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eph Sywenkyj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巴切萨莱建于16世纪的可汗宫殿，现在成为了一座博物馆。
“我父亲就那样死在了异乡。我知道必须回到故乡去寻找我的根，虽然我从没见过克里米亚。没想到，从乌兹别克斯坦回家的路竟然那么漫长。”
60岁的蒂利亚拉.塞特维列娃(Dilyara Seytvelieva)的语调平和，笑脸上并无阴影。若有人期望在她身上找到一个沉重的鞑靼受害者形象，注定要大失所望。过往的残酷岁月似乎并没成为她的重负。她坐在自家小旅社的土耳其式凉亭里，将茶水和传统干果一字排开，在此可以俯视山坡下的克里米亚巴切萨莱旧城区。
Joseph Sywenkyj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巴切萨莱建于16世纪的可汗宫殿，现在成为了一座博物馆。
“我父亲就那样死在了异乡。我知道必须回到故乡去寻找我的根，虽然我从没见过克里米亚。没想到，从乌兹别克斯坦回家的路竟然那么漫长。”
60岁的蒂利亚拉.塞特维列娃(Dilyara Seytvelieva)的语调平和，笑脸上并无阴影。若有人期望在她身上找到一个沉重的鞑靼受害者形象，注定要大失所望。过往的残酷岁月似乎并没成为她的重负。她坐在自家小旅社的土耳其式凉亭里，将茶水和传统干果一字排开，在此可以俯视山坡下的克里米亚巴切萨莱旧城区。
我春季的时候前往克里米亚，作为乌克兰的自治共和国，民居保持着两三百年前的原貌，中间伸出了不少清真寺宣礼塔的尖顶。小路上头戴鞑靼式圆帽的老人赶着驴车，大声吆喝着跟在后面的孩子。黄昏在鸡叫与犬吠声中渐渐降临，春天的暖风吹起了尘土。
自几个世纪前随蒙古大军来到克里米亚，鞑靼民族在这温暖的半岛上生息繁衍，为这片土地刻上了不同于北方斯拉夫文化的印痕。旧城中心是建于17世纪的克里米亚汗国王宫，奥斯曼和鞑靼传统融合的杰作：土耳其式的四方形建筑、圆角木制屋顶和圆拱回廊，以鞑靼人的彩绘艺术装饰外墙。当年臣服于奥斯曼帝国的可汗们在受到波兰、立陶宛、俄罗斯和乌克兰哥萨克四面包围的困境中，仍然倾向于享受生活的浪漫情调。似乎难以想象，为了今日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仅为双脚在这片故土上站立，鞑靼人付出了血泪的代价。
1944年5月，仍属于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一部分的克里米亚遭遇了一场劫难。斯大林以克里米亚半岛鞑靼人在二战时与德国合作为由，把鞑靼人居民强逼流放到中亚，大约46%被流放的人死于饥饿或疾病，其余的人直到数十年后才获准返回克里米亚半岛。
5月的一天凌晨，在巴切萨莱，蒂利亚拉的父母从睡梦中被敲门声惊醒，内务人民委员会武装破门而入，命令他们立刻收拾行李出发。他们被强行送上卡车，并不知道在邻近的渔村，鞑靼渔民被赶上小船，在海上惨遭屠杀。国防委员会在斯大林授意下要将他们全数驱逐到他们最初起源的中亚地区。他的真实目的其实是将这些“不可信任的民族”从黑海边疆铲除，以保证苏联的安全。
蒂利亚拉的父母和15万克里米亚鞑靼人被送往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其余人被送往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等地的古拉格，两千多户鞑靼家庭因此永远离散。
时值炎夏，列车密不透风，虱子和跳蚤像下雨一样落在人们身上。疾病和死亡在车厢内蔓延。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停车时将尸体（多数是老人和孩子）抛出车外，却不对车厢做任何消毒处理。大多数人在几天的旅程中没有得到任何食物和水，有人因干渴而神经失常。六千多人死于这些地狱列车上。
不幸中的大幸，蒂利亚拉的父母并未失散，他们如牲畜一般被运进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一处偏远村庄的定居点，被检查站、路障和铁丝网隔离起来。人们需要每个月在当地警察处登记，以防有人逃跑。住在四处漏风的土房或防空洞里，他们衣不遮体，甚至不得已冬天赤脚在户外劳作，往往两三天才能等来几块面包。他们对当地疾病的免疫能力低下，又缺乏基本的医疗服务。
