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建军
近年来，晋商的历史文化借着光影视象途径声名远播，由山西省委投资拍摄、并于2005年中央电视台二套节目两度全程播出的《晋商》成为中国纪录片二十年来社会影响最大的节目之一，2006年初起由胡玫执导的大戏《乔家大院》在央视的热映，2009年刚刚掀起首映狂潮的、由华人美国话剧导演姚树桦女士首度执导的史诗式电影《白银帝国》(郭富城、张铁林、郝蕾主演)，都向世人展示了称雄海内商界八百年的晋商的荣耀与辉煌，在世事沧桑中的兴替嬗变，及其最后岁月中无力回天的折衰。
晋商中绝大多数的大商号都曾远出塞外从事贸易活动，以他们为主体的广大草地商人后来被人们统称为“旅蒙商”。旅蒙商是清代活跃于中国北部蒙古高原地区从事边境贸易的商人、商号和商帮的通称，兴起于17世纪初期，在18?19世纪达到鼎盛，20世纪50年代消亡，前后辗转三百余年。其活动范围，东起黑龙江中上游鄂温克、鄂伦春等游猎民族聚居地区，西起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天山北麓的准噶尔部、哈萨克等游牧边陲旷野，南至长城沿边，北抵西伯利亚俄罗斯辖属的部分边境城镇。整个区域囊括了中国北疆漠南、漠北蒙古各部游牧地带，纵横北疆戈壁草原约240多万平方公里。
旅蒙商的崛起
历史上，大漠南北与中原地区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关系从未间断过，一度虽有统治者的“边禁”政策也无法严格阻止。这种商贸往来一般是在和睦相处时期相对繁荣，战乱年代趋于萎缩。明朝政府实行食盐“开中法”(即鼓励商人为边镇驻军运送粮草而给予食盐运销权的法规)，山西商人也借此捷足先登，在蒙古地区从事贩运粮盐的贸易。
清康熙年间，逐步放开了对旅蒙商的贸易禁令，旅蒙商也乘机由随军贸易而发展起来。在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平定准格尔之乱过程中，清政府组织了一批汉族商人从事随军贸易。十几万清军在草原上展开军事行动，所需粮草自然要靠当地牧民提供。在与当地牧民频繁接触中，负责后勤的清军官兵逐渐熟悉了牧民的生活习俗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掌握了一些蒙语，与当地牧民建立了深厚友谊，同时也精通了以物易物的规矩及商品交换中获利的秘笈。战争结束后，一些曾经为朝廷筹办军需的晋籍清兵干脆就留在草原做起生意。作为朝廷的复转军人，晋籍旅蒙商的初期商业活动，也与朝廷或军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战后的和平使人们的生产生活得以恢复，贸易需求两旺，于是，晋籍旅蒙商很快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
旅蒙商行走的路线，大致有以下几条：以张家口为出发点的有：张家口——库伦——恰克图或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张家口——多伦——贝子庙——北部旗;张家口——四子王旗等。以归化城为出发点的有：归化城——库伦——恰克图;归化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古城;归化城——向西横亘沙漠到新疆。此外还有满洲里——赤峰——经棚和卜魁到海拉尔等路线。
旅蒙商经营活动扫描
旅蒙商在其发展过程中，根据牧民生活生产需要，针对蒙古地区以牧为主、经济单一、居住分散、交通闭塞的特点，形成了两种不同于内地商业的经营方式。一是行商，以推销货物为主，无固定经营地点。每到春季，行商开始出动，他们将蒙民需要的商品装在牛车或驼背上，一般是以三四人或十几个人为一组，直接走包串户，送货上门，在春夏季节把牧民需要的用品赊销出去，并随即将这些用品折算成牲畜或皮毛记在账上，待秋冬季节再去收取畜产品和赊销的利息，并把膘满肉肥的牲畜收上来。大的旅蒙商多是做赊销买卖，小的旅蒙商多是零买零卖。他们经营的范围很广，“上自布匹绸缎，下至茶叶葱蒜”，无所不包。砖茶是蒙古民族的生活必需品，因而是其主营项目，他们会把绸缎布匹裁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供人选购。每年冬至过后，他们还会把包好的饺子冷冻后送到蒙古包。牧区缺医少药，旅蒙商还经营药品，他们把采购的药品分72味、48味、24味包装，每个药包上都有蒙、藏、汉三种文字的说明，供蒙医(主要是喇嘛)给人畜治病用。有的旅蒙商还会用针灸等方法给牧民治疗一般疾病。
在阿拉善盟，一向就有“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建于1730年，今为盟所在地巴音浩特)的说法。祥泰隆这个商号，免费为牧民提供食宿，代购代销货物，并用蒙古族的礼节和习俗给以热情接待。遇有较大的顾主，更是待若上宾。牧民返回时购物。他们可以打开库房让其任意挑选，一般不收现金，只需记下所购商品的名称、数量和价格，以便秋后上门结算。旅蒙商在王府或寺庙附近支帐挂牌，多采用以销换购、赊销放帐等灵活多样的经营方法，吸引当地蒙民来购买商品，并把交易所得的牲畜和畜产品运到边口或内地进行销售。再一是坐贾，这些人改变了春入秋归的贸易方式，在蒙古各地开设固定商业网点，有杂货栈、皮毛栈、牲畜栈、布栈、粮栈、茶栈等。那时候，在归化城、张家口、包头、多伦、海拉尔等边塞城镇，大小货栈林立。
