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念勇
草 原是脆弱的，草原经济是单一的，它对外界有着依赖性。但是草原的个性又是极强的，外来的帮助稍不留意就会适得其反。地理学早就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作为 是否适宜农耕的一条大致界线把中国分成了两大块，界线以西即是不宜农耕的干旱半干旱的草原。如今所有试图改变草原而又适得其反的意愿和政策不是忽略了这条 界线的存在，就是以不适的方式跨越了这条界线。
跨越的冲动
如 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草原也有两张面孔：一面是博大与慷慨，一面是严酷与凶险。跨越农区与牧区界线的冲动正是源于消除草原严酷与凶险一面的愿望，以满足 人类不断增长的需要。关于草原严酷凶险的记录几乎垂手可得：新中国成立以来曾经历过连续9年的旱灾，损失惨重；1965年旱灾牲畜损失476万头 只；1957年的雪灾损失牲畜73万头只，死亡率15.8%；1968雪灾年损失131万头只，死亡率15.8%；1977年雪灾损失300万头只，部分 旗县牲畜死亡率高达70%……除了上述难以抗拒的特大灾害之外，由于年份不同，丰年歉年的产草量变化幅度可相差4倍；由于牧草季节生长的自然变化，枯草季 节产量仅是生长季节的30-50%（引自《内蒙古草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自然产草量的起伏造成牲畜冬季掉膘和畜牧业生产极不稳定，有人估算过锡盟 1994年的情况，按掉膘率20%，即每个羊单位掉膘9公斤计算，全盟合计损失12.7万吨肉，等于281.9万个羊单位牲畜死亡，折合人民币6,35亿 元，平均每个牧民损失3100元（引自《集约化草原畜牧业》）。
这
样一组数据，暴露了草原畜牧业的软肋——高度的不稳定性。从人的经济角度，摆脱这种靠天养畜的不稳定性，是一种再理性不过的冲动，尤其是进入现代化发展的
今天，这种理性冲动无可厚非。问题是为什么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草原没能摆脱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困境？这迫使人们不得不冷静下来，直面我们的政策在取得大
大小小胜利的同时所出现的种种失误。
跨越是如何陷入困境的？
这里仅以我们的调查，粗略地以几次重大的变革为线索，看看我们在与草原这个矛盾体打交道时，如何囿于农耕思维而走了自相矛盾的逻辑。在充满未知和捉摸不定的草原面前，人类对这样的检讨不该回避遮掩，也无需汗颜，因为这是一种学习。
l 定居：走上人与草原的对立？
牧
民定居，在农牧交错带早已有之。但解放以后成为衡量游牧民族取得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标志。上世纪5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就提出“定居游牧”的政策，它把
“定居”与“游牧”两种看似对立的生产生活方式设计在一起，是一个对人、草、畜都好的政策，内蒙古草原告别游牧的关键一步就是从定居开始的。
在
纯牧区全面推行定居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因为对人畜来说草原上的冬季最为严酷，定居便是从冬营盘以房取代蒙古包并配备棚圈开始的。那时的定居与后来的移
民定居不一样，是分散的定居。自此形成了冬季定居放牧，其它季节仍然游动放牧的方式。定居使人舒适多了，牲畜的防寒措施也大大改善了，因此在冬季定居点上
驻留的时间逐年延长，许多地方达到6个月以上,连春季也留在定居点上。于是围绕定居点的草场很快就开始退化，牲畜出走觅食的半径越来越长，退化范围也随之
向外扩大。据《内蒙古草地资源》报告，70年代末80年代初呼盟某镇居民点半径5公里范围内出现中度和重度退化，10公里以外植被才属正常状况。据易津等
人对蒙古国与内蒙古草原的综合健康比较研究，蒙古国四季游牧条件下的植被群落多样性和植物营养均高于内蒙古定居放牧样地，蒙古国四季游牧草场仅出现轻度或中度退化，内蒙古定居草场出现极度退化。这
是草原首次因为牧民的普遍固定居住带来的退化，退化的主要原因是牲畜反复的践踏。尽管从整个草原来看这种退化仅是点状的，但是它发生在最要害的冬季草场中
