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判“伪造的证据”
三、为“母亲般慈祥的共产党和毛泽东”唱赞歌的作家
四、创作缘自对政治的失望
2013年8月26日星期一
替罪羊也必须是蒙古人-儿子眼中的作家乌兰巴干
（该文选译自日本学者大野旭所撰文化人类学专著《標墓なき草原》，翻译时有删略。需要特别申明的是，本文只是个文化人类学学术著作，其观点与博主无关。欢迎博友们对该文反映的事情和现象发表观点。不过，如有人身攻击，本博讲予以删除）
一、为了庇护真凶的“正义的审判”
我手里有一份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的起诉书，时间为1987年8月31日（起诉书的原件为“87/呼检法诉字第一号”）。起诉书起诉的不是滕海清—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员”的罪名虐杀几万蒙古人的主犯，而是给滕海清办公室提供“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名单”等材料的作家乌兰巴干。
这份起诉书的最明显的特征为：它把虐杀几万蒙古人的罪名都扣到这个蒙古人头上了。
对乌兰巴干的审判，当时的中国媒体曾作大量报道。当时，我刚从大学毕业，但尚滞留在北京。审判的大致情况我是从呼和浩特的朋友那里听说的。据朋友说，审判是在愤怒的声讨声中进行的。声讨声是由着意安排在法庭主要旁听席的汉人大学生们发出的。与此相对照，坐在非主要位置的蒙古人那里却传出了叹息和抽泣的声音。
这个审判，可以说受到了来自自治区全体蒙古人和部分有正义感的汉人的质疑。
为什么要放过那个曾发出一个又一个的杀戮令，且指挥过具体的杀戮过程的原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汉人滕海清？他于1970年秋离开内蒙古后，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继续其高官生涯，过着优雅的生活。
为什么不逮捕、起诉曾忠实执行滕海清将军的命令，在现场指挥虐杀的原锡林郭勒军分区司令员赵德荣和哲里木盟军分区司令员赵玉温？赵德荣曾指示说“我见蒙古人就恶心，把锡盟老蒙古全挖了，在全国也是一小撮。”赵玉温则说“在挖内人党的运动中，即使出了死人的情况，也没必要大惊小怪。”（杨2009a,15,896)这简直是视蒙古人的生命如草芥和昆虫，但确实是这些汉人共产党高官的真实写照。即使如此，这些曾亲自指挥“挖肃”，指挥虐杀蒙古人达几年的汉人高官们竟没有一个受到法律的惩罚。
进一步，那些在内蒙古各地，用各种惨绝人寰的手法残杀蒙古人，长期监禁、强奸蒙古妇女的犯人们，也悠然过着法外生活。一部分杀人犯和强奸犯被调往外地，又有一部分则被提升，总之都销声匿迹了。其中有些被军队庇护的，甚至不允许蒙古人进行检举揭发。
为了让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把一切的罪恶都归咎到这个蒙古人作家身上了。从判决下达的那一天至今，蒙古人保持了常年的沉默。实施这一血腥虐杀的不是别人，正是“伟大领袖”和那个“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不仅如此，即使在杀戮过后的岁月，蒙古人还必须面对政府方面不愿树立正义，不承认过错的严厉姿态。在法庭上，政府传递出导致蒙古人大规模被杀的原因在于蒙古人自己，而非汉人的信息。
二、审判“伪造的证据”
让我们看看作家被起诉的内容：
被告人乌兰巴干，又名吴凤翔、宝音达赉，男，蒙古族，现年（1987年）五十八岁，家庭出身经营地
主，本人成份学生，原籍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巴彦塔拉乡，文化程度大学。捕前系内蒙古文化艺术界联
合会干部，住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宿舍。……(中略）
1978年5月1日因制造1968年的“新内人党”假案的罪行，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准由内蒙公安局拘留，
同年9月29日依法逮捕。
被告乌兰巴干于1967年9月，在内蒙古大学召开会议，研究建立跨行业组织“内蒙古揪叛徒集团联络站”
（简称“揪叛站”），乌兰巴干任站长，额尔德尼乌拉仁副站长（额尔德尼乌拉另案处理）。受到了原内蒙
古革委会核心小组的支持。
“揪叛站”组建之后，制定了明确的纲领。为了揭露“内人党”的叛国罪行，被告乌兰巴干就大肆搜集所
谓“内人党”的历史和现实材料，上报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制造了“新内人党”大冤案，对全区挖“新内
人党”造成严重的后果，起了很坏的作用。……（中略）
综上所述，被告人乌兰巴干是“新内人党”假案的积极制造者，捏造了大量的所谓叛国材料，指名道姓
的诬陷了为数甚多的干部、群众，后果严重，影响极坏，犯有诬陷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8条之规
定，现将此案移送审查依法起诉。
这是份多么了不起的公诉啊！连明言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官方起诉书都承认“肃清内人党的运动”为莫须有的捏造。那么，是谁捏造这一假案了呢？起诉书不愿更不敢提及。其实，捏造的首谋就是这个政府。因此，起诉的对象应该是“伟大的领袖”和“人民的好x理”才对。或者，站在被告席上的至少应该是滕海清将军和赵德荣、赵玉温司令员。那样，相信50多个少数民族也会欣喜地扑进占人口90%多的汉族的宽广的怀里。但是，执政者不可能进行如此公正的审判。不仅如此，至今，没有谁、更没有哪个民族勇于站出来承担在荒野中堆积起无数少数民族尸体的刑事责任和人道责任。
起诉书所列举的乌兰巴干的罪行为：
