两个沙漠沙地的年降雨量相当于锡林郭勒盟东南部典型草原，但热量条件优于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这也是几千年前就开垦这里的重要原因。所以，这两个沙漠沙地完全是开垦草原的结果，而不是原生。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些沙漠和沙地是农耕生产方式在草原上的“积累”呢？从这些沙漠和沙地也看不出农耕经济的不脆弱性，更看不出它的先进性。而游牧经济内忧外患几千年，现在还存在。它们究竟哪一个脆弱？哪一个有害？
案例4：据研究，在北元时代，苏尼特部落是一个强大的部落。在北元时期280年，蒙古高原上，皇室成员争夺皇位的战乱不断。但是苏尼特部落始终强大，经常作为强大部落参与战争，没有什么遭受大灾而导致贫困的记录。
而到清初，实行盟旗制度以后，苏尼特部落被划分为两个旗，并且实行严格在旗内游牧制度。在没有战乱的条件下，1860和1882年，两次遭受特大雪灾，旗郡王都沦落为贫困户，得到清朝皇帝救济。可见，在内蒙古高原，固定草场对畜牧业生产的危害比战争大得多。
案例5：究竟谁在“超载过牧”？据达林太研究，2000年，阴山北部牧区某苏木，牧民的牲畜每一个羊单位所拥有的草场为28亩，而当地非畜牧业户所养的一只羊单位是1.5亩，见下表。
据我们调查研究，2000年，阿巴嘎旗巴音德力格尔苏木所在地的非畜牧业户拥有的牲畜多达1万多头只，占全苏木牲畜总头数的1/4，长期无偿侵占牧民草场，进行掠夺性经营，使苏木所在地周围草场基本报废。1999年，阿巴嘎旗13个苏木牲畜“超载”率与外来人口比重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97。另外，还有几百万外来人口连续20几年搂发菜、挖药材，使草原遍体鳞伤！所以，可以提出下列问题：究竟谁在“超载”？谁在“过牧”？谁在破坏草原？现在要转移牧民进城。牧民在城里靠什么生存？草原上最应该转移进城的是谁？
内蒙古高原的自然灾害是以旱灾为主，发生的频率在西部三年两旱，在东部是十年三旱。然而，威胁最大的自然灾害不是旱灾，而是雪灾，由于雪灾的突发性强。大雪灾的发生频率是十年一遇，雪灾的损失与生产制度、分配制度，牧草高度，生态环境状况等因素密切相关。那么，牧草高度取决于生态环境状况，生态环境状况取决于生产制度——是游牧，还是定牧问题。
国外的相关研究也证明这一点。美国草原管理学家艾伦·赛沃瑞调查一千个家庭牧场后得到的结论是：草场退化与牲畜数量没有关系，而与牲畜停留于草场的时间有关系。以上百万匹成群的角马群在非洲草原游荡千万年，没有破坏草原，道理就在于此。所以，让“超载”承担草原退化责任，并因此让牧民减少牲畜头数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也无济于事，更是极不公平的！
现在，“超载过牧论”是关于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原因的主流理论，也是政府决策的主要依据。实际上，“超载”和“过牧”是两个概念。“超载”是指草场上牲畜（头数）所需牧草量超过了草场的生产能力；“过牧”，或过度放牧，是指畜群在草场上停留的时间超过了草场恢复能力所能忍受的时间。
下边三幅图分别是内蒙古24个纯牧业旗、东乌珠穆沁旗和阿巴嘎旗草场的承载能力与牲畜头数变化关系图。从1960年代初到21世纪初，内蒙古草原草场承载力下降1/2-2/3。是什么在蚕食草场生产能力？毫无疑问是定牧！
就总体而言，从1947年到1990年代中期，内蒙古牧区牲畜头数从未“超载”，但草场生产力却持续下降。后来出现“超载”问题，局部超载情况还非常严重。这主要是草场承载能力长期持续下降的结果，而不是牲畜头数增加的结果。因为牲畜头数从未超过1960年代初的草场承载能力。然而，“过牧”问题却非常严重。而“过牧”是一群羊一年四季在一片草场上采食践踏破坏，不给草场恢复的时间，损害草场生产力，是“定牧”导致的必然结果。
“定牧”导致草原退化的机制：
任继周院士在甘肃做了一个观测实验：如果把没有放牧的草场生产能力当作100%；那么放牧一周以后，草场生产能力下降到67%；可到了第二周，这片草场的生产力就上升到207%，翻了一番多。这是植物的“补偿再生机制”；到了第三周又下降到93%；第四周继续下降。游牧民族早就知道牧草“补偿再生机制”，所以在牧草生长期每半个月搬一次家（“游牧为了战争论”是一大恶毒、荒唐的谬论）。定牧导致草原退化机制，就在于违背了放牧条件下的牧草生长规律。
刘书润先生在白音锡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做了两个比较样方调查；一片20多年未放牧的网围栏围起来的草场只有7-8种牧草，而围栏外放牧的草场有20多种牧草，证明，完全不放牧也会导致草场退化。并且更能够证明，过去肥美的草原是大规模野生动物季节性长距离活动和牧民长期从事四季游牧生产活动的结果，并非是纯自然过程的结果。