晋蒙边界清水河县老牛湾处的荣泰祥商号旧址
有的大号旅蒙商凭借其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上通清政府，中结王公贵族，并利用这些权势的庇护，将自己贸易触角下伸至每个蒙古包，取得了在蒙古牧区经营商业的特权，开辟了纵贯大漠南北的多条商路，逐渐控制和垄断了内地对塞外蒙古地区商品交易和金融市场，并经久不衰。每年有百万头牲畜，几十万张皮件，数十万斤绒毛和大批的药材、蘑菇通过旅蒙商运销到内地。同时，大量的丝绸、布匹、砖茶、生烟、糖酒等日用品，又通过旅蒙商源源不断地辗转运销运到广袤的草原腹地深处。同治八年以后，旅蒙商又越过中俄边界进入俄罗斯。
在草地经商者必须持有盖有皇帝大印的“龙票”(类似今天的营业许可证)。如蒙古地区最大的一家商号——大盛魁就是这样起家的。康熙指派费扬古(正白旗人，官封侍卫内大臣、抚远将军)统兵驻防杀虎口(现山西右玉县境内)，大盛魁的创始人王相卿等人，就随军服杂役，为部队采购牛羊等生活必需品。军队进驻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均在蒙古国境内，当时称乌里雅苏台为前营，科布多为后营)后，王相卿等人也携带货物随营贸易。大盛魁初期总号就设在前营，后迁归化城。随着贸易的发展，他们的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展，除承办清政府驻前后营的军政人员和大小衙门的供应，还负责协助和联系蒙古王公赴京纳贡等事宜，并贷给所需费用。大盛魁和其他较大的旅蒙商号一样，其业务范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品，如烟酒糖茶绸缎布匹等日常生活生产用品和畜产品;二是货币，如票号、钱庄、当铺等。两者相辅相成，以获取高额利润。随着旅蒙商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清代口外蒙古贸易基本上为“旅蒙商”垄断。归化城成为旅蒙商经营的主要基地之一和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与张家口、包头、多伦同为塞上商城。在其最鼎盛之时，城中有旅蒙商四五十家，最负盛名的便是“三大号”——大盛魁、元盛德、天意德。到清朝末年，大盛魁成为口外地区天字第一号商业集团，其经营范围极广，“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几乎无所不包;下有善玉川茶庄、天顺泰绸布庄、大盛川票号、裕盛厚钱庄等等，伸展到草原的各个角落。在大盛魁极盛年代，从业人员包括长年雇工有六七千人，驮运骆驼上万峰，一般年份贸易总额约白银一千万两。在内蒙古还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复盛公”的创始人乔贵发在乾隆年间离开山西，到萨拉齐厅一带落脚，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开了广盛公票号，即后来复盛公的前身。后来，包头城内共开设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等19个门面，从业人员四五百人，是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号，为包头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创业艰辛百难多
一部旅蒙商的发展史，可以说又是一部充满艰辛的个人和集体奋斗史。
有关旅蒙商做草地生意、走包串户时的情景，在《包头的旅蒙商》一文中，记述了他们自编的顺口溜，说得比较生动具体：“远离家乡忻、代州(今山西原平县、代县)，学习蒙话草地走。草原茫茫无人烟，一步一换踢石头。为避风沙烈日毒，要识星斗来指路。白天住，夜间行，山头盘盘当标记，胡柳依稀寻宿处。顶风霜，踏荒滩，卧冰盖雪战严寒，迷失路径心恐慌。肚肠辘辘缺口粮，风雪飘零无处藏。任凭雨淋风沙打，徒工掌柜一样惨。为了度光阴，咽下万千苦，撵牛放马拉骆驼，拾柴弄火架锅锅。学会蒙语串人家，买卖做到蒙老乡家。态度要好腿要勤，邦蒙老乡做营生。捉羊羔，拴牛犊，为做买卖献殷勤。走到哪里哪里住，蒙老乡家就是安宿处。一进门，先问好，寒喧礼让把茶喝。黄油酪旦奶子茶，炒米盘子面前搁，喝茶吃饭不用钱，你来我往讲互换。讲信用，拉相与(结交同行中的朋友)。欺骗哄人不长久。旅蒙商，结友情，蒙汉亲如一家人”。这是对旅蒙商生活的真实写照。