的最要害部位。因为内蒙古草原的软肋——草畜矛盾集中在冬季，冬季草场曾经受到最严格的管理，牲畜不得随意进入，其中居所和棚圈所在的冬营盘又是根据多种
条件从冬草场挑选出来的。定居造成的草场退化恰恰出现在草原最脆弱的时段和地段，因而使原本自然的冬季草畜失衡由于人的原因变得更加严峻，对草原的全面退
化埋下了致命的伏笔。定居顾了人，忽略了草；对畜来说则既有利又有弊，尽管定居后加强了打草贮草，但只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阻止全面推行定居所带来的散布
在草原上不断扩展的点状退化，随着后来定居点的逐步增加,点状退化也不断增加，草场承包以后点状退化开始向面上扩展。旨在寻找一条人草两全路线的“定居游
牧”政策，在真正操作时遇到了一个让硬币两面同时出现的难题，最终变成了“定居定牧”，以草场退化为代价换来方便于人畜避寒的生活方式。人们在获得舒适的
时候并没有警觉到：定居在带来好处的同时正在叩开一扇使草原通往困惑的门，草场坏了，人和畜又能好下去吗？
如
今，极偶然还可以遇到冬季住蒙古包游动放牧的牧民，他们的草场和牲畜经营得非常之好，甚至是出类拔萃，但是他们已经属于草原上的另类。他们说：“越是冬季
越必须游牧，这样对草场和牲畜都好，这是祖辈留下来的常识，人吃点儿苦不算什么。”此时，话题又回到了原初，定居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不再吃那么多苦，而确
有牧民为了草场和牲畜不在意吃那点儿苦。那么到底该怎么看待定居呢？
草原上新近出现的房车和移动式棚圈给出了颇具智慧的答案：在游动中求得人和畜的舒适。支持它们的核心理念仍然是敬畏自然——顺自然而“动”而不是逆自然而“定”。“定”是农耕文明的特征，在草原上它把人与自然推向对立的时候，还能被看作是一把唯一衡量进步的尺子吗?
l 草场承包：没有农耕的农耕？
二三十年过去了，评价草原上承包制度的得失并不是件复杂的事情，把它的初衷——“促进生产和保护草原”，与如今草原的现实状况加以对照便可清楚。最说明问题的是牧民生计和草原生态状况。解放以来牧民的生计状况从未像如今这样出现普遍的下滑：锡盟某旗上世纪80-90年代贫困户最多154户，2006年贫困户达到1480户，增加了近10倍，占全旗牧户总数的近30%；东乌旗的一个嘎查上世纪90年代前是一个没有贫困户的模范嘎查，2008年贫困户达61户，占总户数的35.7%，其中无畜户36户；各地的情况大体相似，有的嘎查贫困户达到50%-60%。
同期,内
蒙古草原退化面积在急剧扩展，上世纪80年退化草场比例是39.4%，2005年达到73.5%，其中重度退化面积增加2.5倍；沙尘暴灾害增加，因沙尘
暴造成的经济损失70年代中期是32,718万元，90年代中期达到113,610万元。2000年一年发生沙尘暴12次（引自《内蒙古草业可持续发展战
略》）。2006年锡盟部分地区沙尘暴连续刮了64天，那一年一个旗的贫困户一下子增加了1000多的牧户，比前一年增加了近3倍，其中一个嘎查的105
户牧民有50户在那次风灾中成了无畜户。
牧
民生计在下降，无畜户在增加，草原生态在恶化，灾害更加频繁，抵御灾害的总体能力在下降——这是一幅令人十分不愿意看到的图景，但它是事实，它就发生在承
包之后。尽管原因是复杂的，但是大多数牧民们认为：问题根子出在从农区搬来的承包制上。有牧民说：承包加围栏就是个大羊圈，是把农村在圈里养猪的办法搬到
草原上来了。他们的根据是：草场承包后的最大问题是草场被牲畜踩坏了，出现了蹄灾。这是游牧时期不曾出现过的，是草场承包定牧使草原失去休养生息机会的结
果。我们把它称为“滞留型”过牧。因为牲畜承包在先，草原承包在后，草原上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牲畜过快增长而草场管理权缺失的时期，草场压力大增,但是为了
缓解压力而选择的草场承包制度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问题。其实这是70年代推行定居造成的点状退化向面上的大扩展，是一种看不见农耕的农耕在草原
上的蔓延。
另据调查，为数不多的经营成功的富裕户往往也是赞同承包制度的牧户，他们除了勤劳、能干、门路广以外，几
乎都在通过租草场或放苏鲁克的办法来扩大放牧范围，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游牧，他们所谓的成功，是在尽他们所能突破草场承包限制放牧范围的成功。正反两方面都
