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渝川 2013年06月28日
所评图书：
书名：《忽必烈的挑战》
作者：（日）杉山正明
译者：周俊宇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6月第一版
蒙古崛起前，亚欧大陆分布着大量的彼此联系甚少的农牧文明国家。不少历史学者都笃信几百年来传续下来的说法，即蒙古铁骑的横扫，破坏了前述多个文明国家，让经济、技术、社会文化、政治传统都发生了巨大倒退，带来了可憎的暴力、破坏、杀戮、抢夺、蒙昧、野蛮、粗暴、邪恶、放纵。一些史学家在评论此后欧洲殖民者在美洲新大陆的粗暴行径时，也常常将之称为“又一批蒙古侵略者”。
知名历史学家、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杉山正明认为，这些说法并不公允。在他看来，蒙古帝国的侵略扩张之路，尽管的确带来了恐怖和杀戮，但无论是在中国、中亚、俄罗斯，还是近欧地区，破坏性并不显著高于其他时期的侵略者和专制统治者。非但如此，与蒙古帝国的形成对世界文明史的促进意义而言，其破坏性要放在其次。杉山正明在所著的《忽必烈的挑战》一书中坚称，蒙古帝国是一个推崇重商主义和贸易，重视技术发明、创新及其应用，包容各种族各种宗教信仰，以能力至上的帝国；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的几任大汗，一步步明确了帝国扩张的思路，而忽必烈有意识的整合蒙古帝国旗下几大汗国的力量，朝着既定目标又迈出了一大步。也就是说，蒙古帝国的本质并不是所谓的“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的草莽政权，而是以海陆贸易、重商主义为基石和武力为辅助的第一个拥有明晰全球化意识的帝国。
那如何解释蒙古帝国在中国地区和亚欧其他地区霸权迅速瓦解的事实呢？杉山正明指出，蒙古帝国是一个早产的帝国，支撑其帝国统治特别是帝国驾驭旗下各大汗国、汗国驾驭再底下的王国和地方军阀的技术手段仍显落后，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技术水平尚不足以让蒙古帝国所占领的辽阔疆域真正形成彼此联系的全球化产业链。这种背景下，蒙古帝国中晚期在欧亚各地都迎来了长达数十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使得原先可以用于维系帝国统治的秩序不可避免走向了崩塌。
杉山正明是在他所著的《忽必烈的挑战》一书中，相对完整的阐述了上述论点。他首先论证指出，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伊朗等地区，在蒙古帝国的扩张统治过程中并没有受到过太过严重的损害。他以多部描绘了元代中国商业繁荣的著作的记述为证，指出蒙古军队在灭金之后在讨伐南宋时，政治纪律和军队纪律已大为提高，有意保持南方中国的人口和商业繁荣；相对应的是，在明初，由于战乱和杀戮，包括北京等中国城市的人口和商业才出现了大幅度的凋敝。杉山正明认为，蒙古帝国统治者看重能吏，重视商业，确实不重视对传统士人的使用，造成好几代知识分子的失落。他还以同样的方式论证指出，蒙古帝国在伊朗等中亚地区的统治，并未出现广泛的“大杀戮”，相反还促进了文化艺术工艺多个领域的大繁荣；蒙古帝国掌控后，俄罗斯才从一片辽阔的荒原与零星的城邦小国，转型为地区性的王国。所谓蒙古（鞑靼）的压迫一说，只是后来的俄罗斯政治家与史学家们为了强化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而作的夸大。
《忽必烈的挑战》一书用了一定的篇幅来叙述蒙古帝国的起家、几大汗国势力范围的形成，继而转向对“忽必烈的崛起”的全方位描述。书中特地提到，在忽必烈从兄长蒙哥那里继承汗位之前，他的策士集团就包括各种族、各民族、各种宗教信仰的精英，很好的体现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思路。而当忽必烈继承汗位后，不得不面对其他几大汗国自立的现实，要将这些汗国重新整合到蒙古帝国之中，单靠武力讨伐或震慑是远远不够的，就需要“创造一个持续给他们带来旁人所不能带来的财富……所有的蒙古成员都会继续将忽必烈及其血脉的权力，作为蒙古大可汗来拥护”。忽必烈选择将中国全境纳入手中，“创造出一个可以联结草原世界与中华世界这两个异质世界的新国家形态与结构”，然后用掌控内陆通商的穆斯林商业势力来帮助帝国实现目标。杉山正明在书中特意强调，忽必烈建造的元大都及周边城市圈、相关的水利、军事、运输工程，目的都是为了让蒙古帝国的首都可以真正发挥起牵引整个帝国商业力量和政治控制力中心的作用。
忽必烈在击溃南宋流亡小朝廷后，开始筹建庞大的海洋舰队，而服务于通商的造船业也开始在泉州等地再度兴旺。受到忽必烈重用的穆斯林商人们，甚至创造出被称为“斡鲁脱克”的公司，出现了覆盖通商、运输、金融、征税、均需等多个领域的“综合公司”。蒙古帝国极力推动海陆商贸，国家收入也来自商业利润，为此还建立了专门服务商业的国家机构、历史性的取消了帝国境内的商品过路税。
最让人吃惊的是，20世纪中叶后才在全球变为普世共识的“多种族、多元化平等共存”思想，恰恰是蒙古帝国时期就已经采取的既定统治原则。帝国依赖穆斯林商人，旗下的旭烈兀汗国也已经实现了伊斯兰化，但本身的宗教性都很淡薄。杉山正明指出，蒙古帝国体现出了“近代精神”——近代精神，“无论好坏皆以自宗教脱离为必要条件。蒙古时代后半期的世界，是在‘近代’以前非常罕见地，国家及证券都共通为即物主义、合理主义、重视现实的风潮所笼罩的世界。而且，对于与自我相异的存在、文化、价值观的排他性与攻击性，并不如今日严重。混血政权蒙古为中心的政治与经济带来的异文化共存、多元化社会的状态变得理所当然且恒常化”。
本文发表在《北京青年报》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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