可以想象，每个行进在旅蒙商路的商人与驼夫都是战士;他们必须应付各种意料之中和预料之外的天灾人祸，雨天的泥泞，雪天的寒冷，半路里杀出来的江洋大盗和流氓劫匪，还有不期而至的病痛折磨。所有这些，都有可能使旅蒙商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就在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博弈中，他们中大部分成了真正的商人，顶了生意，做了掌柜，但同时也必须承担更大的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账房内的运筹，市面上的周旋，各种社会力量的权衡。也正因为有了智慧、运气和各种人为因素的差异，这个群体又逐渐分成若个阶层，大商人运筹帷幄，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指挥着巨额的商业运作;小商人则朝不保夕，在漫漫商途中疲于奔命。那些商界巨子一般都身捐官职，在社会生活中呼风唤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众多小商人自然是大商人的一粒粒棋子和铺路石。
太史公司马迁两千年前即曾断言，天下众生，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旅蒙商艰苦创业，惨淡经营，一度几乎垄断了蒙古地区的贸易和全国票号业务，其目的如同其他商人都以追逐最大限度商业利润为目的。不少旅蒙商利用草原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采取不等价交换的手段，对牧民进行高利盘剥，这种盘剥尤其出现在旅蒙商原始资本积累时期。
值得称道的晋商理念
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一些大的商号开始注意维护商誉，打出“贵忠诚、鄙利己”、“重信义，除虚伪”、“奉博爱、薄嫉恨”等信条与口号，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赤峰县志》上有这样的描述：“商贾昔多晋人，敦信义，重然诺，故迄今犹有三晋之遗风。财物相交虽钜万，唯以片语要约，无契券，无中保，及期而偿，毫厘不爽。苟以失信，人皆相戒，无与交易，圆园中无立足地矣!市廛贸易，尚公平，贵诚实，唯负贩牙侩间或相诈罔利，富商大贾，不屑为也。”这个评价应当是客观可信的。
旅蒙商是中国旧时代的产物，其经营思想和管理经验无不带有旧的色彩。但值得注意的是，旅蒙商在创业过程中非常重视商德建设，平心而论，其创业经历、处世准则和管理方法中深蕴着中国儒学的理念，因此不乏值得借鉴的东西。如：儒学义利观是“重义轻利”，强调“见利思义”、“取利有道”，即“有利可图”，又不“唯利是图”;儒学强调诚信，即孔子讲的“人无信不立”，表现在商业活动中，就是“诚招天下客”，“信用就是金钱”;儒学强调双向关怀，推己及人，这就是“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这些都是儒学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都渗透在旅蒙商的整个经营活动中。旅蒙商在经营实践中，重信义、贵忠诚，要做生意先要做人，把重商立业、以德取财作为立身之本;坚持信誉高于一切，宁肯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扫招牌之事，同行一经成为“相与”，就同舟共济，善始善终;视客户为衣食父母，用周到的服务和灵活多样的销售方式去满足牧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并以可靠的质量赢得客户的信赖;入乡问俗，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实践中选贤任能，不分门户，不徇私情，并用人身顶股的做法协调劳资关系，调动职工积极性;用严格的号规和明确的分工规范股东、经理和职工的行为，并身体力行，赏罚分明。所有这些努力对旅蒙商由起步到走向辉煌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旅蒙商在经营活动中不仅处处体现出儒商文化的特色，而且把关羽虔态地供奉起来，使儒商文化又融合进关帝文化。一个方圆不大的归化城中，就有七座关帝庙，多为旅蒙商所建。仔细分析起来并不奇怪。关羽是三国时的人物，他和诸葛亮一样，他们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罗贯中一枝生花妙笔，在其呕心力作《三国演义》中把关羽描绘成一个集仁、义、礼、忠、孝、中庸等为一身的艺术形象。由于关羽的忠、义思想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着力加以推崇。明、清之际，关羽不断受到敕封。公元1614年，关羽被明神宗封为“三界伏魔大帝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一时间，“关帝庙遍海宇，一村一社处处有之，虽塞垣边障，祠宇亦多”;由于关羽的生平事迹，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有些甚至与道家、佛家信条合拍，因此关羽又成为儒、道、佛三教供奉的人物，使他超凡入圣，由人变神;又由于关羽的一生反映了中国古代平民心目中的英雄要求，人们认为他能显灵降魔、惩恶扬善、扶危济贫、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所以深受海内外华人的崇敬，戏曲舞台的关公剧目也历久不衰;还由于国人一向重视对神灵和祖先的崇拜，加上社会动荡因素和背井离乡谋生之不易，所以许多行帮、会馆都把关羽这个有血有肉、富有人文精神的人物，作为他们同患难、共富贵、生死与共、从而增强自身凝聚力的精神支柱。商家也把关羽奉为“武财神”和信守商业契约之神，相信在他的护佑下，定能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加上关羽是山西运城人，这就更使旅蒙商感到骄傲和自豪，他们自然会用关羽这个典型人物来维系商厦的巩固和繁荣。
