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是受人口冲击最大的受害地区之一。几十年来，一拨拨一批批移民涌入内蒙古，彻底改变了内蒙古的民族人口比例、生产生活方式及生态环境。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连人口生育都管起来了，难道流动人口就管不住了吗？否！向边疆地区移民是1949年建政以来始终坚持的潜国策。几十年来，内蒙古的合法和非法流入人员从未间断过。合法流入就是以“支援边疆，建设边疆”的名义安置到各地、各级机关、单位的人员和建设工厂、矿区名义迁移来的人员。如：包头建设成重工业城市过程中，迁移进来近百万人，其中包钢、几个机械厂、铝厂、冶炼厂等几十个工厂工人、技术骨干都从内地成批移民进来的。为了他们的成婚和长久安居，没有棉花产量的内蒙古建立起棉纺总厂、服装厂等几个女职工大厂，再迁移进来一大批内地女青年。
非法流入人员就是盲流。所以，“人口的自然流动是堵不住的”说法，显然是搪塞借口。更何况盲流人员又不属正常人口自然流动。
“盲流”是指盲目流动人员，这个称谓不属贬义词。有位自治区副书记在大会上说：“以后不许说‘盲流’，祖国大地上自由迁移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云云。他本人就是盲流出身，因此这个称谓对他可能是很刺耳。
内蒙古的盲流人员大体上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五十年代中至六十年代初，大跃进、大饥荒中，或个人，或携儿带女逃来的一大批人，他们属于难民性质。当时的自治区和各级政府采取允许容留，适当安置政策，接受了大部分，并妥善安置。部分《地方志》中还记载着具体人数，安置过程。如《乌拉特中旗志》中记载：“1955年，国家为了疏散内地和城市人口，加强边境地区开发建设，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了移民工作。同年旗指派专人赴河北省保定市接领移民。至1956年10月，共接受安置移民273户、277人（可见都是光棍）。其中石哈河区安置移民195户、198人；乌加河区安置移民78户、79人。”“1957年——1961年，由外省各地流入旗内的外流人员达2万余民。流入人员中以山东、山西、河北、陕西、河南等省的居多数。对上述流入人员，通过说服动员，共遣返2000余名（十分之一），并使他们的生产、生活得到了妥善安置”。
这部分人对社会安定造成的危害不大，也逐渐融入了当地居民生活圈。
第二种类型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和运动中流串、安插进来的盲流。这部分人最引起当地牧民的痛恨，也是28号文件中涉及到的“堵”与要求“遣返”的人员。原因一、他们不属难民性质，多数是好逸恶劳分子。他们是借助执政者的权力，强行进入的；第二、他们在运动中借助革命、夺权等手段做绝了坏事。阿拉腾德力海的《内蒙古挖肃劫难》、啓之的《内蒙文革实录》等书和当时的报刊、杂志都有记载。中央28号文件周惠的《汇报提纲》中也提到：“‘挖肃’期间强迫边境牧民内迁近八千户，致死上千人”。替代他（她）们的就是所谓“掺沙子”的汉民。
国家民委在拨乱反正的大气候下，于1981年3月30日至4月29日，历时一个月，先后到达五个盟市，十个旗县进行调查后写出一个《调查情况汇报》。其中有几个实情和数据很让人深思。汇报中写道：根据我们调查情况，伊盟、乌盟、锡盟牧区人口增加远远超过生产的发展，违背自然条件的客观规律，破坏生态平衡，植被破坏，导致草场严重退化、沙化，致使牧民生活水平下降。如：达茂旗解放初，1950年牧业户1348户，4100多人，其中蒙古族牧民3800人，占总牧业人口的92.7%；1977年底，牧业人口增加到21149人，其中蒙古族牧民10127人，占牧业人口47.9%。从66年至73年从外地盲目流入牧区人口5403人，平均每年流入本旗400多人。由于外地人口盲目流入牧区，造成牧民生活水平下降。如：满都拉公社西拉哈达大队（纯牧业队），1961年全队共48户，105人，其中蒙古族78人，汉族27人，共有大小牲畜9479头只，人均牲畜92.28头只，每年向国家交售大小牲畜1471头只，平均每人向国家交售14头只，人均收入245.94元。1980年6月统计，全队共82户，293人，其中蒙古族107人，汉族186人，共有大小牲畜10677头只，人均牲畜36.4头只，每年向国家交售牲畜927头只，平均每人3.1头只。全大队欠公款21640元，人均欠款73.86元。当地牧民因生活日趋困难，迁走很多。有如多伦敖包公社明星大队，1965年全旗33个牧业队中最富的一个队。当年收入87539.40元，支出23638.50元，分红44468.50元，储蓄19432.40元。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强制和附近农业队合并，人口增加，农业吃牧业。1975年这个大队变穷，现在该大队欠国家款14万多元。东乌旗1949年总人口7109人，其中蒙古族7082人，汉族27人，不到0.004%。1958年总人口达到11521人，其中蒙古族10388，汉族1133人，近占10%；1966年总人口达到19747人，其中蒙古族14263人，汉族5484人，已经占了38.4%；1980年总人口达到37019人其中蒙古族25306人，汉族11710人占31.6%。汉族人口机械增长很快，盲目流入牧区，亲戚朋友一来一大串。他们不会和不愿放牧，为了维持他们生计，让他们种树、种饲料。结果，树长不起来，饲料基地无收获，造成一大批草场沙化，危害牧业生产，这批人只能由牧业收入来养活。