说明草场承包出了问题，它一方面刺激牲畜数量的激增，又一方面压缩了牲畜的采食范围，使草场承受双重压力，其生态后果的严重性或许并不小于已经发生的草原
开垦，因为它它来自草原系统的内部并无处不在，也因而引起人们更大的忧虑：它是否比来自外部的侵扰对整个系统更加致命？
l 禁牧：又一次“先破坏后治理”？
进入2000年后,在草原上休牧禁牧的政策逐渐全面推开。这是保护草原生态第一次被作为牧区的首要功能，中央投入巨资表达了对草原生态问题的高度重视。但是这一政策在取得一些成效的同时，也相伴出现牧民负担进一步加重，牧民与当地政府的矛盾冲突加深的情况。
休牧禁牧是因草原生态恶化而迫不得已实施的政策，尽管它实际上是在矫正前期承包政策出现的问题，但是并未见到从政策层面进行系统的反思，对草原生态恶化的原因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过牧”之说，这便遮盖了前后政策之间的关系。
休
牧禁牧政策的依据是草场需要修养生息的机会，连续使用会导致退化。其实，草原上曾经的四季游牧就是最好的休牧禁牧制度，每年每一块草场都有三个季节在休
牧，打草场是严格的禁牧区，冬场在其它季节里也是严格禁牧的。这种传统的在“动”中休牧禁牧被当作落后生产方式否定后，实行了承包制度下的定牧，才导致了
草原加速退化的结果。而现在的休牧禁牧政策恰恰是跳过这段承包的历史开出的一剂药方，它不可避免地遇到一系列逻辑上的矛盾：破除了草原上原本已有的休牧禁
牧制度，又提倡休牧禁牧，使牧民不得其解；不触及定牧造成的践踏问题，草场恢复使用后还会进入一个被践踏退化的轮回，休牧禁牧的效果将得而复失；休牧禁牧
期间需要提供大量草料喂养牲畜，无论这些草料靠外购还是靠开发饲料地对牧民和国家来说成本都极高，牧民生计已经下滑，国家能否持续负担这一成本不得而知；
而开发饲料地又会进一步扩大草原开垦……从“动”中的休牧禁牧走至今天“定”中的休牧禁牧，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是否再次落入那个不断落入的怪圈里？
实
施承包政策的重要目的是发挥牧民在生产和保护草原两方面的积极性，而今在休牧禁牧中牧民却变成了监管对象，政府与牧民之间的冲突在增多。从激发牧民保护和
建设草原积极性出发的政策，却最终把牧民置于被监管的位置，牧民身份的尴尬转换，实质上是前后政策逻辑的自相矛盾的结果。此前牲畜的增加被归结为政绩，而
后生态的恶化又被归咎于牧民的落后生产方式。其实，牧民始终都是政策的承受者：草场承包到户的制度造成的问题与牧民责任无关；休牧禁牧期间牧民在担负成本
的同时还要被监管，这对他们有失公平。出现这样不公的背后是外来的农耕视角：始终认为游牧是落后的，自己是正确无疑的，出了任何问题都是因为“贯彻不
力”，甚至面对如今草原生态恶化的图景，还是认为是因为承包制度贯彻不彻底，还是带着农耕思维进一步寻找解决办法。
草
原上的一些政策总是在绕过问题去解决问题，或许并非因为不正视问题，而是在不断地用农耕的办法去解决自己制造出来的更多的问题。最近出台的休牧禁牧补助政
策也要求还没有承包到户的地方先把草场承包到户，然后再相应发给补偿。这会带来政策预想之外的两种结果：1）尚未实行草场承包的地方也会因为把草场分切到
户而出现践踏造成的退化；2）由于经历过草场承包的教训而正在牧民中萌发的合作组织的探索不免要受到冲击而走回头路。或许农耕思维认为这是草原发展不可避
免的历程，而以草原思维来看，这不外乎是“先破坏，后治理”。
l 舍饲：建设性破坏？
舍
饲与定居一样，也始终是草原进步的一个标志。然而，舍饲需要饲料地支撑，饲料地便成为在草原上实现“建设养畜”和“增草增畜”的最核心部分，也是用农耕方
式建设和改造草原的一种根本性的变革。从昌图锡力奶牛村案例可以看到，这种变革遇到了避免草原开垦和减少消耗地下水资源这类难迈的坎。
一份2006年关于内蒙古草原的发展战略报告提到：草原开垦是草原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内蒙古东部地区开垦较严重……草原开垦面积达97.08万公顷……不
但造成草原面积逐年递减，而且形成大面积的裸露和沙地或撂荒地，造成新的沙尘源。”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说到“草原建设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其