旅蒙商的衰落和终结
旅蒙商由辉煌走向衰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腐败的大清王朝在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节节退让，被迫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并使民族工商业受到致命的打击。先是英法等国通过天津、大连等口岸走私运进鸦片和其它商品，在蒙古、青海、新疆等地大量倾销，随之沙俄也乘机从陆路侵入，并获得包括蒙古地区和新疆等地进行贸易概不纳税等种种特权。一时间，日、美、英、法、德等资本势力也相继进入蒙古地区与沙俄争夺贸易权。他们主要通过洋行和汉商买办，大量廉价倾销本国工业品，抬价收购蒙古地区畜产品，旅蒙商自然不是这些外国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竞争的对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外蒙古宣告独立，清朝官吏被赶出蒙古地区，旅蒙商失去了保护伞，其大量资财遭到新政权没收，一些地区出现战乱，使其收不回赊欠的债务。元盛德、天义德商号破产歇业，大盛魁7万匹马、50多万只羊的资产，连本带息化为乌有。再加上列强的经济侵略，众多洋行通过买办商人，向蒙古地方倾销工业品，加速了旅蒙商的衰落。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长达14年的“经济统制”，使旅蒙商纷纷倒闭歇业。1945年内蒙古中东部牧区解放，1949年10月内蒙古全境解放，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大力发展民族贸易，对剩下的少数族蒙商实行限制改造政策，使他们在1956年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旅蒙商二百多年的历史就此终结。
难以泯灭的文化遗存
旅蒙商的那些人那些事儿固然已随着历史滚滚烟尘成为遥远的过往，文化积淀的深厚却使得他们对今日的内蒙古地区的娱乐文化方面的遗留影响仍俯首可拾。
多伦旧城西南有一座典型的黄河文化艺术建筑伏魔宫，它是旅居多伦的旅蒙商于清乾隆十年(1745年)集资兴建的山西会馆。该馆是多伦地区的晋商进行结社、议事、集会、娱乐的场所。戏楼是其中最为精美的部分。每至喜庆节日，晋商会馆必演戏酬神。“商路即戏路”，凡有晋商会馆的地方，就有山西梆子戏的演出。现在内蒙古流传的剧种主要是北路梆子与二人台，这两种都是山西地道的剧种和民间艺术。北路梆子“生在忻州、代州，红在东西两口”。“东口”即河北的张家口，“西口”即杀虎口以西的长城各关口。北路梆子的名角“水上漂”是五台人，他在内蒙古也享有盛名。直到今天，多伦人还特别爱听山西梆子，《十五贯》、《算粮登殿》等都是多伦人爱听的曲目。二人台是一种流行在晋、陕、蒙等地区的地方小戏种，它具有浓郁的生活情趣和地方特色，并深受这些地区群众的喜爱。二人台的代表作“走西口”反映的就是贫苦农民逃荒走口外的人口流迁现象。它最初只是些民歌小调，后来被唱到了地摊、庙会以及宴席上，不断地改进，加上简单的道具，化妆表演，经过老艺人的传承和加工，渐渐登上戏台参加演出。可以说，二人台是由蒙族人创作曲调、汉族人填上词句发展而成的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在蒙族的民间音乐中，它也被称为“蛮汉调”或“蒙汉调”，是蒙汉两族人民文化交流和共同繁荣艺术的见证。
娱乐文化外，其他方面的影响还有很多，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如包头的复盛西巷、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以及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等等。蒙汉人在长期相处、互相学习的基础上还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地方语言，即“蒙古方言”。它是以晋西北口音为基础的汉语，语汇读音和语法特点基本保留了晋西北的语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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