盲目流入人口的增加，使牧区蒙古与汉族比例发生了惊人的变化。1949年锡盟牧区人口为82399人，其中蒙古族76185人占总人口的92.5%，汉族5254人，占6.4%；1980年底统计，牧区人口达到413944人，其中蒙古族196037人，占47.3%，汉族208598，占51.1%。三十一年里蒙古族人口增长1.6倍，而汉族人口却增长了39.7倍。锡盟是个以牧为主的纯牧业区，草原畜牧业是主体经济。但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大批人员从内地盲目流入内蒙古，掌权者鼓噪“牧民不吃亏心粮”，在锡林郭勒草原办起了农垦兵团。一些军管人员利用职权搬迁来自己的亲属朋友，强行落户到城镇牧区。仅这两次就有211000多人流入锡林郭勒盟，大量开荒种地，破坏植被和生态平衡，使几百万亩草场沙化，给畜牧业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
国家民委的调查报告还用一系列具体数字例证，解放以来锡盟人均牲畜数量逐年下降，牧民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状况和国家为盲流人员仅粮食亏损、生活补助就每年达1800万元的情况。
类似例子很多。如，正蓝旗那日图公社新宝力格队的盲目流入者张振荣、李全志等人，在1967年的文革混乱中夺了生产队的权，在挖肃中揪斗、关押了队书记、民兵连长等28人，致死致伤6人。正镶白旗乌宁巴图公社共九个生产队，“文革”中盲流人员就夺了七个队的权。都日本户达嘎生产队被盲流刘家生、杨承等人夺权，在仅有三百多人的生产队里揪斗出48人，致死1人，致残7人。他们利用职权侵吞集体财产，大吃大喝，不到两年时间队里七万多元储蓄金挥霍一空。
盲流人员增多，牲畜数量下降，造成牧民生活水平逐年下降，牧民被迫挤走。如，正镶白旗乌宁巴图公社一个队1966年该队46户，165人，其中30户蒙古族牧民113人，5000多头牲畜，人均30头只。1976年人口发展到248人，蒙古族20户，88人，10多户迁走，而汉族由16户，48人增加到33户160人，人均牲畜9头（只）。另一个生产队原来蒙古族42户，被挤走24户，剩下18户也想搬走，寻找接受地。
伊盟解放初期就采取了“禁开荒、保牲畜、禁移民”方针。三年困难时期大量移民涌入，开荒达400多万亩，沙化面积由解放初的30%，增加到了八十年代初的86%，直接危害到牧民的生存环境。
已经落户的盲流人员又牵涉进来一大批亲属人员，滚雪球似的不断增多，形成既成事实，赖着要求落户，甚至流串作案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1962年以来，盲流人员企图偷越国境而被我公安部门抓获有230人，1978年以来破获12起盲流人员偷越国境案。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曾有组织地迁走七八户盲流人员，后遭到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内蒙古‘反汉排外’、‘驱赶汉人’”的批评而失败事件。后调查处理过程中，正蓝旗查干淖尔公社登吉大队牧民联名给中央办公厅冯文彬的汇报中写到：我们生产队1958年时34户，121口人，到1979年增到376口人，其中汉族189人，蒙族187人。盲流冀宝新来时光棍一人，“文革”中夺权，将其亲属迁来，又娶来媳妇生了七个孩子。他们掌权之后，盗窃挖空生产队财产，牲畜头数大幅度下降，变成了穷队。他们在“挖肃”运动中，大打出手，牛建海去夺了公社的权，冯玉根当了战斗组长和看守所长。将三十多名社队干部集中关押，残酷武斗，挖死了公社德吉书记，打残了好多人。冯玉根说“你们这些蒙古人不值一枪扫射”、“蒙古党员算几个，总算占一小撮”、“杀尽蒙古人对全国还占多少”。李×说“在内蒙古挖出这么多内人党，死了这么多蒙古人，可惜我还未喝够他们的血”。清理盲流工作开始后，大队委员王玉说“你们这些党员没有一个好东西”。就是这里提到的公社的战斗组长兼看守所长冯玉根向冯文彬写信说：“内蒙古开展着蒙古人赶汉人的运动”，冯文彬又将情况转达给周惠，从而使他的赶盲流基调大变。
造成这种盲目流入人员“大闹草原”的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制度和政策。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滋生了勤劳的不如懒惰的，干活的不如闹事的风气。所以，盲流们在“挖肃”中是“打着要”，军管时期是“骂着要”，撤销军管后是“闹着要”成为可能。