然而，游牧生产方式常常被误认为落后，甚至对环境不友好。如我国著名“草原生态学家”张新时院士2007年在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第12次会议上说：“游牧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在目前来说，是粗放的、落后的低生产力的、对环境不友好的应该毫无犹豫地抛弃”。他还说：“……。虽然刚才大家都说了很多游牧的好处，那大概是出于一种怀旧的情结，这种好日子是不会再这样下去了，除非改变掠夺性的生产方式，游牧的日子也许还能继续”。应该说，这种认为“游牧是掠夺性的生产方式”的观点既不了解蒙古高原的历史，也不了解游牧生产方式形成发展的内在机制，更不了解目前我国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生态机制，反而把草原生态恶化的罪责完全推卸到游牧生产方式“头”上，没有丝毫历史、现实和科学依据。如果“游牧是掠夺性的生产方式”，那么，草原生态环境几千年安然无恙，只等到20世纪80年代草场承包到户以后才开始急剧恶化吗？
我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刘盛佳教授的研究结论表明，“农耕生产方式破坏了地球陆地生态环境的1/2，而工业生产方式破坏了1/4，还剩1/4未受到破坏。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不同于农耕和工业生产方式，游牧生产是改善生态，创造资源，优化环境的生产方式，是天然的循环经济。这与牧民的生态学素质有关。在某种程度上，牧民都是草原生态学家。
中国太需要生态知识、生态智慧和生态道德了。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内蒙古五大草原的3个（鄂尔多斯草原、科尔沁草原和乌兰察布草原）变为沙漠（库布其沙漠和毛乌苏沙地面积扩大了一倍多）和生态恶化带，其余两个也正在遭受破坏；20世纪80年代以来，把草场资源系统支解到一家一户；2000年以后，政府启动“京津周边沙源治理”项目；“开垦1/10的优质草原，保护其余9/10草原”等等工程都是在以高额投入继续破坏草原生态环境，是缺乏最基本生态知识、生态智慧和生态道德的有力证明。
牲畜不能游动，导致草场退化，饲草严重短缺，只好牧草游动，见上图。牧草游动导致生产成本上升。80年代初正常年景，500只羊群的一只羊，成本仅占其收益的1/6，而现在占1/2以上。现在圈养一只羊一天至少支出3元，不包括劳动力。牧区现在实际圈养时间在3-6个月。所以，现在锡林郭勒盟北部和呼伦贝尔市的牧区，牧民维持生计的畜群规模“门槛”是300只左右基础母羊。低于这个规模就破产。目前，这两个牧区，丰年羊吃草，平年羊吃毛，歉年羊吃羊，灾年羊吃人。这是牧民拼命扩大牲畜规模和出现大面积贫困化的直接原因。另外，牧草游动增加掠夺性经营草场的人口，进而增加草场的人口压力和破坏。
对于游牧生产方式的指责不止是一个“脆弱性”，还有“落后性”、“无积累性”等理论观点。关于“落后性”论点，已经被国内外学术界抛弃。
贾幼陵先生还认为，“游牧经济没有积累”。这也是部分学者对于游牧生产方式由来已久的一种指责。2008年12月，世界著名音乐家、蒙古国功勋艺术家坚灿淖日布在“第四届中国草原文化百家论坛”的主题报告中讲到：“定居民族注重在地表建起和积累富丽堂皇的建筑物等物质文明。而游牧民族则更善于在文化载体——人的精神世界里建筑和积累这些富丽堂皇的文明”。或许，这才是对几千年来游牧文明所创造许多辉煌和奇迹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
显然，这是一对互补性极强的两种文明，本应该达到“双赢”目标！我们能和美国“双赢”，就不能和一个相邻的生态文明实现“双赢”吗？
游牧生产方式创造和留给后人一个让世界刮目相看的生态文明（包括生态哲学、生态道德、生态伦理、生态情感、生态知识、生态智慧、生态技能、生态生产、生态生活、生态制度、生态艺术、还有部分原生态草原等）不是“积累”吗？把一个极端脆弱的生态系统利用几千年后，还能完好无损地传承给子孙后代就不是“积累”吗？创造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辉煌历史就不是“积累”吗？
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学习游牧文明，在反思自己的畜牧业发展历史，在调整各自畜牧业发展战略，正在着手发展游牧畜牧业。我们为什么要消灭它呢？