中“饲料作物播种面积达到91.6万公顷”。该报告在反对草原开垦的同时主张开发饲料地，而且可以看出所列举的两者面积几乎相等。报告还提出，到2020
年天然草原“青贮饲料种植面积达150万公顷。”重要的是同许多文件和报告一样，该报告没有给出饲料地与其所批评的草原开垦的区别是什么，也没有给出确保
开垦后避免土壤沙化、盐渍化的关键措施和标准是什么。这便潜存了一个巨大的疑问：在草原上开垦饲料地与开垦农田是不是一回事？是否都在给草原带来生态破
坏？在解放后草原上几次大开荒的历史记载中都可以看到种粮和种饲料总是混在一起进行的，至今在几乎所有关于草原开荒的统计数字里都无法区分两者，在实际中
更可见到饲料地带来的土地沙化与农地别无二致，而且不少饲料地就在这种模糊概念中彻底变成了农地。两者的区别说不清楚或在实际中无力控制，人们就有理由担
心如今在全面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即转向舍饲、半舍饲方式的过程中，草原会不会再度遭遇一次大开荒？况且这次开垦是进入了草原的腹地。
舍饲 是与有着充足饲料供给的农区相伴而存的，离开农区，舍饲则难以为继，无论是谁，硬把它搬到纯牧区都注定会走上草原开垦之路，即便是反对草原开垦的人也会走 上已经被自己否定过的路线。显然这是一条不能自圆其说的路线，在对水、土资源的可持续性都没有充分科学依据的情况下，结果会是怎样？有学者把这类事情称作 “建设性的破坏”。
l 不兼容的移植
农 业是寄生于自然系统中的人工系统，草原畜牧业则是直接依赖系统而存在。人工系统无法独立存在，不同的人工系统寄生于不同的自然系统，农业的人工系统寄生于 水热条件相对稳定的自然系统，而草原脆弱多变的自然环境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如今草原的一些政策实质是在将一个农业的人工系统的做法移植到草原自然系统， 这是一个跨系统的移植，无异于把两个毫不相干的事物捏在一起。我们已经看到在实际中每一次这样的移植几乎都引发了不良的连锁反应，而且必定会引起更复杂的 系统变化，致使每解决一个问题都不免陷入更加复杂的问题圈里，同时触动的是更多的未知领域。可以看到，能否控制后续的复杂变化是这种移植是否可行的前提。 然而，至今许多旨在改变草原的政策几乎都缺乏充分的科学根据和科学决策程序，尤其是缺少结果的评估，它们的依据更多地来自改造自然的愿望和农区的经验。当 这类政策在跨越农牧区界线时，是否缺失了对不同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必要识别的基本视角和应有的审慎？
l 追求产出与生物多样性撞车
农
耕系统的全部目的就是获得人所需要的产品，草原畜牧业也需要从草原获得人所需要的产品，但是草原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决定了从人的需求角度获取产品不可以是
唯一和最大目标，只能保持适度索取，它的产出是在初级生产力虽低但生物多样性高的环境里获得的。农耕强调改造，以追求人的最大需要和高产出；草原放牧强调
顺应，以保持整个系统的自给自足和自我调节力，维护草原生物多样性是草原畜牧业生存的底线。受制于降水稀少和时空无常的变化，草原初级生产力波动剧烈，草
原畜牧业产出不稳定，“逐水草而居”是在顺应草原生态系统特点的前提下尽量获取稳定产出的方式。把单一追求高产出的农耕模式搬到草原上来，不可避免地受到
整个生态系统的强烈制约。追求头数增长、增草增畜、开垦饲料地、推行舍饲等等看起来都是天经地义的，在草原上却鲜见成功，原因在于单一追求产出的模式不是
为建立在生物多样性基础上的草原畜牧业而设计的。如今难以遏制的草原退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是否已经足以说明彻底否定“逐水草而居”的发展思路具有
很大的片面性？
l 私地悲剧
在
把土地承包制度从农区搬到草原时，混淆了两类土地在作为生产资料时的不同功用。农区土地的产品是固着其上的农作物，而草原土地的产品是游动在其上的牲畜。
将农区的土地分割而用并不影响作物的生长，将草原的土地分割而用不但严重阻碍牲畜的正常生长，还造成草场的退化。对于初级生产力波动极大、水源和营养元素
分布极为不均的草原，土地的价值只有在保证连片化、规模化和多种类型组合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体现，这是草原作为草原畜牧业基本生产资料的特殊性所在。马克思
