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空气质量仍堪忧

在中国已经执行新空气质量监测标准的74个重点城市中，只有三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达标。这是6月4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披露的结果。

这74个重点城市位于中国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这些城市从2012年开始执行新的空气质量监测标准。新的标准是在2012年修订的，增设了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2.5 μm）浓度限值和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以及调整了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10 μm）、二氧化氮、铅等的浓度限值。

按照新标准，中国城市空气质量达标标准是PM2.5年平均浓度在35微克/立方米。按照这一界限值，去年只有舟山、拉萨和海口三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达标。

述由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公报” 称：“2013年，全国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不容乐观。” 公报显示，2013年中国74座主要城市的年均PM2.5浓度为72微克/立方米，是发达国家城市空气质量的4倍左右。发达国家城市空气质量的检测标准是PM2.5年均浓度在20微克/立方米以下。

这个结果与今年3月份国家环保部公布的一项监测结果一致。该监测结果表明，

2013年74个城市中，海口、舟山、拉萨3个城市各项污染指标年均浓度均达到二级标准，其他71个城市存在不同程度超标现象。而空气质量最差的10个城市中，有7个城市位于河北省。河北是华北地区的工业大省，其钢铁、化工等高污染行业被认为是去年北方严重雾霾天气的罪魁祸首之一。

去年年初，中国华北、中部和东部多个地区开始被严重的雾霾所笼罩，人们对糟糕的空气质量抱怨不已。2013年1月1日，上述74城市开始发布细颗粒物污染浓度，其中有33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达到了严重污染的程度。去年“两会”期间，一场更为严重的雾霾和沙尘袭击了首都北京，由于雾霾造成能见度很低，连接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多条高速公路关闭，市民们疯狂抢购口罩和空气净化器。 2013年年末。大半个中国仍旧笼罩在雾霾的阴影之下，人们被建议尽量减少户外活动，上海甚至发布了最严重级别的预警，持续的雾霾严重影响了中国东部这座最大城市的市内交通，市民们怨声载道。

而据《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气象局基于能见度的观测结果表明，2013年全国平均霾日（在气象学上，空气相对湿度小于等于80%、水平能见度大于等于5公里且小于10公里为轻微霾，水平能见度在2公里以下为重度霾。中国气象局发布的全国平均霾日所统计的城市不仅限于上述74城市），比上年增加18.3天，为1961年以来最多，其中，中东部地区雾和霾天气多发，华北中南部至江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雾和霾日数范围为50-100天，部分地区超过100天。

越来越糟糕的空气质量被人们认为是中国过去30多年来忽视环境而只追求GDP增速这一发展模式的巨大代价。近年来，中国毫无节制的工业化以及对于高污染行业的纵容被认为是引发雾霾等极端天气变化的主要原因。中国气象局和中国社科院去年11月联合发布的《气候变化绿皮书》认为，中国雾霾天气增多的主要原因，是化石能源消费带来的大气污染物逐年增加，主要源于热电排放、工业尤其是重化工生产、汽车尾气、冬季供暖、居民生活及地面灰尘等。

但在“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总编辑刘鉴强看来，这只是问题的表象。“中外对话”是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独立性非营利性环境组织。他在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时认为，表象的背后是“环保部门的渎职”。他分析说，在2008年以前的一段时期，当环保部还是权限小很多的环保总局的时候，敢做敢为，掀起环保风暴，打击违法公司，包括最大的电力集团；实施区域限批，对违法的地方政府，在整改之前不批准新项目；并曾积极研究绿色GDP，希望解决中国GDP崇拜问题。

但随着环保总局在2008年3月份升格为环保部，这一部门变得软弱不堪，并开始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为了配合当时中国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环保部在2008年年末开始为各地项目开通了环评“绿色通道” 。刘鉴强曾撰文批评说，最近五六年中，环保部拥有环评审批这一重权，却放松环评审批，令全国大型污染工程畅行无阻，特别是环京津冀的污染重化工、钢铁企业大量上马，造成今日空气严重污染的局面。

在中国，环境利益经常要给中国的经济增长让路，显然，2008年后环保部开通的环评“绿色通道”是当时中国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产物，并非完全是环保部门单方面意愿。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的环境律师夏军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时说：“其实很多时候，环保部也顶不住来自上面的压力。”