至于城市文明，游牧社会也并非没有过城市文明，只是比农耕社会少而已。根本原因是草原上的城市对脆弱的草原生态环境极为有害。游牧社会不多的城池和其他许多物质文明多被敌方军队烧毁，如元上都、应昌路等。
总之，内蒙古草原上的定牧，于生态、于牲畜、于牧民、于国家都有灾难性危害，是国家生态安全的最大隐患。每一个有良知和理智的人都应该认清我国北部内蒙古高原的风沙和西部青藏高原的水患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问题。而这两个地区都是传统游牧区，都是近几十年政府强行把游牧改变为定牧后，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地区，也都是对我国生态安全威胁最大的地区。几千年的历史能够充分证明，游牧生产方式完全能够解除这两大隐患。还有什么比游牧生产方式对我国可持续发展有更大贡献呢？
在内蒙古牧区，几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是游牧生产方式保存下来的（然而，被选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人进来“管理”后，砍伐、开垦、滥采乱挖、猎杀野生动物，掠夺式放牧，为所欲为，使诗一般美丽的草原生态环境正在被破坏殆尽。然后，他们把破坏生态环境的罪名再转嫁到牧民头上，以此为由，继续驱赶牧民，掠夺和抢占牧民的草场，继续破坏草原生态环境。近50多年来，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牧区几个林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是如此），而没有一处是农耕保存的自然保护区。这也充分证明游牧生产方式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最有效措施。
2008年夏季，在呼和浩特召开的“世界草地与草原大会”上，世界权威专家学者们也都反复表示否定西方畜牧业发展模式，而充分肯定了蒙古高原传统游牧生产方式的科学性，并对内蒙古放弃优良传统，而模仿西方畜牧业经营方式，导致草原生态环境恶化表示十分惋惜。
实际上，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任何指责和否定都是非常荒唐的。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各自特定生态环境，历经数千年，能够传承到今天，有其充分的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尤其像游牧生产方式这种有关人地关系的文化要素更是如此），不是哪一个人所能够随心所欲改变的。如果一定要强行改变，必然会事与愿违，甚至导致灾难性后果（如西汉强行开垦塔里木河流域导致楼兰文明的消失；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军垦导致新疆罗布泊的消失；石羊河流域大规模开垦导致的沙漠，正在“吞食”民勤县；曾经是清朝皇室牧场的内蒙古阴山北麓地区大规模开垦，导致许多村落已被沙漠埋掉等）。如此毁掉国土，何时了？谁从毁掉国土中收益了？
基本对策
中华文明能够顺利发展几千年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蒙古高原提供了几千年的生态安全保障。而蒙古高原的生态安全是由游牧生产方式保障的。内蒙古高原的生态环境与北京、华北平原的生态安全是唇齿相依关系。不保“唇”，能保“齿”吗？中国本应当是游牧文化、游牧生产方式的坚定捍卫者。
“十七大”发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号召。对于牧区而言，保护游牧生产方式是最重要“生态文明建设”。历史和科学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保护与恢复内蒙古高原草原生态环境的最有效、最基本措施就是实行游牧生产制度。由于人类社会经济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回到过去原始游牧社会是不可能，更没必要。因此，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积极接受现代文明成果，即建立现代游牧制度，以既能够有效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又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环境，并且实现可持续发展，给国家提供一个永久安全的生态防线。这应当是内蒙古牧区的主要历史使命。