也曾指出：“在天然牧场上饲养牲畜，几乎不需要任何费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土地的质，而是土地的量。”这应当是草原产权制度安排的基本依据。草场被
分割到户从根本上抹杀了草原的土地价值，随后的一切政策都因以之为据，出现捉襟见肘的窘况。把草场分割到牧户注定对草和畜都不利，这样的产权拿到牧民手里
又有什么意义？有学者称这是“私地悲剧”。在草原上推行和强化这一制度，是不是表现出对产权私有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一种迷信？
l 相反激励
在
农耕系统中，投入和产出都是在人工控制之下，系统具有较强的可控性。而草原畜牧业，投入和产出总体上来说是靠自然系统控制的，起码现有的科学技术还没有证
明人对草原自然生态系统具有控制能力。这是农耕与草原畜牧两个系统的又一个重要区别。承包制度在农区可以通过激励农民增加劳动投入去获得更多的产出。而在
牧区是靠自然资源与牲畜的合理配置获取产出，靠增加劳动投入去换取更多收获的空间极小，草场承包到户无异于激励人们去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情，其目标不免在实
践中异化,正如事实所展现的那样：它激励的是对自然资源进行无投入的过度利用，其结果造成草场退化，也正是在这种错位的激励下牧民自然而然地成了草原退化
的替罪者。进而牧民不得不靠买草买料维持生计，又因入不敷出发生新的贫困化。一系列事与愿违的结果，是不是将农区可控条件下的激励机制搬到不可控的草原环
境里必然？
l “排他”与“共有”势不两立
土 地承包到户制度的依据是土地资源使用的排他性，但是把它搬到草原上来遇到了矛盾：草原的使用对外来者确实具有排他性，例如外来者放牧、采挖、开垦、筑路、 开矿都关系到草场的他用性而与当地牧民发生土地使用冲突，尤其是现代发展对土地需求增加的情况下，承认排他性的制度设计有利于防范对草原的任意侵用。但 是，传统上牧民社区单元内部并不具有清晰的排他性，牧民是在共有的草场上分别放养各自的牲畜或者放养共有的牲畜，这种共有产权是草原上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牧 民们自己的制度，是经受了实践检验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将草原分割到户的小牧式经济，这是草原一系列特点和文化适应决定的。如今进入市场经济，草原上的产 权制度设计既需要顾及对外部的排他性，又需顾及内部的共有性，两者不可偏废，甚至内部的共有性是经营草原畜牧业更为基本的条件。从草场承包以来的二十多年 的过程还可以看到，草原生态系统不会按照一些人所规划的“先私有后共有”的进程那样演化和发展，脆弱的草原和弱势的牧民都经受不起伤害；也不会因为事情已 经既成事实，草原就会继续承受下去。我们在实际中看到的是当内部的共有性被解除后，单家独户的牧民更加弱势化而难以具备对外来侵占的排他能力。在草原上只 强调排他性的制度设计的后果向我们提出了又一个问题：否定共有性真的是草原与市场经济接轨的必然吗？
l 劣势强化
草
原的优势与劣势如影随形，正是草原的劣势造就了草原的优势。低成本高质量是草原畜牧业产品的特质，也是草原的市场优势。但是，旨在消除草原劣势而推行农耕
式的舍饲，同时也在消除草原优势。原因之一是效率化与规模化在农区与草原牧区的含义是不同的。农耕强调的效率是以投入换取单位面积产量的增长，草原牧区的
效率是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农业的规模化是通过集中来实现的，草原畜牧业的规模化是在分散中形成的。草场承包使原有的集体生产规模转为单家独户，这种趋
于“原子化”的经营模式不适于广袤的草原，也不利于抵御草原上频发的灾害，反而强化了草原劣势。在草原上推行农耕式的舍饲因成本过高难以维系，产品的质量
又无法与草原上的自然产品相比，以高成本获取无特色甚至低质量产出的做法无形中在扼杀当地优势和利益。当政策热衷于在草原上推进农区式的舍饲时，最善于从
市场的角度看待事物的企业家们却早已寻觅到机会和扬长避短的“秘方”——把在农区生产的肉和奶贴上草原的标签，这一现象最能够表明草原的优势和劣势所在。
而如今的草原是否走上了扬短避长的发展之路？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