走过地狱般的年月，蒂利亚拉的父母仍然幸存了下来。1952年，蒂利亚拉出生在乌兹别克斯坦。幸运的是，当她成年，形势已大为松动。定居点的铁丝网被拆除了，虽然不允许返回克里米亚，但鞑靼人已经可以自由活动。蒂利亚拉进了塔什干大学攻读机械工程，在那里她第一次感受到苏联是如何试图在文化上消灭自己的民族。“当然，没人能禁止你在自己家里讲鞑靼语。但我认为如果要消灭一种语言，不需要刻意去禁止它，只需要切断它繁荣的渠道。政府规定鞑靼人不得以鞑靼语接受教育，如此一来，我们渐渐无法用鞑靼语思考和表达复杂的问题，然后越来越依赖俄语。这才是最有效的消灭。”蒂利亚拉说。在这有计划的种族灭绝中，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母语、学校和媒体。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写过，80年代初克里米亚鞑靼人在克里姆林宫墙边举行大规模示威，喊道：“失去故土，毋宁死！”为了返回克里米亚，鞑靼人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维权运动。
1980年，蒂利亚拉的父亲去世，至死也未能再见魂牵梦萦的故乡。蒂利亚拉和丈夫决心不顾禁令返乡，但行到阿塞拜疆的巴库就被当局阻止。他们和成百上千急切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一起滞留在巴库，失望和愤怒急剧蔓延。少数人成功到达克里米亚，却被拘捕和遣返。
1989年，叶利钦签署法令，准许克里米亚鞑靼人返乡。1992年，蒂利亚拉一家终于回到了巴切萨莱。他们归来的路甜蜜而坎坷，家园早已被俄罗斯族占据，他们不得不栖身于简易房和报废大巴中，与当地民众的敌意和新乌克兰共和国政府的官僚主义作持久战。
多年来，约25万人返回克里米亚，其中几千户鞑靼家庭未得到政府的安置，城镇周围的野地里至今遍布着他们搭建的简易棚屋，如丑陋的伤疤般无法忽略。近几年的国际人权组织报告显示，克里米亚鞑靼人仍受到语言、宗教和文化的歧视。放逐的历史造就了他们坚固的集体认同，但比放逐更难承受的，是故乡的失落。
蒂利亚拉一家或许是最幸运的：凭着聪明和奋斗做大了生意，盖了大房子，开了旅馆和饭店，长子哈佛大学毕业，在欧洲一家大银行工作。但最让她骄傲的是，三个孩子的鞑靼语都很流利，这在年轻人中不多见。“有一次我说俄语，他们打断我：为什么不和我们说鞑靼语呢？俄语听不懂。真是好样的，”蒂利亚拉抑制不住得意。她认为黑暗的过去并没什么值得一谈，重要的是现在生活已回馈了他们的等待和忍耐。
巴切萨莱的山谷并不险峻壮丽，东西融合的旧城虽有风情，但年久失修且不比伊斯坦布尔之类名城的壮丽和幽深。对外人而言，这或许是一片不值得流连的风景。唯有入夜时分，满天星辰与城内星星点点灯火交织，寂静的街巷和宣礼塔将时光留驻在古老年月；对克里米亚鞑靼人而言，这片土地是生命里魂牵梦絮的全部，哪怕他们至今仍跋涉在回家的漫漫长路上。和克里米亚历史上的许多民族一样，他们曾为生计来到这个黑海的半岛，在欧亚草原的夹缝中生存。而后世事变迁，他人来了又去，他们的命运却逐渐深深根植于此，他乡成为了永恒的故乡。
我春季的时候前往克里米亚，作为乌克兰的自治共和国，民居保持着两三百年前的原貌，中间伸出了不少清真寺宣礼塔的尖顶。小路上头戴鞑靼式圆帽的老人赶着驴车，大声吆喝着跟在后面的孩子。黄昏在鸡叫与犬吠声中渐渐降临，春天的暖风吹起了尘土。
自几个世纪前随蒙古大军来到克里米亚，鞑靼民族在这温暖的半岛上生息繁衍，为这片土地刻上了不同于北方斯拉夫文化的印痕。旧城中心是建于17世纪的克里米亚汗国王宫，奥斯曼和鞑靼传统融合的杰作：土耳其式的四方形建筑、圆角木制屋顶和圆拱回廊，以鞑靼人的彩绘艺术装饰外墙。当年臣服于奥斯曼帝国的可汗们在受到波兰、立陶宛、俄罗斯和乌克兰哥萨克四面包围的困境中，仍然倾向于享受生活的浪漫情调。似乎难以想象，为了今日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仅为双脚在这片故土上站立，鞑靼人付出了血泪的代价。
1944年5月，仍属于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一部分的克里米亚遭遇了一场劫难。斯大林以克里米亚半岛鞑靼人在二战时与德国合作为由，把鞑靼人居民强逼流放到中亚，大约46%被流放的人死于饥饿或疾病，其余的人直到数十年后才获准返回克里米亚半岛。
5月的一天凌晨，在巴切萨莱，蒂利亚拉的父母从睡梦中被敲门声惊醒，内务人民委员会武装破门而入，命令他们立刻收拾行李出发。他们被强行送上卡车，并不知道在邻近的渔村，鞑靼渔民被赶上小船，在海上惨遭屠杀。国防委员会在斯大林授意下要将他们全数驱逐到他们最初起源的中亚地区。他的真实目的其实是将这些“不可信任的民族”从黑海边疆铲除，以保证苏联的安全。