但日益严重的雾霾压力令中国政府也不得不开始采取措施。去年中央政府在与东部一些省份的领导多次开会商议后公布了一项计划，决定在人口密集的东部地区、华北地区削减钢铁、水泥、焦炭等高污染行业的产能，减少污染物排放。根据这一强制性计划，钢铁产业大省河北省的短期目标是到2014年最多削减1,500万吨钢铁产能，长期目标是到2020年削减8600万吨钢铁产能，约占当前产能的三分之一，去年，河北省钢铁企业的产能约3亿吨。

但这一行政计划随即遇到了阻力。据路透社的报道，一些被列入短期内要淘汰的钢铁生产线由于是当地的重要地方财政收入来源而被推迟关闭，而一些早已经破产的“僵尸钢铁厂”又被拿来凑数，被算入削减产能之中。

中国一家专业研究钢铁产业的研究机构中联钢研究中心的分析师王晓娜最近撰文披露了另外一种现象，即一些地方政府公布的淘汰目标其实是待搬迁的钢厂产能。她举例称，宝钢集团关闭600万吨产能以及广钢停产是以湛江基地新增1000万吨钢铁产能为前提；武柳集团规划淘汰700万吨产能是以在防城港新建1000万吨产能为交换条件。她还提到了河北钢铁集团旗下的石家庄钢铁公司搬迁到了黄骅港。王晓娜说：“这些钢厂的搬迁或许会使得原址所在地钢铁产能有所减少，但是对于全国钢铁产能而言并不存在‘减少’的意义。”

中央政府还希望通过一个一揽子的大气治理计划解决难题。这个行动计划去年9月被公布，被称为“大气十条”，包括10条35项综合治理措施。但这一计划显得矛盾重重。比如该计划宣称要限制煤炭消耗，但却又鼓励煤制天然气。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去年11月接受“中外对话”采访时认为，“这事实上是进一步强化了煤炭的地位。虽然文件明确发展煤制天然气要贯彻‘最严格的环保措施’，这句话本身就说明煤制天然气是有环境问题的。”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处于明显的下滑通道， 虽然李克强一再强调不会再次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强烈刺激经济，但是，稳定经济增长依然是当局重中之重的任务。尽管经济管理部门此次并未采取2008年那样的强烈刺激，而是温和刺激经济，但是财经评论人宋清辉最近在财经网撰文称，随着稳增长的压力增大，各地微刺激力度在逐渐加码。他注意到，贵州省已经明确201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确保增长25%、力争增长30%的目标，并且加快省内重点项目建设。而与贵州相邻的四川省也出台16条“微刺激”措施。他认为，所谓“微刺激”与当年的“4万亿”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人们担心，为了稳定经济增速，中国仍可能会让一些具有污染性质的大型公共项目进入环境评价快速通道。

5月上旬，中国环境保护部官网公布了《北京新机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根据上述报告书，新机场建成后，预计到2025年，飞机起降达到62.8211万架次，年旅客吞吐量7200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200万吨。报告书的总体结论认为“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本项目建设是可行的”。该报告称，新机场运营后的空气影响主要来自飞机尾气。根据预测，评价范围内各敏感点的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氮的目标浓度均达标。

但部分专业人士并不认可环评报告的这一结论，他们认为在北京空气质量已经严重恶劣的情况下，新机场肯定会给北京的环境质量带来巨大压力。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其发给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封邮件中认为，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北京新机场项目必须下马。他说：“仅仅从大气污染来说，已经有专家指出，首都机场飞机尾气造成的大气污染相当于数百万辆机动车，是北京雾霾的重要原因。相应地可估计，北京新机场对于京津冀地区雾霾的贡献将达到600万-1000万辆机动车所造成的污染。”

在推进新机场这些大型项目建设的同时，北京却希望通过外迁污染企业到河北等地缓解雾霾压力。这一过程未来将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规划下完成。实现京津冀一体化是习近平的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届时，将有300多家企业分别外迁到河北省和天津市，这些企业主要涉及化工、建材、铸造等产业，多属于高污染类企业。

这种转移污染的措施显然是一种短视的行为，也被认为是徒劳的。夏军说：“这不能解决问题，河北离北京如此近，这不但会污染河北，最终还是要污染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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