没有过几年，牧区实行牲畜、草场承包制，盲流中的这部分流动人员戛然而止。因为，盲流人员再涌入、再有后门落了户，也分不到草场和牲畜，得不到经济利益了。可是经过这次的“第二次土改”政策，蒙古民族所有的、固有草场、牲畜等生产资料的多一半“合法”地转入了已经落户、定居的牧区盲流人员名下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所以盲流人员绝迹，不是因为国家禁止人口流动，也不是内蒙古“堵”和“赶”，而是盲流的经济利益链中断了。十几年以后，随着西部大开发深入，民族地区相关政策没有跟上时代步伐，再次掀起了“非盲目流入”的民工潮。在西部大开发号召下，随着新建的工厂、新开采的矿场，少则几千，多则数十万名民工涌入边疆地区。几年、十几年过后工厂倒闭，矿藏枯竭时这些人早已经无“原籍”可回，成为边疆地区的“老居民”了。这就是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自然流动堵不住”，而从边疆向内地流动人口就能堵得住的现实。
第三种类型是季节性盲流。
据不同时期的报道，每年不少于10——20多万的季节性盲流人员流入内蒙古牧区和林区作案。他们搂发菜、打旱獭、挖药材、偷猎。这些人有的偷摸，拦路抢劫，有的强行让牧民做饭烧菜，如同土匪一样。
在阿拉善盟，挖苁蓉、搂发菜的盲流人员与当地牧民冲突事件经常发生。因为牧民居住分散，人口又少，难以对付成群结队的季节盲流，从而动刀、动枪，造成防卫过当而被判刑入狱的案子时有发生。因而，挖苁蓉、搂发菜事件年复一年继续着。
1980年8月西苏旗有关部门拦截了一部分搂发菜人员。这些人串通一气，到处乱写乱画，写什么“杀尽蒙古人头”、“夺回祖国大地，当家作主”等标语；有的在西瓜上画个人头，用刀砍成两半，表达砍蒙古人头。
所以盲流人员问题是内蒙古最突出，最敏感问题。
周惠刚调来内蒙古不久到牧区巡视，看到盲流摧残牧民和社队经济状况，非常气愤，把它称之为牧区“三大灾难”之一。他决定将清理盲流工作和严格禁止区外人口盲目流入区内的工作同时进行，多次开会研究部署，登报、发文件。周惠讲：“对那些在运动中犯有严重错误、民愤大、有罪行的，坚决遣返”。锡盟盟委根据周惠上述指示和有关规定，将最坏的盲流遣返几个，以期造成阻止盲流的声势。但这项工作刚启动，被遣返的盲流冯玉根等几人，到北京又找亲戚，又在天安门前请愿，惊动部分高层人员，下了“内蒙古‘反汉排外’、‘驱赶汉人’”的定义。当周惠到北京，当着冯文彬等中央领导面前汇报工作时，他以前的“豪言壮语”已无影踪了。他的《汇报提纲》中对盲流人员的叙述是这样的：内蒙古的人口增长，远远超过了经济发展速度。总人口由解放初的600万增加到1870多万，其中吃商品粮的人口由75万增加到约600万，从外省区流进来（包括本身自然增长）600来万。这种状况不仅使“僧多粥少”的矛盾尖锐，也给民族关系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这个问题集中反映在牧区和林区，但重要的在领导思想全面与否。去年曾在个别地方对外省区流入的人口进行往出清理，结果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后经做工作停止了，但事情并没有完。而且对上下都有影响，仍是全区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区党委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总的原则应该是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发展生产。因此，对于已经流入的人口，基本上要就地“消化”，组织安排好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对于少数进来时间短，无户口，生活无来源，必须往回动员的盲目流入人员，要先同原籍协商，进行细致工作，慎重处理。并请中央主管部委和有关省区，予以协助。少数在运动中犯了错误的，主要是批评、教育，消除隔阂，增强团结。至于个别违法乱纪，搞打、砸、抢的人，应按政策按法律进行处理。
这与其说汇报，还不如说自我检讨。什么“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什么“就地‘消化’”，什么“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发展生产”，什么“必须往回动员的盲目流入人员，要先同原籍协商，进行细致工作，慎重处理”……总之，不能堵，不能遣返罢了。盲流出来时没有原籍政府批准，为什么遣返时要协商？几个盲流的请愿、闹事，能惊动中央，而六万多蒙古族人签名要求惩办挖肃元凶滕海清等人的请求、全区蒙古族大学生掀起要求改正28号文件的罢课请愿运动都感动不了中央，这能说公正、平等吗？
(From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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