蒂利亚拉的父母和15万克里米亚鞑靼人被送往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其余人被送往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等地的古拉格，两千多户鞑靼家庭因此永远离散。
时值炎夏，列车密不透风，虱子和跳蚤像下雨一样落在人们身上。疾病和死亡在车厢内蔓延。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停车时将尸体（多数是老人和孩子）抛出车外，却不对车厢做任何消毒处理。大多数人在几天的旅程中没有得到任何食物和水，有人因干渴而神经失常。六千多人死于这些地狱列车上。
不幸中的大幸，蒂利亚拉的父母并未失散，他们如牲畜一般被运进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一处偏远村庄的定居点，被检查站、路障和铁丝网隔离起来。人们需要每个月在当地警察处登记，以防有人逃跑。住在四处漏风的土房或防空洞里，他们衣不遮体，甚至不得已冬天赤脚在户外劳作，往往两三天才能等来几块面包。他们对当地疾病的免疫能力低下，又缺乏基本的医疗服务。
走过地狱般的年月，蒂利亚拉的父母仍然幸存了下来。1952年，蒂利亚拉出生在乌兹别克斯坦。幸运的是，当她成年，形势已大为松动。定居点的铁丝网被拆除了，虽然不允许返回克里米亚，但鞑靼人已经可以自由活动。蒂利亚拉进了塔什干大学攻读机械工程，在那里她第一次感受到苏联是如何试图在文化上消灭自己的民族。“当然，没人能禁止你在自己家里讲鞑靼语。但我认为如果要消灭一种语言，不需要刻意去禁止它，只需要切断它繁荣的渠道。政府规定鞑靼人不得以鞑靼语接受教育，如此一来，我们渐渐无法用鞑靼语思考和表达复杂的问题，然后越来越依赖俄语。这才是最有效的消灭。”蒂利亚拉说。在这有计划的种族灭绝中，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母语、学校和媒体。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写过，80年代初克里米亚鞑靼人在克里姆林宫墙边举行大规模示威，喊道：“失去故土，毋宁死！”为了返回克里米亚，鞑靼人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维权运动。
1980年，蒂利亚拉的父亲去世，至死也未能再见魂牵梦萦的故乡。蒂利亚拉和丈夫决心不顾禁令返乡，但行到阿塞拜疆的巴库就被当局阻止。他们和成百上千急切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一起滞留在巴库，失望和愤怒急剧蔓延。少数人成功到达克里米亚，却被拘捕和遣返。
1989年，叶利钦签署法令，准许克里米亚鞑靼人返乡。1992年，蒂利亚拉一家终于回到了巴切萨莱。他们归来的路甜蜜而坎坷，家园早已被俄罗斯族占据，他们不得不栖身于简易房和报废大巴中，与当地民众的敌意和新乌克兰共和国政府的官僚主义作持久战。
多年来，约25万人返回克里米亚，其中几千户鞑靼家庭未得到政府的安置，城镇周围的野地里至今遍布着他们搭建的简易棚屋，如丑陋的伤疤般无法忽略。近几年的国际人权组织报告显示，克里米亚鞑靼人仍受到语言、宗教和文化的歧视。放逐的历史造就了他们坚固的集体认同，但比放逐更难承受的，是故乡的失落。
蒂利亚拉一家或许是最幸运的：凭着聪明和奋斗做大了生意，盖了大房子，开了旅馆和饭店，长子哈佛大学毕业，在欧洲一家大银行工作。但最让她骄傲的是，三个孩子的鞑靼语都很流利，这在年轻人中不多见。“有一次我说俄语，他们打断我：为什么不和我们说鞑靼语呢？俄语听不懂。真是好样的，”蒂利亚拉抑制不住得意。她认为黑暗的过去并没什么值得一谈，重要的是现在生活已回馈了他们的等待和忍耐。
巴切萨莱的山谷并不险峻壮丽，东西融合的旧城虽有风情，但年久失修且不比伊斯坦布尔之类名城的壮丽和幽深。对外人而言，这或许是一片不值得流连的风景。唯有入夜时分，满天星辰与城内星星点点灯火交织，寂静的街巷和宣礼塔将时光留驻在古老年月；对克里米亚鞑靼人而言，这片土地是生命里魂牵梦絮的全部，哪怕他们至今仍跋涉在回家的漫漫长路上。和克里米亚历史上的许多民族一样，他们曾为生计来到这个黑海的半岛，在欧亚草原的夹缝中生存。而后世事变迁，他人来了又去，他们的命运却逐渐深深根植于此，他乡成为了永恒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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