现代游牧制度的基本要点：一是牧民以草场承包经营权和基础设施等入股，走合作社道路，以实现优化重组生产要素，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产业化发展；二是把草场集中起来，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在嘎查内部实行四季划区游牧制度；三是政府做好法律服务和公正协调、裁决牧民与合作社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且保护好草原生态环境和牧民权益；四是建立青壮年在草原上用移动式房屋游动放牧、老少在城镇定居的生产与生活分离的空间发展模式。
一提到恢复游牧，就有人起来强烈反对，说：“游牧已经不可能”，甚至说：“恢复游牧不是讨论的问题”。我不明白，国家拿出数千亿元就是为了消灭游牧生产方式和制造荒漠化吗？否则，为什么能够允许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就不允许一个历史和科学都充分证明是保护国家生态安全最有效措施、于国于民都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人类共同文明财富——人类在极端脆弱生态环境中的一种成功生存方式——一种生态文明的存在呢？一个不能包容生态文明的国家能有作为吗？还能建设生态文明吗？对于今天和明天的中国，还有什么比生态利益更重要呢？
只要政府公正裁决、协调、平衡、补偿好，牧民由定牧转向现代游牧生产方式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并且做到公正执法，那么，牧民非常渴望恢复游牧生产，并且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可以恢复草原生态环境，帮助贫困牧民脱贫，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保护和建设好国家的生态防线。
谢谢大家！
海山（讨论中的发言）：
2008年夏，我帮克什克腾旗一个嘎查的牧民组建一个合作社。克什克腾旗牧民做的奶豆腐久负盛名，但在当地，奶豆腐贩子的收购价为7元/斤，到了克什克腾旗温泉14元/斤，到锡林浩特24元/斤，而且供不应求。我问：“你们会把你们的奶豆腐拿到锡林浩特卖吗？”他们说“会！”我说：“那就建一个合作社，把你们的奶豆腐拿到锡林浩特卖”。做了一个多月工作就组建了合作社。如果大家都这样做，不仅生产成本可以大幅度下降，而且在不需增加牲畜的条件下，牧民的收入可以增加，草场尽快恢复的可能也就大了。1980年代初，苏尼特左旗巴音塔拉嘎查领导策登扎布联合十几个嘎查的集体积累，实行股份合作，在旗所在地兴建了一个现代化冷库，在国营食品公司指令性统购活畜、银行不提供流动资金贷款的困难情况下，每年还分红10万多元。后因与国营食品公司“争夺原料”之名，被政府收购。这一案例充分证明，牧民具有经营产业化畜牧业的能力。
1980年代初，内蒙古的决策者无视牧民和牧区干部的不同意见，将“承包到户”作为是否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立场问题，强行实施，才导致今天的恶果。这一点至今让人怀念乌兰夫、吉日格勒（时任呼伦贝尔盟委书记，是“三不两利”理论的创立者）等老同志在建国初期的复杂情况下，能够制定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政策的智慧与魄力，更怀念当时中央能够同意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实行不同于农区政策的政治胸襟和实事求是精神。这些政策使内蒙古成为全国“模范自治区”，为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健康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国家该警惕那些打着“爱国主义”（在牧区有些地区破坏草原和伤害牧民已经成为“爱国主义”，阻止破坏草原的人反而没有好下场）和“国家建设”旗号破坏草原、破坏国家生态安全体系、疯狂捞取个人好处的人了！事实上，牧民是在以实际行动“爱国”，是在牺牲自己的舒适、不耗费国家任何投入的前提下，通过艰辛的游牧生产活动，进行着国家迫切需要且难以做到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就对国家生态安全体系建设而言，中国还有谁比游牧民所做出的贡献更大呢？
来源： 玛拉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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