第一、编制了“伪造的材料”。1946年3月，哈丰阿、特古斯等人又重新组织起了此前业经中共指示解散了的内人党，此即“新内人党”。这份材料是乌兰巴干捏造于1968年。
第二、捏造了内人党员和“蒙古修正主义特务”、“苏联修正主义特务”进行活动的“伪造的分布图”。
第三、在大学和铁路局等单位作了关于“内人党活动”的讲演。
根据这三项罪行，乌兰巴干被判处了15年的重刑。需要重复强调的是，这是为追究几万蒙古人被杀戮，无数妇女被强奸责任而进行的唯一的审判。在这里，追究了蒙古人作家“给核心小组上报伪造材料的罪”，却没有追究下令伪造材料的汉人高官和实际行刑的屠夫们的责任。后者倚仗国家给与他们的治外法权，照样过着他们的悠闲的生活。
就这样，作家乌兰巴干成了刽子手们的替罪羊。
那么，他都写过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三、为“母亲般慈祥的共产党和毛泽东”唱赞歌的作家
内蒙古的蒙古人都知道有个叫《草原烽火》的小说。这是乌兰巴干于1958年出版的成名作。
当我在到处搜寻《草原烽火》的初版本时，位于呼和浩特市内的一家古旧书店的店主对我说道：“在科尔沁草原，这本书能换取一头马”。于蒙古人，马是神圣的财产。虽说在乌兰巴干的家乡科尔沁草原，蒙古人早已弃牧事农，过起了定居生活，但对马的评价依然很高，马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那么，《草原烽火》都演绎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日本鬼子侵占内蒙古草原后，就和反动的蒙古达尔汗王爷勾结在一起。从此，无数的蒙汉人民倒在日本鬼
子的屠刀下。为了从地狱般的水深火热中拯救内蒙古人民，中国共产党派来了很多优秀的党员。他们克服了种
种的艰难险阻，深入草原，深入在日本鬼子和达尔汗王爷的统治下过着奴隶般生活的蒙汉人民中间，组织、指
挥抗日斗争，不辞辛劳和牺牲地战斗在最前线。李大年就是其中的一人。
这与其说是小说，倒像是中共的宣传教材。《草原烽火》的结尾如下：
李大年举起拳头，大声说道：
“同志们！我们经过艰苦的战斗，付出了牺牲后，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我们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
席，有蒙汉各族人民的钢铁般的团结，所以绝对能战胜敌人。科尔沁草原的燎原之火就从这里燃起，这是胜利
的开始。……”
小说的内容异常简洁：年轻的蒙古“奴隶”们虽然不满于腐朽的蒙古王公的统治，但不知道谁是真正的“敌人”，应该怎样去“斗争”。给这些只知道“蛮勇”的“奴隶”们伸出“援助之手”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完美无暇的汉人共产党员李大年教育、觉醒了蒙古“奴隶”们，使他们认识到了真正的“敌人”日本鬼子。
不言而喻，小说的创作源泉并非实事。
其实，这部小说不过是中共所谓的“汉族领导少数民族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的宣传性文艺作品之一。在把居住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迎入“幸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过程中，中共派出了很多“李大年式的党员”。在这里，无论是哪一个少数民族，都比汉族落后，大脑极其简单，只知蛮勇。不过，他们一旦受到汉人党员的领导，马上就能觉悟，迅速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会把仇恨对准迄今为止的朋友、同胞中的富裕阶层。内蒙古西部土默特出生的蒙古人作家云照光所著《鄂尔多斯风暴》也是此一类型的小说之一。这部小说把我的故乡的蒙古人为争取从中国独立而斗争的历史，篡改为汉人共产党员领导的“中国革命史”。
关于写这本小说的动机，乌兰巴干在《草原烽火》的“后记”中作了如下陈述（乌兰巴干1992，538-539）：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内蒙古人民取得了真正的解放。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给了蒙古民族无限的
幸福。……为了表达蒙古人民热爱慈母般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感情，我写出了这部小说。……如
果没有共产党和汉族作家的支持，就不会有这部小说。
曾经，作家是如此热爱中共和汉族人民。既如此，“为了正义和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中共为何把视己为“慈祥的母亲”的“赤子”当做大屠杀的人质，给供出去了呢？抱着这样的疑问，笔者于2006年4月25日、5月27日以及2008年3月10日，分三次采访了乌兰巴干的儿子苏日（57岁）。
四、创作缘自对政治的失望
哲里木盟科左中旗是个很奇特的地方。哈丰阿、阿斯根以及特古斯、等几乎近一半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骨干都出自这个旗。1929年，取意为红色之柱的乌兰巴干也在此出生。2岁时，有神童之称的他被选为当地藏传佛教活佛的转世之身。
满洲国成立后，乌兰巴干也走上了当时的很多有志蒙古青年必走的路子：先上当地的国民小学，继而在王爷庙入读兴安军官学校。日本战败的时候，他已经从军官学校的预备班毕业，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了。
二、审判“伪造的证据”
三、为“母亲般慈祥的共产党和毛泽东”唱赞歌的作家
四、创作缘自对政治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